香港小巴司機潮文源自一篇刊登在人車誌討論區的文章《極速傳說》，內容諷刺亡命小巴，有關文章經網民轉載後，成為一篇潮文。
------------------------------------------------------------------------------------------
香港公共交通之中有兩個「極速傳說」: 一是最高平均圈速，二是過灣最高速。
先說小巴， 香港公共小巴一定勁過一級方程式麥拿倫車隊！
要講最高平均圈速，一定係小巴佬勁，以旺角上海街至荃灣千色店這條高搭客流量熱門路線為例，在非繁忙時間如半夜零時打後，只須十分鐘以下便能完成一「圈」。 而在繁忙時間如下午四時至七時也只須十五分鐘以下！ 快得驚人，實在為一眾打工仔省回不少下班回家的保貴時間。
香港小巴司機實在是道路上的專業「車手」！ 他們除了快，還敬業樂業，對架駛技術鑽研一絲不苟！
小巴司機真正能夠在路上做到許多「車手」夢昧以求或自以為已能掌握的飄移動作技術。
小弟親身坐過一輛由旺角到荃灣的小巴，在途經美孚天橋以八十多公里越過行車線時， 就漂亮地示範了上述的飄移「甩尾」動作，
全車乘客皆報以張口無聲的「驚嘆」！
東洋熱賣動畫「頭文字丁」中所不斷吹虛的所謂「公路最高速理論」其實早已被香港小巴司機實現了。
「公路最高速理論」並不在「秋名山下坡道」由某豆腐速遞員在他那輛「甲戊八十六」達成，
而是在青山公路、屯門公路、龍翔道、及西九龍走廊等公路由香港小巴司機在他們的豐田「高士打」達成。 香港小巴司機的「快」是貫切始終的！
他們不止在行車時快， 甚至連上落客的速度也精益求精， 尤其是在深夜乘搭小巴時更見真章。
在深夜乘搭小巴上車的時候， 小巴司機永不會把小巴停定讓你慢慢踏進車廂。 你首先要有上車的決心。 你必先要自己向著小巴移動的同一方向助跑數步，
到小巴稍慢下來而小巴閘門移近閣下身軀之時， 你便要立即順勢跳上小巴閘門。 當司機「大佬」感覺到你已有一隻腳踏了進車廂之時，
不管你身體還有多少分之部位未「完全」進入車廂， 司機「大佬」穿著涼鞋的右腳早已在油門上壓下，
然後左腳一下離合器後左手上下兩個動作已把波箱推進三擋， 車速在三秒後回復至司機「大佬」未見閣下舉手截車之前。
而剛跳進了車廂，身體仍在半凌空狀態的你亦不須花費絲毫腳力行到座位，
因為「牛頓第一慣性定律」仍未適用於凌空的你和移動中的小巴；在司機加油，小巴急速向前時的去勢及衝力己把閣下身軀「甩」到最近既座位上，
緊妥地將閣下背部牢牢貼在椅背上面， 在「牛頓第一慣性定律」生效前絕塵而去。
同樣地亦因為懂得充份利用這條「牛頓第一定律」， 小巴司機甚少須要自己動手去拉閘門開關制。
小巴收慢前的高速加上接載閣下時的急速剎車的逆向動力足已把小巴閘門向前彈開；同樣地， 在接載閣下後小巴急劇加速又把閘門向後拉平關掉。
閘門配合車速開關過程可靠而有效率， 亦同時地免卻正高速奔馳的小巴司機危險地分神去理會閘門開關這等閒事。 「牛頓第一定律」的作用還在小巴沒有完，
在閣下下車時亦發揮作用； 司機急速剎車時再次把閘門彈開、 同時地亦把沒有扣上安全帶這多餘設備的閣下「送」到車門位置，
接著以間碟特務交收機密菲菻般純熟手法把一枚十完硬幣「黐」到司機在手掌中，
而有十多年工餘時麻雀耍樂鍛練的司機亦已憑他那敏銳的指尖「甩」出了那個是香港十完硬幣一枚，沒少沒多，不需找贖。
在你收回那付車資的右手同一時間你早己從閘門跳出那當然不會停定的車廂。 由你背部離開坐位， 到你雙腳踏在街上的整個過程不需三秒，
落車過程有如二次大戰美軍第101空降師大兵哥們跳出「丙45」型連輸機般那麼瀟灑流暢！ 假若解放軍有日要在香港徵招傘兵的話，
香港人一定不會令祖國失望。 小巴司機們有著這樣高效率的上落客模式， 作為這樣高效率公共交通工具乘客的閣下理應盡量配合司機們；
就是在上車那刻你大概已經必須準備叫定 "XX有落！" 不要延誤小巴高效能暢順連作。 而能那麼充份在日常生活中利用「牛頓第一定律」，
全港中學物理學科早應以小巴運作為實用教材， 由物理科教師半夜帶領學生實地考察， 或招請小巴司機為物理學科客席講師。
除了飄移技術爐火純青之外，專業的小巴司機也對他們的愛駒設備很有要求。
我有幸乘搭過一架由彩虹至荃灣的紅色小巴，司機是個有胡子的長髮壯漢，他的小巴設備可真與別不同；架駛席設有著名賽車品牌「列卡鵝」桶椅一張，軑盤是有別
於一般小巴的真皮三幅式賽車軑盤，還設有手快速轉檔專用的短身波棍。
而車廂設備也實在厲害；車廂地板鋪上的並不是一般的放滑軟膠或坑紋鋼板，而是舒適的厚身地毯。
近車頭左方空間更裝了一整套完備的「強活」高頻立體聲音響系統連高、中、及低音大型揚聲器。
整架車廂的設備比起許多東南亞所謂豪華旅行團所供應的旅遊巴士還要豪華， 而車資卻沒有比起同一路線的其他無同等設備小巴多收分文。
那一次的彩虹至荃灣之旅可算是我人生乘搭過的中巴最高享受一次。
如此敬業樂業，技術超群，而又不計付出的小巴司機，理應受香港的旅遊發展局大力推廣，成為具香港地方特色的指定交通公具之一。 (有圖為證)
而一眾崇尚飆車的年輕架駛一族也應向香港小巴司機學習。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空氣動力學。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定風翼。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大包圍」。
小巴司機不需19吋合金輪圈。
小巴司機不需可變氣門正時揚程電子控制系統。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大尾齒輪。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排氣蕉或中至尾喉。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防滾架。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搭頂杆。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咬牙避震。
小巴司機不需什麼石橋或米芝蓮。
小巴司機靠的就是技術。
不要再把什麼什麼豆腐店的招牌貼在自己的車身上。 勉強要貼的話， 請支持本地車手， 貼個「旺角至荃灣」或「十元」的膠牌在自己坐架的擋風玻璃後吧！
另一理應受推廣的香港地方特色交通公具就是上述過灣最高速的香港雙層巴士。 受先天設計體積及服模式務所限，巴士的平均圈速沒有可能跟小巴比較。
但論攻灣的速度及技巧上， 巴士司機絕對比小巴司機有過之而無不及。
尤其是現在的「新世界巴士公司」或以前的「中華巴士公司」來住港島半山及港島南區那一眾路線的司機。
以上所提及路段以路斜、陝窄、灣多且急著名。而上述司機大佬們卻能以一般私家車甚至高性能房車也不敢嘗試的速度去把體積龐大且笨重的巴士車身衝過各危險灣
角， 實在是能人所不能， 七次世界一級方程式冠軍德國車手米高舒密加看見也可能背透冷汗。
在由港島金鐘至海洋公園的巴士上， 大有可能未到達海洋公園便已能一嘗過山車般驚險剌激的滋味。 你若是坐在巴士上層的話， 更有可能在一個急速灣角之後， 由巴士上層左排的坐位， 被「送」到右排的坐位， 比笨豬跳還好玩！
香港迪士尼如
果有意興建一個具有香港特色的過山車機動遊戲， 大可以考慮以小巴或雙層巴士為藍本。 或可聘請一團隊的香港小巴，
重新包裝車廂用來作香港迪士尼接送專車， 讓各方遊客未到香港迪士尼已經感受到香港迪士尼與別不同的驚險剌激， 不可少看！
而政府亦根本不須勞師動眾，大灑金錢去興建那既昂貴又不可靠，而又欠缺本地特色的昂坪「三轆玲」來吸引遊客。 只須把香港雙層巴士或小巴引入大嶼山便可以少於昂坪「三轆玲」的價錢達至過於昂坪「三轆玲」的功效， 亦同時擴大了香港巴士及小巴「車手」們實行其「公路最高速理論」的空間，功德無量！
Thursday 15 November 2012
火腩飯潮文 : 高登
我每食完一碟火腩飯之後都會同我女朋友講分手因為我知道, 佢已經唔再明白我
佢唔知道我o係茶記所經歷過既有幾多
佢問我食乜, 我真係唔想答佢
日本野? 秦國野? 真係敷（膚）淺
究竟我仲可以繼續忍受自己既伴侶將d生既肉放入口
每舊火腩都經過紅紅烈火，百度高溫
係經過歷煉, 係經過漫長既試鍊
每一舊都有佢既歷史，佢既故事
魚生究竟有d乜? 根本就好似d白痴港女錦（咁）, 一無所知, 戇鳩鳩, 生勾勾
我恨我既人生唔可以好似火腩錦
搵到咁多好既伴侶, 豆腐, 涼瓜, 冬瓜, 枝竹..各有特色
亦搵唔到咁多知音人,
有時侯, 我自己一個坐o係茶記食火腩飯
我覺得自己係孤獨, 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冇人明白我
我叫左枝青島, 我望住杯入面黃色既啤酒
我望唔透, 我望唔清究竟呢個世界仲有幾多野我係掌握到
我好迷茫
我離開間茶記, 我俾錢既時侯發覺有個OL食緊枝竹火腩飯
我望住佢, 佢望住我
我地互相點點頭
我好感動, 原來呢個世界仲有人係同我有相同既諗法
我忍住淚水
走出茶記, 點起支煙,
頭都冇回就走返屋企
或者個OL會問, 點解我放棄呢一段咁難得既姻緣
我唔知道
o係呢一刻
我覺得我係一個浪子
黃子華：「事實上我每一個賭馬日，我賭完馬我都會同當時既女朋友分手，因為每一次跑完馬，
我都知道果個女仔已經唔可以明白我所經歷過既係幾咁多………」
黃子華：「但係我並無留下，一到站我就落左車，我知道個女仔會好難過。佢會唔明白點解我會
眼白白放棄一段咁難得既姻緣！」
Thursday 1 November 2012
梁文道：好戰的人
【新世紀】好幾回在印度和人家說起我來自中國，都會遇見當地人用一種略為誇張的聲調回應：「哦！中國，非常強大。」他們偶爾還要弓起手臂，做肌肉賁張狀，
以示中國的強大。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這種姿態不一定意味著欽羨，反而可能是種不滿，甚至恐懼。恐懼？他們為什麼要恐懼呢？其中一個理由是：「你們入侵過我
們，還打贏了我們，尼赫魯就是這樣被氣死的。」撇開雙方歷史觀點的差異不談，我感興趣的地方在於，為什麼不少印度人都還記得數十年前那場戰爭，反倒是作為
「勝方」的中國，要是不說，一般人恐怕還真意識不到這段往事呢。
不僅印度「害怕」中國，從日本往南一直數到印尼，這些國家的國民對中國的觀感也常常混雜了一絲恐懼，他們似乎也在擔心中國的強盛，不曉得中國將來會怎樣對 付他們。這等局面真是令人訝異。我們中國深秉孔孟之道，不是一向主張「以和為貴」嗎？在官方的外交辭令裡面，我們總是聽到一再重申「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 的」。是呀，我們如此「和諧」，你們幹嗎要害怕我們呢？但不管怎樣，他們就是害怕，所以，我們便能夠理解這些地區和美國來往密切的原因了。儘管我們的網民 時常批評他們和美國「勾結」，但我們不太會去想到他們「勾結」背後的動機，而只是看到了美國人的「險惡用心」。
反過來說，中國網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也是夠奇怪的。每次遇到保釣之類的對外糾紛，網上最常見的一個說法，便是「中國人不能再給別人欺負」；或者，「我們早 已不是當年那個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大家知道，順著這條思路談下去，接著大概便會談出這樣的話：「軍隊不能光說不練，該出手時就得出手」，「我們不 能一味忍讓，必須亮劍」，「再不開打，就太沒血性了」等等。
我不曉得除了極端武裝勢力的跟隨者之外，其他國家有沒有我們看到的這麼多熱衷於戰爭的網上言論，平時研究軍備進展，假想未來國際局勢裡面的戰略規劃；非常 時期則反覆進言國家用兵，甚至痛斥各種和平方案的不夠「血性」。要是東亞地區的百姓都懂中文，我猜他們一定會更加害怕中國。
最好玩的是我們這類話語背後假設了一個一直被人欺負、長年積弱的中國；更假設了中國政府總是「光說不練」，太過和平。但這些假設站得住腳嗎？回顧中華人民 共和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不僅和印度打過一仗，也不僅和越南打過一仗；甚至早在它剛剛成立沒多久，腳跟都還沒站穩的時候，便主動出境搦戰世界第一強權美國。 到了1969年，這個國家又和另一個超級強權翻臉，在珍寶島一役上戰勝蘇聯。請問這個地球上還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分別在二十年內和「冷戰」雙方的老 大干過一場，並且幹得有聲有色？這樣的國家能夠叫做長年積弱、不敢武鬥嗎？
由此可見，東亞周邊地區對中國的恐懼並非毫無來由，而中國也實在不像我們口中所說的那麼虛弱和氣。但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感到不滿，覺得我們「不敢打不能 打」呢？我猜這裡面的關鍵並不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軍事經歷，也不在我們今天是否真的太過柔軟，而在於大家心中的期待。一般而言，現在這個世界很少有人會像古 羅馬那樣，把軍事勝利和對外征服視作不證自明的榮譽甚至義務；今天的好戰言論比較喜歡從防衛的角度出發，例如美國的右翼，總是把侵略戰爭形容成預先防禦。 而中國的情況則是進一步強調自己的歷史恥辱，誇大自己被人瞧不起的「現狀」；然後才能反過來為戰爭賦上吐氣揚眉的正當地位。簡單地說，那便是先把自己描繪 成一個不堪的弱者，方得伸張一戰洗恨的必要。
雖然官方極力為中國營造一個和平愛好者的形象，但是從民間輿情上看，有些國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和平。在這類格外響亮、格外引人注目的好戰話語裡面，戰爭 的暴力成了一種和「血性」與「骨氣」相關的雄性氣概，成了一種愛國熱情的真正表達。與其說他們非常在乎現實中的中國與國際情勢，倒不如說他們真正關注的是 一個想像中的我武惟揚的壯美圖景。
不僅印度「害怕」中國，從日本往南一直數到印尼，這些國家的國民對中國的觀感也常常混雜了一絲恐懼，他們似乎也在擔心中國的強盛，不曉得中國將來會怎樣對 付他們。這等局面真是令人訝異。我們中國深秉孔孟之道，不是一向主張「以和為貴」嗎？在官方的外交辭令裡面，我們總是聽到一再重申「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 的」。是呀，我們如此「和諧」，你們幹嗎要害怕我們呢？但不管怎樣，他們就是害怕，所以，我們便能夠理解這些地區和美國來往密切的原因了。儘管我們的網民 時常批評他們和美國「勾結」，但我們不太會去想到他們「勾結」背後的動機，而只是看到了美國人的「險惡用心」。
反過來說，中國網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也是夠奇怪的。每次遇到保釣之類的對外糾紛，網上最常見的一個說法，便是「中國人不能再給別人欺負」；或者，「我們早 已不是當年那個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大家知道，順著這條思路談下去，接著大概便會談出這樣的話：「軍隊不能光說不練，該出手時就得出手」，「我們不 能一味忍讓，必須亮劍」，「再不開打，就太沒血性了」等等。
我不曉得除了極端武裝勢力的跟隨者之外，其他國家有沒有我們看到的這麼多熱衷於戰爭的網上言論，平時研究軍備進展，假想未來國際局勢裡面的戰略規劃；非常 時期則反覆進言國家用兵，甚至痛斥各種和平方案的不夠「血性」。要是東亞地區的百姓都懂中文，我猜他們一定會更加害怕中國。
最好玩的是我們這類話語背後假設了一個一直被人欺負、長年積弱的中國；更假設了中國政府總是「光說不練」，太過和平。但這些假設站得住腳嗎？回顧中華人民 共和國六十多年的歷史，不僅和印度打過一仗，也不僅和越南打過一仗；甚至早在它剛剛成立沒多久，腳跟都還沒站穩的時候，便主動出境搦戰世界第一強權美國。 到了1969年，這個國家又和另一個超級強權翻臉，在珍寶島一役上戰勝蘇聯。請問這個地球上還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分別在二十年內和「冷戰」雙方的老 大干過一場，並且幹得有聲有色？這樣的國家能夠叫做長年積弱、不敢武鬥嗎？
由此可見，東亞周邊地區對中國的恐懼並非毫無來由，而中國也實在不像我們口中所說的那麼虛弱和氣。但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感到不滿，覺得我們「不敢打不能 打」呢？我猜這裡面的關鍵並不在中國現代史上的軍事經歷，也不在我們今天是否真的太過柔軟，而在於大家心中的期待。一般而言，現在這個世界很少有人會像古 羅馬那樣，把軍事勝利和對外征服視作不證自明的榮譽甚至義務；今天的好戰言論比較喜歡從防衛的角度出發，例如美國的右翼，總是把侵略戰爭形容成預先防禦。 而中國的情況則是進一步強調自己的歷史恥辱，誇大自己被人瞧不起的「現狀」；然後才能反過來為戰爭賦上吐氣揚眉的正當地位。簡單地說，那便是先把自己描繪 成一個不堪的弱者，方得伸張一戰洗恨的必要。
雖然官方極力為中國營造一個和平愛好者的形象，但是從民間輿情上看，有些國人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和平。在這類格外響亮、格外引人注目的好戰話語裡面，戰爭 的暴力成了一種和「血性」與「骨氣」相關的雄性氣概，成了一種愛國熱情的真正表達。與其說他們非常在乎現實中的中國與國際情勢，倒不如說他們真正關注的是 一個想像中的我武惟揚的壯美圖景。
梁文道：有王法的地方
【蘋果日報】自從那年初遊北京聽見一位父親興奮地抱着孩子說「咱們到北京囉」之後，我就一直試圖理解這句話後頭的感情和重量。二十多年來，我問過許多朋
友，也看過不少文字，總算稍能體會北京在一些外地人（尤其是農村中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是，我從來沒想過有些人期盼北京，居然是因為它「是一個有王法的城
市」。
任職於《南方周末》的夏榆，乃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作家。很多人書寫中國底層，可是沒有幾個像他這樣，出生在山西礦區，而且當過礦工，真真正正來自暗不見天日的底層世界。讀他的《黑暗的聲音》，最叫我震撼的是，一個年紀和我相仿的同代人，竟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死亡。
煤坑底下，有些工友為了取暖，會靠在一些發熱管上睡覺，睡着睡着，便再也醒不過來。夏榆聽說那是輻射厲害，容易害上白血病，但那些地底長眠者的真正死因， 他們誰也搞不清楚。他又有一個朋友喜歡游泳，常帶他到附近一個水庫戲水。兩個渾身黑塵的少年難得見到、聞到，和摸到真正的清水，當然玩得樂不思蜀。接下 來，那個朋友也死了，死的時候夏榆不在，只聽說他是撞到水底的石塊穿了頭，也有人認為他是被水草纏住了腳。
另一個好友的死法倒是無可爭議，坑道上一塊巨石砸了下來，攔腰把他斷成兩截。這個朋友喜歡搖滾，經常和夏榆一起聽錄音帶，想像將來一定要衝出礦區，做中國 版的Bob Dylan。可惜這個零碎聽着六十年代搖滾樂，在地底暗自經營心中一片音樂花園的做夢少年，再也沒有走出來的機會了。
夏榆生在礦工家庭，但自小喜歡讀書，年紀輕輕便讀了不少卡夫卡之類的巨構。他又反叛，不愛上學，所以成績一直不好。成績不好，又怎能走得出去？果然高中輟 學之後就直接下去煤坑做工人。看他的經歷，我很難不想起自己。差不多的年紀，差不多的興趣，甚至都在差不多的歲數開始試着寫作；究竟是甚麼區別了我倆的人 生走向？難道就是命運？大家出生的地點不一樣？
幾乎和我同齡的夏榆，比我懂得地底的黑暗，比我清楚體制邊緣的壓迫與暴力，比我見過更多更多的死亡。有一天，他一個朋友鼓勵他一起出走，放下一切，去北京闖闖。在他和朋友的那個世界裏，北京光明得就像人家說的太陽，乃至於那位朋友斷定：「至少北京是個有王法的地方」。
任職於《南方周末》的夏榆，乃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作家。很多人書寫中國底層，可是沒有幾個像他這樣，出生在山西礦區，而且當過礦工，真真正正來自暗不見天日的底層世界。讀他的《黑暗的聲音》，最叫我震撼的是，一個年紀和我相仿的同代人，竟然經歷過這麼多的死亡。
煤坑底下，有些工友為了取暖，會靠在一些發熱管上睡覺，睡着睡着，便再也醒不過來。夏榆聽說那是輻射厲害，容易害上白血病，但那些地底長眠者的真正死因， 他們誰也搞不清楚。他又有一個朋友喜歡游泳，常帶他到附近一個水庫戲水。兩個渾身黑塵的少年難得見到、聞到，和摸到真正的清水，當然玩得樂不思蜀。接下 來，那個朋友也死了，死的時候夏榆不在，只聽說他是撞到水底的石塊穿了頭，也有人認為他是被水草纏住了腳。
另一個好友的死法倒是無可爭議，坑道上一塊巨石砸了下來，攔腰把他斷成兩截。這個朋友喜歡搖滾，經常和夏榆一起聽錄音帶，想像將來一定要衝出礦區，做中國 版的Bob Dylan。可惜這個零碎聽着六十年代搖滾樂，在地底暗自經營心中一片音樂花園的做夢少年，再也沒有走出來的機會了。
夏榆生在礦工家庭，但自小喜歡讀書，年紀輕輕便讀了不少卡夫卡之類的巨構。他又反叛，不愛上學，所以成績一直不好。成績不好，又怎能走得出去？果然高中輟 學之後就直接下去煤坑做工人。看他的經歷，我很難不想起自己。差不多的年紀，差不多的興趣，甚至都在差不多的歲數開始試着寫作；究竟是甚麼區別了我倆的人 生走向？難道就是命運？大家出生的地點不一樣？
幾乎和我同齡的夏榆，比我懂得地底的黑暗，比我清楚體制邊緣的壓迫與暴力，比我見過更多更多的死亡。有一天，他一個朋友鼓勵他一起出走，放下一切，去北京闖闖。在他和朋友的那個世界裏，北京光明得就像人家說的太陽，乃至於那位朋友斷定：「至少北京是個有王法的地方」。
Friday 19 October 2012
坐看雲起時 黃金禍 (陶傑)
黃金週有如火山爆發，釋放巨大人口消費能量。官方數字：水陸旅客六億六千萬人，全國高速公路，離「景點」附近，車龍癱瘓，全部變成公共停車場。杭州
繞城公路，塞擠車龍，長達六十公里，即由尖沙咀到元朗的距離乘以四倍。想像大陸人民脾氣本來已經暴躁，成千上萬小平頭的肥胖大款，或者領導人的司機，像
《倚天屠龍記》裡模仿張無忌使縮骨功的朱長齡，在狹小的山洞裡卡住，塞在六十公里長的健力士紀錄車龍中，進退不得，其講粗口火爆暴力傾向，釋放出來，那一
刻，可以燒掉半個中國，一定極為可觀。
十多年前，荷李活電影《烈火怒潮》，男主角米高杜格拉
斯，演一個小平頭、白襯衫，像摩門教徒的保守小白領，就是因為在公路上塞車，壓抑的恨仇和憤怒，毫無理性地爆發，變成一個槍擊殺人犯。中國人已經因二十年
失衡的 GDP增長而變成消費狂。學美國人一樣，也開一輛車子，加上 Road Rage的塞車情緒，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世上無端端最憤怒的民族。
短 短八日，全國共七萬宗車禍，近八百人死亡。海南三亞的海灘一天之內，垃圾堆積了五十噸。南京中山陵，一日內也有六萬多「遊客」跨過門檻，入陵「憑弔」—— 但中山陵內，除了冷氣（也就是大陸所稱的空調），早已空空如也，裡面又沒有日本照相機和法國名牌可買，真不知趁墟來做什麼？
至於中秋當日，八萬遊 客登臨八達嶺，幾乎踩冧長城，更令世界輿論嘖嘖稱奇。黃金週的消費是預示中國經濟增長是否放緩的指標，西方文明也密切注意，如此龐大的掠奪型消費人口，今 日留在大陸「內需」，最多只踩平他們自己的萬里長城。若有朝一日向外釋放，一則黃禍成真，二則這十四億財神，會拯救歐美的沉船，又令人期待。
美國報導，今年猶他州已經有大陸的超豪階級包機來狩獵山鹿。有一天，如果大陸的毛左憤青，
假設個個都有五十億財富，一旦美中關係不知又在哪裡擦出火花，愛國憤青化悲憤為力量，對美國宣戰沒有這個膽子，個個都包機來到猶他州，把美國人荒山野嶺後
園的野鹿，三天三夜都打光，這位向東開一槍，擊斃一頭公鹿，就當是擊斃奧巴馬，那個朝西再發一彈，打死一頭母鹿，就說是處決了希拉莉，那時不知美國政府會
不會睇錢份上，照樣歡迎？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統計，去年非洲的非法捕獵大象，數字暴升，有二萬五千頭野生象，死於非洲黑鬼野蠻的槍械。因為象牙仍是珍貴的禮品，送給高官，眉開眼笑，由於是禁運品，比送幾個 LV手袋更能表忠心。
中國建立航空母艦，告訴美國：龐大的太平洋可供中美兩國「共同馳騁」。話是說得浪漫，但美
國人「十五十六」。因為乒乓球一樣大小的地球，三分之二資源已經耗光。覆蓋地球表面的土地，有四分之一已經耕墾。過去四十年，湖泊河流水位退卻而乾涸，增
加了一倍。全球的海洋，四分之一的魚類品種已經因過度獵捕而瀕危。上海的黃魚，民國年代在河裡捉得到，今日已經絕種。鰣魚若找野生，也早沒有了。大陸的大
閘蟹，這兩年人人奔走相告，早已不是從前的真貨色，「你食埋我份」。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劫耗了所有的生靈，隨着他們不斷「富起來」，像八爪魚的觸爪伸向
全世界，歐美文明國家怎會不響起警鐘？
因
為今日的中國人早已變種，大陸的毛澤東徹底將中國人的基因改造為好鬥而仇恨，然後鄧小平上台，此君腦袋裡，只有飲食消費和所謂的「發展壓倒一切」。毛澤東
釋放了中國人的仇恨鬥爭獸性，鄧小平即「解放」了文革時代久受壓抑的飲食消費獸性。兩人的「治國理念」，都是「硬道理」，皆是毫無節制，不受監察約束。不
過，能「帶旺經濟」就好。
七八年前，我去東馬的沙巴（ Kinabalu），開始喜歡那裡的陽光海灘。其時，沙巴島的海水碧藍，珊瑚群連綿不盡，潛水時感受的寧靜，與外太空無異。還有兩個外島，其中一個有印尼荒島上的巨蜥蜴，三四條，作灰棕色，潛伏在叢林裡，遊客可以遠遠地看。
七八年前，我去東馬的沙巴（ Kinabalu），開始喜歡那裡的陽光海灘。其時，沙巴島的海水碧藍，珊瑚群連綿不盡，潛水時感受的寧靜，與外太空無異。還有兩個外島，其中一個有印尼荒島上的巨蜥蜴，三四條，作灰棕色，潛伏在叢林裡，遊客可以遠遠地看。
去年再去沙巴，當地導遊說，因為向大陸遊客開放，菲律賓的漁民又越境捕魚，海洋一片混濁，海底的珊瑚破碎，屍骸遍布。外島上的幾條巨蜥蜴不知所終，問導遊，他笑笑：「不知道是不是被中國遊客烹來吃掉了。」
東馬能潛水的地方，只能是偏遠的施巴丹。大馬政府很聰明，除了交通不便，還開始限制遊客。看見四周的災禍，他們當知道這是潛水樂園最後的樂土，絕對不容陷落。
中國人寅吃卯糧，全部都活在「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間」，向誰借呢？向他們的子孫借。人人只想到眼前自己，連奶粉都可以下毒，怎會顧及血緣子孫的利益？如此極致的自私，實是世間少有。
然後該向地球借了。過去六十年，水、森林、纖維、燃料，全球使用的總額，超過十八和十九世紀共二百年的總和。地球有多深？石油和煤一呎呎往下挖，很快就挖到地心的熔岩了。這只是很簡單的常識。
美國佬浪費，自恃有足夠的理由。而中國當世界發生紛爭，安理會投票要主持公道時，不是否決，就是棄權。你虛耗人類的資源，對世界並無貢獻，除了血汗工廠。
太平洋很大，能容得下兩國並存？到美中「並存」之日，即地球屍骨無存之時了吧？黃金週北上，脫險歸來的你，尊見如何？
Tuesday 9 October 2012
去老蘭食女 其實唔難 (向西村上春樹之作)
樣貌來說，其實她只是個普通貨色，在你心目中，乘坐和諧號到常平任何一間桑拿，合著眼亂選一個也不會比她差，但你總覺得，在這後樓梯，抽插著她令你有無比的征服感。
兩個小時前，你在蘭桂坊的Beijing Club跟剛結識到的她胸對背跳著舞時，她煞有介事，主動告訴你她住在Bel Air，離Central有點遠，要早點回家，你追問她什麼是Bel Air，她扯高聲線語帶輕浮地答你，那是「貝沙灣」。這段無撚端端夾雜英語的對話，仿佛告訴住在柴灣興華邨的你，跟高貴的她有著橫跨一整個港島的距離，沒 有資格跟她發展友情甚至轟轟烈烈的一夜情。
你沒有太在意那番說話，你只是在檢討你未能吸引異性種種原因，是否因為穿了件只值八十九元的Uniqlo Tee到Beijing，還是基於跳舞的姿勢太過笨拙。但你還是不太介懷，反正今晚是做Bartender的阿陳，帶你通過平常用來做防火通道的後門免費 入場，沒有阿陳，你是不會來，你作為一個領著二十八元時薪的保安員，差不多三百元的入場費實在太奢侈。
你正打算離開中環時，陰錯陽差下，卻在街角碰上她，她倚著欄杆，目光呆滯有點宿醉，還很有可能剛剛在旁邊的垃圾桶失儀地嘔吐大作完，你一想起眼前這個港女來蘭桂坊，是為了尋覓門當戶對的二世祖或洋腸但落得此下場，你不禁竊笑，卻忘記了自己也是一位獨自離開老蘭的失敗者。
路過的你，突然萌起一絲淫念，你覺得一位女性充滿醉意還不立即回家，反而呆在街上，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西痕」。你二話不說，走到她旁邊，大膽地 跟只有一面之緣，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她提出一個提議:「喂!不如同我一齊過夜。」這種膽量，是來自於你一年半來，因為沒有女朋友再加上保安員工時過長忙到飛 機也無時間打而爆發出來。「What? 」她其實反應不算大，只是面色有點疑惑，你於是打蛇隨棍上。「我見你無人陪，我今晚又無人陪，一齊開心下囉，Come on ! This is a win-win situation」當年英文會考Oral拿U的你竟然情不自禁地在港女面前班門弄斧說了一句完整的英文，不對，連埋「Come on」，其實是兩句，對此你感到有點震驚，原來，太耐無扑野真係會痴線的。
「咁我地坐的士啦。」她竟然真的答應，雖然好像有點勉為其難，而且臉上絲毫沒有一點喜悅，你反倒覺得這樣很有趣，因為在你認知當中，應該只有雞才會再不太情願的情況下做愛，而且面前這個女人還是免費的。
上了的士，你突然對自己產生一絲恨意，你痛恨自己不是那個叫龔什麼輝的財經演員，可以付得起跟女主播到數碼港艾美酒店爆房的費用，而你卻是載著一位質素麻麻的港女，然後向的士司機再三解釋那裡是灣仔的百佳酒店，因為那裡是唯一你認識而又付擔得起的地方。
「百佳酒店? So dirty! 」她頓時扯高聲線喊道，那刺耳的聲音令本身興奮的你立時微軟起來，你恨不得立即打開車門，把她從皇后大道中推落車，不過，你突然又有一個念頭:「OK! 一係去我屋企啦，司機，我地都係去嘉亨灣。」住在柴灣的你，嘉亨灣當然不是你的家，那其實是你挨更抵夜工作的地方，因為你是一個保安員。嘉亨灣雖然不是最 高尚的住宅，但你旁邊那位剛結識的女性，聽到「嘉亨灣」三個字，已收起了刻版的神情，開始對你另眼相看，更主動打開其他話題匣子，甚至稱讚你那件89元的 啡色Uniqlo Tee 加上Uniqlo 卡其色的Chino這個tone on tone 的matching很有個性， 這讓你不禁沾沾自喜起來。
不到十五分鐘，你們來到目的地，一下了車後，你在大堂閘口旁，主動地吻向她那白嫩的脖子，你留意到她不太抗拒，便開始跟她熱吻起來，這連串的舉動，你是有 目的地進行，你曾聽朋友說，很多喝酒後的港女，跟人發生關係後，會因為後悔而告人非禮強姦。所以清楚閉路電視位置的你，你故意在可被拍到的角度下，跟她濕 吻，好讓萬一發生什事情起來，你也有一些可以證明她是清醒的證據。
經過半分鐘的交纏，你覺得你已燃點了她的慾火，你不怕開出無理的要求: 「死! 原來我無扲鎖匙。」「咁點算? 」她扁了一扁咀道。「不如我地後樓梯，無人會經過」你答。下面已濕成了一片海洋的她沒有拒絕，這刻你很高興，你認為你雖然不富有，但作為一個年輕看更，你 強健的體魄的確有一定吸引力，加上你開始發覺自己是屬於智慧型的蒲友，而且有上高登，呃女上床，其實唔係好難。本來一個連百佳酒店也覺得很Dirty的女 人，現在連後樓梯也肯去，而且也沒有懷疑過你不是這裡的住戶。
你拖著她的手，一起走到停車場的後門，輸入保安密碼，然後進入你平時工作時蛇王煲煙才會到的後樓梯，你清楚地知道，這條樓梯從來沒有住客用，因為 他們泊完車總會乘搭電梯，但諷刺的是，後樓梯寬敞無比，甚至滑稽地連後樓梯也會有窗台，這樣的格局絕對是蛇王甚至是扑野的好地方，你發現，原來發水樓也有 一 些好處。
在那個昏暗的角落，你一言不發，把她壓在樓梯轉角位的扶手，然後掀起她的連身裙，再吻著她的耳垂。她很享受，但也有些手忙腳亂，因為她拿著那個二手也要近 兩萬蚊的小Dior 袋，不知應放在那裡去，於是你毫不留情把它搶去然後掉在牆角，那位置正是你上次經過這裡巡樓時撒了一泡尿的地方。就這樣，背向你的她，便把騰出來的雙手順 其自然地按在扶把上，你沒有猶豫地把褲子脫下，取出那被喚起已久的硬物，再按實她的腰肢，對準位置放進去。
嚴格來說她不是你杯茶，但她帶點高傲的氣質令你憶起那個住九肚山的初戀情人，也令你想起那個厭你當保安沒出色而拒絕你的舊同學。那些經驗，令你老早已知道 長久的關係一定是建基於金錢與地位上，你想起上星期你獨自去戲院看的「那些年」，那純愛的氣氛，你既嚮往又陶醉，但可是對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你來說，是沒 有什麼共鳴，因為那是一套像Matrix一樣的科幻片，整套兩個鐘的電影，柯景騰媾女的時候幾乎一分錢也沒用過，對此你邊看邊激動得流下兩行深沉的眼淚， 比較起來，你情願相信奇洛李維斯可以避子彈。
在通風窗口的旁邊，你披著維港的海風，爽快激烈地抽插，原來你很久也未試過那麼滿足，這情緒令你對面對的女人產生些少愛意，但遺憾地，青春告訴你，你還是 不應對這些港女有半點留戀，在你差一點就說出「請讓我繼續喜歡你 」這種浪漫對白之時，你臨崖勒馬，你醒覺港女們沒有資格配上這樣純潔的台詞，你於是在後樓梯大聲喊道: 「請讓我繼續屌鳩你! 」，她沒有口頭上答應，但卻很配合地放聲呻吟，你和她不久便到達高潮。
完事後，把褲穿好的你，沉默地坐在階梯，點起一支事後煙，你告訴她，你自己一個在會所待一會兒就可以了，朝早你會請開鎖佬幫你開門。你把她打發到 的士站，然後吻別了她。那時已差不多清晨六點，剛好是你要去管理處打卡上班的時間。你在保安室更換制服時，回想剛經歷的一夜，你覺得很完美，完美在於，在 這位女孩的心中，你永遠也是住在嘉亨灣。
兩個小時前，你在蘭桂坊的Beijing Club跟剛結識到的她胸對背跳著舞時，她煞有介事，主動告訴你她住在Bel Air，離Central有點遠，要早點回家，你追問她什麼是Bel Air，她扯高聲線語帶輕浮地答你，那是「貝沙灣」。這段無撚端端夾雜英語的對話，仿佛告訴住在柴灣興華邨的你，跟高貴的她有著橫跨一整個港島的距離，沒 有資格跟她發展友情甚至轟轟烈烈的一夜情。
你沒有太在意那番說話，你只是在檢討你未能吸引異性種種原因，是否因為穿了件只值八十九元的Uniqlo Tee到Beijing，還是基於跳舞的姿勢太過笨拙。但你還是不太介懷，反正今晚是做Bartender的阿陳，帶你通過平常用來做防火通道的後門免費 入場，沒有阿陳，你是不會來，你作為一個領著二十八元時薪的保安員，差不多三百元的入場費實在太奢侈。
你正打算離開中環時，陰錯陽差下，卻在街角碰上她，她倚著欄杆，目光呆滯有點宿醉，還很有可能剛剛在旁邊的垃圾桶失儀地嘔吐大作完，你一想起眼前這個港女來蘭桂坊，是為了尋覓門當戶對的二世祖或洋腸但落得此下場，你不禁竊笑，卻忘記了自己也是一位獨自離開老蘭的失敗者。
