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7 October 2016

練乙錚:氣短集:支那鬱結與白種人崇拜

■十八世紀的政治漫畫對華人的描述相當尖酸刻薄。互聯網
立會DQ事件餘音未散,宣誓儀式又生風波。事源青政兩議員以「支那」的英文發音讀出就職誓辭裏的China一字。社會對此頗有反應,不只當權派,一些歷史學者以至個別民主派也反彈,認為無必要出言侮辱國人。不過,這個指控明顯過了頭。梁、游二議員這次說的不是「支那人」而是「支那」,所指對象不是中國人,也不泛指中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那個「中國」,對準的是北方政權。除非認為那個專制政權足以代表中國人,否則,批評者對兩位議員的責難是「吠錯了樹」。

「支那」一辭帶嚴重貶義,的確沒錯,很多中國人對這個辭的政治用法十分忌諱、反感,聽到之後反應特別大。清末以來,一個看罷熱鬧還搶着吃革命黨人血饅頭的人民,的確需要有這麼一個能引起憤恨的語辭不斷刺激,才能調動起來打仗、離鄉背井上前線為國捐軀。

坊間對這個辭的忌諱和反感的一般解釋是「以『支那』藐稱中國的日本,曾經野蠻地侵略中國」。然而,這個解釋不充份。近代史上,英國也曾野蠻地侵略中國,對中國和中國人幹下的壞事,絕對不少於也不輕於日本。但奇怪的是,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在英國,五百年來其背後涵義及變化,亦與「支那」一辭在日本一模一樣,國人卻甘之如飴。何解?

從十四到十九世紀初,即《馬哥勃羅遊記》發表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夜,歐洲人包括英國人,每提起Cina、China、Catai、Cathay,一種對禮義之邦和先進物質文明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可是,英國社會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1837-1901),China一辭卻越發帶有輕蔑;英國報紙雜誌提起China或Chinese時,語氣會讓今天中國人聽了難受得比給罵粗口還甚。

變化主因之一,當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敗給英國。這跟「支那」一辭,在日本於甲午戰爭打贏中國之後,常用語意從中性或略帶褒義一變而充滿輕蔑,如出一轍。

以十九世紀英國上流社會最愛讀的時評雜誌《Punch》為例,所刊登的政治漫畫,把中國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在英移民描繪得非常醜陋,旁白用的文字,更十分尖酸刻薄,Chinaman、Chink等字眼,比比皆是,例如指控華工喜歡虐待婦孺、題為「給若翰支那人的一個教訓」(1860)的這一幅:

英日二帝哪個更壞些?

若論十九世紀分別由英、日兩國發動的兩場侵華序幕戰,對中國造成的災難,前者比後者尤甚。第一次鴉片戰爭,在國共兩黨的近代史觀裏,是劃時代的;中國從康乾盛世一下子淪落到給列強瓜分的局面,嘉道守成結果守不住,這一仗是轉捩點。對外失利而內患生,未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已起。由此到日清甲午之戰,中間過了五十餘年,其後的清皇朝已日薄西山,維新後的日本打敗清國,不過是趁機撿了便宜。故若撇開自身腐敗因素不談,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篇,開篇及其後半個世紀的發展主線,都是英帝手筆。

戰爭的起因與影響也迥然有異。中日開戰是雙方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列強侵華之前,中國也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對中國開打,則是為了鴉片與貿易利益,影響很直接。中國人吸鴉片,十八世紀初已非常嚴重,從用來止痛治病變成一種上癮成癖的大眾嗜好。早期「洋煙」主要來自南美,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輸入台灣之後,再轉口進入大陸沿海各地;台灣人發明的煙槍吸食法在大陸流行之後,更導致用量大增。(見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遺著《重讀近代史》142頁。)

