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主場新聞】 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 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 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 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 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 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 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 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 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 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 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 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 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 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 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 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 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 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 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 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 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 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 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 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 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林天悟：「你懂的」，香港不要懂！

【信報轉載】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 惡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風襲港無一人死亡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 多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 人，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 息，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 版面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 「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 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 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 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 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 戲，以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 香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 當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梁文道：領導說了算

【新世紀】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文化中的一個謎題，就是它到底有沒有彈性。「冷戰」時代，有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喜歡把中國體制形容為一種「剛性專政」，只 要上頭死了心要干一件事，不管全國人民是否要脫掉一層褲子，它都一定執行到底，下者莫有不從。可是後來，有些到中國做買賣的外商卻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高 呼這是一片全世界最自由的土地，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規矩是不容變通的。

對我們自己人而言，它一樣模棱兩可。說它沒有彈性，但又要搞通關係門路，領導換個主意，再硬的規定還是可以找出靈活的空間；但要說它很有彈性，我們又該如 何解釋近日北京那場「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為什麼路上都已經淹死人了，政府還不開放公家部門的空間，給人作為棲身避難之所？為什麼汽車都已經快要駛不 動了，高速公路收費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攔下來一個個收錢，交通協管員們依然恪盡職守地往一輛輛被淹的車上貼罰款通知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這不是什麼民族性的問題。平日防人甚嚴的北京市民，當晚竟敢在網上公開自家電話住址，好讓陌生人躲災避難；也有私家車冒著風雨主動上街， 尋找待救同胞。甚至這也不是公務員的心態問題，你看那臨時加班的派出所所長李方洪怎樣為了救人而觸電犧牲，又看那基層環保工人如何站在被衝開的井蓋旁邊以 警示過路車輛。中國人，甚至中國每一個尋常公務人員，他們是有彈性的，他們全都明白，非常時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沒有彈性的只是部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 過組織的公務人員，甚或任何活在某種組織文化之中的中國人。

為什麼一位派出所所長能夠見天色不對，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裡辦公？為什麼一隊交通協管員卻可以無懼暴雨，機械般地對著被迫停駛的車輛照開罰單？區別就在於前者本身是個領導，足以自行裁量；後者則是一隊被領導的組織，習慣於按章辦事。

再仔細點看，李方洪所長就算不是什麼很高級別的領導，比起那些城管隊員，他當時的狀態，也還稱得上一種可以單獨下決定的狀態。反觀交通協管員與收費站上的 站員，當時他們卻與同事一起，實實在在地存活於一種組織狀態裡頭，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膽猜測，假如收費站上只有一個站員，他的表現會不會有所不同？又假 如一個休了班的協管隊員，他會不會也加入當晚義援災民的救助大軍呢？

簡單地說，體制文化的彈性與剛性或許根本不矛盾，它們都是同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塊銅幣的名字，則是「領導說了算」。在這種領導獨攬大權的管理文化底下，被 領導的人很難擁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間；越是底層，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協管隊員不敢不遵命辦公，就連餐廳一個普通服務員都不敢答應你一些很尋常 的要求，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用老是換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不按訓練、不照指示的行為的權力。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被 死死盯在權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層。要是只看這一面，中國確實沒有彈性可言。

換個角度，要是遇上稍有點權力的領導，那就好說了。因為他就是組織，他就是規定。同樣在餐館吃飯，一個底層服務員不敢不給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別倒，他 很怕領導發現他沒遵守見到杯空就立刻倒滿的規定；但是一個總經理卻能容你在不許抽煙的地方抽煙，同時貼心地奉上煙缸。如果發現這一面，那中國還是最靈活最 自由的國度。

被人罵多了，有些部門也會嘗試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問題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異化成很不人性的剛性規定，迫著你接受他們的體貼。比方說某間銀行為老人家設座，怕他們排隊久站；可你不想坐還不行，那可憐兮兮的客服人員會哀求你：「領導看見你不坐，我要挨罵的。」