路過的你，突然萌起一絲淫念，你覺得一位女性充滿醉意還不立即回家，反而呆在街上，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西痕」。你二話不說，走到她旁邊，大膽地 跟只有一面之緣，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她提出一個提議:「喂!不如同我一齊過夜。」這種膽量，是來自於你一年半來，因為沒有女朋友再加上保安員工時過長忙到飛 機也無時間打而爆發出來。「What? 」她其實反應不算大，只是面色有點疑惑，你於是打蛇隨棍上。「我見你無人陪，我今晚又無人陪，一齊開心下囉，Come on ! This is a win-win situation」當年英文會考Oral拿U的你竟然情不自禁地在港女面前班門弄斧說了一句完整的英文，不對，連埋「Come on」，其實是兩句，對此你感到有點震驚，原來，太耐無扑野真係會痴線的。
「咁我地坐的士啦。」她竟然真的答應，雖然好像有點勉為其難，而且臉上絲毫沒有一點喜悅，你反倒覺得這樣很有趣，因為在你認知當中，應該只有雞才會再不太情願的情況下做愛，而且面前這個女人還是免費的。
上了的士，你突然對自己產生一絲恨意，你痛恨自己不是那個叫龔什麼輝的財經演員，可以付得起跟女主播到數碼港艾美酒店爆房的費用，而你卻是載著一位質素麻麻的港女，然後向的士司機再三解釋那裡是灣仔的百佳酒店，因為那裡是唯一你認識而又付擔得起的地方。
「百佳酒店? So dirty! 」她頓時扯高聲線喊道，那刺耳的聲音令本身興奮的你立時微軟起來，你恨不得立即打開車門，把她從皇后大道中推落車，不過，你突然又有一個念頭:「OK! 一係去我屋企啦，司機，我地都係去嘉亨灣。」住在柴灣的你，嘉亨灣當然不是你的家，那其實是你挨更抵夜工作的地方，因為你是一個保安員。嘉亨灣雖然不是最 高尚的住宅，但你旁邊那位剛結識的女性，聽到「嘉亨灣」三個字，已收起了刻版的神情，開始對你另眼相看，更主動打開其他話題匣子，甚至稱讚你那件89元的 啡色Uniqlo Tee 加上Uniqlo 卡其色的Chino這個tone on tone 的matching很有個性， 這讓你不禁沾沾自喜起來。
不到十五分鐘，你們來到目的地，一下了車後，你在大堂閘口旁，主動地吻向她那白嫩的脖子，你留意到她不太抗拒，便開始跟她熱吻起來，這連串的舉動，你是有 目的地進行，你曾聽朋友說，很多喝酒後的港女，跟人發生關係後，會因為後悔而告人非禮強姦。所以清楚閉路電視位置的你，你故意在可被拍到的角度下，跟她濕 吻，好讓萬一發生什事情起來，你也有一些可以證明她是清醒的證據。
經過半分鐘的交纏，你覺得你已燃點了她的慾火，你不怕開出無理的要求: 「死! 原來我無扲鎖匙。」「咁點算? 」她扁了一扁咀道。「不如我地後樓梯，無人會經過」你答。下面已濕成了一片海洋的她沒有拒絕，這刻你很高興，你認為你雖然不富有，但作為一個年輕看更，你 強健的體魄的確有一定吸引力，加上你開始發覺自己是屬於智慧型的蒲友，而且有上高登，呃女上床，其實唔係好難。本來一個連百佳酒店也覺得很Dirty的女 人，現在連後樓梯也肯去，而且也沒有懷疑過你不是這裡的住戶。
你拖著她的手，一起走到停車場的後門，輸入保安密碼，然後進入你平時工作時蛇王煲煙才會到的後樓梯，你清楚地知道，這條樓梯從來沒有住客用，因為 他們泊完車總會乘搭電梯，但諷刺的是，後樓梯寬敞無比，甚至滑稽地連後樓梯也會有窗台，這樣的格局絕對是蛇王甚至是扑野的好地方，你發現，原來發水樓也有 一 些好處。
在那個昏暗的角落，你一言不發，把她壓在樓梯轉角位的扶手，然後掀起她的連身裙，再吻著她的耳垂。她很享受，但也有些手忙腳亂，因為她拿著那個二手也要近 兩萬蚊的小Dior 袋，不知應放在那裡去，於是你毫不留情把它搶去然後掉在牆角，那位置正是你上次經過這裡巡樓時撒了一泡尿的地方。就這樣，背向你的她，便把騰出來的雙手順 其自然地按在扶把上，你沒有猶豫地把褲子脫下，取出那被喚起已久的硬物，再按實她的腰肢，對準位置放進去。
嚴格來說她不是你杯茶，但她帶點高傲的氣質令你憶起那個住九肚山的初戀情人，也令你想起那個厭你當保安沒出色而拒絕你的舊同學。那些經驗，令你老早已知道 長久的關係一定是建基於金錢與地位上，你想起上星期你獨自去戲院看的「那些年」，那純愛的氣氛，你既嚮往又陶醉，但可是對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你來說，是沒 有什麼共鳴，因為那是一套像Matrix一樣的科幻片，整套兩個鐘的電影，柯景騰媾女的時候幾乎一分錢也沒用過，對此你邊看邊激動得流下兩行深沉的眼淚， 比較起來，你情願相信奇洛李維斯可以避子彈。
在通風窗口的旁邊，你披著維港的海風，爽快激烈地抽插，原來你很久也未試過那麼滿足，這情緒令你對面對的女人產生些少愛意，但遺憾地，青春告訴你，你還是 不應對這些港女有半點留戀，在你差一點就說出「請讓我繼續喜歡你 」這種浪漫對白之時，你臨崖勒馬，你醒覺港女們沒有資格配上這樣純潔的台詞，你於是在後樓梯大聲喊道: 「請讓我繼續屌鳩你! 」，她沒有口頭上答應，但卻很配合地放聲呻吟，你和她不久便到達高潮。
完事後，把褲穿好的你，沉默地坐在階梯，點起一支事後煙，你告訴她，你自己一個在會所待一會兒就可以了，朝早你會請開鎖佬幫你開門。你把她打發到 的士站，然後吻別了她。那時已差不多清晨六點，剛好是你要去管理處打卡上班的時間。你在保安室更換制服時，回想剛經歷的一夜，你覺得很完美，完美在於，在 這位女孩的心中，你永遠也是住在嘉亨灣。
Friday 28 September 2012
梁文道：我爸是李剛（精英與榮譽二之一/二） 全
【觀念】在「我爸是李剛」那件事剛傳出來的時候，我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很傻很天真，而且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笑我不合時宜不懂事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假如那天
晚上，那位在河北大學飛車撞死人的年輕男子一出事之後，馬上下車查看情況，然後說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而是「大家趕快幫忙救人，一切責任
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整件事的走向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 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 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農村人麻煩」。11 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 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 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 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 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 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觀念】自古以來，各個社會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就以英國為例，去過劍橋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見過他們紀念二戰
陣亡校友的碑誌，那裡頭有多少年華正茂的青年呀，本來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其中更不乏父蔭廣被的權貴之後；然而戰火一啟，他們卻要率先參軍，在
長空與怒洋間抵抗納粹，終於為國捐軀。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
)
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
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
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
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
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 重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 榮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 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 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農村人麻煩」。11 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 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 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 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 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 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梁文道：貴族的規條 （精英與榮譽之二）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
)
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
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
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
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 重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 榮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Tuesday 25 September 2012
梁文道：暴力
【新世紀】小時候我在台灣唸書，十幾年的經歷使我曉得，當年的台灣實在不像今日許多大陸人所以為的那樣「溫良恭儉讓」。相反，昔日台灣的空氣中洋溢了一股
牙齦充血的氣味，暴力隨處可見。校園裡外，幾乎天天都能看到有人打架；當然，我也打過不少，更挨了不少打。十多年後，我第一次踏足廣州，剛出火車站，就看
到站前廣場上幾名漢子正在群毆一個滿臉是血的男人。今天再回台北，那股溫柔簡直就像韓寒筆下「太平洋的風」，叫人骨頭融化。而廣州，也再不像八十年代那樣
了，別說打架，連正宗粵語粗口也很少夾雜在街頭言語之中。
這些經歷使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那便是對於暴力的寬容與限制。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個社會比較能夠容忍暴力的使用，或者比較傾向於限制它的存在？又是什 麼力量改變了一個社會，使得它越來越不容許暴力的存在；又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暴戾？有人可能會相信德國社會史大師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覺得約束暴力乃是文明化進程的結果，越是文明，越少暴力。果如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當今不同社會在使用暴力這點上的差異呢？同樣是遊 行，在香港霸佔街頭衝撞欄杆就已算是很激進了；但在內地激進的意思卻可能是砸毀汽車或搶掠店舖。難道我們要就此定論，香港的文明程度果然高於內地？
先撇開這種判斷會不會太過沙文主義，在我看來，只用文不文明去解釋一個社會的暴力程度，恐怕有點簡單，無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具體促使一個社會對暴力寬大的理由和機制。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韓德強教授在一場反日遊行時掌摑一位老者，給了我們一個現例。據報導，韓先生所在的隊伍亮出了「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口號， 於是那位老人不滿地說：「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韓先生聽後大聲回話：「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 的內應！」但那位老人不依不饒，猶自咒罵，韓先生就上去打了他一耳光，同時也被對方打得眉角出血。事後韓先生在博客裡聲明：我一向反對打人，一向主張和平 說理。但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給日本人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
為什麼韓教授會認定一位侮辱毛澤東的人就必定是個裡通日本的漢奸呢？且讓我們設想，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既不喜歡毛澤東又必然不是漢奸？當然有。比方說一位參 加過抗日戰爭且終身懷念蔣介石的國民黨老兵，他恐怕就不會喜歡毛澤東，同時又不太可能做漢奸。然而，真正要緊的是，為什麼一向推崇中國尊嚴的知識分子會不 顧傳統古訓，對一位長者公然動粗？為什麼一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業的教授會覺得講道理沒用，只能以暴力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在這裡，韓先生覺得說理的極限 已過，而暴力則是惟一出路。
我們先來看看韓先生所理解的講理之極限是什麼。照他的聲明，那便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人」等一連串標 準。但這一連串標準的關聯何在，或者它們是否等同，我們就不太清楚了。「誹謗開國領袖」是否等於「破壞中國人民團結」，這正需要說理辯明。同樣，如何才叫 「誹謗開國領袖」，也是需要說理才說得分曉的。可惜的是，韓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對方歸類為「不講理的人」，所以也就不用再講什麼道理了。果然，我也看到一些 支持韓先生的網友留言：「對付這種人，講道理沒用。」
巧的是，前陣子我在一次演講時指出「約架吳法天」那件事情不太合理，也有網友勸我：「對付這種『毛左』，講道理沒用！你這是書生之見。」由此可見，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雙方都有人把講道理的極限設得非常之低。既然不能講理，那麼自然只能動手了。
且慢。道理說不成，「自然」就只能動手嗎？果如是，那麼從前宋朝「鵝湖之會」、戰國百家爭鳴，最後豈不也都成了全武行收場？在不能講理與只能動手之間，其 實還有太多的選擇，例如冷靜不言，甚或避席而去。為什麼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分歧，就只能沿著從講理到動手的這條軸線發展，講不成理則繼之以武？
篇幅有限，不能說得更深，有意見就打一架吧。反正我們對講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對暴力啟動的限制卻異常寬鬆。
這些經歷使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那便是對於暴力的寬容與限制。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一個社會比較能夠容忍暴力的使用，或者比較傾向於限制它的存在？又是什 麼力量改變了一個社會，使得它越來越不容許暴力的存在；又或者反過來，變得更加暴戾？有人可能會相信德國社會史大師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覺得約束暴力乃是文明化進程的結果，越是文明，越少暴力。果如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當今不同社會在使用暴力這點上的差異呢？同樣是遊 行，在香港霸佔街頭衝撞欄杆就已算是很激進了；但在內地激進的意思卻可能是砸毀汽車或搶掠店舖。難道我們要就此定論，香港的文明程度果然高於內地？
先撇開這種判斷會不會太過沙文主義，在我看來，只用文不文明去解釋一個社會的暴力程度，恐怕有點簡單，無助於我們深入認識具體促使一個社會對暴力寬大的理由和機制。
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韓德強教授在一場反日遊行時掌摑一位老者，給了我們一個現例。據報導，韓先生所在的隊伍亮出了「毛主席我們想念您」的口號， 於是那位老人不滿地說：「將這種維護國家尊嚴和民族大義的願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是錯誤的。」韓先生聽後大聲回話：「你罵主席，你就是個漢奸！你就是日本人 的內應！」但那位老人不依不饒，猶自咒罵，韓先生就上去打了他一耳光，同時也被對方打得眉角出血。事後韓先生在博客裡聲明：我一向反對打人，一向主張和平 說理。但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給日本人當漢奸的人，我忍無可忍，不能再忍！
為什麼韓教授會認定一位侮辱毛澤東的人就必定是個裡通日本的漢奸呢？且讓我們設想，有沒有可能一個人既不喜歡毛澤東又必然不是漢奸？當然有。比方說一位參 加過抗日戰爭且終身懷念蔣介石的國民黨老兵，他恐怕就不會喜歡毛澤東，同時又不太可能做漢奸。然而，真正要緊的是，為什麼一向推崇中國尊嚴的知識分子會不 顧傳統古訓，對一位長者公然動粗？為什麼一位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業的教授會覺得講道理沒用，只能以暴力解決問題？換句話說，在這裡，韓先生覺得說理的極限 已過，而暴力則是惟一出路。
我們先來看看韓先生所理解的講理之極限是什麼。照他的聲明，那便是「遇到不講理的人，遇到造謠、誹謗、污衊開國領袖、破壞中國人民團結的人」等一連串標 準。但這一連串標準的關聯何在，或者它們是否等同，我們就不太清楚了。「誹謗開國領袖」是否等於「破壞中國人民團結」，這正需要說理辯明。同樣，如何才叫 「誹謗開國領袖」，也是需要說理才說得分曉的。可惜的是，韓先生非常迅速地把對方歸類為「不講理的人」，所以也就不用再講什麼道理了。果然，我也看到一些 支持韓先生的網友留言：「對付這種人，講道理沒用。」
巧的是，前陣子我在一次演講時指出「約架吳法天」那件事情不太合理，也有網友勸我：「對付這種『毛左』，講道理沒用！你這是書生之見。」由此可見，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雙方都有人把講道理的極限設得非常之低。既然不能講理，那麼自然只能動手了。
且慢。道理說不成，「自然」就只能動手嗎？果如是，那麼從前宋朝「鵝湖之會」、戰國百家爭鳴，最後豈不也都成了全武行收場？在不能講理與只能動手之間，其 實還有太多的選擇，例如冷靜不言，甚或避席而去。為什麼對政治和社會的意見分歧，就只能沿著從講理到動手的這條軸線發展，講不成理則繼之以武？
篇幅有限，不能說得更深，有意見就打一架吧。反正我們對講理的信任非常之低，對暴力啟動的限制卻異常寬鬆。
Wednesday 19 September 2012
一個抗日愛國青年的自白: 作者: 陳嵐
該青年之憤青家學淵源，父母皆知識分子。母親是死忠毛粉，家裡懸掛毛主席像，書架上陳列的與毛有關哪怕一丁點兒關係的中外書超過200本，從《容齋
隨筆》到《紅牆內外》到毛選，平時但凡提起毛，母親的稱謂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受母親熏陶，該青年於14歲就讀毛選數遍，《紅牆內外》、《走下神壇》等
書更是反覆翻看，看到毛主席吃芋頭、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腿肚子浮腫等細節，熱淚盈眶無數次。
該青年是半個南京人氏，大學一年級，9.18的那天，作為一個路盲，特意穿過整個南京城，趕到江東門，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彼時要10元左右的門 票，該青年太窮沒有錢，只有坐車回去的兩元錢，從紀念館後牆爬將進去。見照片史料，白骨，於紀念館樓外的蒼茫一片的鵝卵石廣場上靜坐長哭。當時見到兩個日 本人，拿著筆記本，在翻譯的陪同下參觀，怒向心頭起，惡從膽邊伸，極想拿起一塊鵝卵石從背後砸死倆小日本。
工作後有機會去北方出差，在旅順口，哪裡都沒去，只進了中俄監獄。因為，據記憶，抗日誌士安重根就在此殉難。在日寇的死刑室外停留良久。日寇的死刑 室是絞斃犯人，一絞架，底下置一木桶，絞架底板打開，絞索落下，人斃後直接解索，放入桶中拉出去埋掉。日俄監獄外曾挖掘出近二十萬具纍纍白骨。佇立在深坑 邊緣，五具作為樣本的骷髏與我相對，時已近晚，廣廳外暮色蒼茫，廣廳裡唯此一坑，五雙幽靈的眼睛在暗色中默默凝視，訴說六十年沒有洗刷的恥辱和悲愴。
該青年握雙拳，淚滿面。遍讀近代史，一個孱弱的民族，被凌辱時，命運不如豬狗，求當奴隸而不得的痛苦歷歷鮮明，每每拍案長嘯，怒不可遏，雖錐心泣血尤不能洩此憤懣。
該青年在很長很長時間裡，即使成為了一個自由主義者，仍然無法越過對日寇的國仇家恨的死結。該青年曾經異常藐視任何學日語的同學，不屑一顧地說：倭寇的語言，你們學了也不嫌污口？
該青年2003年擔任一個叫做free.com的論壇版主時，在版頭懸掛：禁止人身攻擊，日本豬例外！另一位版主認為不妥，雙方爭論曠日，該青年辭職，並且與其絕交。
該青年從不購買日貨，這個習慣延伸至今，即使在已經放下了仇恨的後青年時代，依然因為習慣成自然，買車時習慣性地跳過日系。
……….現在，大約大家可以知道了，之所以對該青年這樣了解，乃是因為該青年就是我本人。
撫心自問，今天在微博上喊打喊砸喊殺的每一位「愛國」青年曾經說過的極端的話，包括核平東京。不僅說過，我還惡意地在2006年的一篇科幻小說裡寫 過，在那篇名為《終極愛情》的小說裡，我很意淫地把日本在戰爭中用核彈抹去了。 23世紀的日本常常在那個海域憑弔它。所以，在今天，每一次在嘲笑他們時，我都覺得是在鞭撻過去的自己。
那時候我以為我是絕對正義的。那時候我真的被自己的滿腔悲憤所真誠地激動。那個時候的我，如果穿越回來在今天，誰塞給我一把國旗、我會主動拎著一籃 臭雞蛋上街。如果正好看到某個同胞在嘰里呱啦說日語，我真的可能也會起而揍之。因為我認為，在「日本」這個詞語下，沒有任何可以原諒的人和事。這是一條鐵 的原則、鋼的底線。
但隨著互聯網的打開，閱讀的增長，被淹沒的歷史常識，逐漸地浮出水面，進入我無法迴避的視野，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刷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價值觀的底線，也不得不在反思中全盤摧毀，而後重建。
讀完張戎、李志綏等人的歷史記錄，就算我不肯相信，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和牆內出版的那些正式的歌功頌德的官方書籍，是形成了不可推翻的證據鏈 的。59年到61年，全國餓死了近4000萬人，而此時，毛在全國各地建起包括滴水洞在內的二十多座行宮，一座行宮耗資上億，而此刻，他的人民正在像秋天 的蚱蜢一樣成批成批地死去，飢餓的母親煮吃自己的孩子。他曾經的馴服助手劉少奇對他吼：「人相食，我們是要上史書的！」我不想接受這些殘酷的事實，但 無論是海外嚴肅的學術資料，和黨官方元老的回憶錄如陳雲等，及官方承認的數據，都互相驗證，慘絕人寰、曠古未有的慘劇，是在懸掛在我家牆壁上那個「偉人」 手裡締造。
這偉人還在1964年感謝日本來訪團：「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是有幫助的，沒有你們，沒有新中國…..」
這個偉人豁免了日本二戰後的巨額賠償…..
這個偉人….後來再讀到文宮團、春藕齋、張玉鳳、游泳池……那些香豔的故事時，我已經不復震驚。
再後來，讀到抗日史料中的若干真實數據，原來國軍不是不抗日，長沙會戰、淞滬會戰，國軍陣亡人數從士兵到將軍是漫長的一張報表，可謂一寸河山一寸血。原來，戰後摘桃子的不是峨眉山上的猴子，而是南泥灣里種煙的那一群。
再後來，還讀到日本正式侵華前，中日俄的微妙局勢，前蘇聯下決心要將中國作為洩洪區、讓中日開戰，以保證自己遠東安全，可以全力以赴對抗德國的政策. ……
我終於開始明白，世界是一局很大很大的棋，除了單純的仇恨，還有智慧和詭詐。在政治面前，仇恨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棋子。
再後來，我一直納悶，為何8、90年代時，我們一直聽到的聲音都是鼓勵中日友好，南京和大阪建立友好城市時，我們都還歡欣鼓舞地看到過鮮花和報導… …為何到了90年代後期，各種各種的仇恨聲音開始復蘇。
當有一天看到，中國雖然豁免了日本的賠償，但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各種無息無償的援華資金，高達千億之巨。當有一天又看到，日本首腦在不同場合的 道歉包括對東南亞地區受害國家的道歉，其實超過六十次。而日本某教材篡改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也只是右翼勢力所為，日本的教科書不是統一教材，這類教科 書所佔據的市場不足百分之一。
………..於是，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被某些信息控制和洗腦了。
再後來，接觸了一些日本國民，也接觸了世界其他各個國家的國民 － 我終於發現，世界之道，沒有那麼邪惡，也沒有那麼良善。所有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但一個有法治、有信仰、有人權的國家，產生出來的國民，戾氣較少、思想較單純、人性更為豐富充沛。
日本也沒有像我想像中，「亡我中華之心不死」。新一代的日本人甚至對政治都不甚關心，我最討厭的極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痛罵日本人：「是已經被閹了的狗、沒有血性了。」在21世紀，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利，和有事沒事就譴責政府，官員們忙著道歉。他們也不喜歡戰爭。
在我一直意淫不買日貨就能摧垮日本經濟時，我忽略了一個事實，日本在二戰後，從原子彈的廢墟上爬起來時，並沒有依賴中國市場。
而最古老的真理是，每一個民族的崛起，都只能倚靠本民族的自己的覺悟。一百個諸葛亮，也扶不起一個阿斗。
在日本大地震後，逃難的車隊綿延數十公里，卻依然保持井然有序，沒有一輛超車插隊。超市裡免費給公眾提供避難物資，一群日本人會分吃僅有的幾盒泡麵，婦孺優先——
看到這樣的新聞圖片，我悲愴到了極點。仇恨已經不再重要。本族仇恨了這些年，無助於自己的進步，這樣的民族才是不可戰勝的。我的同胞、我的本族，什麼時候才能呈現這樣的團結互愛？
仇恨能帶來什麼？日軍偷襲過珍珠港，在太平洋殺死數萬美軍，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過原子彈，數十萬平民殉難。
……..如果這些民族都牢記仇恨，那麼世界今天都不能和平…..
歷史給了我們很多遺留的債務，但絕對不是讓我們用戰爭和殺戮去清算。「渴望戰爭的人，唯一的原因只是他沒有經歷過戰爭。」
但放眼四看，周遭仍然有那麼多人，他們堅信，日本人都是狼，他們還堅信，「中美必有一戰、中日必有一戰」——他們肯定不會了解，在一個有投票權的國 家，早在100年前，開始戰爭就必須要經過議會/國會的投票和批准。他們肯定不會了解，一場越戰，被美國人民如何詬病……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家，都是在致 力於阻止戰爭的發生。
我們的思維還停留在19世紀，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以為強大了就要去侵略別人，弱小了就一定要被瓜分。薩達姆這樣被幹了，於是自己也就被幹了。這 個世界，已經建立起了一個較為廣大而堅固的世界文明遊戲法則，就是為了避免一戰、二戰那樣的悲劇捲土重來。愛因斯坦說：我不知道人類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發 生，但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戰，武器一定是石頭和棍棒。
在六十多年前，日本人曾經像獸類一樣，用血、戰爭踐踏了世界。六十多年過去，他們努力向世界證明，我們是人類。難道，我們卻要重返20世紀最荒誕的時代，用仇恨、狹隘、暴戾向世界證明，我們是有血性的，我們也可以是野獸？
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盛宴上，中國始終是一個遲到的客人。在世界的舞會上，我們總是踩慢節拍。時至今日，難道我們依然要向世界證明，我們落後於文明，我們不相信法律、我們不遵循規則，我們不相信權利，我們是只信奉強權的野蠻人？
一個80年代到90年代末都在中國生活過的老美對我說，他對80年代的中國人印象尤其深刻：生氣勃勃，勤奮好學，充滿希望、鬥志昂揚。而現在，他所見的，唯有對錢的狂熱和權力的膜拜。
走在地球的另外一邊時，我切身感受，那些異族人並不比我們優秀。他們其實很懶惰，一周工作40個小時都喊累，一出生就想著是如何享受世界、時光和人 生。而我所生活過的北京上海，大多數人都比螞蟻還要勤奮，幾乎終身都在操勞，他們馴服、上進、勤勞、儉省、認命、愛孩子愛家庭，最苛刻的生存條件下也能露 出笑容，只要餓不死都不會造反保存希望。我們這個民族，若能加以良好的機制，和開明的教育、自由的信仰，會是最好的國民。
而那一天，身為中國人，走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會像在家中一樣自如、幸福、從容。
該青年是半個南京人氏，大學一年級，9.18的那天，作為一個路盲，特意穿過整個南京城，趕到江東門，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彼時要10元左右的門 票，該青年太窮沒有錢，只有坐車回去的兩元錢，從紀念館後牆爬將進去。見照片史料，白骨，於紀念館樓外的蒼茫一片的鵝卵石廣場上靜坐長哭。當時見到兩個日 本人，拿著筆記本，在翻譯的陪同下參觀，怒向心頭起，惡從膽邊伸，極想拿起一塊鵝卵石從背後砸死倆小日本。
工作後有機會去北方出差，在旅順口，哪裡都沒去，只進了中俄監獄。因為，據記憶，抗日誌士安重根就在此殉難。在日寇的死刑室外停留良久。日寇的死刑 室是絞斃犯人，一絞架，底下置一木桶，絞架底板打開，絞索落下，人斃後直接解索，放入桶中拉出去埋掉。日俄監獄外曾挖掘出近二十萬具纍纍白骨。佇立在深坑 邊緣，五具作為樣本的骷髏與我相對，時已近晚，廣廳外暮色蒼茫，廣廳裡唯此一坑，五雙幽靈的眼睛在暗色中默默凝視，訴說六十年沒有洗刷的恥辱和悲愴。
該青年握雙拳，淚滿面。遍讀近代史，一個孱弱的民族，被凌辱時，命運不如豬狗，求當奴隸而不得的痛苦歷歷鮮明，每每拍案長嘯，怒不可遏，雖錐心泣血尤不能洩此憤懣。
該青年在很長很長時間裡，即使成為了一個自由主義者，仍然無法越過對日寇的國仇家恨的死結。該青年曾經異常藐視任何學日語的同學，不屑一顧地說：倭寇的語言，你們學了也不嫌污口？
該青年2003年擔任一個叫做free.com的論壇版主時，在版頭懸掛：禁止人身攻擊，日本豬例外！另一位版主認為不妥，雙方爭論曠日，該青年辭職，並且與其絕交。
該青年從不購買日貨，這個習慣延伸至今，即使在已經放下了仇恨的後青年時代，依然因為習慣成自然，買車時習慣性地跳過日系。
……….現在，大約大家可以知道了，之所以對該青年這樣了解，乃是因為該青年就是我本人。
撫心自問，今天在微博上喊打喊砸喊殺的每一位「愛國」青年曾經說過的極端的話，包括核平東京。不僅說過，我還惡意地在2006年的一篇科幻小說裡寫 過，在那篇名為《終極愛情》的小說裡，我很意淫地把日本在戰爭中用核彈抹去了。 23世紀的日本常常在那個海域憑弔它。所以，在今天，每一次在嘲笑他們時，我都覺得是在鞭撻過去的自己。
那時候我以為我是絕對正義的。那時候我真的被自己的滿腔悲憤所真誠地激動。那個時候的我，如果穿越回來在今天，誰塞給我一把國旗、我會主動拎著一籃 臭雞蛋上街。如果正好看到某個同胞在嘰里呱啦說日語，我真的可能也會起而揍之。因為我認為，在「日本」這個詞語下，沒有任何可以原諒的人和事。這是一條鐵 的原則、鋼的底線。
但隨著互聯網的打開，閱讀的增長，被淹沒的歷史常識，逐漸地浮出水面，進入我無法迴避的視野，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刷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價值觀的底線，也不得不在反思中全盤摧毀，而後重建。
讀完張戎、李志綏等人的歷史記錄，就算我不肯相信，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和牆內出版的那些正式的歌功頌德的官方書籍，是形成了不可推翻的證據鏈 的。59年到61年，全國餓死了近4000萬人，而此時，毛在全國各地建起包括滴水洞在內的二十多座行宮，一座行宮耗資上億，而此刻，他的人民正在像秋天 的蚱蜢一樣成批成批地死去，飢餓的母親煮吃自己的孩子。他曾經的馴服助手劉少奇對他吼：「人相食，我們是要上史書的！」我不想接受這些殘酷的事實，但 無論是海外嚴肅的學術資料，和黨官方元老的回憶錄如陳雲等，及官方承認的數據，都互相驗證，慘絕人寰、曠古未有的慘劇，是在懸掛在我家牆壁上那個「偉人」 手裡締造。
這偉人還在1964年感謝日本來訪團：「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是有幫助的，沒有你們，沒有新中國…..」
這個偉人豁免了日本二戰後的巨額賠償…..