英國當時見有機可乘,於是藉口自由貿易,反對清政府禁煙並乘機挑起戰爭;得勝之後,印度鴉片輸入遂源源不絕。此後中國不僅無可用之兵,更無可用之將;甲午海戰中方北洋艦隊主力艦定遠號管帶(艦長)劉步蟾,便是煙癮大得在艦上吸鴉片出名的。百年積弱,到後來二次大戰,日本軍隊在大陸予取予攜,英國不啻是罪魁禍首。

至於《南京條約》和《馬關條約》,兩者對中國都十分嚴苛,傷害難分軒輊。《南京條約》割去香港島,《馬關條約》割去台、澎。前者人口少,由英國佔領一百五十餘年;後者人口較多,由日本佔領的時間則較短,只五十年。賠款數字是後者高,但原因之一是隔了五十多年,大清銀元含銀量下跌了一大半。

當然,論者可以舉出很多英國或英國人百多年來的對中國有益、友善的例子,試圖證明英帝比日帝好。例如,孫中山倫敦遇難,便是英國朋友和英政府協助化解的;中國很多留學生到英國學習,回國後的貢獻很大等等。但是,對中國好的方面,日本也不遑多讓。

孫文革命,日本人出了不少力,光是一個梅屋莊吉對孫氏的財物資助,足夠寫一本書,以至後來孫氏以國父之尊,稱梅屋氏為革命的「賢母」。日本更培育了大批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後者從日本的翻譯文獻間接學得很多西方知識,包括政治學、社會學和生、化、醫等科學;今天,這些學問裏的中文基本術語,大部份來自日本學者從西方原文翻譯所得。

魯迅vs郁達夫

「支那」一辭在國人意識中開始變壞,大約是上世紀五四運動之後、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跟日本的關係變壞同步發生的,但起碼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對「支那人」這個辭的感覺,當時仍因人而異。

以魯迅為例,中共電子版《全國黨建雲平台》十年前有一篇談魯迅的文章這樣說:「魯迅先生在他去世(1936)前十四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結尾語重心長地說道:『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譯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史密斯即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他那本書《Chinese Characteristics》,大陸後來翻作《中國人德行》,但魯迅沒把Chinese硬性翻成「中國人」,反而是在書名裏用上「支那人」一辭,儘管那時已是「七七事變」前夜,日本控制了整個東北,滿洲國也成立了四年。

對「支那」一辭的認知和魯迅幾乎相反的,是跟他同時期的郁達夫。郁跟魯迅一樣,也是留學日本的,而且更是個風流倜儻的情種,追求過不只一個「大和撫子」(溫柔穩重並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可是都沒有結果。這在他其後寫的小說《沉淪》裏有強烈反映,提到「支那人」,既自卑亦復悲憤: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越想同她說話,但越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你府上是甚麼地方?』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可憐他又站在斷頭台上了。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然而,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跟日本女子成婚的不算少,個別人的負面經驗不能作準,寫成小說更不一定靠譜。《書屋》𤳙二年第九期的一篇題為〈閒話晚清以來的中外通婚潮流〉的文章,指出醫學家湯爾和、陶晶孫、財經專家吳鼎昌、殷汝耕、軍事學家蔣百里、法學家方宗鰲、數學家蘇步青、文學家郭沫若、田漢和魯迅的兩個弟弟,都娶了日本女子。如果這些人都留學英國,不見得都能夠奪得「英格蘭的玫瑰」歸。

可是,由始至終,英文中的China一辭,儘管與「支那」同源,卻在普通國人以至國家統治者的心目中安然無恙;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國共兩黨組成的政府,都沒有要求英國及西方列強以其他無貶義方式(如以「中國」一辭的各種拼音Chung Kuo或Zhong Guo)書寫「中國」。國人聽到英文Chinaman一辭時的反應,縱不悅也遠不會如聽到「支那人」那樣狂飆。這個分別,單從歷史事實找不到滿意解釋;筆者試圖提供另類看法。