如果一切正常，這回北京雨災之後，有關部門的檢討也一定還是沿著這個路子走，推出更多的應變方案，更多的人性舉措，一切都有計劃、有規定。惟一不變的，大 概就是這種管理文化。將來他們或許會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攔路收費。但萬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災難迫著車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夥還是得乖乖排 隊，等領導說了算。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香港書展2012演講稿）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 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裡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裡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 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 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 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系統，這個系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 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 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風起云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 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 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 期專制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 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制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 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 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 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 道，如果面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 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 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 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 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麼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 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更殘忍的是，他報 復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 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矇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 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 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 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只是「一小撮壞人」惡 意的搆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只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 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萬人坑在哪裡？
這麼大的災難，為什麼從來沒有媒體報導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麼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請問：你家裡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只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 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 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繫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鍊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 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 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 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僕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 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 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洩在她們身上，直至精 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 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 著殘忍的念頭和志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 只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佈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裡，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 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麼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 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 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 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麼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只要有一個車身的空 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只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 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談起中國的人權 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 人。只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 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蹋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 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 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蹟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 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麼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 的耳邊，在這裡，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 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 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 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 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 話的人，相反，只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麼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麼偉大光榮永不犯 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 得很乾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 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麼回答：什麼愛不愛的，先把地掃乾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裡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污。如果你的清潔工 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錶，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麼 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這30年 裡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制的功勞。30年來的歷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 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制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 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麼國產電影這麼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麼中國的電視這麼難看？因為電視管制。為什麼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 制。為什麼中國足球踢得那麼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只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 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導，但在內 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導出來，只會 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 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歷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面」，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制的惡行、 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裡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 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制內人員和體制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制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制效力常常只有兩種結果：一、只有害處，沒有益 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裡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麼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 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儘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 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 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 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 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只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 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裡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 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麼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裡，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 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 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 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制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 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 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 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麼用，不會幫你陞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 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面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 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面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 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自作自受的生态灾难——灭四害，杀麻雀

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正在经历“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这是当时政府想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 变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所做的努力。这些全面性的改革，影响着当时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近现代史中特别有一章提出，动物王国在这场运动中也没能 幸免。在1958年，政府宣布要全民灭四害，这四害中就包括麻雀——这场不幸的运动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

灭四害运动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得知了很多耕地黄萎后首次提出了灭四害的概念——四害即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放到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如此草率激进地对自然进行直接干预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过这在当时看起来可是个极好的点子。根据中国的环保行动者戴晴的说法，“毛泽东对动物一无所知。他当时不愿意和大家讨论这个计划，也不听取专家的意见。他自己武断地决定‘四害’必须被清除。”



并且，这种决策在当时非常符合领导人的强硬派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文：hard-line totalitarian Communist ideology）。马克思本人就不是一个生态学家，他当年的遗言中就包含着，人类应该尽其所能尽力开采大自然的可用资源的想法，这有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 后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
之后，在全民都被号召消灭四害的时候，政府却尤其地对麻雀感到头疼，说具体一点，是欧亚树雀（Eurasian Tree Sparrow）。这种麻雀在彻底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之后，特别喜欢吃粮食的种子。中国的科学家们计算出，每只这样的麻雀每年也好消耗4.5公斤的粮食种子 ——所以这样计算的话，每杀死一百万只麻雀，就拯救了60,000人的粮食。有了这样的信息作后盾，毛泽东开始发起运动解决这个问题。

全面战争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当时的中国国民都被动员将这种动物赶尽杀绝——通过让它们无法落地，只能保持飞翔，最终死于饥饿和劳累。人们在街上弄出叮叮当当 的噪音，敲鼓，敲锅，试图用这些噪音吓跑鸟儿。巢穴被破坏掉，鸟蛋被打碎，雏鸟直接被杀死，成鸟们在天空中被猎枪打下。专家估算有上千万的麻雀在这场运动 中被杀。
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捕鸟时的盛况：