這個偉人….後來再讀到文宮團、春藕齋、張玉鳳、游泳池……那些香豔的故事時，我已經不復震驚。
再後來，讀到抗日史料中的若干真實數據，原來國軍不是不抗日，長沙會戰、淞滬會戰，國軍陣亡人數從士兵到將軍是漫長的一張報表，可謂一寸河山一寸血。原來，戰後摘桃子的不是峨眉山上的猴子，而是南泥灣里種煙的那一群。
再後來，還讀到日本正式侵華前，中日俄的微妙局勢，前蘇聯下決心要將中國作為洩洪區、讓中日開戰，以保證自己遠東安全，可以全力以赴對抗德國的政策. ……
我終於開始明白，世界是一局很大很大的棋，除了單純的仇恨，還有智慧和詭詐。在政治面前，仇恨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棋子。
再後來，我一直納悶，為何8、90年代時，我們一直聽到的聲音都是鼓勵中日友好，南京和大阪建立友好城市時，我們都還歡欣鼓舞地看到過鮮花和報導… …為何到了90年代後期，各種各種的仇恨聲音開始復蘇。
當有一天看到，中國雖然豁免了日本的賠償，但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各種無息無償的援華資金，高達千億之巨。當有一天又看到，日本首腦在不同場合的 道歉包括對東南亞地區受害國家的道歉，其實超過六十次。而日本某教材篡改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也只是右翼勢力所為，日本的教科書不是統一教材，這類教科 書所佔據的市場不足百分之一。
………..於是，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被某些信息控制和洗腦了。
再後來，接觸了一些日本國民，也接觸了世界其他各個國家的國民 － 我終於發現，世界之道，沒有那麼邪惡，也沒有那麼良善。所有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但一個有法治、有信仰、有人權的國家，產生出來的國民，戾氣較少、思想較單純、人性更為豐富充沛。
日本也沒有像我想像中，「亡我中華之心不死」。新一代的日本人甚至對政治都不甚關心，我最討厭的極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痛罵日本人：「是已經被閹了的狗、沒有血性了。」在21世紀，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權利，和有事沒事就譴責政府，官員們忙著道歉。他們也不喜歡戰爭。
在我一直意淫不買日貨就能摧垮日本經濟時，我忽略了一個事實，日本在二戰後，從原子彈的廢墟上爬起來時，並沒有依賴中國市場。
而最古老的真理是，每一個民族的崛起，都只能倚靠本民族的自己的覺悟。一百個諸葛亮，也扶不起一個阿斗。
在日本大地震後，逃難的車隊綿延數十公里，卻依然保持井然有序，沒有一輛超車插隊。超市裡免費給公眾提供避難物資，一群日本人會分吃僅有的幾盒泡麵，婦孺優先——
看到這樣的新聞圖片，我悲愴到了極點。仇恨已經不再重要。本族仇恨了這些年，無助於自己的進步，這樣的民族才是不可戰勝的。我的同胞、我的本族，什麼時候才能呈現這樣的團結互愛？
仇恨能帶來什麼？日軍偷襲過珍珠港，在太平洋殺死數萬美軍，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過原子彈，數十萬平民殉難。
……..如果這些民族都牢記仇恨，那麼世界今天都不能和平…..
歷史給了我們很多遺留的債務，但絕對不是讓我們用戰爭和殺戮去清算。「渴望戰爭的人，唯一的原因只是他沒有經歷過戰爭。」
但放眼四看，周遭仍然有那麼多人，他們堅信，日本人都是狼，他們還堅信，「中美必有一戰、中日必有一戰」——他們肯定不會了解，在一個有投票權的國 家，早在100年前，開始戰爭就必須要經過議會/國會的投票和批准。他們肯定不會了解，一場越戰，被美國人民如何詬病……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家，都是在致 力於阻止戰爭的發生。
我們的思維還停留在19世紀，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以為強大了就要去侵略別人，弱小了就一定要被瓜分。薩達姆這樣被幹了，於是自己也就被幹了。這 個世界，已經建立起了一個較為廣大而堅固的世界文明遊戲法則，就是為了避免一戰、二戰那樣的悲劇捲土重來。愛因斯坦說：我不知道人類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發 生，但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戰，武器一定是石頭和棍棒。
在六十多年前，日本人曾經像獸類一樣，用血、戰爭踐踏了世界。六十多年過去，他們努力向世界證明，我們是人類。難道，我們卻要重返20世紀最荒誕的時代，用仇恨、狹隘、暴戾向世界證明，我們是有血性的，我們也可以是野獸？
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盛宴上，中國始終是一個遲到的客人。在世界的舞會上，我們總是踩慢節拍。時至今日，難道我們依然要向世界證明，我們落後於文明，我們不相信法律、我們不遵循規則，我們不相信權利，我們是只信奉強權的野蠻人？
一個80年代到90年代末都在中國生活過的老美對我說，他對80年代的中國人印象尤其深刻：生氣勃勃，勤奮好學，充滿希望、鬥志昂揚。而現在，他所見的，唯有對錢的狂熱和權力的膜拜。
走在地球的另外一邊時，我切身感受，那些異族人並不比我們優秀。他們其實很懶惰，一周工作40個小時都喊累，一出生就想著是如何享受世界、時光和人 生。而我所生活過的北京上海，大多數人都比螞蟻還要勤奮，幾乎終身都在操勞，他們馴服、上進、勤勞、儉省、認命、愛孩子愛家庭，最苛刻的生存條件下也能露 出笑容，只要餓不死都不會造反保存希望。我們這個民族，若能加以良好的機制，和開明的教育、自由的信仰，會是最好的國民。
而那一天，身為中國人，走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會像在家中一樣自如、幸福、從容。
Monday 10 September 2012
梁文道：國王新衣
【蘋果日報】那所有傳授給大陸學生的意識型態，正正就是中國政府倡導多年的主義。學過它的人不再相信這是執政者的理念，執政者自己也不相信這就是它的原則
與目標。「解放全世界」？「邁向共產社會」？今天還有人信這個嗎？說的人不相信，聽的人不相信，於是我們就有了一件齊澤克所說的「新版國王新衣」。
話說國王盛大出巡，要給百姓瞧瞧他那件華美的新衣。當然啦，如同舊版，國王這件新衣是透明的，他根本什麼都沒穿。分別在於這位國王很有自知之明，他非常清 楚自己是裸體的；可他還是大模大樣地走了出來，步步端莊，顧盼自豪。百姓呢，也全都曉得真相，清清楚楚眼前是個可笑的裸男。但他們忍着不笑，又拍手又叫 好，裝出一副艷羨崇敬的模樣。
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國王不儍，他曉得這群看起來很鼓舞的群眾知道自己什麼都沒穿，他們只是在裝樣子而已。不過，他照樣行禮如儀，施施然走進他們中間。而這 些人民，他們也知道國王知道他們知道國王其實沒穿衣服。反過來，國王還知道人民知道自己知道他們知道自己其實沒穿衣服……。
總而言之，這一切全都是戲，演戲的和看戲的都有默契，一切盡在不言中，不必拆穿。
等等，那個小孩呢？那個萬眾期待的英雄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拆穿這個好笑的騙局？答案很簡單，新時代的小孩全都上過學受過教育。在學校裏混了這麼多年，他們 學到的不是如何刺穿氣泡，而是如何形容那件氣泡般的新衣。他們比大人還要懂得描述這件新衣，更比大人懂得這場建立在默契上的遊戲。打從小學選班幹部的時 候，他就知道選票不來自演講；可他還是能夠臉不紅氣不喘地演說：「我一定會盡己所能，鼓勵同學們努力上進，完善自我，尊敬師長，孝順父母，將來一起做個對 國家有用處的人，一起為了中華文明的復興大業獻一分力……」。
這就是演戲，但它是管用的戲，起碼能幫你升學，幫你出人頭地。
話說國王盛大出巡，要給百姓瞧瞧他那件華美的新衣。當然啦，如同舊版，國王這件新衣是透明的，他根本什麼都沒穿。分別在於這位國王很有自知之明，他非常清 楚自己是裸體的；可他還是大模大樣地走了出來，步步端莊，顧盼自豪。百姓呢，也全都曉得真相，清清楚楚眼前是個可笑的裸男。但他們忍着不笑，又拍手又叫 好，裝出一副艷羨崇敬的模樣。
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國王不儍，他曉得這群看起來很鼓舞的群眾知道自己什麼都沒穿，他們只是在裝樣子而已。不過，他照樣行禮如儀，施施然走進他們中間。而這 些人民，他們也知道國王知道他們知道國王其實沒穿衣服。反過來，國王還知道人民知道自己知道他們知道自己其實沒穿衣服……。
總而言之，這一切全都是戲，演戲的和看戲的都有默契，一切盡在不言中，不必拆穿。
等等，那個小孩呢？那個萬眾期待的英雄呢？他怎麼還不出來拆穿這個好笑的騙局？答案很簡單，新時代的小孩全都上過學受過教育。在學校裏混了這麼多年，他們 學到的不是如何刺穿氣泡，而是如何形容那件氣泡般的新衣。他們比大人還要懂得描述這件新衣，更比大人懂得這場建立在默契上的遊戲。打從小學選班幹部的時 候，他就知道選票不來自演講；可他還是能夠臉不紅氣不喘地演說：「我一定會盡己所能，鼓勵同學們努力上進，完善自我，尊敬師長，孝順父母，將來一起做個對 國家有用處的人，一起為了中華文明的復興大業獻一分力……」。
這就是演戲，但它是管用的戲，起碼能幫你升學，幫你出人頭地。
Friday 7 September 2012
梁文道：無所謂的謊言
【蘋果日報】當香港的朋友都去了政府總部門外示威的時候，我正在大陸演講。雖然那天我和他們講了一點正在香港發生的事，以及那本好玩的「中國模式」教科
書。當然，我會講到那本書的精華，例如「中國共產黨是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一聽到這句話，幾乎全場哄笑；然後有人高聲喊道：「梁老師，你們香
港人一定要保住香港，好好奮鬥下去」。
眼前這群青年全是受過「愛國教育」的人，你說這種教育有效嗎？如果真的有效，他們為什麼會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可是這種教育最叫人擔心的地方並不是它真能洗腦，而是它洗腦無效的後果，恰巧正是那天我演講的重點，一種犬儒的道德虛無。
這就像大家早就在哈維爾文章裏見過的那個故事：一個肉販在他攤舖後方的牆上懸掛了一幅標語，上頭寫着「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什麼他要掛上這幅標 語？是因為這句話和賣肉的生意相關？是因為他很認同這句話，非常希望這個目標早日實現？不，他掛上這句話甚至不是出於強迫。這幅標語可有可無，可掛可不 掛；但掛了也不礙事，而且總比不掛要好。這位肉販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態度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在那樣的政治環境裏頭，掛上這個遠大的理想十分 合適；可他對這個理想的態度卻是冷漠的，無所謂的。
你在自己的舖子裏貼上一句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宣言，這當然也是一種說謊。可怕的是，你不在乎這種欺瞞；久而久之，甚且習慣活在謊言之中，反正如此撒謊也不難受。蔓延下去，你可能還會開始懷疑任何宏大的理念與崇高的信仰，覺得它們都只不過是種怎麼說都無所謂的大話。
中共是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學過這句話的人不相信，連中共自己也不相信，於是大家都笑了。大家聽見謊言，大家誦讀謊言，並且沒有人感到不安，只是笑，小聲或者大聲地笑。
眼前這群青年全是受過「愛國教育」的人，你說這種教育有效嗎？如果真的有效，他們為什麼會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可是這種教育最叫人擔心的地方並不是它真能洗腦，而是它洗腦無效的後果，恰巧正是那天我演講的重點，一種犬儒的道德虛無。
這就像大家早就在哈維爾文章裏見過的那個故事：一個肉販在他攤舖後方的牆上懸掛了一幅標語，上頭寫着「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什麼他要掛上這幅標 語？是因為這句話和賣肉的生意相關？是因為他很認同這句話，非常希望這個目標早日實現？不，他掛上這句話甚至不是出於強迫。這幅標語可有可無，可掛可不 掛；但掛了也不礙事，而且總比不掛要好。這位肉販對「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態度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在那樣的政治環境裏頭，掛上這個遠大的理想十分 合適；可他對這個理想的態度卻是冷漠的，無所謂的。
你在自己的舖子裏貼上一句自己都不相信的政治宣言，這當然也是一種說謊。可怕的是，你不在乎這種欺瞞；久而久之，甚且習慣活在謊言之中，反正如此撒謊也不難受。蔓延下去，你可能還會開始懷疑任何宏大的理念與崇高的信仰，覺得它們都只不過是種怎麼說都無所謂的大話。
中共是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學過這句話的人不相信，連中共自己也不相信，於是大家都笑了。大家聽見謊言，大家誦讀謊言，並且沒有人感到不安，只是笑，小聲或者大聲地笑。
胡清心：你永遠沒有辦法叫醒裝睡的人（為什麼反對國民教育）
為什麼要反對國民教育課？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是問題，卻讓我思考了很久。作為無權無錢的普通老百姓，我的父母沒有機會將我送入國際學校或者國外接受教育，因
此從小學直到大學我都如大多中國的普通學生一樣，在公立學校完成了16年的學習生涯，而這16年來所謂「國民教育」一直如影隨形，然而它對我，以及我的同
僚似乎沒有帶來任何影響，我的同學中無一人無比擁護共產黨，無一人相信黨的無比偉大與正確，似乎國民教育在我們16年身上的實踐是徹底失敗。那麼還有反對
國民教育課的必要麼？以下，是我嘗試從一個與「無比偉大正確的黨」和各種形式的愛黨愛國教育相處了16年的過來人的角度，給出的思考。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們有一門課叫思想道德，何謂有思想有道德的人，自然就是要愛黨愛國愛人民，這其中用語曖昧不清，不像現在香港的國民教育教材如此直 白，但除此之外每逢黨國的重要日子，總有各種的作文比賽，演講比賽必須強制參加，還要積極表現和幾近一個小學生的文筆所能對黨的種種豐功偉績進行歌功頌 德。那個時候，我們在矇昧之中接受了最早的「國民教育」，知道了共產黨在長征中的偉大戰略轉移（大學讀歷史系之後才知道其實只是被國民黨圍剿之後的流 竄）；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蹟（也是讀歷史系之後才知道當時與日軍正面交鋒的都是被斥為賣國的國民黨，共產黨正忙著在後方搞土改忙建國）。然而儘管如 此，這種種灌輸對我們這些即使是最聽話最優秀的學生小幹部來說，也不過是鸚鵡學舌有口無心，從來就沒有往心裡去過。為什麼？因為相對學校裡其他功課，它是 離我們生活最遠的，我們在生活中從來沒有感受過我們所歌頌的新生活新中國的那些點滴，而我們的家長，或許對我們的國文與數學非常關注，但對於這些重要的愛 國教育，卻不置可否，異常淡漠。
讀中學的時候，這門思想道德課，變成了思想政治，內容仍是大同小異。那時還多了一重班主任，常常在放學之後留堂對我們進行各種思想教育。然而對於叛逆的中 學生來說，無論是課上要死記硬背的內容，還是我們那位「馬列老太」的絮絮叨叨都只讓我們越發反感。因為漸漸開始理解成人世界的我們都心裡很清楚，班主任緊 抓我們愛國思想教育咄咄逼人不是因為她真的相信她所說的那一切很重要，不過是因為我們做的好，可以作為她當班主任的政績去校長那裡邀功可以評上職稱加人 工，而學校裡多幾個這樣的模範班主任和班級，校長又可以在學區教育局裡面有政績，自然又是陞官發財，而自然教育局上頭也有人……所以我們無論是被直接還是 側面灌輸的一切都只是老師們讓自己升職撈好處的手段而已。
再到了讀大學的時候，我們不僅有思想政治教育，還有形勢與政策教育，馬列思想毛概鄧小平理論輪番轟炸。但在學校裡我們最看不起的，就是教這些課程的老師， 我們公然翹課，在她的課上大聲說話吃東西看電影睡覺，甚至在某些同學認真回答問題的時候起鬨，但那些老師對此卻毫無辦法，因為在失掉老師的威嚴之前，他已 經失掉了學生對他的尊重。我們都知道，只有一無所長毫無學識的人才會來教這些東西，而他可能唯一擅長的只不過是須溜拍馬搞關係，才為他在大學謀得這樣一個 閒差。
這樣說來，你覺得國民教育成功麼？它可以說是失敗的，因為它極盡所能灌輸了16年，卻仍舊無論是坐在底下聽的還是站在上頭講的，沒一個人相信它所說的；但 你也可以說它是世間難得的大成功，因為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竟然還是能被一代一代人當那麼回事重複了數十年。
國民教育可怕麼？其實它白紙黑字寫的那些話語，根本不可怕，越是頂真極端的宣傳，只會越發顯得可笑；但它也非常可怕，因為舉國上下竟然會願意為了這樣一個 謊言而趨之若鶩，多少學生因為它而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我們明知它是謊言，卻仍要認真的抄寫回答每一條題目，麻木地寫下那些言不由衷的諂媚之語，又有多少老 師明知它的徹底荒唐，卻要把它當做真理來說教，更作為判斷學生道德思想的準繩！
這才是國民教育課真正可怕的地方！
它可怕之處不在字面上的那些，不在於對共產黨的歌功頌德，而在於它讓我們中國的學生和老師，讓中國的基礎教育界，撒謊成性！
在學校裡，我們明明知道老師和整個社會都沒人相信這一套愛國教育的理論，可是老師們或許出於無奈，或許出於功利心，都把這些謊言灌輸給我們，還要強迫我們 違心地說一些自己或許都不理解的話語，才能得到高分，成為好學生，而一旦我們說出真心話，就要被批評，拿低分，成為壞學生。長此以往，循環往復。漸漸地無 論是講的人，還是接收的人，都變得麻木，都對此習以為常，說兩句這樣的鬼話根本是無所謂的事。
當我們看到如今的中國社會，為了金錢為了利益，可以出賣良心，根本毫無底線，什麼都做得出的時候，除了如今的市場經濟化帶來的對利益的無窮追逐之外，也許同這似乎被我們視為無稽之談和笑柄的「國民教育」，同它給我們造成的撒撒謊根本沒感覺無所謂的心態，也有些許關係吧。
在學校裡，老師自然就當授業解惑，更應為人師表，他們對學生建立人生價值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在貫穿始終的各種國民教育裡，我們一入學校從老師身上看 到的是，為了國民教育的威權而可以放棄真相，放棄真理，放棄良心，隨意地說假話，說謊話，更以此為榮，以此作為得利的門路。或許我們也曾有些老師在辦公室 裡牢騷滿腹，對這些鬼話大肆批判，而一上臺卻又充滿難言之隱地照本宣科，或許這樣的老師會讓有些學生唏噓，可是更多的學生或許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對權力的 屈服，明知真相卻不敢說出真相。在這人生的第一課堂中，國民教育課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權力與利益，什麼自我，什麼良心，什麼真理， 都必須屈從在它面前，它更界定了什麼是好人，什麼是成功的人生，正如我當年那個以愛國教育加倍摧殘著我們的模範教師，你唯一可做的不僅要屈從這權力，更要 參與到這權力的強化中去，於是好處自然源源不斷滾滾而來！
國民教育可怕之處正在這裡，它要告訴你的，不是一個假的歷史真相，一個假的真實世界，一個假的良心，因為它也許壓根不想去證明它的謊言是真理，它也根本不 在乎真假；國民教育的推行，只是要告訴你，這個世界，真實不重要，良心不重要，所謂歷史真相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利益與權力。
所以在今天，其實你問中國人，相不相信共產主義，相不相信共產黨，相不相信如今的執政政府，大概沒多少人會說他們相信，在如今發達的網絡訊息社會，很難不 知曉一二黨國的種種不公義和罪惡。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仍舊沉默地生活著，更有不少人為了成為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不僅選擇沉默，更以各種合理化的理由來粉飾 制度的罪惡和黨國的滿手血腥，或者更多的人滿足於他們已經過上的豐足的物質生活而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莫談國事。而其中大多的人，都是理直氣壯心安理得 地這樣活著。
也許是有少數人至今仍虔誠地信仰著共產主義和那些愛國教育課本所寫的東西，而這些人卻成了這個社會中唯一的天真的活在烏托邦中的理想主義者，而這樣的理想 主義者卻是對如今這烏煙瘴氣的社會，帶來最少影響與傷害的。那些攀在高位作惡多端的人呢，若問起他們的信仰，卻總是不置可否，即便是言之鑿鑿一套又一套大 道理的，等他下臺或者退休之後再去問問呢？或許你才意識到當年那些大道理不過是他演戲的鬼話而已。
我在新聞中無意瞥見政總大樓門前有著一條「鐵屋吶喊」的橫幅，幾乎讓我落淚，於是我決定寫下這篇長文，將我所經歷的國民教育課，將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寫出來，它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無形而不可避免的責任，讓中國成為今天這樣無以為繼卻深陷泥潭動彈不得的狀況。
國民教育課是否會讓明日的香港，成為今日的中國，不得而知，但我呼籲停止國民教育課，更希望更多的老師，尤其是基礎教育界的老師能夠參與到其中來。要知 道，你們在臺上的一句違心話一篇勉強的頌歌，會給學生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字面上這些東西的影響！在你們手中，決定的是香港的未來是否是一個講良心講真相講 道德的社會，還是一個只講權力與利益，其他一切都被淡化的社會。
國民教育課，它要培養的，不是共產黨的奴隸，而是權力和利益的奴隸。
國民教育課，它要塑造的，不是鐵屋中沉睡的人，而是裝睡的人。因為，沉睡的人，你總有辦法去喚醒。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們有一門課叫思想道德，何謂有思想有道德的人，自然就是要愛黨愛國愛人民，這其中用語曖昧不清，不像現在香港的國民教育教材如此直 白，但除此之外每逢黨國的重要日子，總有各種的作文比賽，演講比賽必須強制參加，還要積極表現和幾近一個小學生的文筆所能對黨的種種豐功偉績進行歌功頌 德。那個時候，我們在矇昧之中接受了最早的「國民教育」，知道了共產黨在長征中的偉大戰略轉移（大學讀歷史系之後才知道其實只是被國民黨圍剿之後的流 竄）；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蹟（也是讀歷史系之後才知道當時與日軍正面交鋒的都是被斥為賣國的國民黨，共產黨正忙著在後方搞土改忙建國）。然而儘管如 此，這種種灌輸對我們這些即使是最聽話最優秀的學生小幹部來說，也不過是鸚鵡學舌有口無心，從來就沒有往心裡去過。為什麼？因為相對學校裡其他功課，它是 離我們生活最遠的，我們在生活中從來沒有感受過我們所歌頌的新生活新中國的那些點滴，而我們的家長，或許對我們的國文與數學非常關注，但對於這些重要的愛 國教育，卻不置可否，異常淡漠。
讀中學的時候，這門思想道德課，變成了思想政治，內容仍是大同小異。那時還多了一重班主任，常常在放學之後留堂對我們進行各種思想教育。然而對於叛逆的中 學生來說，無論是課上要死記硬背的內容，還是我們那位「馬列老太」的絮絮叨叨都只讓我們越發反感。因為漸漸開始理解成人世界的我們都心裡很清楚，班主任緊 抓我們愛國思想教育咄咄逼人不是因為她真的相信她所說的那一切很重要，不過是因為我們做的好，可以作為她當班主任的政績去校長那裡邀功可以評上職稱加人 工，而學校裡多幾個這樣的模範班主任和班級，校長又可以在學區教育局裡面有政績，自然又是陞官發財，而自然教育局上頭也有人……所以我們無論是被直接還是 側面灌輸的一切都只是老師們讓自己升職撈好處的手段而已。
再到了讀大學的時候，我們不僅有思想政治教育，還有形勢與政策教育，馬列思想毛概鄧小平理論輪番轟炸。但在學校裡我們最看不起的，就是教這些課程的老師， 我們公然翹課，在她的課上大聲說話吃東西看電影睡覺，甚至在某些同學認真回答問題的時候起鬨，但那些老師對此卻毫無辦法，因為在失掉老師的威嚴之前，他已 經失掉了學生對他的尊重。我們都知道，只有一無所長毫無學識的人才會來教這些東西，而他可能唯一擅長的只不過是須溜拍馬搞關係，才為他在大學謀得這樣一個 閒差。
這樣說來，你覺得國民教育成功麼？它可以說是失敗的，因為它極盡所能灌輸了16年，卻仍舊無論是坐在底下聽的還是站在上頭講的，沒一個人相信它所說的；但 你也可以說它是世間難得的大成功，因為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竟然還是能被一代一代人當那麼回事重複了數十年。
國民教育可怕麼？其實它白紙黑字寫的那些話語，根本不可怕，越是頂真極端的宣傳，只會越發顯得可笑；但它也非常可怕，因為舉國上下竟然會願意為了這樣一個 謊言而趨之若鶩，多少學生因為它而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我們明知它是謊言，卻仍要認真的抄寫回答每一條題目，麻木地寫下那些言不由衷的諂媚之語，又有多少老 師明知它的徹底荒唐，卻要把它當做真理來說教，更作為判斷學生道德思想的準繩！
這才是國民教育課真正可怕的地方！
它可怕之處不在字面上的那些，不在於對共產黨的歌功頌德，而在於它讓我們中國的學生和老師，讓中國的基礎教育界，撒謊成性！
在學校裡，我們明明知道老師和整個社會都沒人相信這一套愛國教育的理論，可是老師們或許出於無奈，或許出於功利心，都把這些謊言灌輸給我們，還要強迫我們 違心地說一些自己或許都不理解的話語，才能得到高分，成為好學生，而一旦我們說出真心話，就要被批評，拿低分，成為壞學生。長此以往，循環往復。漸漸地無 論是講的人，還是接收的人，都變得麻木，都對此習以為常，說兩句這樣的鬼話根本是無所謂的事。
當我們看到如今的中國社會，為了金錢為了利益，可以出賣良心，根本毫無底線，什麼都做得出的時候，除了如今的市場經濟化帶來的對利益的無窮追逐之外，也許同這似乎被我們視為無稽之談和笑柄的「國民教育」，同它給我們造成的撒撒謊根本沒感覺無所謂的心態，也有些許關係吧。
在學校裡，老師自然就當授業解惑，更應為人師表，他們對學生建立人生價值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在貫穿始終的各種國民教育裡，我們一入學校從老師身上看 到的是，為了國民教育的威權而可以放棄真相，放棄真理，放棄良心，隨意地說假話，說謊話，更以此為榮，以此作為得利的門路。或許我們也曾有些老師在辦公室 裡牢騷滿腹，對這些鬼話大肆批判，而一上臺卻又充滿難言之隱地照本宣科，或許這樣的老師會讓有些學生唏噓，可是更多的學生或許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對權力的 屈服，明知真相卻不敢說出真相。在這人生的第一課堂中，國民教育課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權力與利益，什麼自我，什麼良心，什麼真理， 都必須屈從在它面前，它更界定了什麼是好人，什麼是成功的人生，正如我當年那個以愛國教育加倍摧殘著我們的模範教師，你唯一可做的不僅要屈從這權力，更要 參與到這權力的強化中去，於是好處自然源源不斷滾滾而來！
國民教育可怕之處正在這裡，它要告訴你的，不是一個假的歷史真相，一個假的真實世界，一個假的良心，因為它也許壓根不想去證明它的謊言是真理，它也根本不 在乎真假；國民教育的推行，只是要告訴你，這個世界，真實不重要，良心不重要，所謂歷史真相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利益與權力。
所以在今天，其實你問中國人，相不相信共產主義，相不相信共產黨，相不相信如今的執政政府，大概沒多少人會說他們相信，在如今發達的網絡訊息社會，很難不 知曉一二黨國的種種不公義和罪惡。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仍舊沉默地生活著，更有不少人為了成為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不僅選擇沉默，更以各種合理化的理由來粉飾 制度的罪惡和黨國的滿手血腥，或者更多的人滿足於他們已經過上的豐足的物質生活而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莫談國事。而其中大多的人，都是理直氣壯心安理得 地這樣活著。
也許是有少數人至今仍虔誠地信仰著共產主義和那些愛國教育課本所寫的東西，而這些人卻成了這個社會中唯一的天真的活在烏托邦中的理想主義者，而這樣的理想 主義者卻是對如今這烏煙瘴氣的社會，帶來最少影響與傷害的。那些攀在高位作惡多端的人呢，若問起他們的信仰，卻總是不置可否，即便是言之鑿鑿一套又一套大 道理的，等他下臺或者退休之後再去問問呢？或許你才意識到當年那些大道理不過是他演戲的鬼話而已。
我在新聞中無意瞥見政總大樓門前有著一條「鐵屋吶喊」的橫幅，幾乎讓我落淚，於是我決定寫下這篇長文，將我所經歷的國民教育課，將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寫出來，它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無形而不可避免的責任，讓中國成為今天這樣無以為繼卻深陷泥潭動彈不得的狀況。
國民教育課是否會讓明日的香港，成為今日的中國，不得而知，但我呼籲停止國民教育課，更希望更多的老師，尤其是基礎教育界的老師能夠參與到其中來。要知 道，你們在臺上的一句違心話一篇勉強的頌歌，會給學生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字面上這些東西的影響！在你們手中，決定的是香港的未來是否是一個講良心講真相講 道德的社會，還是一個只講權力與利益，其他一切都被淡化的社會。
國民教育課，它要培養的，不是共產黨的奴隸，而是權力和利益的奴隸。
國民教育課，它要塑造的，不是鐵屋中沉睡的人，而是裝睡的人。因為，沉睡的人，你總有辦法去喚醒。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Thursday 6 September 2012
老劇本舊情節 - 陶傑
香港「保釣」完全不出所料，終於保出個全國反日大騷亂。這一次，稍有「創意」者，是日本駐華大使的坐駕，在北京馬路遭到一名「暴徒」衝前截停，怒拔插在車頭的日本國旗。日本政府大為憤慨，即刻向中方嚴正抗議。
中國反應迅速，並馬上道歉，並表示「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但網絡調查，大陸有近八成民意認為拔旗行動屬於「愛國行動」。
中國的「民族主義」必定玩火自焚。現代義和團在北京復活，拜二十年來大陸官方向十四億愚民密集洗腦所賜。大陸政府有點慌了，即刻指使寫手，《人民日報》日本分社的一個女士，在同樣「五毛愛國」風格強烈的「環球網」怒斥「保釣不是愛國而是害國」。
此一最新論調，當然是做給日本人看的。中國政府指出：如果沒有日本的免息貸款，中國的現代化豈會在短短三十年有如此「驕人成就」？這句話說出了日本朝野的心聲。
共 產黨玩「民族主義」，伸縮自如。只有下面的傻 B才以為「愛國」是鋼鐵打的原則，絕不退讓。「保釣」這齣鬧劇，本人由一開始，就以當年媽姐買五毛前座戲票、進太平戲院看任劍輝白雪仙的大戲的心情，抱着 娛樂性至上的態度，欣賞旁觀，至此但見一迴三轉，幕後的出品人和編導，雖然劇本甚爛，但總算爆出一個「保釣害國論」，與多年來的戲碼稍有不同，這一點平心 而論，還是值得稱許的。
因為絕大多數無知的中國人，絕不知道「民族主義」為何物。西方人知道，日本人政府也知道，中共心裡當然也知道，只有一般的農民不知道。
民族主義（ Nationalism）百分百是西方的理論。一七八九年，西方沒有這個名詞。直到這年爆發法國大革命，隨着皇室倒台，歐洲和英國的皇室心驚膽顫，怕有一天暴民革命也在本國發生，終於悍然發動軍隊，圍攻法國的共和新政權。
英國、荷蘭、普魯士、丹麥，像一九○○年的八國聯軍一樣，兵臨城下， 麕集邊界，新誕生的革命政權，眼看就被「扼殺在萌芽」裡，此時法王路易十六夫婦成為革命黨手中的人質。各國喝令：必須釋放國王，讓他們流亡。
這時，以羅伯斯比爾為首的激進派，力主處死國王。但革命黨內的溫和派卻認為不值得如此冒險，因為各國的大軍攻進來，法國難以抵擋。一輪激辯之下，一七九二年十二月，國王路易十六公審投票，僅以一票之差，決定了死刑。
各國言出必行，馬上進攻。此時，法國革命政權創作了國歌《馬賽曲》，《馬賽曲》慷慨激昂，有提神醒腦的神打作用。法國士兵一面唱着《馬賽曲》，一面以保家 衞國自詡，多次擊退了歐洲聯軍，保住了革命政權。
這 一手賭贏了。羅伯斯比爾更大開殺戒，把國內所有懷疑「裡通外國」的貴族和知識分子，全部推上斷頭台。所謂「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法國革命演變到極端， 由極左的平等博愛變質到極右的愛國盲目排外，法蘭西民族質素高尚，短短一年，有三萬人被革命政權處死，許多都是優秀的精英，才華洋溢的知識分子。二百年過 去，審視那一串長長的名單，真令人心痛。
從此，民族主義這個名詞誕生了。二百年來，英語世界對此論述甚多。民族主義的發酵，是一個民族心理極度不 安，在一小撮野心家煽動操縱之下，走向自我毀滅的心理行為。十九世紀，英國為了防患未然，不想本土也爆發這種集體癲狂的盲毛自我屠殺，主動開放民權，廢除 蓄養黑奴，知識分子的自由黨，參政上台，即使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皇室貴族，向平民一再讓出權益。
所以，即使有馬克思這類三流的經濟學家，躲在倫敦寫出《資本論》，預言無產階級革命——也就是馬克思鍾愛的法國大革命的變奏——必定在所謂帝國主義的英國先發生。但英國人以無比的智慧，避免此一浩劫，向馬克思這個老千學者臉上打了一巴掌。
英 語世界二百年，從來沒有爆發過民族主義的瘋狂。反而在西方世界法國之後，俄國出現列寧的屠殺，德國有希特拉的屠猶，發動世界大戰。民族主義本來是極右的病 毒，與極左的革命思想結合，化為更加邪惡的一場瘟疫。英語世界人才輩出，英語有理性邏輯思維，加上英國人天生的寬容和幽默感。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 紐西蘭，英語國家避過了世界的一場浩劫。中國、北韓、柬埔寨都一一淪陷，難怪今天，連香港的高官也要死命把子女塞到英語國家讀書。
民族主義在英語 世界的論述汗牛充棟。知識分子研究完又重新探討，因為他們知道，民族主義涉及人性愚昧的盲點，全導致自我吞噬和毀滅。英國文學作品，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有民族主義思潮的創作，因為戰爭狀態，民族主義是一道符咒，可以增加意志，把作戰的能量升級加大。但是在和平時期，如果要實現「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民族主義一定要受壓抑和批判。因此，英國的 BNP、法國勒龐父女的國家民族陣線，都成為邊緣政黨。直至近年，外來移民把伊斯蘭的反人性種種習俗，妹仔大過主人婆，在英法蔓延，這才激起選民投票向右 轉。
法國是始作俑者，法國人痛定思痛，後來也作出一首《國際歌》（
L'internationale）。《國際歌》的名字就是針對民族主義而取。遠東的許多左仔，出於崇洋，也把人家的《國際歌》唱得瑯瑯上口，他們不明白
《國際歌》與民族主義各自產生的背景。法國人為自己對沖而自療，遠東的一些左傾文人，撿拾白人的唾沫，咀嚼了七八十年，其中真諦，他們又懂得多少？
因 此，胡志明和波布之流，加上周恩來，也聲稱去法國留學，他們沒有學來法國的人文藝術品味，只學到法國大革命羅伯斯比爾最血腥的文化末流，把民族主義的病毒 染上，帶回遠東，為他們的民族製造災難。現在，連大使的坐駕也公然進襲了，情節新鮮，但歷史的劇本脈絡，還是一樣的，只差尚未縱火日本餐廳、強姦抱着 Hello Kitty的港女而已。不過，這一天，也快來了。
Thursday 23 August 2012
陳景祥：思釣島，重温《菊花與劍》…… 除非大敗日本
【信報】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好感。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但聽父輩憶述抗戰年代的日子，流離失所、祖產被毀，家族命運從此改寫，像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在日本侵華八年之中發生數以十萬計，日本人的醜惡血腥形像在腦海中無法抹掉。
而據母親說，香港淪陷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尖沙咀一帶常有不少黑市買賣衣服、食物的「地下經濟」活動，老人和小朋友較易掩飾，常拿着「應市」物資在街上找 買家，一旦遇上日本皇軍即要深鞠躬行禮，絕不能馬虎，家母說曾有鄰居老者因行禮未足「恭敬」遭皇軍狠狠踢了幾腳，腰部受重傷加上嚴重營養不良，過了幾天就 含恨離世。
這些慘事和悲劇逐漸走入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年輕一代對日本流行文化之嚮往，早就遠遠超過對抗日歷史的興味，在和平時期，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國仇家恨，難道真的要日日講、年年講？沒有理由吧！
戰後的日本被美國刻意改造，天皇體制雖獲保留，但天皇要走下神壇，不再有任何政治影響力；至於日本的國防軍備則受到嚴格控制，不得往海外派兵，軍方在政治 上的影響力大降……；經過多年刻意經營，日本人的武士道愛國狂熱已大大降溫，代之而起的，是國民集中精力在經濟生產，專注工藝技術，打造出日本的家電、汽 車、影音設備等王國，稱霸世界，國際輿論稱日本為政治侏儒、經濟巨人，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日本的軟實力──歌星、日劇、動漫、壽司……幾乎打遍天 下，重新佂服世界。
很多人都說，戰後日本已經徹底改變。
《黑雨》（Black Rain）是其中一部講述日本戰後一代的精采電影，該片在1989年公映，主角是米高德格拉斯，日本演員有高倉健、松田優作；此片主要描述日本大阪黑幫印 假美金及進行連串不法勾當，手法凶殘，屬於典型的荷里活黑幫警匪片；然而，《黑雨》還有另一意思，是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們沾染了放射性物 質的雨而出現身體變異，喻意戰後的日本人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
跟日本人打交道，大都會覺得他們有禮貌、有教養、素質高，到近十多年接觸年輕一代日人，則深感他們迷失、頹廢和享樂的另一面（近年更有宅男、電車男、乾物女等），很多人都覺得，這樣的一代日本人，還有可能返回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向外侵略的大日本嗎？
我有一段長時間也作如是觀，心想，橫看豎看也很難相信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尤其年輕一群，會再變成像以前如狼似虎、剽悍凶殘的皇軍。然而，當您讀完《菊花與劍》之後，想法也許又有不同。
念社會科學的人很少沒讀過《菊花與劍》，此書作者 Ruth Benedict是社會學家，她在二戰近結束之際受美國政府委託，為盟軍是否應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如何管治日本等問題，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此一 任務，既有學術成份，但更重要的是「為政治服務」，美國政府顯然是為了深入而有系統地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而進行這次研究，而作者後來把研究心得成書，順 理成章便成為了解日本人必讀的名著。
《菊花與劍》揭示的日本民族最大特性是雙重性格，包括好戰而祥和、尚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些雙重性格都有悠久的 社會、文化和教育淵源，而假如您相信 Ruth Benedict 的研究心得，那麼您每次見到的日本人其實都有深藏而又「真實」的另一面，表現出來時可能令您大吃一驚。
我的一次實際經驗是九十年代中獲邀訪日本，期間一項安排是跟日本大學生座談，當其時也，大家坐定，日本大學生談他們的學習以及畢業後的志願，但話題很快就 觸及歷史問題；在我面前的這位大學生，應該受過西式的教育洗禮，英語流利、國際知識豐富，然而到了談歷史問題，火藥味馬上就來了。這位來自日本名校的大學 生說，日本當年侵略亞洲鄰國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日本地方小，沒有足夠資源養活國民，必須四出「找尋生存空間」，而日本政府當年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跟亞 洲各國合作共同發展……。
我的天，如此說法，跟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有何分別？在這位年少氣盛的日本新一代精英身上，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思，相反「洗腦教 育」令他在思維上仍跟當年軍國主義血脈相連、依依不捨。我在想，在我印象中的日本電車男和乾物女背後，是否也有深藏在他們腦中的另類意識，支配着他們如何 看待歷史、看待鄰國以致看待戰爭？《菊花與劍》中剖析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確可以解釋戰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已生大變，但為何部分日人對軍國主義歷史仍然不離 不棄的詭異現象。
日本二戰投降的過程十分曲折，廣島吃了第一顆原子彈，死了三十萬人，當時的內閣仍不為所動，主戰派如陸軍大臣阿南、軍令部長官豐田、參謀總長梅津等堅持必 須打下去，勝負要到保衛本土戰爆發方見分曉；一拖再拖，結果長崎吃了第二顆原子彈，內閣深知大勢已去，但首相鈴木仍恐不能馴服主戰派，要求奏請天皇召開御 前會議裁決，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壓服軍方。
到了天皇決定投降（按日本當時體制，投降要由內閣決定，日皇只能「表態」，但可發揮重大影響力），內闊不表反對，然而各大臣仍怕軍中主戰派會發動兵變，阻 止內閣宣布投降──結果兵變果然發生，主戰的少壯軍人試圖闖入皇宮阻止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公布。這場兵變最後雖然失敗收場，但也成為了日本投降前戲劇 性的一頁，留下了日本權力核心對戰敗不服氣、不甘心的重要紀錄（詳見《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
很明顯，日本不得不投降，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人傷亡慘重，投降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但在當時的權力精英中間，他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路線失敗，或侵略政策有什麼根本錯誤，情形就如街頭格鬥，輸的一方技不如人，但敗而不服，心裏仍戚戚然「唔順氣」。
至於中國，在日本眼中從來就不是戰勝國──近世跟中國交戰，日本何曾敗過？戰後日本跟中國在經貿合作上有長足進展，北京推動中日友好不遺餘利率和中國友 好，一邊又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侵華史實，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對侵華的戰爭罪行，日本政壇顯然有一股強大力量認為他們對中國毋須有任何歉疚。
中日之間逾一個世紀恩怨的來龍去脈，有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好書——由宗澤亞先生編撰的《清日戰爭》（Sino - Japanese War 1894-1895 ,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清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世首次正式兵戎相見，多年前有內地電影「甲午風雲」( 拍攝於1962年 ) 即記此事，電影結尾致遠艦管帶鄧世昌（1849-1894）勇戰殉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的朽敗真面目暴露無遺。
《清日戰爭》一書資料翔實豐富，作者宗澤亞先生大量引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圖書館，以及軍方、民間等史料和文獻，對了解這場扭轉中國國運的大事，及清日雙方在戰爭前後如何謀劃、準備、應對，書中都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
書中「清國觀形成」一章（頁285-302）最堪細味：「千百年來漢唐文化的傳入，對島國日本的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為敬仰華夏文明的異邦。……日本人對漢文化的忠實情結，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終於在一場不期而來的戰爭中，徹底破滅了日本人的夢境。」
「在島國人的朦朧臆想中，海那邊就是富饒的土地和豐衣足食的『東方天堂』，一睹大陸的金碧輝煌和肥沃土地，成為他們（日本人）長久以來的夢想。……清日戰 爭把日本人帶到夢寐的『天堂』，當遠征兵進入清國時，目睹的卻是貧困的社會和無秩序而髒亂的國度，強烈的反差改變了日本人心中對東方大陸的憧憬。對大中華 文化固有的讚賞、崇敬心理開始崩潰，隱藏在內心的劣等感，迅速向差別、輕蔑的意識逆轉。一種新型的近代清國觀開始形成，大和民族自身的優越感迅速轉變成時 代思潮的主流。」
清日戰爭一方面令日本人信心大增，另一方面則揭開了後來全面侵華的序幕，書中「戰爭的反省」一章（頁 339-350）有如下一段：「日清戰爭因此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起點……。在日清戰爭中的表現讓歐美國家相信，日本已經成為代表亞洲崛起的文明國。 戰爭中日本軍雖然有過野蠻的行為，但是西方社會依然接受維新之國為文明國的一員，而守舊的清國仍屬尚未開化的野蠻國。」
美國現在重返亞洲，依然拉攏日本為主力抗衡中國，在美國及西方陣營中，上述自「清日戰爭」以來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美歐何曾改變過？只不過時代已變，中國 經濟崛起，但在分析中日兩國的「本質分別」然後在選擇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間，美歐日仍然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一邊；在這種歷史優越感和現實政治（歐 美撐腰）交織的情況下，日本又怎願承認對華戰爭罪行？又怎願在領土問題上跟中國妥協？
除非再有另一場像當年清日之戰的正面交鋒而中國大獲全勝，令日本人心服口服，否則目前這種「中日暗戰」局面是無法改變的。
而據母親說，香港淪陷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尖沙咀一帶常有不少黑市買賣衣服、食物的「地下經濟」活動，老人和小朋友較易掩飾，常拿着「應市」物資在街上找 買家，一旦遇上日本皇軍即要深鞠躬行禮，絕不能馬虎，家母說曾有鄰居老者因行禮未足「恭敬」遭皇軍狠狠踢了幾腳，腰部受重傷加上嚴重營養不良，過了幾天就 含恨離世。