對白種人有洪荒敬畏

國人對西方白種人始終有一種「洪荒敬畏」,無論怎麼憎恨,始終「留有餘地」,因為潛意識裏認為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先進,男子比我們的強壯,女子比我們的性感。日本呢?「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學生,近代先進了也不過是學人家的,男的比我們矮,女的溫順一點而已,都沒甚麼了不起;大不了跟我們打個平手,搞不好又給我們「迎頭趕上」。於是,聽到China,國人完全可以接受,還以之放在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裏;但聽到「支那」,便無明火起,馬上要全民聲討,否則就是漢奸賣國賊,如此才得心理平衡。

這個理論後面的道理,可以拿另外兩個虛擬例子來顯示。董建華可讓人稱他CH,但寫作䉪𤧹𥫩則他老人家會期期以為不可。同樣,梁振英給人呼作CY會覺得很高級很專業很潮,但莫說書寫,就以無口音日語叫他䉪𡡞䈑,他便可能會出律師信告你。


練乙錚

Tuesday 25 October 2016

李怡:世道人生:唔好激嬲共產黨?

抗戰期間,我生活在上海淪陷區。汪政權的統治儘管較有秩序,但日本侵略者的強權還是歷歷可見。我妻子戰時在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苦況,也見識過日軍的殘暴。愛國曾是我深植的感情。而且我敢說,比現在幾乎所有宣稱愛國者的感情都更真。

即使文革後期對中共的絕對權力從懷疑而批判,但對於中國,仍然抱着希望社會能夠進步的心情,對於大陸人民也懷抱善意與同情。在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情況下,自然不能接受「支那」這種對自己民族的侮辱性稱號。

然而,1949年後比歷代帝王更為絕對的專權統治,尤其是近三十年破壞自然生態、犧牲人民權利的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使中華大地不再可愛,道德淪喪的國民也難使我們認同。

當150萬香港人收聽《蝗蟲天下》,他們會認為歌詞中的「支那一早醜遍東亞」的「支那」是說我們香港人嗎?當300萬人收看「核突支那Style」MV時,會認為是侮辱香港人、台灣人或海外華人嗎?儘管曾經深植民族主義感情,但我已不覺得支那是指向我,相信所有生活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華人也不再會覺得支那是對他們的侮辱。因為支那一詞,已有特定指向。

昨天我文章後有留言說,我講漏了兩名「小學雞」議員那句「Re...F××king Of支那」,其實我在上周文章中已談到。立法會宣誓當然是莊嚴的事,但在短短的立法會法定誓詞中,就出現三次「中華人民共和國」,連「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李卓人,在回應梁美芬說梁頌恆不尊重誓詞時也反問:誓詞是否值得尊重?他認為,梁頌恆的宣誓方式反映港人和中共矛盾,因為中方無兌現基本法對港人的雙普選承諾。其實不僅如此,網上普遍以「支那」作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稱,早已顯示對中共國及其國民質素的厭惡。我相信,除了「愛國主義」實際上是「愛主子主義」上身的家奴,香港人、台灣人、海外華人中極少人會認為他二人應該向全球華人道歉。

至於有人認為二人行為的後果會導致梁振英連任,或導致人大釋法,或破壞香港的三權分立,這邏輯如果成立的話,香港根本不應該有2003年的50萬人遊行,不應該有雨傘運動,不應該有立足於香港本土利益的抗爭,甚至不應該爭民主,因為這些抗議中共的行動,似乎都導致中共對港政策更強硬。唉!甚麼時候,香港人的自主意識又倒退到「唔好激嬲共產黨」的奴性思維?難道沒有這二人的抗爭行動,中共就不會讓梁振英連任、不會釋法、不會破壞香港的三權分立?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對這句話,我從來沒有今天感受得這麼深。如果香港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繼續看着中共臉色、揣測中共反應去做人,不是反抗強權,而是怪罪年輕人「激嬲共產黨」的率性抗爭,在打擊年輕人銳氣之下,別說香港不會有前途,恐怕連抵禦沉淪都乏力了。

李怡

紅顔禍水!