這些慘事和悲劇逐漸走入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年輕一代對日本流行文化之嚮往，早就遠遠超過對抗日歷史的興味，在和平時期，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國仇家恨，難道真的要日日講、年年講？沒有理由吧！
戰後的日本被美國刻意改造，天皇體制雖獲保留，但天皇要走下神壇，不再有任何政治影響力；至於日本的國防軍備則受到嚴格控制，不得往海外派兵，軍方在政治 上的影響力大降……；經過多年刻意經營，日本人的武士道愛國狂熱已大大降溫，代之而起的，是國民集中精力在經濟生產，專注工藝技術，打造出日本的家電、汽 車、影音設備等王國，稱霸世界，國際輿論稱日本為政治侏儒、經濟巨人，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日本的軟實力──歌星、日劇、動漫、壽司……幾乎打遍天 下，重新佂服世界。
很多人都說，戰後日本已經徹底改變。
《黑雨》（Black Rain）是其中一部講述日本戰後一代的精采電影，該片在1989年公映，主角是米高德格拉斯，日本演員有高倉健、松田優作；此片主要描述日本大阪黑幫印 假美金及進行連串不法勾當，手法凶殘，屬於典型的荷里活黑幫警匪片；然而，《黑雨》還有另一意思，是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們沾染了放射性物 質的雨而出現身體變異，喻意戰後的日本人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
跟日本人打交道，大都會覺得他們有禮貌、有教養、素質高，到近十多年接觸年輕一代日人，則深感他們迷失、頹廢和享樂的另一面（近年更有宅男、電車男、乾物女等），很多人都覺得，這樣的一代日本人，還有可能返回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向外侵略的大日本嗎？
我有一段長時間也作如是觀，心想，橫看豎看也很難相信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尤其年輕一群，會再變成像以前如狼似虎、剽悍凶殘的皇軍。然而，當您讀完《菊花與劍》之後，想法也許又有不同。
念社會科學的人很少沒讀過《菊花與劍》，此書作者 Ruth Benedict是社會學家，她在二戰近結束之際受美國政府委託，為盟軍是否應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如何管治日本等問題，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此一 任務，既有學術成份，但更重要的是「為政治服務」，美國政府顯然是為了深入而有系統地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而進行這次研究，而作者後來把研究心得成書，順 理成章便成為了解日本人必讀的名著。
《菊花與劍》揭示的日本民族最大特性是雙重性格，包括好戰而祥和、尚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些雙重性格都有悠久的 社會、文化和教育淵源，而假如您相信 Ruth Benedict 的研究心得，那麼您每次見到的日本人其實都有深藏而又「真實」的另一面，表現出來時可能令您大吃一驚。
我的一次實際經驗是九十年代中獲邀訪日本，期間一項安排是跟日本大學生座談，當其時也，大家坐定，日本大學生談他們的學習以及畢業後的志願，但話題很快就 觸及歷史問題；在我面前的這位大學生，應該受過西式的教育洗禮，英語流利、國際知識豐富，然而到了談歷史問題，火藥味馬上就來了。這位來自日本名校的大學 生說，日本當年侵略亞洲鄰國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日本地方小，沒有足夠資源養活國民，必須四出「找尋生存空間」，而日本政府當年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跟亞 洲各國合作共同發展……。
我的天，如此說法，跟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有何分別？在這位年少氣盛的日本新一代精英身上，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思，相反「洗腦教 育」令他在思維上仍跟當年軍國主義血脈相連、依依不捨。我在想，在我印象中的日本電車男和乾物女背後，是否也有深藏在他們腦中的另類意識，支配着他們如何 看待歷史、看待鄰國以致看待戰爭？《菊花與劍》中剖析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確可以解釋戰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已生大變，但為何部分日人對軍國主義歷史仍然不離 不棄的詭異現象。
日本二戰投降的過程十分曲折，廣島吃了第一顆原子彈，死了三十萬人，當時的內閣仍不為所動，主戰派如陸軍大臣阿南、軍令部長官豐田、參謀總長梅津等堅持必 須打下去，勝負要到保衛本土戰爆發方見分曉；一拖再拖，結果長崎吃了第二顆原子彈，內閣深知大勢已去，但首相鈴木仍恐不能馴服主戰派，要求奏請天皇召開御 前會議裁決，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壓服軍方。
到了天皇決定投降（按日本當時體制，投降要由內閣決定，日皇只能「表態」，但可發揮重大影響力），內闊不表反對，然而各大臣仍怕軍中主戰派會發動兵變，阻 止內閣宣布投降──結果兵變果然發生，主戰的少壯軍人試圖闖入皇宮阻止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公布。這場兵變最後雖然失敗收場，但也成為了日本投降前戲劇 性的一頁，留下了日本權力核心對戰敗不服氣、不甘心的重要紀錄（詳見《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
很明顯，日本不得不投降，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人傷亡慘重，投降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但在當時的權力精英中間，他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路線失敗，或侵略政策有什麼根本錯誤，情形就如街頭格鬥，輸的一方技不如人，但敗而不服，心裏仍戚戚然「唔順氣」。
至於中國，在日本眼中從來就不是戰勝國──近世跟中國交戰，日本何曾敗過？戰後日本跟中國在經貿合作上有長足進展，北京推動中日友好不遺餘利率和中國友 好，一邊又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侵華史實，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對侵華的戰爭罪行，日本政壇顯然有一股強大力量認為他們對中國毋須有任何歉疚。
中日之間逾一個世紀恩怨的來龍去脈，有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好書——由宗澤亞先生編撰的《清日戰爭》（Sino - Japanese War 1894-1895 ,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清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世首次正式兵戎相見，多年前有內地電影「甲午風雲」( 拍攝於1962年 ) 即記此事，電影結尾致遠艦管帶鄧世昌（1849-1894）勇戰殉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的朽敗真面目暴露無遺。
《清日戰爭》一書資料翔實豐富，作者宗澤亞先生大量引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圖書館，以及軍方、民間等史料和文獻，對了解這場扭轉中國國運的大事，及清日雙方在戰爭前後如何謀劃、準備、應對，書中都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
書中「清國觀形成」一章（頁285-302）最堪細味：「千百年來漢唐文化的傳入，對島國日本的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為敬仰華夏文明的異邦。……日本人對漢文化的忠實情結，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終於在一場不期而來的戰爭中，徹底破滅了日本人的夢境。」
「在島國人的朦朧臆想中，海那邊就是富饒的土地和豐衣足食的『東方天堂』，一睹大陸的金碧輝煌和肥沃土地，成為他們（日本人）長久以來的夢想。……清日戰 爭把日本人帶到夢寐的『天堂』，當遠征兵進入清國時，目睹的卻是貧困的社會和無秩序而髒亂的國度，強烈的反差改變了日本人心中對東方大陸的憧憬。對大中華 文化固有的讚賞、崇敬心理開始崩潰，隱藏在內心的劣等感，迅速向差別、輕蔑的意識逆轉。一種新型的近代清國觀開始形成，大和民族自身的優越感迅速轉變成時 代思潮的主流。」
清日戰爭一方面令日本人信心大增，另一方面則揭開了後來全面侵華的序幕，書中「戰爭的反省」一章（頁 339-350）有如下一段：「日清戰爭因此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起點……。在日清戰爭中的表現讓歐美國家相信，日本已經成為代表亞洲崛起的文明國。 戰爭中日本軍雖然有過野蠻的行為，但是西方社會依然接受維新之國為文明國的一員，而守舊的清國仍屬尚未開化的野蠻國。」
美國現在重返亞洲，依然拉攏日本為主力抗衡中國，在美國及西方陣營中，上述自「清日戰爭」以來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美歐何曾改變過？只不過時代已變，中國 經濟崛起，但在分析中日兩國的「本質分別」然後在選擇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間，美歐日仍然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一邊；在這種歷史優越感和現實政治（歐 美撐腰）交織的情況下，日本又怎願承認對華戰爭罪行？又怎願在領土問題上跟中國妥協？
除非再有另一場像當年清日之戰的正面交鋒而中國大獲全勝，令日本人心服口服，否則目前這種「中日暗戰」局面是無法改變的。
Wednesday 22 August 2012
陶傑論「保釣」
樹蔭和鬼影
2012年08月22日
「受迫害妄想症」，是心理學的一個專科，很有趣的學問，研究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為何時時都覺得四周鬼影幢幢，想搞害他。
受迫害的妄想，是永遠把自己當做弱者，形成一種「受害人心理文化」（ Culture of Victimhood）─為什麼是一種「文化」呢？因為外在的環境，對於內在的意識，是會產生影響的。
譬如，美國森林管理局委託心理學家調查發現，一個社區，如果街道多樹木，這個地方的犯罪率一定比沒有樹的街道低。不是因為有樹神庇佑治安，而是樹木種得越 多，對於一個犯罪者，那片片綠色，有心理的震懾作用，在潛意識裡，他會覺得這條街的居民，有很高的公德質素，他們植樹，三數家人家挨一棵，好似幾戶人共同 照料一棵綠樹，令犯罪者覺得這條街的居民都能守望相助，一旦他爆竊了誰的房子，鄰居起而協助捉賊，他束手就擒的機會高。
當然，一條街上多樹木，跟街上的居民互助捉賊，其實全無關係，但對這個人來說，一條街上的片片綠蔭，在他的心頭，形成了幢幢鬼影。人家門前的一棵樹，成為 了敵人，都變成了你的心理威脅。心理脆弱的人，容易把一片綠蔭，當做鬼影，所以中文有「風吹草動」這句傳神的成語。「風吹草動」，本來是自然的物理現象， 但這句成語指的是內心的疑慮、猜忌、警惕、恐懼，這就是 Culture of Victimhood的例子。
又如香港「勇士」登上幾塊礁石，遭到日本警員逮捕，被捕的人大呼：「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日本今日，何來什麼軍國主義？首相是文官，憲法上沒有軍隊，沒有東條英機和山本五十六在決策，抓你的人，只是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警員，跟香港的警察沒有兩樣。
樹蔭就是樹蔭，不是魔影，這一點，精神病患者，永遠拒絕相信。做受害人，扮着扮着，「角色」成真，他真的黐了×線！
「保釣」觀賞筆記
2012年08月19日
幾個「勇士」乘船硬闖尖閣，白送上門來的機會，日本政府名正言順，再次展示對尖閣列嶼的有效管治，按照入境法程序，抓捕、制服、驅逐，讓全世界都看到，這幾座小島的主權到底是誰的。
「勇士」闖島，即使兩隻腳板碰到了他們所稱的「神聖領土」幾分鐘，馬上給抓捕起來，與任何一個中國人，沒有簽證，硬闖沖繩、北海道、福岡，在機場給日本入 境官員拒絕入境，打了回頭，原機送返，沒有分別，分別在於日本政府大優惠，這次貼機票，還請你坐商務艙，此一慈善行為，對全世界的偷渡客大為鼓舞，不是太 好。
然而如果這就叫「宣示主權」的勝利，那麼在八十年代，有幾萬越南船民，一樣「勇闖英女皇有效管治的殖民地香港」，被香港皇家海警截獲，關押在船民營，有的 關了幾個月，有的關了十幾年，然後分批強行遣返越南──這些越南船民，都勝利地宣示了他們擁有「英國領土」的「主權」了？看看「勇士」的所作所為，回香港 之後得到的歡呼，越發覺得寫過「阿 Q正傳」的中國小說家魯迅，真是眼光卓越。
香港的「勇士」藉「保釣」，還搞「隱性港獨」─基本法第十八條講明：國防外交不屬香港特區範圍，你偏偏「中港台」三方「聯合保釣」：中國、香港、台灣，平起平坐的並列，搞「三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不是罪大惡極，又是什麼？
打飛機於尖閣、非法勃起於香港之外，「保釣勇士」還不夠，還要遙距精神強姦台灣的中華民國。因為香港的「保釣勇士」在島上插上了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 與五星旗並列，中華民國總統府公開聲明譴責：「香港保釣人士攜帶我國旗登上被日本竊佔的領土，與我政府對釣島主權立場相符，唯我方事先並不知情，我政府不 與中國大陸聯手處理釣魚台列嶼問題，此一立場不會改變。」
香港的華文傳媒笨，馬英九可不笨。這幾句話，意思就是：你們香港人竊奪青天白日旗，私自向國際製造「兩岸聯手保釣、國共合作抗日」的假象。其卑劣處，與日本「竊佔釣魚台」，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日本自衞隊把兩張旗扯下來，不分先後，像清理垃圾般都扔進大海，電視新聞鏡頭，全世界也看到了。如果這叫做「勝利」，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和德國，也沒有戰敗呀。魯迅先生，我懷念您！
「保釣」問答盲區
2012年08月20日
古希臘哲學，有一門必修科，叫做「吊詭」（ Paradox）。吊詭是有趣的邏輯遊戲，表面矛盾的一句話，細想下去，別有道理，譬如：你的兒子，其實是你的爸爸──養一個小孩，學費、穿衣、百般呵護，像廣東人說的：「廿四孝老豆」，兒子不就是你的爸爸？
「保釣」活劇，不講感情，在哲學的層面，真是一個吊詭的通識寶庫。
譬如，「保釣」勇士船到「釣魚台」海域，上 Facebook報告行蹤，用手提電話與香港傳媒聯絡：到了，船要擱淺了。
如果「釣魚台」不是由日本有效行政管理，日本通訊公司涵蓋海空，你怎會上得到 Facebook？如果是「中國領土」，你上不了 Facebook。那麼吊詭了，你寧願要一個能上 Facebook、有通訊和表達自由、手機由 NTT而不是中移動提供服務的「尖閣列島」；還是要一個一駛進去， Facebook和壹傳媒，還有薄熙來，都一概 Block out屏蔽，列為「敏感詞」的「中國領土」？
「勇士」中的香港人曾健成，又名阿牛，沒有回鄉證，被禁止進入香港以外的中國領土。這又吊詭了：如果中國證明「釣魚台」由中國擁有主權，中國的公安就應該 在十二浬海域，搶先於日本自衞隊之前，把阿牛等人，先驅趕掉，阿牛不是什麼英雄，而是在羅湖口岸無證非法闖關、顛覆中國的一名香港反華反共份子。
「保釣」再「深化」下去，這就好玩了，對中國式思維各個盲點的殘酷挑戰，越來越多。深圳反日示威，一個中國人，在憤怒中，推翻了一輛日本牌子的中國公安警車。
此一行動，吊詭又來了：這個人是在「反日」呢，還是反華反共呢？還是他掀翻日本車這一部份，是「愛國」的，但是同時，掀翻中國公安車這一部份，是「顛覆國家」的？他是英雄，還是現行反革命罪犯？還是此一「保釣」份子，只是一位智商很高的智學家？
尖閣與沖繩
2012年08月21日
日本有效管理尖閣列島（即釣魚台），執行遞解非法入境者之後，中國一位史學家，找出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的社論影印本，告訴全國，死了這條心好，尖閣列島確實是日本領土。
人民日報社論，題為「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第一段就給中國同胞上地理課：
「琉球群島散布在我國台灣東北和日本九州島西南之間的海面上，包括尖閣諸島、先島諸島、大東諸島……等七組島嶼，總計共有五十個以上有名稱的島嶼和四百多個無名小島，全部地面積為四千六百七十平方公里，群島中最大的島是沖繩諸島中的沖繩島。」
這段文字，忽然在中國網絡流傳，中國人一看，都矇了。一直並無刪除，史學家也沒有被抓起來，由政治常識來看，多半是日中兩國在幕後「協調」好，放出這項「歷史文獻」，平息爭議，令「保釣勇士」知道，「保釣」是如何多餘。
人民日報絕對不出錯的，官方喉舌權威，錯一個字，主編都要殺頭。一九五三年是什麼時候？是韓戰「鎮壓地主反革命」最肅殺的時候，主筆不敢亂寫。
這段文字，至少證實尖閣列島屬於琉球。琉球是今日的沖繩。難怪大陸軍方上月有人呼叫：「釣魚台問題」，要與「收回琉球」一併「綑綁處理」。不先「收回沖繩」，所謂收復釣魚台，不必做夢。
這樣一來，我們「保釣勇士」的責任更重大了，下一步行動，不是登陸什麼釣魚台，而是到沖繩島（亦即中國稱的琉球群島）登一登。琉球自古以來，像梁振英說 的，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一旦收回沖繩，島上二百萬日本人都自動轉賬為中國人了。大家快向沖繩的日本人，不，琉球的中國同胞喊話：一國兩制，香港，台灣之 後，就輪到你們啦。哈哈，想一想，都樂開了花。
2012年08月22日
「受迫害妄想症」，是心理學的一個專科，很有趣的學問，研究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為何時時都覺得四周鬼影幢幢，想搞害他。
受迫害的妄想，是永遠把自己當做弱者，形成一種「受害人心理文化」（ Culture of Victimhood）─為什麼是一種「文化」呢？因為外在的環境，對於內在的意識，是會產生影響的。
譬如，美國森林管理局委託心理學家調查發現，一個社區，如果街道多樹木，這個地方的犯罪率一定比沒有樹的街道低。不是因為有樹神庇佑治安，而是樹木種得越 多，對於一個犯罪者，那片片綠色，有心理的震懾作用，在潛意識裡，他會覺得這條街的居民，有很高的公德質素，他們植樹，三數家人家挨一棵，好似幾戶人共同 照料一棵綠樹，令犯罪者覺得這條街的居民都能守望相助，一旦他爆竊了誰的房子，鄰居起而協助捉賊，他束手就擒的機會高。
當然，一條街上多樹木，跟街上的居民互助捉賊，其實全無關係，但對這個人來說，一條街上的片片綠蔭，在他的心頭，形成了幢幢鬼影。人家門前的一棵樹，成為 了敵人，都變成了你的心理威脅。心理脆弱的人，容易把一片綠蔭，當做鬼影，所以中文有「風吹草動」這句傳神的成語。「風吹草動」，本來是自然的物理現象， 但這句成語指的是內心的疑慮、猜忌、警惕、恐懼，這就是 Culture of Victimhood的例子。
又如香港「勇士」登上幾塊礁石，遭到日本警員逮捕，被捕的人大呼：「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日本今日，何來什麼軍國主義？首相是文官，憲法上沒有軍隊，沒有東條英機和山本五十六在決策，抓你的人，只是一個民主憲政國家的警員，跟香港的警察沒有兩樣。
樹蔭就是樹蔭，不是魔影，這一點，精神病患者，永遠拒絕相信。做受害人，扮着扮着，「角色」成真，他真的黐了×線！
「保釣」觀賞筆記
2012年08月19日
幾個「勇士」乘船硬闖尖閣，白送上門來的機會，日本政府名正言順，再次展示對尖閣列嶼的有效管治，按照入境法程序，抓捕、制服、驅逐，讓全世界都看到，這幾座小島的主權到底是誰的。
「勇士」闖島，即使兩隻腳板碰到了他們所稱的「神聖領土」幾分鐘，馬上給抓捕起來，與任何一個中國人，沒有簽證，硬闖沖繩、北海道、福岡，在機場給日本入 境官員拒絕入境，打了回頭，原機送返，沒有分別，分別在於日本政府大優惠，這次貼機票，還請你坐商務艙，此一慈善行為，對全世界的偷渡客大為鼓舞，不是太 好。
然而如果這就叫「宣示主權」的勝利，那麼在八十年代，有幾萬越南船民，一樣「勇闖英女皇有效管治的殖民地香港」，被香港皇家海警截獲，關押在船民營，有的 關了幾個月，有的關了十幾年，然後分批強行遣返越南──這些越南船民，都勝利地宣示了他們擁有「英國領土」的「主權」了？看看「勇士」的所作所為，回香港 之後得到的歡呼，越發覺得寫過「阿 Q正傳」的中國小說家魯迅，真是眼光卓越。
香港的「勇士」藉「保釣」，還搞「隱性港獨」─基本法第十八條講明：國防外交不屬香港特區範圍，你偏偏「中港台」三方「聯合保釣」：中國、香港、台灣，平起平坐的並列，搞「三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不是罪大惡極，又是什麼？
打飛機於尖閣、非法勃起於香港之外，「保釣勇士」還不夠，還要遙距精神強姦台灣的中華民國。因為香港的「保釣勇士」在島上插上了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 與五星旗並列，中華民國總統府公開聲明譴責：「香港保釣人士攜帶我國旗登上被日本竊佔的領土，與我政府對釣島主權立場相符，唯我方事先並不知情，我政府不 與中國大陸聯手處理釣魚台列嶼問題，此一立場不會改變。」
香港的華文傳媒笨，馬英九可不笨。這幾句話，意思就是：你們香港人竊奪青天白日旗，私自向國際製造「兩岸聯手保釣、國共合作抗日」的假象。其卑劣處，與日本「竊佔釣魚台」，沒有什麼兩樣。
只是日本自衞隊把兩張旗扯下來，不分先後，像清理垃圾般都扔進大海，電視新聞鏡頭，全世界也看到了。如果這叫做「勝利」，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和德國，也沒有戰敗呀。魯迅先生，我懷念您！
「保釣」問答盲區
2012年08月20日
古希臘哲學，有一門必修科，叫做「吊詭」（ Paradox）。吊詭是有趣的邏輯遊戲，表面矛盾的一句話，細想下去，別有道理，譬如：你的兒子，其實是你的爸爸──養一個小孩，學費、穿衣、百般呵護，像廣東人說的：「廿四孝老豆」，兒子不就是你的爸爸？
「保釣」活劇，不講感情，在哲學的層面，真是一個吊詭的通識寶庫。
譬如，「保釣」勇士船到「釣魚台」海域，上 Facebook報告行蹤，用手提電話與香港傳媒聯絡：到了，船要擱淺了。
如果「釣魚台」不是由日本有效行政管理，日本通訊公司涵蓋海空，你怎會上得到 Facebook？如果是「中國領土」，你上不了 Facebook。那麼吊詭了，你寧願要一個能上 Facebook、有通訊和表達自由、手機由 NTT而不是中移動提供服務的「尖閣列島」；還是要一個一駛進去， Facebook和壹傳媒，還有薄熙來，都一概 Block out屏蔽，列為「敏感詞」的「中國領土」？
「勇士」中的香港人曾健成，又名阿牛，沒有回鄉證，被禁止進入香港以外的中國領土。這又吊詭了：如果中國證明「釣魚台」由中國擁有主權，中國的公安就應該 在十二浬海域，搶先於日本自衞隊之前，把阿牛等人，先驅趕掉，阿牛不是什麼英雄，而是在羅湖口岸無證非法闖關、顛覆中國的一名香港反華反共份子。
「保釣」再「深化」下去，這就好玩了，對中國式思維各個盲點的殘酷挑戰，越來越多。深圳反日示威，一個中國人，在憤怒中，推翻了一輛日本牌子的中國公安警車。
此一行動，吊詭又來了：這個人是在「反日」呢，還是反華反共呢？還是他掀翻日本車這一部份，是「愛國」的，但是同時，掀翻中國公安車這一部份，是「顛覆國家」的？他是英雄，還是現行反革命罪犯？還是此一「保釣」份子，只是一位智商很高的智學家？
尖閣與沖繩
2012年08月21日
日本有效管理尖閣列島（即釣魚台），執行遞解非法入境者之後，中國一位史學家，找出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的社論影印本，告訴全國，死了這條心好，尖閣列島確實是日本領土。
人民日報社論，題為「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第一段就給中國同胞上地理課：
「琉球群島散布在我國台灣東北和日本九州島西南之間的海面上，包括尖閣諸島、先島諸島、大東諸島……等七組島嶼，總計共有五十個以上有名稱的島嶼和四百多個無名小島，全部地面積為四千六百七十平方公里，群島中最大的島是沖繩諸島中的沖繩島。」
這段文字，忽然在中國網絡流傳，中國人一看，都矇了。一直並無刪除，史學家也沒有被抓起來，由政治常識來看，多半是日中兩國在幕後「協調」好，放出這項「歷史文獻」，平息爭議，令「保釣勇士」知道，「保釣」是如何多餘。
人民日報絕對不出錯的，官方喉舌權威，錯一個字，主編都要殺頭。一九五三年是什麼時候？是韓戰「鎮壓地主反革命」最肅殺的時候，主筆不敢亂寫。
這段文字，至少證實尖閣列島屬於琉球。琉球是今日的沖繩。難怪大陸軍方上月有人呼叫：「釣魚台問題」，要與「收回琉球」一併「綑綁處理」。不先「收回沖繩」，所謂收復釣魚台，不必做夢。
這樣一來，我們「保釣勇士」的責任更重大了，下一步行動，不是登陸什麼釣魚台，而是到沖繩島（亦即中國稱的琉球群島）登一登。琉球自古以來，像梁振英說 的，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一旦收回沖繩，島上二百萬日本人都自動轉賬為中國人了。大家快向沖繩的日本人，不，琉球的中國同胞喊話：一國兩制，香港，台灣之 後，就輪到你們啦。哈哈，想一想，都樂開了花。
Wednesday 15 August 2012
譚蕙芸：學生要向政府說不——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
關於「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學生要向政府說不」的一點補充
【明報專訊】 7月2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刊出「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學生要向政府說不」一文後，收到不少讀者迴響。一名熱心讀者致函明報，查詢關於內文引述的 Grade 10歷史科教科書Canadian Sources: Investigated 1914 to the Present的資料。該讀者指出，安省高中每學年同級學生有數以十萬計，該教科書出版4年售出5000餘本，質疑如何稱得上在安省高中歷史科獲「廣泛採 用」。
學校以政府資助購買
要知道，加拿大安省使用教科書的文化和香港不同。在安省，大部分學生均入讀官立學校，辦學精神乃持守上課是學生基本權利，學生不能因為負擔不了費用，失去 接受教育的機會。故此安省教育廳明文規定，「教科書」是「不能向學生收取的費用」（www.edu.gov.on.ca/eng/parents）。
故此，教科書多由學校以政府資助購買，供校內不同學生重複借用。舉例，一間學校Grade10上學期可能有6班歷史課，6個不同的學生就會使用同一本教科 書；同年下學期，學校會再開辦一樣課程，供另一批上學期沒有修讀的Grade10學生使用。學校之所以在上下學期重複開班，因為要維持小班教學。這樣，一 個學年就可能有多達12個學生使用同一本教科書。學年完結之後，同一本教科書會再傳下去給師弟師妹。餘此類推，學校買一本教科書4年，可能該教科書會被數 十名學生輪流使用過。
為何當地學生，不用像香港學生那樣，要把教科書拿回家溫習？該教科書作者Jan Haskings-Winner進一步解釋，當地教育文化着重啟發和反思，不強調硬記背誦。上課時，教學書是啟發思考的學習工具。下課後，學生無必要把課本拿回家。
着重啟發反思不強調背誦
而且，安省教育廳對於教科書的批核，十分嚴謹，要經過多名地區教育家評審，確保準確反映社會情况，對少數弱勢沒有忽視。一本教科書並不能由個別作者自行編 寫，不受怎何監管就推出市面的。Grade10獲批核的歷史教科書在安省只有8本，近4年出版的更只兩本，包括內文引述的Canadian Sources: Investigated 1914 to the Present。（resources.curriculum.org/occ/）
鑑於讀者關注，作者Jan Haskings-Winner更向出版商查詢了最新銷售數字，至截稿為止，該教科書已售出約1萬本。
另外，「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學生要向政府說不」一文，在7月29日亦同步在海外明報（加拿大東部版）的D2, D3版刊出。此文在加拿大明報刊出後，不少熟悉加拿大情况的讀者，包括現在仍居於當地，或有孩子曾於加拿大升學的家長均向我反映，認同內文準確反映加拿大 整體教育精神。
【明報專訊】近日政府硬銷國民教育，無所不用其極，其中一招叫做「國際慣例」。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上周在微博稱，西方國家在中小學也搞「洗腦式」國民教育，香港做是合乎國際慣例。
但真相是，西方在中小學做的是「全國公民教育」，培育年輕一代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鼓勵學生看到社會不公義要發聲，而不是培育乖巧愚忠的順民。
加拿大資深教育家Jan Haskings-Winner閱讀過香港備受爭議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直指課程危險﹕「這份文件令我想起希特勒，納粹推行的就是這種國民教育，強調盲目向政權效忠，不鼓勵人民思考。」
加拿大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認識國家呢？
當我們的教材一味「隱惡揚善」，把中共政府吹捧為「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加拿大的教科書卻敢於「揚善更揚惡」，大篇幅記錄政府百年來犯過的歷史錯誤，例如剝削黑人投票權、掠奪原居民土地、欺壓女性權益、愧對亞裔移民等。
教科書內更特別註明，政府犯錯後會向人民道歉，甚至作出賠償。
撰寫教材的Jan說，教育的真諦，是希望孩子能從歷史的錯誤中學習﹕「世界的問題只會愈來愈多，我們需要下一代成為思想家和問題解決者，而不是盲目的愛國者」。
在紛紛擾擾之中，香港人似乎已產生「國民教育疲勞」，有人因為厭倦爭議，想被動接受國民教育科，更提出「不易洗腦論」。這群人認為，學生不是那麼容易被洗 腦，更指學生上課可以消極抵制，敷衍了事。可是，我們卻沒有想過，孩子的光陰是寶貴的，我們應否給他們更好的教育？如何能讓他們在不被「洗腦」的情况下， 多角度去認識歷史，讓他們成為明日的領袖，真正提升社會和人類福祉？
讓學生做判官
揭開加拿大教育家Jan Haskings-Winner這本為安大略省Grade 10（相等於香港中四）程度撰寫的加拿大近代史教科書，示範了如何討論國家歷史，卻沒有洗腦效果，甚至有啟發判斷思考的功能。其中一課，要求學生做判官， 考證一個歷史人物是否「真正的加拿大英雄」。這個空軍機師Billy Bishop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擊落無數敵軍，書中卻提供多角度一手歷史資料，觀點互相矛盾，學生需要自己思考查證，部分資料觀點十分大膽，甚至會提出 「會否因為有人想宣傳軍隊形象而誇大戰績？擊落敵軍是否就是英雄？為何人們要把軍人英雄化浪漫化？」
另一課，講加拿大現代史。課本刊出一張攝於1990年的新聞照片，畫面非常震撼，一名原居民站在一架翻了的警車上持槍示威，以抗議土地被省政府徵收作商業 用途，原居民堵塞了區內主要道路與政府對峙。警權、徵地、堵路、示威，這些在中國內地經常發生的少數族裔維權事件，被視為禁忌的敏感議題，在西方社會卻成 為學生的學習案例。而課本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向不是「穩定和諧的重要」，而是指出社會發展對弱勢族群的欺壓，少數族裔對土地的主權等。課文列舉多宗土地爭議 的文獻，到最後均由政府或企業向原居民作出金錢賠償，或歸還土地讓他們自治，並修改法例維護原居民的權益。
撰寫這本教科書的作者Jan Haskings-Winner是一名資深中學教師，在安大略省多間中學教書達25年，主要教授公民教育、歷史和經濟等科目，她現時是安省歷史及社會科學 教師工會會長，亦兼任多倫多大學等多間教育學院導師，並且曾參與編寫中學課程工作。她撰寫過多本中學教科書，其中這本Canadian Sources: Investigated 1914 to the Present的教科書，出版4年售出5000餘本，在安省高中歷史科獲廣泛採用。
筆者把這本二百多頁，記述加拿大近一百年歷史的教科書全看了一遍，粗略估計，書中標榜加拿大豐功偉績的部分只佔內容的兩成；餘下八成課文包含的均是爭議題 目，例如對早年政府對黑人的歧視，三十年代勞工階層受到的欺壓，外來移民在加國受到的歧視，女性權益被剝削的法庭案例，還有法語地區魁北克省多次爭取脫離 加拿大獨立的事件等。
Jan解釋，認識歷史必須要坦然面對不光彩的部分。「歷史總是有些部分令人覺得不太自豪，但我們一定要透過重溫歷史，檢討過去，才不會重蹈覆轍。」她特意 在教科書內放入大量第一手史料，包括舊報紙的政治漫畫、政治家的演說、平民的心聲等。她形容，只有提供多元角度的史料，學生才可以學習獨立思考，分析批 判，建立自己的觀點。
也談未解決的「加拿大六四」
記者問她，中國近代歷史上有「未解決」的爭議題目，例如六四事件，成為中港教育的爭拗點，加拿大有沒有她們的六四事件？Jan說，加拿大政府在20年代把 原居民小孩從父母家裏帶走，以「教化」之名送他們進院舍接受白人耶教教育，不准他們保留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部分孩子被虐打和性侵犯。雖然院舍在80年代停 辦，但政府至今未就事件全面道歉和賠償。時至今日，原居民權益仍是加拿大社會的敏感議題。但教科書不但不會迴避相關題目，政府近年更積極鼓勵老師在課堂與 學生多探討原住民權益。
即使是現代政治題目，如加拿大911後決定派兵到中東，亦容讓學生自行討論，課文題目是﹕「加拿大作為一個維持和平的國家形象，是事實還是神話？」關鍵是，所有議題都是開放式的，讓學生自行找資料和答案。
這種探討歷史瘡疤、容許反對聲音、多元詮釋的「國民教育」，和我們看到香港政府近日強推的愛國愛黨歌功頌德式的洗腦「國民教育」，相去甚遠。但建制中人卻 不斷以「國際慣例」指出西方國家也做國民教育。經常參與國際教育研討會Jan反駁，加拿大和瑞典等民主國家，根本不會推動一套愛國主義的National Education（國民教育），有的只是Civics Education（公民教育）。Jan形容，香港把一直沿用的「公民教育」突然修訂為「國民教育」，違背了國際教育慣例﹕「大部分民主國家，有的是全國 性教育系統（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而不是一個灌輸愛國價值的教育」。
教學生做懂反思的公民
她進一步解釋，西方民主國家，重視公民教育遠多於國民教育，目標是訓練學生成為主動、有責任感、有認知的公民﹕「我們希望年輕人，看到不公義要行動，不同 意就要表態。我們不想教學生如何做一個自豪的國民，而希望他們做個懂得反思的公民（We do not teach them how to be proud Canadians, but active, responsible, informed Canadian citizens and thinkers）。」
相比於西方社會公認的「公民教育」，推動「國民教育」是一種倒退，含有的價值觀令教育家質疑﹕「你搞國民教育的危險是，它不會教學生思考，你結果可能教出一個希特勒來。國民教育重視的只是對領袖的效忠，盲目服從，而不是鼓勵人民提出反對意見或質疑。」
港式國民教育
「令人想起希特勒」
按照筆者建議，Jan把香港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閱讀了一遍，並參考了相關新聞資料。
她指出，文件裏用詞有問題。例如指出有「中華民族美德」，似乎是指向單一種族的國民形象，黃皮膚黑眼睛的漢人，在多元文化的世代，這種觀點落後封閉﹕「你其他種族呢？其他信仰呢？同性戀者呢？殘疾人士呢？他們在國家裏有沒有國民身分？
希特勒的納粹統治也是講究一種『理想國民』，只有白皮膚藍眼睛金頭髮的男人才是優秀國民，你不符合這個標準就被消滅。」
另外「祖國」（motherland）一詞在民主社會根本沒人使用﹕「國家和公民應該有同等權力，以『父母』形容國家，意味人民權力低於國家權力，含有父權意味。」
香港的國民教育指引裏，不時建議學生參加「升旗禮」，學唱「國歌」，並要求學生要感到「自豪」。反觀加拿大，沒有國旗法，破壞國旗不是刑事罪，學校升旗亦 只是由校內工友進行。校園內唯一關於「國歌」的法例，就是每天早上播放國歌時，學生必須站立。（此例只規管校園）Jan說，播國歌時，學生只需要站立，不 需要跟着唱，可以不留心聆聽。重點是，若學生因為宗教原因，認為不適合向國歌肅立，可以申請豁免。此例可見，當國家和信仰身分衝突，不一定是國家身分贏 出。
「身分認同在教育裏是重要的，因為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但我會說，國民身分只是眾多身分的其中一個，更不是凌駕於其他身分之上。」Jan說。
衝突比和諧重要
香港的國民教育指引，時時刻刻強調「和諧穩定」，忽略內地發生的維權事件和民間衝突。Jan認為，公民教育精神裏，「講衝突比講和諧更重要」，而加拿大課 程強調教授學生「Conflict Resolution」（化解衝突），無論族群間或國家之間的衝突，如加拿大在八九十年代法語地區魁北克省多次要求獨立，最後要舉行全民公投解決；或是近 年蘇丹種族屠殺人道危機；還是後九一一加拿大政府出兵中東，都可以是理想的中學生公民教育題目﹕「在廿一世紀，世界只會愈來愈多戰爭和種族清洗事件，我們 不能因為別人跟我們不同就排斥他，必須知道如何用和平手段化解衝突。」
香港教育局派給學校的情意問卷，其中一條問學生「國家做錯事仍然要支持」作為國民認同指標。Jan聽到後搖頭反對﹕「無論是誰，不論是國家還是私人機構， 做錯了，公民都必須出聲。」她舉例，她教導的一名學生，母親被懷疑是恐佈分子，被拘留卻不獲審訊，該學生於是組織同學到首都渥太華和平示威，是「公民教育 和實踐的好例子」。記者向Jan介紹學民思潮，並讓她看中學生反洗腦教育的示威照片，Jan讚頌他們是「好公民的榜樣」﹕「他們有自己的看法，以證據支 持，而且抗爭手段和平，是你們香港需要的優秀公民，當然，以現時國民教育的標準，他們一定不能符合當權者的口胃。」
筆者邀來西方白人教育家對香港教育政策指指點點，有人可能會說是以「西方霸權干預中國國情」，Jan這樣回應﹕「除非中國沒有任何需要解決的問題，若有的 話，你需要的是有能力和人溝通，有分析查證能力，以理性方法提出反對意見的公民，相反，國民教育只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沒法解決問題。」
加拿大人的國民美德？
「加拿大國民」是一個什麼形象？數十年前，加拿大除了原住民（以前叫印第安人），主要人口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移民，故此「加拿大人」給人的印象是白人為主。但近年加國接收大量亞裔印度裔和非洲裔移民，白人人數現只佔全國人口一半。
加國政府八十年代把「多元文化」成為法定政策，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在加拿大，國民根本沒有一個單一臉孔，更遑論「血濃於水」「同根同生」這種論調。筆者也是九十年代中才移民的加拿大公民，沒有白人臉孔，卻不會被當作「次等公民」。
加拿大人有一種政治常識，就是不可以隨便查問別人種族，以免引起歧視誤會。筆者邀請這中學教師做訪問，越洋先以電郵聯絡，根本不知道受訪者是男是女，是白種人還是其他種族的人。直到見面詳談後，才知道她原來有瑞士血統，其祖父母輩多年前從瑞士移民到加拿大。
Jan撐着枴杖到來，她解釋，自己患上多發性硬化症，平衡力不好，需要拐杖協助行動。故此，Jan說，她作為一名「加拿大國民」，既是歐洲移民後代，也是一個女性，更是一個殘疾人士，她關心的身分有多個（關於Jan的家族背景和病歷，筆者已徵求她同意可以寫出來）。
值得注意是，加拿大的公民教育，雖然注重反思和批判，但加拿大的國民身分認同感卻非常之高。一項今年2月公布的調查訪問了2000名加拿大公民，逾八成受 訪者認同自己「身為加拿大人而自豪」，更難得是，新移民對國家的自豪感，比土生加國公民更加強烈。受訪者認為，「包容不同背景人士」是加拿大非常重要的公 民美德（www.cbc.ca/news/canada/story/2012/02/13）。
不少普通小市民在家門都愛掛國旗，加拿大運動員勝出亦有很多人興奮感動。Jan說﹕「你對國家歸屬感，不是由教育灌輸出來的，是因為每個公民有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你愈強迫人愛國，只會引來反彈。」
【明報專訊】 7月2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刊出「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學生要向政府說不」一文後，收到不少讀者迴響。一名熱心讀者致函明報，查詢關於內文引述的 Grade 10歷史科教科書Canadian Sources: Investigated 1914 to the Present的資料。該讀者指出，安省高中每學年同級學生有數以十萬計，該教科書出版4年售出5000餘本，質疑如何稱得上在安省高中歷史科獲「廣泛採 用」。
學校以政府資助購買
要知道，加拿大安省使用教科書的文化和香港不同。在安省，大部分學生均入讀官立學校，辦學精神乃持守上課是學生基本權利，學生不能因為負擔不了費用，失去 接受教育的機會。故此安省教育廳明文規定，「教科書」是「不能向學生收取的費用」（www.edu.gov.on.ca/eng/parents）。
故此，教科書多由學校以政府資助購買，供校內不同學生重複借用。舉例，一間學校Grade10上學期可能有6班歷史課，6個不同的學生就會使用同一本教科 書；同年下學期，學校會再開辦一樣課程，供另一批上學期沒有修讀的Grade10學生使用。學校之所以在上下學期重複開班，因為要維持小班教學。這樣，一 個學年就可能有多達12個學生使用同一本教科書。學年完結之後，同一本教科書會再傳下去給師弟師妹。餘此類推，學校買一本教科書4年，可能該教科書會被數 十名學生輪流使用過。
為何當地學生，不用像香港學生那樣，要把教科書拿回家溫習？該教科書作者Jan Haskings-Winner進一步解釋，當地教育文化着重啟發和反思，不強調硬記背誦。上課時，教學書是啟發思考的學習工具。下課後，學生無必要把課本拿回家。
着重啟發反思不強調背誦
而且，安省教育廳對於教科書的批核，十分嚴謹，要經過多名地區教育家評審，確保準確反映社會情况，對少數弱勢沒有忽視。一本教科書並不能由個別作者自行編 寫，不受怎何監管就推出市面的。Grade10獲批核的歷史教科書在安省只有8本，近4年出版的更只兩本，包括內文引述的Canadian Sources: Investigated 1914 to the Present。（resources.curriculum.org/occ/）
鑑於讀者關注，作者Jan Haskings-Winner更向出版商查詢了最新銷售數字，至截稿為止，該教科書已售出約1萬本。
另外，「加拿大模式國情教學﹕學生要向政府說不」一文，在7月29日亦同步在海外明報（加拿大東部版）的D2, D3版刊出。此文在加拿大明報刊出後，不少熟悉加拿大情况的讀者，包括現在仍居於當地，或有孩子曾於加拿大升學的家長均向我反映，認同內文準確反映加拿大 整體教育精神。
【明報專訊】近日政府硬銷國民教育，無所不用其極，其中一招叫做「國際慣例」。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上周在微博稱，西方國家在中小學也搞「洗腦式」國民教育，香港做是合乎國際慣例。
但真相是，西方在中小學做的是「全國公民教育」，培育年輕一代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鼓勵學生看到社會不公義要發聲，而不是培育乖巧愚忠的順民。
加拿大資深教育家Jan Haskings-Winner閱讀過香港備受爭議的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直指課程危險﹕「這份文件令我想起希特勒，納粹推行的就是這種國民教育，強調盲目向政權效忠，不鼓勵人民思考。」
加拿大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認識國家呢？
當我們的教材一味「隱惡揚善」，把中共政府吹捧為「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加拿大的教科書卻敢於「揚善更揚惡」，大篇幅記錄政府百年來犯過的歷史錯誤，例如剝削黑人投票權、掠奪原居民土地、欺壓女性權益、愧對亞裔移民等。
教科書內更特別註明，政府犯錯後會向人民道歉，甚至作出賠償。
撰寫教材的Jan說，教育的真諦，是希望孩子能從歷史的錯誤中學習﹕「世界的問題只會愈來愈多，我們需要下一代成為思想家和問題解決者，而不是盲目的愛國者」。
在紛紛擾擾之中，香港人似乎已產生「國民教育疲勞」，有人因為厭倦爭議，想被動接受國民教育科，更提出「不易洗腦論」。這群人認為，學生不是那麼容易被洗 腦，更指學生上課可以消極抵制，敷衍了事。可是，我們卻沒有想過，孩子的光陰是寶貴的，我們應否給他們更好的教育？如何能讓他們在不被「洗腦」的情况下， 多角度去認識歷史，讓他們成為明日的領袖，真正提升社會和人類福祉？
讓學生做判官
揭開加拿大教育家Jan Haskings-Winner這本為安大略省Grade 10（相等於香港中四）程度撰寫的加拿大近代史教科書，示範了如何討論國家歷史，卻沒有洗腦效果，甚至有啟發判斷思考的功能。其中一課，要求學生做判官， 考證一個歷史人物是否「真正的加拿大英雄」。這個空軍機師Billy Bishop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擊落無數敵軍，書中卻提供多角度一手歷史資料，觀點互相矛盾，學生需要自己思考查證，部分資料觀點十分大膽，甚至會提出 「會否因為有人想宣傳軍隊形象而誇大戰績？擊落敵軍是否就是英雄？為何人們要把軍人英雄化浪漫化？」
另一課，講加拿大現代史。課本刊出一張攝於1990年的新聞照片，畫面非常震撼，一名原居民站在一架翻了的警車上持槍示威，以抗議土地被省政府徵收作商業 用途，原居民堵塞了區內主要道路與政府對峙。警權、徵地、堵路、示威，這些在中國內地經常發生的少數族裔維權事件，被視為禁忌的敏感議題，在西方社會卻成 為學生的學習案例。而課本引導學生思考的方向不是「穩定和諧的重要」，而是指出社會發展對弱勢族群的欺壓，少數族裔對土地的主權等。課文列舉多宗土地爭議 的文獻，到最後均由政府或企業向原居民作出金錢賠償，或歸還土地讓他們自治，並修改法例維護原居民的權益。
撰寫這本教科書的作者Jan Haskings-Winner是一名資深中學教師，在安大略省多間中學教書達25年，主要教授公民教育、歷史和經濟等科目，她現時是安省歷史及社會科學 教師工會會長，亦兼任多倫多大學等多間教育學院導師，並且曾參與編寫中學課程工作。她撰寫過多本中學教科書，其中這本Canadian Sources: Investigated 1914 to the Present的教科書，出版4年售出5000餘本，在安省高中歷史科獲廣泛採用。
筆者把這本二百多頁，記述加拿大近一百年歷史的教科書全看了一遍，粗略估計，書中標榜加拿大豐功偉績的部分只佔內容的兩成；餘下八成課文包含的均是爭議題 目，例如對早年政府對黑人的歧視，三十年代勞工階層受到的欺壓，外來移民在加國受到的歧視，女性權益被剝削的法庭案例，還有法語地區魁北克省多次爭取脫離 加拿大獨立的事件等。
Jan解釋，認識歷史必須要坦然面對不光彩的部分。「歷史總是有些部分令人覺得不太自豪，但我們一定要透過重溫歷史，檢討過去，才不會重蹈覆轍。」她特意 在教科書內放入大量第一手史料，包括舊報紙的政治漫畫、政治家的演說、平民的心聲等。她形容，只有提供多元角度的史料，學生才可以學習獨立思考，分析批 判，建立自己的觀點。
也談未解決的「加拿大六四」
記者問她，中國近代歷史上有「未解決」的爭議題目，例如六四事件，成為中港教育的爭拗點，加拿大有沒有她們的六四事件？Jan說，加拿大政府在20年代把 原居民小孩從父母家裏帶走，以「教化」之名送他們進院舍接受白人耶教教育，不准他們保留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部分孩子被虐打和性侵犯。雖然院舍在80年代停 辦，但政府至今未就事件全面道歉和賠償。時至今日，原居民權益仍是加拿大社會的敏感議題。但教科書不但不會迴避相關題目，政府近年更積極鼓勵老師在課堂與 學生多探討原住民權益。
即使是現代政治題目，如加拿大911後決定派兵到中東，亦容讓學生自行討論，課文題目是﹕「加拿大作為一個維持和平的國家形象，是事實還是神話？」關鍵是，所有議題都是開放式的，讓學生自行找資料和答案。
這種探討歷史瘡疤、容許反對聲音、多元詮釋的「國民教育」，和我們看到香港政府近日強推的愛國愛黨歌功頌德式的洗腦「國民教育」，相去甚遠。但建制中人卻 不斷以「國際慣例」指出西方國家也做國民教育。經常參與國際教育研討會Jan反駁，加拿大和瑞典等民主國家，根本不會推動一套愛國主義的National Education（國民教育），有的只是Civics Education（公民教育）。Jan形容，香港把一直沿用的「公民教育」突然修訂為「國民教育」，違背了國際教育慣例﹕「大部分民主國家，有的是全國 性教育系統（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而不是一個灌輸愛國價值的教育」。
教學生做懂反思的公民
她進一步解釋，西方民主國家，重視公民教育遠多於國民教育，目標是訓練學生成為主動、有責任感、有認知的公民﹕「我們希望年輕人，看到不公義要行動，不同 意就要表態。我們不想教學生如何做一個自豪的國民，而希望他們做個懂得反思的公民（We do not teach them how to be proud Canadians, but active, responsible, informed Canadian citizens and thinkers）。」
相比於西方社會公認的「公民教育」，推動「國民教育」是一種倒退，含有的價值觀令教育家質疑﹕「你搞國民教育的危險是，它不會教學生思考，你結果可能教出一個希特勒來。國民教育重視的只是對領袖的效忠，盲目服從，而不是鼓勵人民提出反對意見或質疑。」
港式國民教育
「令人想起希特勒」
按照筆者建議，Jan把香港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閱讀了一遍，並參考了相關新聞資料。
她指出，文件裏用詞有問題。例如指出有「中華民族美德」，似乎是指向單一種族的國民形象，黃皮膚黑眼睛的漢人，在多元文化的世代，這種觀點落後封閉﹕「你其他種族呢？其他信仰呢？同性戀者呢？殘疾人士呢？他們在國家裏有沒有國民身分？
希特勒的納粹統治也是講究一種『理想國民』，只有白皮膚藍眼睛金頭髮的男人才是優秀國民，你不符合這個標準就被消滅。」
另外「祖國」（motherland）一詞在民主社會根本沒人使用﹕「國家和公民應該有同等權力，以『父母』形容國家，意味人民權力低於國家權力，含有父權意味。」
香港的國民教育指引裏，不時建議學生參加「升旗禮」，學唱「國歌」，並要求學生要感到「自豪」。反觀加拿大，沒有國旗法，破壞國旗不是刑事罪，學校升旗亦 只是由校內工友進行。校園內唯一關於「國歌」的法例，就是每天早上播放國歌時，學生必須站立。（此例只規管校園）Jan說，播國歌時，學生只需要站立，不 需要跟着唱，可以不留心聆聽。重點是，若學生因為宗教原因，認為不適合向國歌肅立，可以申請豁免。此例可見，當國家和信仰身分衝突，不一定是國家身分贏 出。
「身分認同在教育裏是重要的，因為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但我會說，國民身分只是眾多身分的其中一個，更不是凌駕於其他身分之上。」Jan說。
衝突比和諧重要
香港的國民教育指引，時時刻刻強調「和諧穩定」，忽略內地發生的維權事件和民間衝突。Jan認為，公民教育精神裏，「講衝突比講和諧更重要」，而加拿大課 程強調教授學生「Conflict Resolution」（化解衝突），無論族群間或國家之間的衝突，如加拿大在八九十年代法語地區魁北克省多次要求獨立，最後要舉行全民公投解決；或是近 年蘇丹種族屠殺人道危機；還是後九一一加拿大政府出兵中東，都可以是理想的中學生公民教育題目﹕「在廿一世紀，世界只會愈來愈多戰爭和種族清洗事件，我們 不能因為別人跟我們不同就排斥他，必須知道如何用和平手段化解衝突。」
香港教育局派給學校的情意問卷，其中一條問學生「國家做錯事仍然要支持」作為國民認同指標。Jan聽到後搖頭反對﹕「無論是誰，不論是國家還是私人機構， 做錯了，公民都必須出聲。」她舉例，她教導的一名學生，母親被懷疑是恐佈分子，被拘留卻不獲審訊，該學生於是組織同學到首都渥太華和平示威，是「公民教育 和實踐的好例子」。記者向Jan介紹學民思潮，並讓她看中學生反洗腦教育的示威照片，Jan讚頌他們是「好公民的榜樣」﹕「他們有自己的看法，以證據支 持，而且抗爭手段和平，是你們香港需要的優秀公民，當然，以現時國民教育的標準，他們一定不能符合當權者的口胃。」
筆者邀來西方白人教育家對香港教育政策指指點點，有人可能會說是以「西方霸權干預中國國情」，Jan這樣回應﹕「除非中國沒有任何需要解決的問題，若有的 話，你需要的是有能力和人溝通，有分析查證能力，以理性方法提出反對意見的公民，相反，國民教育只是政治宣傳（propaganda），沒法解決問題。」
加拿大人的國民美德？
「加拿大國民」是一個什麼形象？數十年前，加拿大除了原住民（以前叫印第安人），主要人口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移民，故此「加拿大人」給人的印象是白人為主。但近年加國接收大量亞裔印度裔和非洲裔移民，白人人數現只佔全國人口一半。
加國政府八十年代把「多元文化」成為法定政策，致力消除種族歧視。在加拿大，國民根本沒有一個單一臉孔，更遑論「血濃於水」「同根同生」這種論調。筆者也是九十年代中才移民的加拿大公民，沒有白人臉孔，卻不會被當作「次等公民」。
加拿大人有一種政治常識，就是不可以隨便查問別人種族，以免引起歧視誤會。筆者邀請這中學教師做訪問，越洋先以電郵聯絡，根本不知道受訪者是男是女，是白種人還是其他種族的人。直到見面詳談後，才知道她原來有瑞士血統，其祖父母輩多年前從瑞士移民到加拿大。
Jan撐着枴杖到來，她解釋，自己患上多發性硬化症，平衡力不好，需要拐杖協助行動。故此，Jan說，她作為一名「加拿大國民」，既是歐洲移民後代，也是一個女性，更是一個殘疾人士，她關心的身分有多個（關於Jan的家族背景和病歷，筆者已徵求她同意可以寫出來）。
值得注意是，加拿大的公民教育，雖然注重反思和批判，但加拿大的國民身分認同感卻非常之高。一項今年2月公布的調查訪問了2000名加拿大公民，逾八成受 訪者認同自己「身為加拿大人而自豪」，更難得是，新移民對國家的自豪感，比土生加國公民更加強烈。受訪者認為，「包容不同背景人士」是加拿大非常重要的公 民美德（www.cbc.ca/news/canada/story/2012/02/13）。
不少普通小市民在家門都愛掛國旗，加拿大運動員勝出亦有很多人興奮感動。Jan說﹕「你對國家歸屬感，不是由教育灌輸出來的，是因為每個公民有自己的經歷和故事，你愈強迫人愛國，只會引來反彈。」
 |
| 加拿大資深中學教師兼教科書作者 Jan Haskings-Winner。 |
Thursday 9 August 2012
李怡：劉翔是在舉國體制之下演一場戲嗎？
【蘋果日報】劉翔摔倒退出奧運，中央電視台報道時解說員泣不成聲，主播如喪考妣。他其後的單腳跳和吻別最後一個欄的動作，給一些運動員和觀眾帶來一點感
動，但卻被大陸網民開罵：「一切就像劇本設計好一樣。…劉翔，我不怨你，但討厭這個導演！」「這是在愚弄全國全世界人的智商！這不是意外摔倒！劉翔，你不
該答應他們參加這種演出！」甚至《人民日報》也說「令人不解」。官方新華網發展論壇民調顯示，對劉翔出賽再次發生意外「感到疑惑」者高達60%，鳳凰網有
57%的人認為，劉翔跌跤「有表演痕迹，讓人疑惑」。
比賽摔倒是常事，香港觀眾大都不會懷疑是「做戲」，何以內地網民甚而官媒都感懷疑呢？因為他們太了解大陸的體制了。
大陸的體育體制，就是倫奧開始以來在內地網站備受謾罵嘲諷的「舉國體制」，也就是以舉國之力去培養尖子運動員，目標是奪取金牌，並以此來提升全國的民族優 越感和愛國心。培養一個有潛質的運動員花費多少呢？日前新華社報道了這次奧運中的游泳金牌得主孫楊的說法，他說他攀上泳壇頂峯，受惠於中國游泳隊「走出 去」策略，在澳洲接受名教練丹尼斯薪酬100萬人民幣的最先進訓練，孫楊本人、教練員、隨行工作人員和陪練員，每人海外一個月開支要30萬人民幣。孫楊前 後四次海外受訓，前三次每次都要70日，粗略計算他一人海外訓練的投入就要200萬人民幣以上，整個團隊兩年海外訓練開支超過1,000萬人民幣。這只是 孫楊一人的訓練代價，舉國體制去拱獎牌，花費要多少？要犧牲多少發展普通人民體育活動的經費才能造就表面風光的「金牌大國」？
據博訊新聞網報道，一位中國田徑隊的長跑運動教練告訴記者，劉翔自從2008年奧運會時因腳傷就已經不適合大型比賽了，但劉翔是中國運動隊中最神秘的一 位，其他運動員的傷勢都請諸多醫生會診，唯獨劉翔的傷勢像是國家機密。這位教練雖然沒有親自接觸劉翔，但他與劉翔的幾位教練、醫生都多次接觸，他自己感 覺，這些人都在刻意隱瞞一些事實。
既然早已不適合比賽，為甚麼還要練習、還要作賽呢？原因就是劉翔並非一個人在戰鬥，自從他在雅典奧運揚了國威，國家就不斷利用他作為祖國騰飛的標誌。他跑 不跑直接影響祖國騰飛的形象。為此，他的操作團隊異常巨大，開支驚人，廣告收入動不動就是上億，能堅持一天，就是上百萬人民幣，因此早就不適合比賽的劉 翔，一直被包裝起來，有些內幕也被隱藏了起來。劉翔自己幾乎享受了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的待遇，他花費的國家體育經費是任何三個國家級田徑運動員的總和。
劉翔的教練和醫生早就知道劉翔的傷勢不適合這次倫敦奧運了，但一位接近劉翔團隊的人士透露，國家不會讓劉翔這個國家「偶像」如此灰溜溜退場，會在最後關頭 以「頑強拼搏」來歌頌他，送他光榮退場。內地百度貼吧某神人在比賽前一天已預測結果：「比賽中傷病復發，單腿跳過終點，在場所有人感動，在最熱烈的掌聲中 被扶出賽場。」
這場鬧劇的導演是中共宣傳部門，劉翔團隊，加上劉翔本人。可惜還是騙不過眾網民火眼金睛。
李慧詩在貧血症陰影及曾經左手骨折下，頑強奪一面銅牌，她和全香港人都感到高興；中國舉重選手吳景彪拿了一面銀牌，因奪不到金，就哭着說「我有愧於祖 國」。香港男乒團力克日本隊進入準決賽，雖輸給南韓，隊員唐鵬說，我們力戰而敗，沒有輸掉奧運精神，也沒有輸掉香港精神；中國羽毛球女雙為晉級走線而打假 波，被取消資格，但打假波難道是她們自己的決定、而不是受命於舉國體制的領導者嗎？我們希望香港有李慧詩、唐鵬，而不希望未來的運動員是吳景彪和身不由己 的劉翔。
在舉國體制之下，受傷的劉翔不能不參加倫奧，不能不跑，也不能不演一場戲。當《北京日報》讚揚「舉國體制是好體制」時，《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就稱，當 大家一致說那是一坨屎時，必會有人站出來說，屎裏也有營養，屎也是好東西。為了表達對上的效忠，當着上峯的面把那坨屎吃下去。
要在公民社會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就是要我們吃那坨屎。
比賽摔倒是常事，香港觀眾大都不會懷疑是「做戲」，何以內地網民甚而官媒都感懷疑呢？因為他們太了解大陸的體制了。
大陸的體育體制，就是倫奧開始以來在內地網站備受謾罵嘲諷的「舉國體制」，也就是以舉國之力去培養尖子運動員，目標是奪取金牌，並以此來提升全國的民族優 越感和愛國心。培養一個有潛質的運動員花費多少呢？日前新華社報道了這次奧運中的游泳金牌得主孫楊的說法，他說他攀上泳壇頂峯，受惠於中國游泳隊「走出 去」策略，在澳洲接受名教練丹尼斯薪酬100萬人民幣的最先進訓練，孫楊本人、教練員、隨行工作人員和陪練員，每人海外一個月開支要30萬人民幣。孫楊前 後四次海外受訓，前三次每次都要70日，粗略計算他一人海外訓練的投入就要200萬人民幣以上，整個團隊兩年海外訓練開支超過1,000萬人民幣。這只是 孫楊一人的訓練代價，舉國體制去拱獎牌，花費要多少？要犧牲多少發展普通人民體育活動的經費才能造就表面風光的「金牌大國」？
據博訊新聞網報道，一位中國田徑隊的長跑運動教練告訴記者，劉翔自從2008年奧運會時因腳傷就已經不適合大型比賽了，但劉翔是中國運動隊中最神秘的一 位，其他運動員的傷勢都請諸多醫生會診，唯獨劉翔的傷勢像是國家機密。這位教練雖然沒有親自接觸劉翔，但他與劉翔的幾位教練、醫生都多次接觸，他自己感 覺，這些人都在刻意隱瞞一些事實。
既然早已不適合比賽，為甚麼還要練習、還要作賽呢？原因就是劉翔並非一個人在戰鬥，自從他在雅典奧運揚了國威，國家就不斷利用他作為祖國騰飛的標誌。他跑 不跑直接影響祖國騰飛的形象。為此，他的操作團隊異常巨大，開支驚人，廣告收入動不動就是上億，能堅持一天，就是上百萬人民幣，因此早就不適合比賽的劉 翔，一直被包裝起來，有些內幕也被隱藏了起來。劉翔自己幾乎享受了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的待遇，他花費的國家體育經費是任何三個國家級田徑運動員的總和。
劉翔的教練和醫生早就知道劉翔的傷勢不適合這次倫敦奧運了，但一位接近劉翔團隊的人士透露，國家不會讓劉翔這個國家「偶像」如此灰溜溜退場，會在最後關頭 以「頑強拼搏」來歌頌他，送他光榮退場。內地百度貼吧某神人在比賽前一天已預測結果：「比賽中傷病復發，單腿跳過終點，在場所有人感動，在最熱烈的掌聲中 被扶出賽場。」
這場鬧劇的導演是中共宣傳部門，劉翔團隊，加上劉翔本人。可惜還是騙不過眾網民火眼金睛。
李慧詩在貧血症陰影及曾經左手骨折下，頑強奪一面銅牌，她和全香港人都感到高興；中國舉重選手吳景彪拿了一面銀牌，因奪不到金，就哭着說「我有愧於祖 國」。香港男乒團力克日本隊進入準決賽，雖輸給南韓，隊員唐鵬說，我們力戰而敗，沒有輸掉奧運精神，也沒有輸掉香港精神；中國羽毛球女雙為晉級走線而打假 波，被取消資格，但打假波難道是她們自己的決定、而不是受命於舉國體制的領導者嗎？我們希望香港有李慧詩、唐鵬，而不希望未來的運動員是吳景彪和身不由己 的劉翔。
在舉國體制之下，受傷的劉翔不能不參加倫奧，不能不跑，也不能不演一場戲。當《北京日報》讚揚「舉國體制是好體制」時，《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就稱，當 大家一致說那是一坨屎時，必會有人站出來說，屎裏也有營養，屎也是好東西。為了表達對上的效忠，當着上峯的面把那坨屎吃下去。
要在公民社會的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就是要我們吃那坨屎。
Wednesday 8 August 2012
安裕：打假波的國民教育
【明報專訊】
羽毛球運動員爭着擊球下網，成為倫敦奧運對奧林匹克精神的最大反諷。大陸一些網民以及中央電視台主播白岩松都覺得問題在於比賽規例而不是比賽態度，他們着
實不知道，就是這小小認知迥異，成為中國到今天還未能與世界真正接軌的分野。有的人認為，褫奪包括中國在內的運動員比賽資格，是西方世界戕害中國，不想中
國揚威的下三濫手段，是西方價值對中國價值的反發，至低限度我在新浪看到不只一百個這樣的留言。也有人說這樣做失去了比賽真正意義，當然這些網友的下場是
旋即被人圍攻「賣國賊」。
這所以香港上星期日那九萬人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政府總部（這是我近年最討厭的名詞。總部？難道還有分部支部？有的話，在哪裏，在西環？）的原因——規例 有問題就可以堂而皇之打假波，還要振振有詞，彷彿如果不打假波就上對不起神明下對不起百姓。這種以國家利益為最大利益且不惜一切要完成任務的心態，和《中 國模式》裏說的幾乎是二而一的翻版。
都幾十年了，這種精神狀態一直殘留不去，以為富起來總會朝好的方向轉變，誰知遺毒還是不去，廉價民族主義在大陸兜售完了轉來香港分銷。那天報上看到一個位 極人臣的新貴為國民教育科指引說盡好話的文章，我只是想說，讓這種教育再過二十年，再來一次六四鎮壓，香港的下一代會從西方分化中國人民的多角度來看問題 ——美國一九七○年也有國民警衛軍射殺大學生——就跟這幾天的「西方亦有國民教育」一時瑜亮。
羽毛球運動員受罰，教練李永波卻嬉皮笑臉說要向電視觀眾說對不起。我不知這人為今天的中國作過什麼貢獻，是人均GDP提高了若干百分點，抑或是打倒四人幫 時他出過一分力，就這樣由得他過關？後來再看中國奧運代表團的聲明才恍然大悟，「中國代表團充分尊重世界羽聯的處罰決定，這兩名選手的行為，違背了奧林匹 克的宗旨和體育公平競爭的精神，中國體育代表對此感到痛心，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任何人、任何隊伍、任何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做法」。刀筆吏果然 不是白吃飯，每句每字都是話中有話，「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任何人、任何隊伍、任何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做法」，連消帶打砸你西方傳媒一下子：中 國從沒有搞這些，你們不要多費心機醜化我好了；聲明的重中之重是，這是運動員的錯，我們從不贊成。
更厲害的是，發表聲明後中國代表團沒有上訴。有看法是不上訴就是心虛，我的看法卻剛好相反，老子不上訴硬吃你一荏，折了那兩個運動員也不必在世界羽聯公開 會議上被人盤問。從上訴到重新裁決，必然包括重組事件，到時中國隊官員便得坐在世界羽聯問話席上答辯。現在連這個機會都不給你，世界羽聯必定恨得牙癢癢， 卻又奈你中國不何。今天世界能夠如此老奸巨滑的，除了美國佬便是中共。
不上訴的厲害之處
「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這九個字是字字千鈞的謊言。中國打假波讓球早就不是新聞，人們記得的是乒乓球的何智麗，一九八七年世界賽不服讓球給隊友，憤而退 隊，後來移民日本改名小山智麗，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女乒比賽，她一天之內以三種不同打法力克陳靜、喬紅、鄧亞萍得到金牌。何智麗的歷史的血淚度算小，張立 連讓兩屆世界賽女單冠軍才令人扼腕。張立？沒聽過？歷史也許早已忘記這位了不起的左手將。
七十年代聲名鵲起的張立左手執直拍，日文叫這類運動員「左利」，右推左攻，能拉弧圈能推能擋，今天中國還沒有這種虎將。日本六七十年代對中國乒乓球隊兩個 運動員最為佩服，一是兩面攻的莊則楝，另一是張立。張立打球致命之處在於手腕變化，我曾經翻譯幾篇日本乒乓球雜誌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說到張立，日本人始終 無法看清楚張立發球一刻手腕的抖動，她握拍的左手在球拍碰球的一瞬間才轉腕，有時看來像開下旋球，原來卻是上旋，以為是側旋，她卻來一個下旋讓你回球落 網；在相持的過程中，張立更可以用轉腕來改變球的旋轉。日本乒乓球協會後來出動一秒幾百張的高速攝影機，拍下張立的手腕動作研究。今天看來，這些技術都不 是難事，但那是七十年代中葉的世界，這招足以令張立可以成為比鄧亞萍更了不起的乒球名將。
可是中共沒有把體育當作運動看待，一九七五年及一九七七年兩屆世界乒乓球賽女單決賽，張立的對手都是北韓的朴英順，兩次都以張立失利告終。以技術而言，張 立根本不可能敗，那時張立在各項比賽所向無敵，是七十年代獲獎牌最多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唯獨世界賽要輸波收場。過了幾年，秘密逐漸曝光，張立兩屆都讓給 「鮮血澆成的友誼」的北韓兄弟同志。而且為了保證朴英順殺入決賽奪冠，其他中國運動員要開路讓路，大路朝天直通決賽，一條龍服務送上冠軍。至於莊則楝在一 九六一、六三、六五年三屆世界賽奪得男子單打冠軍，決賽對手三屆都是李富榮。這些讓球今天早就不是秘密，目的是塑造紅彤彤的標兵人物。莊則楝文革期間扶搖 直上，官至國家體委主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四年，出來後再也不談政事，埋首乒乓世界，畢竟他的直拍兩面到今天仍未有人得其真髓。
臥虎藏龍也得讓球
官員一句話把一生汗水的運動員逼死，才是倫敦奧運讓球最令人痛心的一樣。我對羽毛球運動員特別有感覺，因為看過國家隊的訓練，完全是玩命。八十年代到廣東 體委找大伯，廣東運動大隊在二沙島有一個龐大體育訓練基地，說得出的運動項目都在那裏集訓。那年恰巧碰上國家羽毛球隊南下春訓，上午訓練四小時，球拍打斷 十幾支不在話下，訓練完結，人人抓個闊口大玻璃瓶，放幾塊冰一大團蜜糖，和着熱開水就這樣牛飲補充體力。吃飯也不是山珍海錯，獨沽一味冬瓜炆豬肉，拿着搪 瓷兜坐飯堂外邊乘涼邊吃，午睡後開工猛扣到日落。這樣天天打球不知日之將盡的全國有成千上萬，人人不是臥虎便是藏龍，要到世界體壇抖出一世之學。遺憾是領 導人要你為了國家榮譽輸給對手或隊友，為的保證有人能替祖國爭光，卻不管你每天起早貪黑練到渾身傷病。
讓球打假波，有人說是集體主義彰顯，我不同意，讓球其實把集體主義這四字玷污了。讓球說到底是一個國家的自私，為了所謂國家榮光，把個人都踏在腳底。中共 建政後，集體主義被陰謀家用來爭權奪利，為了政權牢固，六億人民都被迫像倫奧中國羽毛球運動員作出唯心之說唯心之行。文革結束後，大陸掀起一陣傷痕文學熱 潮，儘管其中不乏水準平平之作，但也有《芙蓉鎮》那樣的心靈反省的好書：國家和個人，一己和集體，那是一場絕妙的國民教育——我們這個國家，是怎樣走過建 政後二十七年，是吃盡浮誇的苦頭，是歷盡獨裁的殘酷。到今天中國經濟已是世界第二，可是心態還停留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世界。羽毛球隊的打假波，便是和文革 期間的狎玩人民權利不遑多讓。可不是麼，羽毛球的于洋和王曉理為什麼這樣給取消資格，她們心底裏肯定千萬個不依。運動員是好強的，要他們故意輸波讓球，就 是到後來拿了金牌心裏永遠有一個結。
新「新中國人」的湧現
近二十年經濟起飛，一種與傳統基本價值相違的新價值觀冒出頭來，那是事必稱「大國」的言語和行為模式。這是冀圖在西方文明為主體的意識形態外，構建一種以 中共教條為框架的以我為主意識形態。這中間不排除有文明重塑的考慮，然而更多的是自我防衛強烈的排他文化，中共是打算重新訂定世界新秩序，打破西方強勢壟 斷。到了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幾乎一沉不起，這念頭更是明顯，一套以「中國模式」為主體的思考模式浮現，自訂規例，自行其事，自圓其說。因此，不要以 為香港那部《中國模式》手冊是荒謬絕倫，其實這是全面反映當今中共當權派的思想體系。至於手冊只講中共好的一面，犧牲了下一代知的權利，集體的榮譽要在個 人榮譽之上，這些都只是副產品，真正目的要構建新「新中國人」。
這一總結的由來，在於前述的中央電視台主播白岩松在羽毛球打假波的評論。白岩松在大陸算是敢言的王牌主播，一九九八年朱鎔基訪問中央電視台，看了當時的王 牌節目《焦點訪談》。朱鎔基很少替人題詞，那次卻破了例，題了「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站在後面的白岩松看着看着就拍起手來。朱鎔基 今天垂垂老矣，當年的白岩松今天評論羽毛球事件有着與人不同的評說。十幾年，很多事都變了，包括曾經決心為民喉舌的記者主播，「中國強大」，對很多人來 說，仍然是個不能抗拒的誘惑。
這所以香港上星期日那九萬人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政府總部（這是我近年最討厭的名詞。總部？難道還有分部支部？有的話，在哪裏，在西環？）的原因——規例 有問題就可以堂而皇之打假波，還要振振有詞，彷彿如果不打假波就上對不起神明下對不起百姓。這種以國家利益為最大利益且不惜一切要完成任務的心態，和《中 國模式》裏說的幾乎是二而一的翻版。
都幾十年了，這種精神狀態一直殘留不去，以為富起來總會朝好的方向轉變，誰知遺毒還是不去，廉價民族主義在大陸兜售完了轉來香港分銷。那天報上看到一個位 極人臣的新貴為國民教育科指引說盡好話的文章，我只是想說，讓這種教育再過二十年，再來一次六四鎮壓，香港的下一代會從西方分化中國人民的多角度來看問題 ——美國一九七○年也有國民警衛軍射殺大學生——就跟這幾天的「西方亦有國民教育」一時瑜亮。
羽毛球運動員受罰，教練李永波卻嬉皮笑臉說要向電視觀眾說對不起。我不知這人為今天的中國作過什麼貢獻，是人均GDP提高了若干百分點，抑或是打倒四人幫 時他出過一分力，就這樣由得他過關？後來再看中國奧運代表團的聲明才恍然大悟，「中國代表團充分尊重世界羽聯的處罰決定，這兩名選手的行為，違背了奧林匹 克的宗旨和體育公平競爭的精神，中國體育代表對此感到痛心，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任何人、任何隊伍、任何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做法」。刀筆吏果然 不是白吃飯，每句每字都是話中有話，「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任何人、任何隊伍、任何形式的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做法」，連消帶打砸你西方傳媒一下子：中 國從沒有搞這些，你們不要多費心機醜化我好了；聲明的重中之重是，這是運動員的錯，我們從不贊成。
更厲害的是，發表聲明後中國代表團沒有上訴。有看法是不上訴就是心虛，我的看法卻剛好相反，老子不上訴硬吃你一荏，折了那兩個運動員也不必在世界羽聯公開 會議上被人盤問。從上訴到重新裁決，必然包括重組事件，到時中國隊官員便得坐在世界羽聯問話席上答辯。現在連這個機會都不給你，世界羽聯必定恨得牙癢癢， 卻又奈你中國不何。今天世界能夠如此老奸巨滑的，除了美國佬便是中共。
不上訴的厲害之處
「中國奧委會歷來反對」這九個字是字字千鈞的謊言。中國打假波讓球早就不是新聞，人們記得的是乒乓球的何智麗，一九八七年世界賽不服讓球給隊友，憤而退 隊，後來移民日本改名小山智麗，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女乒比賽，她一天之內以三種不同打法力克陳靜、喬紅、鄧亞萍得到金牌。何智麗的歷史的血淚度算小，張立 連讓兩屆世界賽女單冠軍才令人扼腕。張立？沒聽過？歷史也許早已忘記這位了不起的左手將。
七十年代聲名鵲起的張立左手執直拍，日文叫這類運動員「左利」，右推左攻，能拉弧圈能推能擋，今天中國還沒有這種虎將。日本六七十年代對中國乒乓球隊兩個 運動員最為佩服，一是兩面攻的莊則楝，另一是張立。張立打球致命之處在於手腕變化，我曾經翻譯幾篇日本乒乓球雜誌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說到張立，日本人始終 無法看清楚張立發球一刻手腕的抖動，她握拍的左手在球拍碰球的一瞬間才轉腕，有時看來像開下旋球，原來卻是上旋，以為是側旋，她卻來一個下旋讓你回球落 網；在相持的過程中，張立更可以用轉腕來改變球的旋轉。日本乒乓球協會後來出動一秒幾百張的高速攝影機，拍下張立的手腕動作研究。今天看來，這些技術都不 是難事，但那是七十年代中葉的世界，這招足以令張立可以成為比鄧亞萍更了不起的乒球名將。
可是中共沒有把體育當作運動看待，一九七五年及一九七七年兩屆世界乒乓球賽女單決賽，張立的對手都是北韓的朴英順，兩次都以張立失利告終。以技術而言，張 立根本不可能敗，那時張立在各項比賽所向無敵，是七十年代獲獎牌最多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唯獨世界賽要輸波收場。過了幾年，秘密逐漸曝光，張立兩屆都讓給 「鮮血澆成的友誼」的北韓兄弟同志。而且為了保證朴英順殺入決賽奪冠，其他中國運動員要開路讓路，大路朝天直通決賽，一條龍服務送上冠軍。至於莊則楝在一 九六一、六三、六五年三屆世界賽奪得男子單打冠軍，決賽對手三屆都是李富榮。這些讓球今天早就不是秘密，目的是塑造紅彤彤的標兵人物。莊則楝文革期間扶搖 直上，官至國家體委主任。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後，被隔離審查四年，出來後再也不談政事，埋首乒乓世界，畢竟他的直拍兩面到今天仍未有人得其真髓。
臥虎藏龍也得讓球
官員一句話把一生汗水的運動員逼死，才是倫敦奧運讓球最令人痛心的一樣。我對羽毛球運動員特別有感覺，因為看過國家隊的訓練，完全是玩命。八十年代到廣東 體委找大伯，廣東運動大隊在二沙島有一個龐大體育訓練基地，說得出的運動項目都在那裏集訓。那年恰巧碰上國家羽毛球隊南下春訓，上午訓練四小時，球拍打斷 十幾支不在話下，訓練完結，人人抓個闊口大玻璃瓶，放幾塊冰一大團蜜糖，和着熱開水就這樣牛飲補充體力。吃飯也不是山珍海錯，獨沽一味冬瓜炆豬肉，拿着搪 瓷兜坐飯堂外邊乘涼邊吃，午睡後開工猛扣到日落。這樣天天打球不知日之將盡的全國有成千上萬，人人不是臥虎便是藏龍，要到世界體壇抖出一世之學。遺憾是領 導人要你為了國家榮譽輸給對手或隊友，為的保證有人能替祖國爭光，卻不管你每天起早貪黑練到渾身傷病。
讓球打假波，有人說是集體主義彰顯，我不同意，讓球其實把集體主義這四字玷污了。讓球說到底是一個國家的自私，為了所謂國家榮光，把個人都踏在腳底。中共 建政後，集體主義被陰謀家用來爭權奪利，為了政權牢固，六億人民都被迫像倫奧中國羽毛球運動員作出唯心之說唯心之行。文革結束後，大陸掀起一陣傷痕文學熱 潮，儘管其中不乏水準平平之作，但也有《芙蓉鎮》那樣的心靈反省的好書：國家和個人，一己和集體，那是一場絕妙的國民教育——我們這個國家，是怎樣走過建 政後二十七年，是吃盡浮誇的苦頭，是歷盡獨裁的殘酷。到今天中國經濟已是世界第二，可是心態還停留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世界。羽毛球隊的打假波，便是和文革 期間的狎玩人民權利不遑多讓。可不是麼，羽毛球的于洋和王曉理為什麼這樣給取消資格，她們心底裏肯定千萬個不依。運動員是好強的，要他們故意輸波讓球，就 是到後來拿了金牌心裏永遠有一個結。
新「新中國人」的湧現
近二十年經濟起飛，一種與傳統基本價值相違的新價值觀冒出頭來，那是事必稱「大國」的言語和行為模式。這是冀圖在西方文明為主體的意識形態外，構建一種以 中共教條為框架的以我為主意識形態。這中間不排除有文明重塑的考慮，然而更多的是自我防衛強烈的排他文化，中共是打算重新訂定世界新秩序，打破西方強勢壟 斷。到了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幾乎一沉不起，這念頭更是明顯，一套以「中國模式」為主體的思考模式浮現，自訂規例，自行其事，自圓其說。因此，不要以 為香港那部《中國模式》手冊是荒謬絕倫，其實這是全面反映當今中共當權派的思想體系。至於手冊只講中共好的一面，犧牲了下一代知的權利，集體的榮譽要在個 人榮譽之上，這些都只是副產品，真正目的要構建新「新中國人」。
這一總結的由來，在於前述的中央電視台主播白岩松在羽毛球打假波的評論。白岩松在大陸算是敢言的王牌主播，一九九八年朱鎔基訪問中央電視台，看了當時的王 牌節目《焦點訪談》。朱鎔基很少替人題詞，那次卻破了例，題了「群眾喉舌，輿論監督，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站在後面的白岩松看着看着就拍起手來。朱鎔基 今天垂垂老矣，當年的白岩松今天評論羽毛球事件有着與人不同的評說。十幾年，很多事都變了，包括曾經決心為民喉舌的記者主播，「中國強大」，對很多人來 說，仍然是個不能抗拒的誘惑。
Tuesday 31 July 2012
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主場新聞】
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
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
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 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 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 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 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 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 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 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 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 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 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 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 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 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 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 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 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 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 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 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 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 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 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 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 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 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 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 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 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 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 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 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 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 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 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 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 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 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 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 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 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 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 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 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 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林天悟：「你懂的」，香港不要懂！
【信報轉載】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 惡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風襲港無一人死亡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 多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 人，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 息，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 版面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 「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 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 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 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 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 戲，以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 香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 當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 惡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風襲港無一人死亡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 多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 人，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 息，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 版面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 「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 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 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 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 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 戲，以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 香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 當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梁文道：領導說了算
【新世紀】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文化中的一個謎題，就是它到底有沒有彈性。「冷戰」時代，有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喜歡把中國體制形容為一種「剛性專政」，只
要上頭死了心要干一件事，不管全國人民是否要脫掉一層褲子，它都一定執行到底，下者莫有不從。可是後來，有些到中國做買賣的外商卻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高
呼這是一片全世界最自由的土地，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規矩是不容變通的。
對我們自己人而言，它一樣模棱兩可。說它沒有彈性，但又要搞通關係門路，領導換個主意，再硬的規定還是可以找出靈活的空間；但要說它很有彈性，我們又該如 何解釋近日北京那場「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為什麼路上都已經淹死人了，政府還不開放公家部門的空間，給人作為棲身避難之所？為什麼汽車都已經快要駛不 動了，高速公路收費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攔下來一個個收錢，交通協管員們依然恪盡職守地往一輛輛被淹的車上貼罰款通知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這不是什麼民族性的問題。平日防人甚嚴的北京市民，當晚竟敢在網上公開自家電話住址，好讓陌生人躲災避難；也有私家車冒著風雨主動上街， 尋找待救同胞。甚至這也不是公務員的心態問題，你看那臨時加班的派出所所長李方洪怎樣為了救人而觸電犧牲，又看那基層環保工人如何站在被衝開的井蓋旁邊以 警示過路車輛。中國人，甚至中國每一個尋常公務人員，他們是有彈性的，他們全都明白，非常時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沒有彈性的只是部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 過組織的公務人員，甚或任何活在某種組織文化之中的中國人。
為什麼一位派出所所長能夠見天色不對，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裡辦公？為什麼一隊交通協管員卻可以無懼暴雨，機械般地對著被迫停駛的車輛照開罰單？區別就在於前者本身是個領導，足以自行裁量；後者則是一隊被領導的組織，習慣於按章辦事。
再仔細點看，李方洪所長就算不是什麼很高級別的領導，比起那些城管隊員，他當時的狀態，也還稱得上一種可以單獨下決定的狀態。反觀交通協管員與收費站上的 站員，當時他們卻與同事一起，實實在在地存活於一種組織狀態裡頭，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膽猜測，假如收費站上只有一個站員，他的表現會不會有所不同？又假 如一個休了班的協管隊員，他會不會也加入當晚義援災民的救助大軍呢？
簡單地說，體制文化的彈性與剛性或許根本不矛盾，它們都是同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塊銅幣的名字，則是「領導說了算」。在這種領導獨攬大權的管理文化底下，被 領導的人很難擁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間；越是底層，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協管隊員不敢不遵命辦公，就連餐廳一個普通服務員都不敢答應你一些很尋常 的要求，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用老是換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不按訓練、不照指示的行為的權力。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被 死死盯在權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層。要是只看這一面，中國確實沒有彈性可言。
換個角度，要是遇上稍有點權力的領導，那就好說了。因為他就是組織，他就是規定。同樣在餐館吃飯，一個底層服務員不敢不給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別倒，他 很怕領導發現他沒遵守見到杯空就立刻倒滿的規定；但是一個總經理卻能容你在不許抽煙的地方抽煙，同時貼心地奉上煙缸。如果發現這一面，那中國還是最靈活最 自由的國度。
被人罵多了，有些部門也會嘗試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問題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異化成很不人性的剛性規定，迫著你接受他們的體貼。比方說某間銀行為老人家設座，怕他們排隊久站；可你不想坐還不行，那可憐兮兮的客服人員會哀求你：「領導看見你不坐，我要挨罵的。」
如果一切正常，這回北京雨災之後，有關部門的檢討也一定還是沿著這個路子走，推出更多的應變方案，更多的人性舉措，一切都有計劃、有規定。惟一不變的，大 概就是這種管理文化。將來他們或許會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攔路收費。但萬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災難迫著車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夥還是得乖乖排 隊，等領導說了算。
對我們自己人而言，它一樣模棱兩可。說它沒有彈性，但又要搞通關係門路，領導換個主意，再硬的規定還是可以找出靈活的空間；但要說它很有彈性，我們又該如 何解釋近日北京那場「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為什麼路上都已經淹死人了，政府還不開放公家部門的空間，給人作為棲身避難之所？為什麼汽車都已經快要駛不 動了，高速公路收費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攔下來一個個收錢，交通協管員們依然恪盡職守地往一輛輛被淹的車上貼罰款通知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這不是什麼民族性的問題。平日防人甚嚴的北京市民，當晚竟敢在網上公開自家電話住址，好讓陌生人躲災避難；也有私家車冒著風雨主動上街， 尋找待救同胞。甚至這也不是公務員的心態問題，你看那臨時加班的派出所所長李方洪怎樣為了救人而觸電犧牲，又看那基層環保工人如何站在被衝開的井蓋旁邊以 警示過路車輛。中國人，甚至中國每一個尋常公務人員，他們是有彈性的，他們全都明白，非常時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沒有彈性的只是部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 過組織的公務人員，甚或任何活在某種組織文化之中的中國人。