紅顔禍水!倚天屠龍記中武當派三個出類拔萃的男人,他們的所愛又是如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張翠山是武當七俠中悟性最高的一位,張三豐的關門弟子(莫聲谷和殷梨庭是宋遠橋所教)。悟性的高低最終會決定武功的極限,然而又能否擺脫命運的安排?年少得意,武功超群,師父是天下第一人,師門是江湖一大派,那有不如意之事?直到師兄俞岱岩受傷殘廢,自己又愛上了這事端的始作俑者。他自殺的主要原因是難以面對師門,亦希望把責任一肩扛起,禍不及兒子。看到他在自殺之前沒有和殷素素吩附什麼,求師父之時也沒有提到妻子,可見他是有恨妻子的,但更恨自己的無知,明白事情真相之時,路已走到了盡頭。

有這樣的父親,就有這樣的兒子。張無忌雖然年幼,但他的經歷卻比父親多,受騙上當是家常便飯。他和趙敏的戀愛是被動的,倘若不是趙敏千方百計和他在一起,這天下間最大距離的兩人,根本不可能有好結果。在面對莫七俠慘案的冤枉,他頭一次想到了自盡,但和張翠山不同,他自己知道他是無辜的,所以還不是世界末日,一時誤會,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他的紅顏禍水,不過是放棄了功名事業。

宋青書是武當山最三代最出色的弟子。張無忌也是這一代,不過他主要的武功是別處學到的。在六大派聯盟對戰明教一役,邂逅了周芷若,從此不能自己,感情越陷越深,路亦越走越遠,就算不在俞二俠的亂環訣下即時死去,亦逃不過最終的命運。常常覺得莫聲谷在此事上處理得不夠周全,沒顧慮到是大師兄的獨生愛子,又是武當派新一代的希望,難道就因為一時的操守缺德,搞到少年人下不了台?怎麼說也應該給他一次機會。在暗處輕咳一聲,無需要露面,難道以宋青書的聰明才智,想不出這是人家給的機會嗎?多數以後不敢重蹈復徹,這豈不是皆大歡喜?

是英雄難過美人關?還是大俠無奈是多情?其實是性格決定命運,張翠山不能面對師門,宋青書為自己的愛走入絕路,反之性格最軟弱的張無忌,受到的傷害最少。

易地而處,你又如何做呢?


射雕英雄傳第三十八章「錦囊密令」,華箏公主在帳外偷聽了郭靖母子的對話,錦囊秘密被泄,愛郎立時便會遠走他方,父親這邊軍令如山,這如何是好?短短的一兩分鐘時間,對華箏應該是如漫長的歲月吧,腦中應該是一片空白了⋯⋯ 相信她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留住郭靖,他和父皇對着幹也不是第一次了,上次阻止屠殺撒麻尔罕城,父皇大怒也不過打了他一棍,之後又笑笑地重修舊好。這次再嚴重也應該有磋商的餘地,加上三哥拖雷幫忙說情,應該可以過得了這關。

成吉思汗並沒有真的想殺郭靖,他之所以大怒是手下違抗了他的命令,識破了他的計謀。這和耶律洪基惱恨簫峰一模一樣,畢竟這兩個大王還是不能知人善任,要這兩位大將軍賣命容易,出賣自己國家則太過強人所難。應該用本部原屬的將軍來帶隊,一來士氣高,二來下手不容情。到後來戰果已定,郭靖蕭峰縦有不滿,也不能力挽狂瀾了。

華箏是一個萬人寵愛的小公主,父親大哥們都不會做傷害她的事,一相情願的去解決問題,而各人又都低估了李萍的決心,終釀成無可挽救的結果。害死了愛郎的母親,這段感情是注定無法繼續下去了。

這很象一些電影的橋段,大毒販的女兒愛上了年青有為的警探,而她又偷聽到了兩方互相行動的祕密,這已注定是個悲劇了。

時光倒流又回到了當天晚上,華箏獨自站在帳外,得悉愛人的決定後涙流滿面,心裏一把聲音在喊,我要留住他,一定要留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