為什麼一位派出所所長能夠見天色不對，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裡辦公？為什麼一隊交通協管員卻可以無懼暴雨，機械般地對著被迫停駛的車輛照開罰單？區別就在於前者本身是個領導，足以自行裁量；後者則是一隊被領導的組織，習慣於按章辦事。
再仔細點看，李方洪所長就算不是什麼很高級別的領導，比起那些城管隊員，他當時的狀態，也還稱得上一種可以單獨下決定的狀態。反觀交通協管員與收費站上的 站員，當時他們卻與同事一起，實實在在地存活於一種組織狀態裡頭，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膽猜測，假如收費站上只有一個站員，他的表現會不會有所不同？又假 如一個休了班的協管隊員，他會不會也加入當晚義援災民的救助大軍呢？
簡單地說，體制文化的彈性與剛性或許根本不矛盾，它們都是同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塊銅幣的名字，則是「領導說了算」。在這種領導獨攬大權的管理文化底下，被 領導的人很難擁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間；越是底層，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協管隊員不敢不遵命辦公，就連餐廳一個普通服務員都不敢答應你一些很尋常 的要求，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用老是換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不按訓練、不照指示的行為的權力。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被 死死盯在權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層。要是只看這一面，中國確實沒有彈性可言。
換個角度，要是遇上稍有點權力的領導，那就好說了。因為他就是組織，他就是規定。同樣在餐館吃飯，一個底層服務員不敢不給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別倒，他 很怕領導發現他沒遵守見到杯空就立刻倒滿的規定；但是一個總經理卻能容你在不許抽煙的地方抽煙，同時貼心地奉上煙缸。如果發現這一面，那中國還是最靈活最 自由的國度。
被人罵多了，有些部門也會嘗試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問題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異化成很不人性的剛性規定，迫著你接受他們的體貼。比方說某間銀行為老人家設座，怕他們排隊久站；可你不想坐還不行，那可憐兮兮的客服人員會哀求你：「領導看見你不坐，我要挨罵的。」
如果一切正常，這回北京雨災之後，有關部門的檢討也一定還是沿著這個路子走，推出更多的應變方案，更多的人性舉措，一切都有計劃、有規定。惟一不變的，大 概就是這種管理文化。將來他們或許會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攔路收費。但萬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災難迫著車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夥還是得乖乖排 隊，等領導說了算。
Wednesday 25 July 2012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香港書展2012演講稿）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
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
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
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
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
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 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 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 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 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 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 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 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 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 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 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 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 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 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 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 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 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 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 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 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 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 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 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 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 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 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 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 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 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 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 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 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 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 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 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 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 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 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 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 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 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 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 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 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 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 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 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 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 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 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 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 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 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 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 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 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 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 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 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 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 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 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 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 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 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 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 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 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 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 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 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 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 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 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 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 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 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 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 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 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 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 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 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 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 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 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 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 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 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 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 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 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 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 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 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 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 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 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 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 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 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 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 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 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 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 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 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 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 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 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 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 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 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 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 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 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 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 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 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 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 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 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 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 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 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 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 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 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 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 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 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 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 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 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 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 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 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 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 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 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 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 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 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 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 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 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 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 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 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 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 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 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 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 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 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 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 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 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 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 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 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 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 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 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 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Friday 20 July 2012
自作自受的生态灾难——灭四害，杀麻雀
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正在经历“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这是当时政府想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 变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所做的努力。这些全面性的改革，影响着当时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近现代史中特别有一章提出，动物王国在这场运动中也没能 幸免。在1958年，政府宣布要全民灭四害，这四害中就包括麻雀——这场不幸的运动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
并且，这种决策在当时非常符合领导人的强硬派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文：hard-line totalitarian Communist ideology）。马克思本人就不是一个生态学家，他当年的遗言中就包含着，人类应该尽其所能尽力开采大自然的可用资源的想法，这有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 后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
之后，在全民都被号召消灭四害的时候，政府却尤其地对麻雀感到头疼，说具体一点，是欧亚树雀（Eurasian Tree Sparrow）。这种麻雀在彻底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之后，特别喜欢吃粮食的种子。中国的科学家们计算出，每只这样的麻雀每年也好消耗4.5公斤的粮食种子 ——所以这样计算的话，每杀死一百万只麻雀，就拯救了60,000人的粮食。有了这样的信息作后盾，毛泽东开始发起运动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捕鸟时的盛况：
在12月13日的清晨，全城的杀麻雀战役就开始了。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里，红旗飘扬着。在楼房上面和庭院里，开阔的场地中， 道路上，乡下的田间，都放满了稻草人，也站满了哨兵。他们之中包括小学生，初中生，政府职员，工厂工人，农民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在新城区，人们在一夜 之间赶制出80,000个稻草人和100,000张五颜六色的旗子。斜土路，徐汇区，杨浦路榆林区的居民们同样也制作了大量的稻草人。在市内和郊区，几乎 有一半的劳动力都被动员加入杀麻雀大军中。通常，年轻力壮的人负责下陷井，投毒和主动攻击麻雀，老人和孩子负责站岗放哨。众多工厂也自愿加入了这场战役中 嘛虽然他们承诺在捕杀麻雀期间会保证最基本的生产水平。在公园，墓地还有温室这些一般人要少一些的地方，设立了150处自由射击点。南阳女子中学来福枪小 组接受了打鸟的训练。就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动员起来打鸟。在当晚8点之前，据估计有194,432只麻雀被捕杀。这场捕杀直接导致麻雀险些在中国绝迹。
这也是问题开始的地方。
由于没有麻雀来控制昆虫的数量，那几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比留着麻雀吃粮食造成的损失要严重得多。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的农业产值惨不忍睹。最重 要的水稻产量也跌入了建国以来的新低。根据当时中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建议，毛泽东正式宣布全面停止对麻雀的捕杀，将麻雀从四害名单中移除，重新加入了臭虫。
但是损失已经造成了——当时的情况变得日益严重。蝗虫数量大增。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从苏联进口麻雀。昆虫的泛滥，外加对林地的过度采伐，毒药和杀虫剂的滥用，它们共同造成了中国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据估计死于这次饥荒的人约有3千万。
这段历史是个沉重的教训，人类不可能轻易地就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将一个物种清洗掉。但再次，2004年，一次惊人类似的活动又被发起了。中国为了控制 SARS 疫情而捕杀了10,000只果子狸。根据 BBC 的 Tim Luard，他们（#应该指的是中国）也发起了一场类似具有爱国性质的“屠杀活动”，这次的目标是獾，狸猫，老鼠和蟑螂。看来这场教训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学 到。
Monday 9 July 2012
練乙錚：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
【信報轉載】
梁準特首的私宅也出現僭建問題，並瞬間發展成為超級政治事件，從中央領導人到香港每一個角落裏的小民，恐怕都感到意外。事件在國際上亦引起注意，上了
BBC等重要媒體，維基百科「梁振英」條的中、英文版亦有了最新（六處僭建）資料。區區六百平方呎的僭建面積如此轟動，可謂不同凡響。
不過，筆者認為，疑點利益歸被告，縱有殊多表面證供，還不宜現在就認定梁刻意隱瞞僭建；目前應該做的，首先是理性分析事件，釐清問題所在和所需資訊，然後 對梁提出合理的披露要求和解釋。在這事上，不僅評論者有空間，知情者更應提供資料，但最重要是立法會有責任、要出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絕不可以為親者隱 而阻撓真相求取。
事件披露以來，梁的一句話最可圈點：「一力承擔」。雄辯學裏有所謂「道義之氣」（ethos），是用來說服受眾的手段之一，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說話人詞窮理屈，試圖以「道義之氣」定調，代替「義理之辨」（logos），那就有問題，受眾便應該留意。
梁高調聲明「一力承擔」，目的可能有兩個。首先，他想在不知不覺中，要受眾拿他跟同樣非法僭建但「死賴老婆」的唐英年比，以此取得道德高地，補若干事實的 欠奉與邏輯的不足。其次，梁說曾經找過律師和測量師替他檢查僭建；說此話是下下策，因為等於替傳媒指出線索所在。梁隨即意識到問題將愈滾愈大，於是試圖以 「一力承擔」截斷各方追查。當然，還有第三個可能性：梁的確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其他目的。
對驗僭者四項疑問
不過，港人此時最想知道的，並不是梁先生是否有一個「男人肩」，而是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一、是否真有其人；二、若真有，是什麼字號什麼人；三、他們的意見，是否專業意見，是否驗僭專業意見；四、若是正式驗僭專業意見，結論是什麼，為什麼不能公開。
上述一：如果所謂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查實是子虛烏有、並無其人，則梁是說謊者；就算最後證明僭建不是他的決定，技術上也無法判斷他早已知情，也洗脫不了這個說謊的罪名。
二：如果專家驗僭真有其人，則問題更大。梁說不知僭建為僭建，主要理由乃自己是「物業測量師」，只負責估值，不懂驗僭，而後者是「建築測量師」的工作。這 方面的專業道理，立法會調查之時，自有相關的專業人士發表意見，毋容筆者置喙。不過，奇怪了，梁自己不懂驗僭，則受託替他檢驗的專業人士，應該是懂得驗僭 的建築測量師，以及在僭建問題上富有經驗的律師，那麼，為何依然未能替他指出問題，最後竟要勞煩不是任何測量專業的政治新聞記者踢爆？這是大疑點，反過來 顯示梁說的驗僭律師和驗僭測量師，很可能並無其人。
三：真有其人，但不過是梁的一些地產老細、業界朋友某次拜訪，提起僭建事，梁順口一問，人家隨便看看順口答一句不是，給主家人面子。這種「專業人士說的意 見」，當然不等同「專業意見」，梁是否又顯字眼功夫，鑽了空子？或者，真有其人，且是正式專業意見，不過無關驗僭。梁當日強調，聘請檢驗的專業人士，乃能 識別僭建者；如果查出只是聘過一般坐寫字樓看文件做契蓋章、不作實地驗僭的專業人士，則梁當日「專家驗僭」的話亦有故意作大、誤導各界之嫌，雖非等同說 謊，問題也足夠嚴重。大家不妨留意：梁的競選辦主任張某，週六的放話口徑已朝此方向挪移，目的似乎是想說，梁已做足功課（due diligence），只不過所託非人。
四：若有正式驗僭專業意見，也有兩個可能性，都值得深究。其一，專業意見認為是僭建，梁心存僥倖，不作矯正。如此，事件性質跟「唐宮」事件完全一樣，梁應 該謝罪求去，不當特首。其二，專業意見否定僭建。如此，替他驗僭的測量師和律師根本就不及格，應該馬上「釘牌」，梁更應按民事程序以予以起訴，要求賠償名 譽損失，絕對不能姑息，以免如此不濟的「專業人士」繼續陷人不義，壞了整個業界名聲。
這時，「嚴重疏忽」的，不是已經做足功課的梁先生，而是該等「專業人士」；梁先生既是清白，在法治社會裏，不容得他去替那幾個人頂包；他那「一力承擔」的 「男人肩」，不過是類似黑社會的頂包手段而已，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毫無「道義之氣」可言。梁一向以促進專業界利益為己任，但其頂包言行，適足以損害所有 專業界。
「心裏無鬼」論實屬詭辯
但是，梁如此「一力承擔」之餘，卻拿一百幾十個曾經受邀到他家作客的各界人士替他開脫。為了證明自己坦蕩蕩、絲毫不知家中有多處僭建，梁一再辯說：如果知 道是僭建而心裏有鬼，絕對不會邀請那麼多人到他家中作客。「一力承擔」論若是轉移視線的雄辯術，則這個「心裏無鬼」論便是邏輯學裏的詭辯。
假設，梁一早就懷疑家裏僭建，請來幾個專業人士替他檢驗，結果卻說「沒有僭建」。又假設，後來他翻查建築圖則（他自己說，最近的確有懷疑，數月前翻查 過），結論是「有僭建」；但他想，就算被揭發，也可用先前的專業意見脫罪，但如果不被揭發，則大有着數（按呎價算，多了六百呎的半山住宅地，和「唐宮」差 不多着數）。他更會想：我怕什麼邀請客人到他家坐呢？連正式委託的那幾個專業人士翻箱倒籠也驗不出的僭建，那些非測量界的客人客客氣氣坐在那裏吃我的餅喝 我的茶，又聽我述說專業驗僭的結果，又怎麼能夠指出是僭建呢？
這就是說，一個光明正大說真話的梁振英，固然可以邀請客人到他家坐，但一個蓄意隱瞞僭建說謊話的梁振英，一樣可以作出同樣邀請而無所懼。因此，邀人到家中作客，絲毫不能證明自己心中無鬼。梁的「心裏無鬼」論，邏輯內涵乃是詭辯。
梁一面聲言「一力承擔」，一面拿他的百多個客人來說項詭辯、替己開脫，道德上有兩張相反的臉面。然則，「一力承擔」不過是一句空話。
別說什麼道義承擔，就算是在當權者的圈子裏，到現在為止要承擔的，梁也未必承擔得了。讓我們看看事件在那個圈子裏的影響。
首先，看國家領導人。僭建被踢爆，梁有重大嫌疑。外國有人趁機說三道四，影響大陸的國際觀瞻。兒皇帝灰頭土臉，父皇帝即將來港，不見得會很光彩。若是在大陸，家裏僭建無問題，讓國家和領導人丟臉卻是死罪，他如何承擔？
其次，看中聯辦。西環這次抬他上轎，滿以為功德圓滿，正試圖發功，助他在立法會裏通過政府改組方案，不料曾政府懶理，一部分當權反對派「積極不干預」，結果一塌糊塗，訊息卻十分清楚：梁的支持很脆弱，甚至不堪一擊，吹噓多時的當權派「大和解」不見蹤影。
此時卻爆出梁家僭建，民情洶湧，9月要競選的當權派成員，想支持也不敢張揚，當權反對派更是大條道理繼續拒絕與梁合作。整個陣營散了，比3月份之時還甚； 西環那個「第二管治中心」不很管用，過幾天還得向胡總、向北京交代，為何支持了一個好崽子。中聯辦不高興，可以想見。兒皇帝以後在西環更加抬不起頭。
卑微期望也落空
第三，看梁的班子和公務員。梁自己灰頭土臉，他的班子也不好過。出來大力替他緩頰的如羅范、張某，表情絕對尷尬；個別核心支持者曾經稱讚梁的品德高潔，現 在忽然消音。其他一眾準司局長，本以為上任後可大展拳腳，但面對如此局面，阻力難以想像，如何施政？他們肯定有被出賣的感覺。至於早已傳出不喜歡梁振英的 公務員團隊，現在還要服侍一個水洗不清的嫌疑犯，其合作積極性可想而知。梁家僭建對未來幾年當權派管治能力的破壞，難以估計。
梁若真要獨立承擔所有後果，方法似乎只有依泛民要求的：辭職不當特首。這當然不會發生。
那麼，最可悲的還是香港人。經歷過許仕仁貪污、曾蔭權貪便宜、唐英年「深挖洞」，港人希望下一位上台的不要太難看就好，怎料如此卑微的期望，還是落空了。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裏，筆者嗟嘆當權派小圈子敗壞，引《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現在看來，這句話愈來愈貼切。
不過，筆者認為，疑點利益歸被告，縱有殊多表面證供，還不宜現在就認定梁刻意隱瞞僭建；目前應該做的，首先是理性分析事件，釐清問題所在和所需資訊，然後 對梁提出合理的披露要求和解釋。在這事上，不僅評論者有空間，知情者更應提供資料，但最重要是立法會有責任、要出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絕不可以為親者隱 而阻撓真相求取。
事件披露以來，梁的一句話最可圈點：「一力承擔」。雄辯學裏有所謂「道義之氣」（ethos），是用來說服受眾的手段之一，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說話人詞窮理屈，試圖以「道義之氣」定調，代替「義理之辨」（logos），那就有問題，受眾便應該留意。
梁高調聲明「一力承擔」，目的可能有兩個。首先，他想在不知不覺中，要受眾拿他跟同樣非法僭建但「死賴老婆」的唐英年比，以此取得道德高地，補若干事實的 欠奉與邏輯的不足。其次，梁說曾經找過律師和測量師替他檢查僭建；說此話是下下策，因為等於替傳媒指出線索所在。梁隨即意識到問題將愈滾愈大，於是試圖以 「一力承擔」截斷各方追查。當然，還有第三個可能性：梁的確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其他目的。
對驗僭者四項疑問
不過，港人此時最想知道的，並不是梁先生是否有一個「男人肩」，而是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一、是否真有其人；二、若真有，是什麼字號什麼人；三、他們的意見，是否專業意見，是否驗僭專業意見；四、若是正式驗僭專業意見，結論是什麼，為什麼不能公開。
上述一：如果所謂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查實是子虛烏有、並無其人，則梁是說謊者；就算最後證明僭建不是他的決定，技術上也無法判斷他早已知情，也洗脫不了這個說謊的罪名。
二：如果專家驗僭真有其人，則問題更大。梁說不知僭建為僭建，主要理由乃自己是「物業測量師」，只負責估值，不懂驗僭，而後者是「建築測量師」的工作。這 方面的專業道理，立法會調查之時，自有相關的專業人士發表意見，毋容筆者置喙。不過，奇怪了，梁自己不懂驗僭，則受託替他檢驗的專業人士，應該是懂得驗僭 的建築測量師，以及在僭建問題上富有經驗的律師，那麼，為何依然未能替他指出問題，最後竟要勞煩不是任何測量專業的政治新聞記者踢爆？這是大疑點，反過來 顯示梁說的驗僭律師和驗僭測量師，很可能並無其人。
三：真有其人，但不過是梁的一些地產老細、業界朋友某次拜訪，提起僭建事，梁順口一問，人家隨便看看順口答一句不是，給主家人面子。這種「專業人士說的意 見」，當然不等同「專業意見」，梁是否又顯字眼功夫，鑽了空子？或者，真有其人，且是正式專業意見，不過無關驗僭。梁當日強調，聘請檢驗的專業人士，乃能 識別僭建者；如果查出只是聘過一般坐寫字樓看文件做契蓋章、不作實地驗僭的專業人士，則梁當日「專家驗僭」的話亦有故意作大、誤導各界之嫌，雖非等同說 謊，問題也足夠嚴重。大家不妨留意：梁的競選辦主任張某，週六的放話口徑已朝此方向挪移，目的似乎是想說，梁已做足功課（due diligence），只不過所託非人。
四：若有正式驗僭專業意見，也有兩個可能性，都值得深究。其一，專業意見認為是僭建，梁心存僥倖，不作矯正。如此，事件性質跟「唐宮」事件完全一樣，梁應 該謝罪求去，不當特首。其二，專業意見否定僭建。如此，替他驗僭的測量師和律師根本就不及格，應該馬上「釘牌」，梁更應按民事程序以予以起訴，要求賠償名 譽損失，絕對不能姑息，以免如此不濟的「專業人士」繼續陷人不義，壞了整個業界名聲。
這時，「嚴重疏忽」的，不是已經做足功課的梁先生，而是該等「專業人士」；梁先生既是清白，在法治社會裏，不容得他去替那幾個人頂包；他那「一力承擔」的 「男人肩」，不過是類似黑社會的頂包手段而已，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毫無「道義之氣」可言。梁一向以促進專業界利益為己任，但其頂包言行，適足以損害所有 專業界。
「心裏無鬼」論實屬詭辯
但是，梁如此「一力承擔」之餘，卻拿一百幾十個曾經受邀到他家作客的各界人士替他開脫。為了證明自己坦蕩蕩、絲毫不知家中有多處僭建，梁一再辯說：如果知 道是僭建而心裏有鬼，絕對不會邀請那麼多人到他家中作客。「一力承擔」論若是轉移視線的雄辯術，則這個「心裏無鬼」論便是邏輯學裏的詭辯。
假設，梁一早就懷疑家裏僭建，請來幾個專業人士替他檢驗，結果卻說「沒有僭建」。又假設，後來他翻查建築圖則（他自己說，最近的確有懷疑，數月前翻查 過），結論是「有僭建」；但他想，就算被揭發，也可用先前的專業意見脫罪，但如果不被揭發，則大有着數（按呎價算，多了六百呎的半山住宅地，和「唐宮」差 不多着數）。他更會想：我怕什麼邀請客人到他家坐呢？連正式委託的那幾個專業人士翻箱倒籠也驗不出的僭建，那些非測量界的客人客客氣氣坐在那裏吃我的餅喝 我的茶，又聽我述說專業驗僭的結果，又怎麼能夠指出是僭建呢？
這就是說，一個光明正大說真話的梁振英，固然可以邀請客人到他家坐，但一個蓄意隱瞞僭建說謊話的梁振英，一樣可以作出同樣邀請而無所懼。因此，邀人到家中作客，絲毫不能證明自己心中無鬼。梁的「心裏無鬼」論，邏輯內涵乃是詭辯。
梁一面聲言「一力承擔」，一面拿他的百多個客人來說項詭辯、替己開脫，道德上有兩張相反的臉面。然則，「一力承擔」不過是一句空話。
別說什麼道義承擔，就算是在當權者的圈子裏，到現在為止要承擔的，梁也未必承擔得了。讓我們看看事件在那個圈子裏的影響。
首先，看國家領導人。僭建被踢爆，梁有重大嫌疑。外國有人趁機說三道四，影響大陸的國際觀瞻。兒皇帝灰頭土臉，父皇帝即將來港，不見得會很光彩。若是在大陸，家裏僭建無問題，讓國家和領導人丟臉卻是死罪，他如何承擔？
其次，看中聯辦。西環這次抬他上轎，滿以為功德圓滿，正試圖發功，助他在立法會裏通過政府改組方案，不料曾政府懶理，一部分當權反對派「積極不干預」，結果一塌糊塗，訊息卻十分清楚：梁的支持很脆弱，甚至不堪一擊，吹噓多時的當權派「大和解」不見蹤影。
此時卻爆出梁家僭建，民情洶湧，9月要競選的當權派成員，想支持也不敢張揚，當權反對派更是大條道理繼續拒絕與梁合作。整個陣營散了，比3月份之時還甚； 西環那個「第二管治中心」不很管用，過幾天還得向胡總、向北京交代，為何支持了一個好崽子。中聯辦不高興，可以想見。兒皇帝以後在西環更加抬不起頭。
卑微期望也落空
第三，看梁的班子和公務員。梁自己灰頭土臉，他的班子也不好過。出來大力替他緩頰的如羅范、張某，表情絕對尷尬；個別核心支持者曾經稱讚梁的品德高潔，現 在忽然消音。其他一眾準司局長，本以為上任後可大展拳腳，但面對如此局面，阻力難以想像，如何施政？他們肯定有被出賣的感覺。至於早已傳出不喜歡梁振英的 公務員團隊，現在還要服侍一個水洗不清的嫌疑犯，其合作積極性可想而知。梁家僭建對未來幾年當權派管治能力的破壞，難以估計。
梁若真要獨立承擔所有後果，方法似乎只有依泛民要求的：辭職不當特首。這當然不會發生。
那麼，最可悲的還是香港人。經歷過許仕仁貪污、曾蔭權貪便宜、唐英年「深挖洞」，港人希望下一位上台的不要太難看就好，怎料如此卑微的期望，還是落空了。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裏，筆者嗟嘆當權派小圈子敗壞，引《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現在看來，這句話愈來愈貼切。
馬嶽：當不說真話成為習慣
【明報專訊】最近一星期，我發覺香港最厲害的傳染病叫「不說真話」，迅速傳播，好人好姐一當上高官，立即染上，毫無免疫力。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這種混合了港英政府政務官line to take技術，和共產黨官員的套話的說話方法，特點第一是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問題，你問她三米她答你五米；特點第二是出發點是保護自己「你咬我唔入」，而 不是真正回應問題；特點第三是充滿了技術語言、空泛話語和唬人的名詞（例如「專業人士」），但其實缺乏具體內容；特點第四是由於很多話語都空泛和缺乏具體 內容，所以你很難說他們說的是大話（沒有內容的東西是沒有真假的）﹕於是他們可以繼續認為自己沒有講大話沒有誠信問題，繼續人肉錄音機的講下去。
我——不——相——信！！
你彷彿看見這些懷疑犯錯或甚至犯法的官員，在窮盡心力左閃右避保護自己之餘，心底裏在暗笑﹕「你吹我唔脹！你吹我唔脹！」這種話語技術愈是純熟的人，可能 愈在官場平步青雲。對的，「我吹你唔脹」，人民可能不能把沒有誠信的官員趕下台，不能把知法犯法的官員繩之於法，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種話語技術，雖然彷彿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鐵布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為官者沒有說真話。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一定不會給你事實的全部，一定不會誠懇的直接 答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盤算一套他們覺得最安全的辭令。為什麼梁振英及其班子這麼少朋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沒有說真話。不說真話的人是很難有朋友的，只 會有利益關係。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蘋果日報》引述黎智英評論梁振英的說法最傳神﹕「有種人便是這樣﹕他明明上街買麵包，他也會跟你說買豉油。」有些人的本能是不說真 話，因為可能他們長期活在一種可能被迫害的恐懼中，自我保護機制極強，覺得講真話是極不安全的。但這種辭令技術只是官僚自我保護的法寶，目的是令大家很難 證明他們犯錯，「篤佢唔死」，但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建立信任，民主理論便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是social trust。這種話語方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你們這群人的。
3月25日以來，梁振英班子一直在燃燒公眾的信任。像僭建風波，梁振英和高永文都左支右絀，講一大堆辭令什麼玻璃棚花棚葡萄架，有沒有找專業人士之類，都 是不重要的。現在不是要在法庭定你有沒有罪，很多小市民「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一眼就知道。」他們就知道你們不是在說真話。
沒人信的話為什麼要講？
林鄭月娥說﹕「中聯辦是出於關心香港……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好了，我知道你升了官你要搵食，但能不能不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智慧？在「西環治港」這個問 題上，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否定答案是這樣﹕「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因為發哥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那是西營盤和石塘嘴交界！」
做過幾年民主黨副主席的人當上局長後，突然說要多了解六四的事實。23年來大家還了解不夠？好了，這樣說，你是否贊成要求中央徹查六四真相？
教育局長說不應該迴避六四問題，但你問他應不應該平反他又不回答，又講什麼一生人喊過四次什麼的。這不就是迴避了？
警方說七一有55,000人從維園出發，高峰期有63,000人，因為很多人插隊所以走得很慢。原來8000人插隊就可以令幾萬人塞在維園幾小時？助理處 長說不同體積的胡椒噴霧是「同等武力」。不同口徑的手槍是不是「同等武力」？是同等武力為什麼要用這麼大支？貪重？準備噴很多？
多年來我常常疑惑﹕明知沒有人相信的大話，政府為什麼還要講？
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像屯門那種落區騷，明明是找了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鄉事的支持者出席的選舉造勢活動和執政聯盟內部諮詢，要包裝成民意過程，但一見到反對聲音便要大量警察保 護離場。這算是哪門子的聽民意？落區聽民意如果只聽支持者意見，只會得到錯誤的印象，誤導決策過程。明知沒人信為什麼要做？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捷克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曾這樣形容後極權的捷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 現在、偽造未來。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迫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來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政府官員活在一堆虛假的辭令建構出來的秩序當中。他們只能活在這個comfort zone當中，假裝一切都沒事，結果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蘋果日報記者高聲提問平反六四的問題，絕對是破壞「秩序」。他破壞了那個煞有介事、虛與委蛇、冠冕堂皇、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的「秩序」，令政府的代理非常不安，覺得要把記者帶走才能恢復他們的秩序。
這種說話方法繼續下去，我有理由相信香港真的會到「臨界點」，因為很多誠實正直的人會被這種說話方法逼到發瘋。
哈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living in truth，面對這個虛假辭令織成的秩序，人民更要真誠地生活，真誠地思考和說話，大聲地說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且要繼續說下去。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這種混合了港英政府政務官line to take技術，和共產黨官員的套話的說話方法，特點第一是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問題，你問她三米她答你五米；特點第二是出發點是保護自己「你咬我唔入」，而 不是真正回應問題；特點第三是充滿了技術語言、空泛話語和唬人的名詞（例如「專業人士」），但其實缺乏具體內容；特點第四是由於很多話語都空泛和缺乏具體 內容，所以你很難說他們說的是大話（沒有內容的東西是沒有真假的）﹕於是他們可以繼續認為自己沒有講大話沒有誠信問題，繼續人肉錄音機的講下去。
我——不——相——信！！
你彷彿看見這些懷疑犯錯或甚至犯法的官員，在窮盡心力左閃右避保護自己之餘，心底裏在暗笑﹕「你吹我唔脹！你吹我唔脹！」這種話語技術愈是純熟的人，可能 愈在官場平步青雲。對的，「我吹你唔脹」，人民可能不能把沒有誠信的官員趕下台，不能把知法犯法的官員繩之於法，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種話語技術，雖然彷彿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鐵布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為官者沒有說真話。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一定不會給你事實的全部，一定不會誠懇的直接 答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盤算一套他們覺得最安全的辭令。為什麼梁振英及其班子這麼少朋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沒有說真話。不說真話的人是很難有朋友的，只 會有利益關係。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蘋果日報》引述黎智英評論梁振英的說法最傳神﹕「有種人便是這樣﹕他明明上街買麵包，他也會跟你說買豉油。」有些人的本能是不說真 話，因為可能他們長期活在一種可能被迫害的恐懼中，自我保護機制極強，覺得講真話是極不安全的。但這種辭令技術只是官僚自我保護的法寶，目的是令大家很難 證明他們犯錯，「篤佢唔死」，但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建立信任，民主理論便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是social trust。這種話語方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你們這群人的。
3月25日以來，梁振英班子一直在燃燒公眾的信任。像僭建風波，梁振英和高永文都左支右絀，講一大堆辭令什麼玻璃棚花棚葡萄架，有沒有找專業人士之類，都 是不重要的。現在不是要在法庭定你有沒有罪，很多小市民「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一眼就知道。」他們就知道你們不是在說真話。
沒人信的話為什麼要講？
林鄭月娥說﹕「中聯辦是出於關心香港……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好了，我知道你升了官你要搵食，但能不能不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智慧？在「西環治港」這個問 題上，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否定答案是這樣﹕「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因為發哥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那是西營盤和石塘嘴交界！」
做過幾年民主黨副主席的人當上局長後，突然說要多了解六四的事實。23年來大家還了解不夠？好了，這樣說，你是否贊成要求中央徹查六四真相？
教育局長說不應該迴避六四問題，但你問他應不應該平反他又不回答，又講什麼一生人喊過四次什麼的。這不就是迴避了？
警方說七一有55,000人從維園出發，高峰期有63,000人，因為很多人插隊所以走得很慢。原來8000人插隊就可以令幾萬人塞在維園幾小時？助理處 長說不同體積的胡椒噴霧是「同等武力」。不同口徑的手槍是不是「同等武力」？是同等武力為什麼要用這麼大支？貪重？準備噴很多？
多年來我常常疑惑﹕明知沒有人相信的大話，政府為什麼還要講？
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像屯門那種落區騷，明明是找了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鄉事的支持者出席的選舉造勢活動和執政聯盟內部諮詢，要包裝成民意過程，但一見到反對聲音便要大量警察保 護離場。這算是哪門子的聽民意？落區聽民意如果只聽支持者意見，只會得到錯誤的印象，誤導決策過程。明知沒人信為什麼要做？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捷克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曾這樣形容後極權的捷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 現在、偽造未來。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迫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來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政府官員活在一堆虛假的辭令建構出來的秩序當中。他們只能活在這個comfort zone當中，假裝一切都沒事，結果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蘋果日報記者高聲提問平反六四的問題，絕對是破壞「秩序」。他破壞了那個煞有介事、虛與委蛇、冠冕堂皇、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的「秩序」，令政府的代理非常不安，覺得要把記者帶走才能恢復他們的秩序。
這種說話方法繼續下去，我有理由相信香港真的會到「臨界點」，因為很多誠實正直的人會被這種說話方法逼到發瘋。
哈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living in truth，面對這個虛假辭令織成的秩序，人民更要真誠地生活，真誠地思考和說話，大聲地說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且要繼續說下去。
Tuesday 3 July 2012
安裕：十五年
【明報專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攻陷南京，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徹底實現，前一年蘇聯欲把中國分作南北朝國共隔江而治的算盤無法打響，美國開始具體思
考與中共接觸，拋棄兵疲馬乏的國民政府。二野部隊打進南京佔領總統府，南征北戰的部隊對國民黨苦大仇深，甫進總統府就把地氈剪成一段段分給戰士。二野將領
劉伯承和鄧小平隨後續部隊來到總統府，進內便見滿目破地氈，鄧小平馬上把部隊指戰員叫來，用四川官話劈頭就罵「亂彈琴」，下令把總統府恢復原狀，部隊撤
出。
劉鄧俱是法國留學生，鄧小平對咖啡、牛角包和足球情有獨鍾是因為他在法蘭西的那些年，雖然在法國的日子鄧小平是搞政治多於其他，可是畢竟二十世紀初的法國 仍是歐洲中心，光生活在這裏就夠開闊眼界。「文化遺產」一詞幾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巴黎的恢弘肯定對這些由四川而法國的中國學生是文化衝擊。如何正確對待歷 史並保存歷史，這是需要學養的。
香港回歸十五年，得到什麼失了麼人人有一本帳。從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得到的是去殖、是華人當家作主。至於失去的是什麼，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俱陳，午夜夢迴之 際怕的是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怕的是天天要你背誦中國好，怕的是失去清廉自持的社會風氣，怕的是大陸那套官場文化來到香港。從南京總統府的破地氈百轉千迴 到今天金紫荊，我們寧願拒絕相信這是事實的十五年，情願那是毫無意義的十五年，希望它是從未到來的十五年。
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成書於一九九○年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指出，中國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there is no easy way to understand China），在這部英文版八百七十六頁、譯成中文分三冊的巨著，史景遷對現代中國的亟力追尋，埋頭浩瀚如海史料。根據他的研究，現代中國與華裔史家黃仁 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所說的極為接近。黃仁宇認為，中國與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國類似，都是一個在「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國家」 （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中國立國以來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為基礎，農村內部情勢複雜，不易爬梳，所以要有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達 到數字上的管理。黃仁宇由此走出蹊徑，從現代性（modernity）出發，以比較史學為工具，通過歐洲與中國的對照，研究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提 出必須把歷史推回三四百年前，才能看到中國缺失在於閉關自守，工業和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歐洲，無法適應新世界。
閉關自守 發展落後無法適應
黃仁宇完書時是一九八二年，當年中英尚未全面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但一國兩制已由北京拋出。黃仁宇雖是半途出家的史學家，仍能看出這一概念的虛妄——作為經 歷抗日戰爭的前國軍校級軍官、戰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雙重身分，黃仁宇既有歷史專業的比對爬梳基本功，也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歷史，他指 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荷蘭往昔初為聯邦時也是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能夠成功落實，黃仁宇說，必須是「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 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萬曆十五年》殺青之日，距離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落實還早兩年；黃仁宇二○○○年初去世，看不到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迅速消亡。《萬曆十五年》對一國兩制的觀察並無重大紕漏；黃仁宇去世前三年，香港回歸，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香港仍可徜徉在自由的海洋裏。然而正 如史景遷說，中國在西方眼中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當香港一切順利時，中國的手就伸進來。這是出於對自己的無知，也是對歷史的無知，史景遷說，無知的 由來，「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聲稱（claim）這是革命分子的勝利。然而，這也是主要官僚以更高的真理為名，從而釋析人民的期許」（in the name of a higher truth, to define people's aspirations），隱喻中共剽竊人民的期許以及官僚系統的巨大努力，據勝利果實為己有。
當香港一切順利 中國的手就伸進來
從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試探雙方就香港前途的底線時，北京冒出一種論述，把香港的物質繁榮稱之為香港巿民的成果。這種論述無疑是事實，但不 是全部，英國人在一九六七年後的社會建設，包括房屋及教育，也是香港繁榮的要素。可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大纛為經緯，迅速佔領道德高地，以民意牌與英方周旋。 今天所謂的「忽然愛國」一群，其實便是中共面對英國時施以的統一戰線。當時最傑出的統戰成就，便是把在港英年代做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了過來。安 子介先生不是「忽然愛國」，他以英文寫成的《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開漢字之謎），堪稱對促進中文在西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但更大的在於心理上推動人心回歸，連港英年代的高等華人也一個接一個去北 京，五十年代以還的恐共病幾乎一夜之間消除殆盡。
統一戰線消滅恐共病
持平而論，中共八十年代確對香港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鄧小平發脾氣公開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絕不容許官員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 反覆起落，國力凋零，加上夠水平官員不多，大政基本就在幾個國家領導人手上。這些人有的如鄧小平出過國見過世面，也有土法煉鋼的沒有出國卻有水平的如趙紫 陽。今天看來，鄧趙雖然都不夠完美，但八十年代就放手讓香港自己搞，其廣闊胸襟及廣袤視野，絕不是今天小家子氣官員那樣。中共第一二代政治家有其特質，不 僅是浴血全國打出天下的氣概，更重要是絕不翹起尾巴做人的那種不知斤兩。
中共不信香港趨嚴重
香港這十五年變化不在香港巿民，而在於北京。中共一些人不信任香港，左傾路線嚴重，那種溢於言表的捋起衣袖準備親自下海大幹一場的「不信邪」最令人心驚肉 跳，當香港的GDP等於一個省的時候，這種不信邪的本質愈加濃烈。香港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實驗室，經濟增長壓倒了常識，成為恣意擠壓香港的精神武器。這 種左傾思潮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隆然倒下後更是惡化，認真說，香港感到中共一再擠壓，不是由於GDP落於人後，而是兩地的基本價值沒有隨著經濟融合而 拉近，相反是愈拉愈開。
香港社會有一種庸俗的認知，覺得香港今天經濟落後大陸，於是心生不忿。這種是只是樹木不見樹林的瞎猜。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我們的電視接收器和電腦互聯網 聯繫全世界而毋須跳牆越界。香港人一度是小家子的，我小時見過，那是七八十年代經濟暴起時的嘴臉，可是現在我們早已來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年代。這不是香 港崖岸自高，那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當民智大門打開，從此再也關不上了。香港講的是公義，李旺陽身死的湖南邵陽有多少港人曾踏足此地？陳光誠 被困的山東臨沂，多少港人知道在哪？我祖籍山東，也沒有聽過這地方，勉強知道的是臨沂附近的孟良固曾在解放戰爭打過一場激戰，國軍將領張靈甫戰死。香港人 就是頭也不回上街為他們吶喊。
Years of No Significance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七百萬港人來說是具有意義的一天，之前半天，彭定康在滂沱大雨裏捧米字旗低頭一躬；凌晨時分，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踢著正步把特區區旗 送到會展會場的主台；清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一車車的經過石湖墟開進巿區。那是一個日子，連對中共批判最力的傳媒，頭版大標題是「香港信有明天」；我在美 國的老師寄來一封祝願信。歷歷在目，是因為我們相信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趙紫陽的「你們怕什麼」，一窮二白時的中共是那樣的樸實 淳厚。這十五年沒有這些話聽了，連回歸初時的「香港好，中國好」都宛如空谷絕音。這十五年，於這一重意義來說，是Years of No Significance，比黃仁宇的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差多了。
劉鄧俱是法國留學生，鄧小平對咖啡、牛角包和足球情有獨鍾是因為他在法蘭西的那些年，雖然在法國的日子鄧小平是搞政治多於其他，可是畢竟二十世紀初的法國 仍是歐洲中心，光生活在這裏就夠開闊眼界。「文化遺產」一詞幾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巴黎的恢弘肯定對這些由四川而法國的中國學生是文化衝擊。如何正確對待歷 史並保存歷史，這是需要學養的。
香港回歸十五年，得到什麼失了麼人人有一本帳。從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得到的是去殖、是華人當家作主。至於失去的是什麼，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俱陳，午夜夢迴之 際怕的是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怕的是天天要你背誦中國好，怕的是失去清廉自持的社會風氣，怕的是大陸那套官場文化來到香港。從南京總統府的破地氈百轉千迴 到今天金紫荊，我們寧願拒絕相信這是事實的十五年，情願那是毫無意義的十五年，希望它是從未到來的十五年。
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成書於一九九○年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指出，中國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there is no easy way to understand China），在這部英文版八百七十六頁、譯成中文分三冊的巨著，史景遷對現代中國的亟力追尋，埋頭浩瀚如海史料。根據他的研究，現代中國與華裔史家黃仁 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所說的極為接近。黃仁宇認為，中國與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國類似，都是一個在「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國家」 （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中國立國以來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為基礎，農村內部情勢複雜，不易爬梳，所以要有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達 到數字上的管理。黃仁宇由此走出蹊徑，從現代性（modernity）出發，以比較史學為工具，通過歐洲與中國的對照，研究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提 出必須把歷史推回三四百年前，才能看到中國缺失在於閉關自守，工業和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歐洲，無法適應新世界。
閉關自守 發展落後無法適應
黃仁宇完書時是一九八二年，當年中英尚未全面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但一國兩制已由北京拋出。黃仁宇雖是半途出家的史學家，仍能看出這一概念的虛妄——作為經 歷抗日戰爭的前國軍校級軍官、戰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雙重身分，黃仁宇既有歷史專業的比對爬梳基本功，也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歷史，他指 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荷蘭往昔初為聯邦時也是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能夠成功落實，黃仁宇說，必須是「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 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萬曆十五年》殺青之日，距離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落實還早兩年；黃仁宇二○○○年初去世，看不到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迅速消亡。《萬曆十五年》對一國兩制的觀察並無重大紕漏；黃仁宇去世前三年，香港回歸，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香港仍可徜徉在自由的海洋裏。然而正 如史景遷說，中國在西方眼中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當香港一切順利時，中國的手就伸進來。這是出於對自己的無知，也是對歷史的無知，史景遷說，無知的 由來，「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聲稱（claim）這是革命分子的勝利。然而，這也是主要官僚以更高的真理為名，從而釋析人民的期許」（in the name of a higher truth, to define people's aspirations），隱喻中共剽竊人民的期許以及官僚系統的巨大努力，據勝利果實為己有。
當香港一切順利 中國的手就伸進來
從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試探雙方就香港前途的底線時，北京冒出一種論述，把香港的物質繁榮稱之為香港巿民的成果。這種論述無疑是事實，但不 是全部，英國人在一九六七年後的社會建設，包括房屋及教育，也是香港繁榮的要素。可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大纛為經緯，迅速佔領道德高地，以民意牌與英方周旋。 今天所謂的「忽然愛國」一群，其實便是中共面對英國時施以的統一戰線。當時最傑出的統戰成就，便是把在港英年代做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了過來。安 子介先生不是「忽然愛國」，他以英文寫成的《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開漢字之謎），堪稱對促進中文在西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但更大的在於心理上推動人心回歸，連港英年代的高等華人也一個接一個去北 京，五十年代以還的恐共病幾乎一夜之間消除殆盡。
統一戰線消滅恐共病
持平而論，中共八十年代確對香港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鄧小平發脾氣公開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絕不容許官員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 反覆起落，國力凋零，加上夠水平官員不多，大政基本就在幾個國家領導人手上。這些人有的如鄧小平出過國見過世面，也有土法煉鋼的沒有出國卻有水平的如趙紫 陽。今天看來，鄧趙雖然都不夠完美，但八十年代就放手讓香港自己搞，其廣闊胸襟及廣袤視野，絕不是今天小家子氣官員那樣。中共第一二代政治家有其特質，不 僅是浴血全國打出天下的氣概，更重要是絕不翹起尾巴做人的那種不知斤兩。
中共不信香港趨嚴重
香港這十五年變化不在香港巿民，而在於北京。中共一些人不信任香港，左傾路線嚴重，那種溢於言表的捋起衣袖準備親自下海大幹一場的「不信邪」最令人心驚肉 跳，當香港的GDP等於一個省的時候，這種不信邪的本質愈加濃烈。香港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實驗室，經濟增長壓倒了常識，成為恣意擠壓香港的精神武器。這 種左傾思潮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隆然倒下後更是惡化，認真說，香港感到中共一再擠壓，不是由於GDP落於人後，而是兩地的基本價值沒有隨著經濟融合而 拉近，相反是愈拉愈開。
香港社會有一種庸俗的認知，覺得香港今天經濟落後大陸，於是心生不忿。這種是只是樹木不見樹林的瞎猜。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我們的電視接收器和電腦互聯網 聯繫全世界而毋須跳牆越界。香港人一度是小家子的，我小時見過，那是七八十年代經濟暴起時的嘴臉，可是現在我們早已來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年代。這不是香 港崖岸自高，那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當民智大門打開，從此再也關不上了。香港講的是公義，李旺陽身死的湖南邵陽有多少港人曾踏足此地？陳光誠 被困的山東臨沂，多少港人知道在哪？我祖籍山東，也沒有聽過這地方，勉強知道的是臨沂附近的孟良固曾在解放戰爭打過一場激戰，國軍將領張靈甫戰死。香港人 就是頭也不回上街為他們吶喊。
Years of No Significance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七百萬港人來說是具有意義的一天，之前半天，彭定康在滂沱大雨裏捧米字旗低頭一躬；凌晨時分，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踢著正步把特區區旗 送到會展會場的主台；清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一車車的經過石湖墟開進巿區。那是一個日子，連對中共批判最力的傳媒，頭版大標題是「香港信有明天」；我在美 國的老師寄來一封祝願信。歷歷在目，是因為我們相信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趙紫陽的「你們怕什麼」，一窮二白時的中共是那樣的樸實 淳厚。這十五年沒有這些話聽了，連回歸初時的「香港好，中國好」都宛如空谷絕音。這十五年，於這一重意義來說，是Years of No Significance，比黃仁宇的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差多了。
許志永：因為有你們在（七一致香港市民的感謝信）
【明報專訊】燭光照亮維園的那個晚上，大陸很多公民和我一樣緊盯着電腦屏幕，看微博上轉瞬即逝的圖片，那搖曳的燭光，那聖潔的面龐，那浩瀚的人群，香港，中國人因你們而驕傲！
我很想加入紀念的人群，可是在大陸，這一天是禁忌，23年了，我們只能把記憶埋在心底。同樣是中國人，大陸和香港很不一樣，記得2007年4月第一次到香 港，看到高樓林立的街道邊有宗教組織的遊行隊伍，拐角處張貼着議員競選的海報，我想，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有自由的表達。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權貴們霸佔最盈利的壟斷行業，還要野蠻掠奪弱者的房屋和土地，他們高唱愛國主義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三千萬「結石寶寶」 得不到公正賠償而維權的父親卻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從不盈利的公益組織被以偷稅罪處罰，數百萬公益機構「非法」生存；一個盲人幫村民揭露計劃生育中的 罪惡而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七年，他最終逃出監獄一樣的家成為舉世矚目的傳奇……
這些本來和你們無關，可是1898年一紙條約成就了香港的自由繁榮也注定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回歸15年了，總有一些勢力本能想把自由 的香港吞沒，他們有龐大的財力，很擅長做地下工作，還好有你們在，「二十三條」的幽靈沒有得逞。15年來，我們很欣慰看到香港和大陸走的愈來愈近，很多時 候，為民主和自由我們在並肩戰鬥。
記得2010年夏天我們代表「結石寶寶」到香港訴三鹿集團大股東，明知道幾乎沒有勝訴希望，但大陸已無路可走。後來彭劍律師說那天他沒想到那天會有那麼多 香港媒體在法庭外等待，本來有些失望的他感動不已。當年11月「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先生被判刑激起了香港市民的眾怒，你們致電電台表示憤慨，到中國駐港 機構示威抗議，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致信大陸最高法院了解情况，強大的輿論聲勢迫使當局不得不很快釋放了趙連海。香港和自由世界緊密相連，同時又是中國的 一部分，當局能直接感受到壓力同時又不便把香港輿論歸於「國外敵對勢力」，為了維穩也為了面子，他們很在乎香港的民意。
中國自由之路依然漫長。我們在大陸發起新公民運動，不止是個案維權，更重要的以行動倡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倡導新公民團結起來共同推動社會 進步，最終實現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國、正義幸福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公義、愛」新民族精神。而這美好的理想隨時有可能被指控為顛覆政權罪。我們需要你們的關 注和支持，自由中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感謝你們。因為有你們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香港作為自由的燈塔，數十萬大陸難民逃亡到這富庶的土地，直到1979年難民潮衝垮閉關鎖國的鐵幕改革開放帶來 新的希望。因為有你們在，每年6月4日維園的燭火堅守了23年，1989一個民族的傷痛從未被遺忘。因為有你們在，當我們遭遇打壓身陷囹圄，自由與公義的 吶喊傳遍文明世界撼動專制宮殿，我們得以重獲自由繼續前行。因為有你們在，每年七一走上街頭，捍衛自由，爭取民主，東方之珠才沒有沉沒。
今天，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感謝你們「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衛自由爭民主」的決心，感謝你們15年來對自由的堅守和對民主的追求。感謝你們，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建自由、公義、愛的中國。
我很想加入紀念的人群，可是在大陸，這一天是禁忌，23年了，我們只能把記憶埋在心底。同樣是中國人，大陸和香港很不一樣，記得2007年4月第一次到香 港，看到高樓林立的街道邊有宗教組織的遊行隊伍，拐角處張貼着議員競選的海報，我想，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有自由的表達。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權貴們霸佔最盈利的壟斷行業，還要野蠻掠奪弱者的房屋和土地，他們高唱愛國主義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三千萬「結石寶寶」 得不到公正賠償而維權的父親卻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從不盈利的公益組織被以偷稅罪處罰，數百萬公益機構「非法」生存；一個盲人幫村民揭露計劃生育中的 罪惡而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七年，他最終逃出監獄一樣的家成為舉世矚目的傳奇……
這些本來和你們無關，可是1898年一紙條約成就了香港的自由繁榮也注定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回歸15年了，總有一些勢力本能想把自由 的香港吞沒，他們有龐大的財力，很擅長做地下工作，還好有你們在，「二十三條」的幽靈沒有得逞。15年來，我們很欣慰看到香港和大陸走的愈來愈近，很多時 候，為民主和自由我們在並肩戰鬥。
記得2010年夏天我們代表「結石寶寶」到香港訴三鹿集團大股東，明知道幾乎沒有勝訴希望，但大陸已無路可走。後來彭劍律師說那天他沒想到那天會有那麼多 香港媒體在法庭外等待，本來有些失望的他感動不已。當年11月「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先生被判刑激起了香港市民的眾怒，你們致電電台表示憤慨，到中國駐港 機構示威抗議，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致信大陸最高法院了解情况，強大的輿論聲勢迫使當局不得不很快釋放了趙連海。香港和自由世界緊密相連，同時又是中國的 一部分，當局能直接感受到壓力同時又不便把香港輿論歸於「國外敵對勢力」，為了維穩也為了面子，他們很在乎香港的民意。
中國自由之路依然漫長。我們在大陸發起新公民運動，不止是個案維權，更重要的以行動倡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倡導新公民團結起來共同推動社會 進步，最終實現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國、正義幸福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公義、愛」新民族精神。而這美好的理想隨時有可能被指控為顛覆政權罪。我們需要你們的關 注和支持，自由中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感謝你們。因為有你們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香港作為自由的燈塔，數十萬大陸難民逃亡到這富庶的土地，直到1979年難民潮衝垮閉關鎖國的鐵幕改革開放帶來 新的希望。因為有你們在，每年6月4日維園的燭火堅守了23年，1989一個民族的傷痛從未被遺忘。因為有你們在，當我們遭遇打壓身陷囹圄，自由與公義的 吶喊傳遍文明世界撼動專制宮殿，我們得以重獲自由繼續前行。因為有你們在，每年七一走上街頭，捍衛自由，爭取民主，東方之珠才沒有沉沒。
今天，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感謝你們「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衛自由爭民主」的決心，感謝你們15年來對自由的堅守和對民主的追求。感謝你們，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建自由、公義、愛的中國。
Wednesday 20 June 2012
安裕：真話
明報專訊】星期二下午的網絡世界變成一片歡樂海洋，周一嶽幾句簡短的電視答問，說李旺陽不似是自殺，這是一個專業醫療工作者理應平常不過的觀察總結，想不到成為網民認定周一嶽從鬼而人跨回奈何橋的證言。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着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 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 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 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 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 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 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 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着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 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 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 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 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 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 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况不是難事，然 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在 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 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着幾 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 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 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 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 《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 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着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 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 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 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 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 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 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 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 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 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 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着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 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 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 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 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 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 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 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着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 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 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 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 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 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 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况不是難事，然 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在 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 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着幾 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 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 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 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 《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 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着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 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 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 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 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 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 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 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 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 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 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
慕容雪村：在所謂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慕容雪村：前些天參加英國的海伊作家節，我做了一個主題演講，題目是《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因為時間關係，有些故事只講了梗概，還有一些則根 本沒提及，以下是講稿全文：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 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 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 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在中國廣為人知，都曾被媒體廣泛報導，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 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份。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 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著怎樣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 分，54歲的吳產娣擠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車，準備去國務院法制辦遞交自己的上訪材料。用中國的說法，吳產娣不 是公民，而是訪民，像大多數訪民一樣，因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們只能求助於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給他們公平，他們就千里赴京告御狀。這樣的 故事在幾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國崛起時代也不例外。上訪者都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天下之大，總能找到說理的地方。當吳產娣和她的同鄉擠上那輛 巴士，她看到了滿面流汗的人們，聽到了嘈雜的車聲人聲，她心中有一個卑微的願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對待，但在那一刻，她並不知道這輛車將把她帶 至何方。
10分鐘後，司機崔林關上車門，打電話向北京市公安局報警，說自己的車上有許多上訪人員，希望派警察處理。我們不知道這位崔先生為 甚麼要這麼做， 或許是因為他負有特別使命，或許只是因為他的警惕性比較高。十幾分鐘後，先後來了兩批警察，第一批兩個，第二批三個，他們沒有向任何人問話，也沒 有查驗證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車。又過了大約半小時，十幾個身著便裝的人走進這輛大巴，照吳產娣推測，這十幾個人應該隸屬於常州市政府，他們職責之 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訪民勸回家。但吳產娣和他的同鄉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他們擠下大巴，上了另一輛14路車，到國務院法制辦遞交了材料，然後回家等 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蘇常州，中國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回家的火車上，她會看到無數城市和鄉村，莊稼長勢良好，所有的煙囪都在冒煙，正如 我們事後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國的工業、農業都有強勁的增長。
372天之後，2010年7月7日，已經回家的吳產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 被一群便衣警察圍住，瞬即被帶到派出所接受詢問，那是漫長的一天， 到了晚上，警察向吳產娣出示了一份文件，決定對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車時沒有購票，導致那輛車停運一個多小 時。
14 路公交車票價一元。因為沒有視頻，也查不到交易記錄，除了司機崔林的證言，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吳產娣沒有買這一元錢的車票，但同樣，吳產娣 也無法證明自己買過票。在大國崛起時代，法律常常是這樣的：除了執法機關要證明你做過甚麼，你還需要證明自己沒做過甚麼，否則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 為這一元錢的錯誤，55歲的吳產娣被戴上手銬，送進了拘留所。也許警方覺得拘留還不足以懲罰這一元錢的罪惡，就在第二天，他們撤銷了這個決定， 改為勞動教養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勞動教養」就像是大學和療養院的合體，但事實上，它和坐牢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不需要審判——只要警察機 構認為有必要，就可以獨自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國，像吳產娣一樣的勞教人員有千千萬萬，卻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這是大國崛起時代的重要機 密。
那 365天是吳產娣的噩夢，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傳銷人員一起住在狹小擁擠的房間裡，每天都要背誦某些必須、某些禁止，常常被強 制做工，卻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她所在的勞教所生產二極管，在這漫長的365天中，吳產娣已經記不清她做了多少個，但可以確定，這些二極管大多被裝 在了電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著大國崛起的新聞。一年之後，吳產娣依然感覺到強烈的恐懼，時常夢到自己的勞教生涯，在這無法逃脫的夢中，她逃 避、掙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饒：我買了車票了，請不要勞教我。
從勞教所釋放之後，吳產娣開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 訴，請求撤銷對她的勞教決定，並希望得到國家賠償。結果並不意外：敗訴。她上訴，再 次敗訴。從法院的判決中我們可以知道：對她的勞教合情合理，並無違法之處，所以沒人需要對此負責。現在吳產娣已經57歲，病痛纏身，時常感到沮喪 和絕望，她說自己是個「弱女子」，「年紀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關於未來，她有兩個計劃：第一，把身體養好；第二，身體養好之後繼 續上訪。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分，吳產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車，她並沒意識到，這將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公交路線。在這條路上， 她將看到中南海 的圍牆、天安門廣場的一角，以及許多名勝古蹟和摩天大樓，還將看到巍峨壯觀的國家大劇院，幾小時之後，那裏會有一台盛大的晚會，票價從180元到 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為社會主義大廈多添一塊磚》、《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留給後世的故事》，屆時會有大人物到場，人們將群起歡呼。
關於這一切，吳產娣一無所知。她坐在平穩的車上，行駛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顛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聽著就像「無產地」，但現 在我們知道，她產於大國崛起時代的中國。
（二）
2011 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裡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 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數店舖已經開門營業，辦公室裡的人們剛剛開始一天的工作。在那個瞬間，沒人注意這個貌不 出奇的52歲男人，即使他已經做了那麼多明顯的暗示。
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裡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 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五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 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 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甚麼可 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 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 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 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 濟有著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采，那時錢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堅定變成了一 個堅定的訪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還沒有打算去死。
在一開始，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嚐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為此他還專 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復議，失敗；起 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這事的結果你 已經知道了：又一次失敗。在近十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 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沒人記得錢明奇曾有過甚麼樣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強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歸，但我們知道， 錢明奇和他的朋友們已經成了大國崛起時代的獨特風景，他們是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負產品。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 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賬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信 息，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 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 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申，有冤不申了。 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 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毀政府 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佈信息，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 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號碼還可以打通，接線人是他的兒子，他不太願意談論父親的事。錢明奇的另一個兒子要健談一些， 他說自己想寫一本關於訪民的書，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親。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三輛廉價汽車， 然後按下啟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 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走在錢明 奇曾經走過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 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著不起眼的工作，拿著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 這樣的人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床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 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
這 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欞，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 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在此後近四年的時間中，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著難以下嚥的食 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他曾長期被單獨囚禁，有兩年多沒見過真正的陽光，幾乎見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並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 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 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導，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在中文中， 這個詞也有執拗、倔強的意思，有時也指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 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 工資。開始還不算太壞，經法院調解，武鋼答應給徐武經濟援助， 但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徐武不肯接受這樣的調解，他說，他固然需要錢，但更需要一個說法，一個有明確輸贏的 結果。
徐 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 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管員。需要一提的 是，它還是全國文明單位、全國企業文化建設優秀單位——它的文化是「以人為本，誠信為先」。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文明單位」可以讓一些人 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自從拒絕了武鋼的人道主義援助，他開始品嚐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份，他開始遭受傷害，多 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 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2006 年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入夜之後，中央電視台將播放一台歡慶的晚會，慶祝這個輝 煌的時代，讚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那時他的家人都不 在場，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床上，就像一隻被火車碾過的盛世斑馬。
五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 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後的故事。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料瓶 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節日，天安門廣場正處於嚴謹有秩序的歡慶之中，來自中國各 地的遊客懷著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進這個廣場。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這舉動自有其傳統，早在47年前，四川 人何明淵就做過同樣的事，後來他被投進監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進了一座像是監牢的醫院。
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 中。
從 某個意義上說，徐武是幸運的。他的病友要交錢才能治療，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也許是醫院認為他的病情過於嚴重，所以他們拒絕讓徐武接 受探視。他年邁的父母一次次來到這堅固的堡壘前，又一次次失望而歸，從2007年到2011年，他們一共被拒絕了86次。他們向法院起訴，法院不 肯受理。他們找醫學專家來鑑定徐武的精神狀況，醫院堅決拒絕。他們和自己的兒子相距只有幾公里，卻如同遠隔陰陽兩界。
2011年4月19日 凌晨兩點，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 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著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 的院內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真份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 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鑒 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性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自己的兒子接回了家。在這 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導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 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 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 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關於未來，他有兩個計劃：第一是「忍耐」、「等待命運」；第二個計劃與法律有關， 他已經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沒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訴訟，但他依然對法律滿懷信心。要「學習法律、研究法律、宣傳法律、普及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 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歲，還沒有結婚，他希望能夠早日找到自己的愛情。早在2006年，他曾經遇見過一個喜歡的女人，不過遠遠談不上愛情，「只是聊過幾次天而 已」。在漫長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後，他已經和那個女人失去了聯繫，徐武說：她肯定已經結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兩個多小時以後，醫生從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水中有許多黑色的顆粒和 棉絮狀的物質，共計約8000毫升。但這並非全部，因為這次手術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鍾 光偉生於1973年，只讀過五年書，然後就輟學回家，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在貧瘠的田地中刨土尋食。他有3個孩子，這肯定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 育政策，根據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繳納罰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戶籍，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不堪承受的負擔。在中國近60多年的歷史中，最勤勞、最辛苦、最 貧窮的就是鍾光偉這樣的農民，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年復一年地耕作，換來的也只是勉強的生存。在大國崛起時代，中國 政府免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租稅，這讓一些農民過上了稍為輕鬆的生活，但對鍾光偉這樣的赤貧者來說，情況並沒有太多好轉。
2006年11月，鍾 光偉告別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礦找了一份打岩石風鑽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國的產煤大省，幾十年來，從這裡輸出的煤炭 達數百億噸，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礎，許多人因此發了大財，山西省也因此成為中國污染最嚴重、勞動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礦工在極為危險和骯髒 的井下採掘，他們大多沒有勞動保險，也沒有安全保障，許多人死於不見天日的地底。他們的死亡是大國崛起的一部份。
鍾光偉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國 的佛教聖地，離著名的雲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國崛起時代，這裡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釋迦牟尼，他們更崇拜煤。為了多賺 錢，鍾光偉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塵中工作十幾個小時。四個月之後，他開始感到肺部疼痛，經常咳嗽，但他沒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難以忍 受之時他會請醫生給他輸液，然後第二天照常開動風鑽，任粉塵飄在他的臉上，飄進他的肺裡。
2007年春天，鍾光偉的健康已被摧毀，他的體重銳減，咳得越來越厲害，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到大同市衛生檢驗檢測中心要求體檢，但被醫生拒 絕，理由是：塵肺是職業病，他們需要先確定鍾光偉「有職業」才能給他檢查。
這 意味著他要先拿出一份勞動合同，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他只是一位農民工，「農民工」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詞語，說明他同時具有兩 種身份：農民和工人，農民是他不可改變的階級屬性，工人是他實際做著的工作。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的人超過一億兩千萬，路是他們修的，樓是他們蓋 的，一切繁重的、危險的體力工作都是他們做的，但同時他們也是這個國家最被輕視的一群，常常被當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員，他們有流不完的汗、使不 盡的力氣，卻很少有法律意識，大多數都不知道用勞動合同來保護自己。當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只能默默忍受，因為他們拿不出一份勞動合同，而你知道， 中國是個講法律的國家。
鍾光偉回到工作的煤礦，希望礦上能夠給他開個證明，但被拒絕了。在他們眼中，鍾光偉已經成了一個明顯的負擔，他們實 在沒理由自尋煩惱。無奈之下， 鍾光偉向大同市南郊區勞動局請求裁定，這是異常艱難的旅程，需要賠無數笑臉，說無數懇求的話，他劇烈地咳嗽著，在這城市的馬路上徒勞無功地蹣跚往 返。三個月之後，勞動局的裁定出來了，他們不承認鍾光偉和煤礦的勞動關係，理由是大國崛起時代的典型理由：鍾光偉不認識煤礦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礦 工作。
現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訴，還是同樣的旅程：賠笑臉、說好話、蹣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審之後還有二審，一切再來一次。最後鍾光偉終於拿到了那份判 決，法院認定他和煤礦存在事實勞動關係。於是，在長達一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鍾光偉終於贏得了檢查身體的權利。
體 檢結果表明，鍾光偉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嚴重受損。他拿著這份體檢報告向政府申請工傷鑑定，這是另一段艱難旅程：賠笑臉、說好話，在希望和絕望 之間無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而他賺到的那點可憐的錢幾乎耗盡，只能吃最廉價的止痛片來緩解疼痛，開始是一顆一顆地吃，後來是一把一把 地吃。在7個月的艱難周折之後，他被鑑定為傷殘三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然後他開始申請工傷賠償，他填了表格，複印了證件，辦齊了全部申請的文 件，大聲咳嗽著來到南郊區勞動局，與以往的繁瑣拖沓不同，這一次，勞動局的表現異常簡潔，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予受理。因為他工作的那家煤礦 已經在幾個月之前關閉了。
然後是再一次起訴，一切艱難再次上演，幾個月後，法院判他勝訴，應獲賠償49萬餘元。他又等了四個月，沒有得到一 分錢，於是只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 行。在鍾光偉的故事中，我已經說過多次「艱難旅程」，但請相信，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艱難。在大國崛起時代，執行是無比艱難的事，即使是最有經 驗的律師也會因為聽見這兩個字而昏死過去，更何況是身份卑微、衣著寒酸、奄奄一息的鍾光偉。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於住處和法院之間，一次又一次地絕 望。他們跪在地上，流淚懇求，然而你們知道，法院都是講法律的，所以法官會向他提出許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礦主帶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礦山設備的倉庫……他們一定明白，這些要求對鍾光偉而言簡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時鐘光偉已經身無分文，還欠了一身的債，他生活在煤海之 中，卻買不起一塊取暖的煤，在中國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裡，他們一家五口縮在一條薄薄的 毯子下，其中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鍾光偉徹夜咳嗽，有時還會暈厥。他和妻子都想過自殺，他12歲的女兒準備去賣血，在最艱難的時刻，善良誠樸的鍾 光偉甚至想炸毀這個苦難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幾個月後有了轉機，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體也開始廣泛報導鍾光偉的遭遇，然後，2010 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鍾光偉和他的債務 人，開始了一次艱苦的談判。大國崛起時代的法律有軟硬兩種版本，對吳產娣、錢明奇和徐武來說，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對鍾光偉來說，法律就是 軟的、可以討價還價的。煤礦主不肯支付全額賠償，法官從中調解，鍾光偉就只能一次次降價，從49萬到48萬，到47萬，到35萬，最終27萬成 交。法律是鍾光偉最後的信仰，但最後，法律給他打了個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醫生從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右肺更多，21瓶。醫生說，這只能減緩 他的病情，卻不可能根治。
在大國崛起時代，像鍾光偉這樣的塵肺農民工有千千萬萬，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像鍾光偉這麼幸運，沒有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他們幾乎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他們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掙扎，然後默默地死去。
鍾 光偉還活著，他身高173公分，體重52公斤。他洗了肺，還了債，買了一所舊房子，用健康換來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他的病不可能治癒，也沒人會給 他報銷醫療費，因為他是個農民工。對他來說，「未來」是個奢侈的詞，他沒有太多計劃，只想養些豬、養些羊，讓家人吃飽穿暖，自己儘可能地活下去。 他現在學會了使用網絡，兩年中，他在網上發佈了超過4000條信息，全是在關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說：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甚麼滋味，我 沒有能力給他們太多幫助，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感覺一點溫暖。
（五）
我要講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果時間足夠，我還會給你講葉海燕的 故事。葉生於1975年，是一位堅定的女性權益維護者。她關心愛滋病人，多次幫助他們 維權，因此歷經挫折。她長期致力於維護性工作者的權利，為了瞭解她們的處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價妓院。她的壓力來自於兩方面：官方的和民 間的，我們的政府不喜歡她，我們那些滿懷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麼喜歡她。就在10天之前，幾個不名身份的人闖進了她的工作室，他們砸毀了許多傢俱， 卻並沒有讓葉海燕屈服。在未來的日子裡，她將繼續關心女性權益：那些吸毒品的婦女、那些在身處監牢的婦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種種暴力下痛苦 悲傷的婦女……她活得並不容易，卻有著遠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國第一任民選的婦聯主席，如果有可能，她還想做中國的第一任女總統。
我還想講梁 樹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歲的企業白領，共產黨員。他受激於錢明奇之死，報名參選他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他通過了一道又一道繁瑣的程 序，填寫了一張又一張麻煩的表格，他印製了競選海報，滿懷熱情地對選民們講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按照中國法律，這不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 是應該做的事情，但他還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礙，有人電話阻止，有人當面勸說，還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資料，遠赴他的家鄉做各種調查。
2011年9月8 日，在廣州麗江花園的人大代表選舉現場，他把兩位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在選票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投進票箱。他獲得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但最 後還給敗給了那些陰險的設計和可恥的伎倆。下一次選舉將在2016年，梁樹新說，如果那時可以正常地參選，他願意再次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貢獻力量。
還 有蕭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蕭瀚這個名字已經被註銷過131次。蕭是一位43歲的學者，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他長期關注時事，時常 發表評論。在大國崛起時代，時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讚美政府，一種批評政府，蕭瀚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份都屬於後者。這些文章給他帶來了許多麻 煩，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學校停課，也曾短暫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了8個小時。2009年11月，蕭瀚註冊開通了他的第一個微博賬號， 談論法律、時事和言論自由，很快這個賬號被註銷，然後他註冊了「蕭瀚微博二世」，二世被註銷之後，他註冊了三世，三世又被註銷，他就註冊四世…… 在我離開中國的那一天，他的賬號是「蕭瀚微博132世」。事實上，在中國的互聯網中，轉世者決非蕭瀚一人，而是成千上萬，他們被稱為「轉世黨」， 其中有一位黨員已經轉世359次。
在大約30個月的時間裏，蕭瀚共計發佈了超過百萬字的言論，其中有一些廣為人知，比如「惡猜公權、善待私 權」。在某個意義上，他已經死過131 次，但依然不會放棄死亡。這是鐵牆與頭顱的戰爭，雖然取勝無望，但他依然堅持著一次次把頭顱撞向鐵鑄的高牆。蕭瀚說：在沒有自由的時候，自由就是 一切。
還 有劉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劉德山是一位從業40年的法官，同時還是一位法院院長。2010年5月4日，有人電話通知他去一個渡假山莊，他冒雨前 往，從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監視居住，然後被投進看守所，在此期間他備受折磨，受過各種各樣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權勢的人物，卻依然無法對抗無辜 加之的傷害。在酷刑的間歇，辦案人員也會表現出一些善意，他們會推心置腑地勸告劉德山要「調整心態」，因為辦案的方針不是無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證明自己無罪，否則就是有罪。還有人會勸他明辨形勢，「既然你都進來了，總得說點甚麼，給我們個台階下吧？」19個月之後，法院判他 無罪，然而失去的已經失去，應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準備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不過他自己也清楚，這將是一條無比艱難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 44歲的公務員，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聯網上發佈了一則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笑話，共計58個字。因為這58個字，方洪成為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 家，他被勞教了一年，平均每個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來出事後，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推給薄，但這並不能說明方洪何以至 此。一個崛起的大國為甚麼會害怕一個笑話？甚麼樣的制度才會把一個僅僅是講了幾句笑話的人投進監牢？為甚麼公民的權利可以被如此輕易地剝奪？卻又 如此難以維護？方洪說，集中營的日子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接下來，他將不遺餘力地對抗這邪惡的勞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間揮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礦坑中疲憊掙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艱難道路上的人。幾十年來，正是他們鋪平了道路， 蓋起了高樓，是他們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創造了中國的奇蹟，也正是他們，一直建設著、揹負著、也忍受著這大國崛起的時代。
當 人們歡呼大國的崛起，也應該看到大國的危機。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確實讓許多人擺脫了貧困。而與此同時，人權狀況卻並沒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獨立，新聞依然不自由，言論依然被管控、被壓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難之中，這些都已成為大國崛起時代難以承受之重。事 實上，這並非大國的第一次崛起，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知道，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有過繁榮時期，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這繁榮將很難維持，隨之而來 的就是蕭條、饑荒、戰亂，直至最後的覆亡。沒有太多證據顯示現行制度比歷代王朝政治更加優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難以擺脫的宿命。當物 價飛漲、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日異嚴重、民間的抗議運動如風起雲湧，而維穩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業，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末日徵兆，幾千年間， 這樣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變，接下來就將是千萬人的苦難。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 更意味著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應該得到救 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應該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 真正的勞動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而不是讓吳產娣、錢明奇、徐武、鍾光偉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 難。
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卻不能接受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Tuesday 19 June 2012
李怡: 絲絲世語：比登天還難的事
神九登天，新浪微博發起「給神九寫封信」，結果許多網民痛陳大陸要解決現實中許多事情「比登天還難」，這些事情包括房價和物價飛漲、大學生就業困難、貧困兒童失學，全民醫保養老無福利保障，食品安全如同兒戲、黨政官員貪污腐敗、城管鬧事街頭、貧富差距嚴重……。
有網民說，神九上天光油錢就燒掉三十多億元，能分一點給邊窮地區的孩子解決教育問題嗎？
一 女網民在信中說，可以把一個女航天員送上天，也可以強行墮掉一個村婦七月大的胎兒。三十三歲的劉洋和二十二歲的馮建梅，兩個女人命運的對比是這個國家撕裂 現狀最好寫照：「光榮與夢想映照着恥辱與絕望，最尖端的科技伴隨着對人最無恥的踐踏，飛船上天而道德探底，大國崛起而萬民下跪，最好的時代就這樣遇上最壞 的時代。」
李怡
有網民說，神九上天光油錢就燒掉三十多億元，能分一點給邊窮地區的孩子解決教育問題嗎？
一 女網民在信中說，可以把一個女航天員送上天，也可以強行墮掉一個村婦七月大的胎兒。三十三歲的劉洋和二十二歲的馮建梅，兩個女人命運的對比是這個國家撕裂 現狀最好寫照：「光榮與夢想映照着恥辱與絕望，最尖端的科技伴隨着對人最無恥的踐踏，飛船上天而道德探底，大國崛起而萬民下跪，最好的時代就這樣遇上最壞 的時代。」
李怡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