在12月13日的清晨，全城的杀麻雀战役就开始了。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里，红旗飘扬着。在楼房上面和庭院里，开阔的场地中， 道路上，乡下的田间，都放满了稻草人，也站满了哨兵。他们之中包括小学生，初中生，政府职员，工厂工人，农民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人。在新城区，人们在一夜 之间赶制出80,000个稻草人和100,000张五颜六色的旗子。斜土路，徐汇区，杨浦路榆林区的居民们同样也制作了大量的稻草人。在市内和郊区，几乎 有一半的劳动力都被动员加入杀麻雀大军中。通常，年轻力壮的人负责下陷井，投毒和主动攻击麻雀，老人和孩子负责站岗放哨。众多工厂也自愿加入了这场战役中 嘛虽然他们承诺在捕杀麻雀期间会保证最基本的生产水平。在公园，墓地还有温室这些一般人要少一些的地方，设立了150处自由射击点。南阳女子中学来福枪小 组接受了打鸟的训练。就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动员起来打鸟。在当晚8点之前，据估计有194,432只麻雀被捕杀。

这场捕杀直接导致麻雀险些在中国绝迹。
这也是问题开始的地方。

饥荒

在1960年4月前，中国的领导人们痛苦地意识到，麻雀不仅仅吃粮食种子，也吃昆虫。包括很多害虫。
由于没有麻雀来控制昆虫的数量，那几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比留着麻雀吃粮食造成的损失要严重得多。正因为这个原因，当年的农业产值惨不忍睹。最重 要的水稻产量也跌入了建国以来的新低。根据当时中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建议，毛泽东正式宣布全面停止对麻雀的捕杀，将麻雀从四害名单中移除，重新加入了臭虫。
但是损失已经造成了——当时的情况变得日益严重。蝗虫数量大增。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从苏联进口麻雀。昆虫的泛滥，外加对林地的过度采伐，毒药和杀虫剂的滥用，它们共同造成了中国1958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据估计死于这次饥荒的人约有3千万。
这段历史是个沉重的教训，人类不可能轻易地就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将一个物种清洗掉。但再次，2004年，一次惊人类似的活动又被发起了。中国为了控制 SARS 疫情而捕杀了10,000只果子狸。根据 BBC 的 Tim Luard，他们（#应该指的是中国）也发起了一场类似具有爱国性质的“屠杀活动”，这次的目标是獾，狸猫，老鼠和蟑螂。看来这场教训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学 到。

練乙錚：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

【信報轉載】 梁準特首的私宅也出現僭建問題，並瞬間發展成為超級政治事件，從中央領導人到香港每一個角落裏的小民，恐怕都感到意外。事件在國際上亦引起注意，上了 BBC等重要媒體，維基百科「梁振英」條的中、英文版亦有了最新（六處僭建）資料。區區六百平方呎的僭建面積如此轟動，可謂不同凡響。

不過，筆者認為，疑點利益歸被告，縱有殊多表面證供，還不宜現在就認定梁刻意隱瞞僭建；目前應該做的，首先是理性分析事件，釐清問題所在和所需資訊，然後 對梁提出合理的披露要求和解釋。在這事上，不僅評論者有空間，知情者更應提供資料，但最重要是立法會有責任、要出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絕不可以為親者隱 而阻撓真相求取。

事件披露以來，梁的一句話最可圈點：「一力承擔」。雄辯學裏有所謂「道義之氣」（ethos），是用來說服受眾的手段之一，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說話人詞窮理屈，試圖以「道義之氣」定調，代替「義理之辨」（logos），那就有問題，受眾便應該留意。

梁高調聲明「一力承擔」，目的可能有兩個。首先，他想在不知不覺中，要受眾拿他跟同樣非法僭建但「死賴老婆」的唐英年比，以此取得道德高地，補若干事實的 欠奉與邏輯的不足。其次，梁說曾經找過律師和測量師替他檢查僭建；說此話是下下策，因為等於替傳媒指出線索所在。梁隨即意識到問題將愈滾愈大，於是試圖以 「一力承擔」截斷各方追查。當然，還有第三個可能性：梁的確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其他目的。

對驗僭者四項疑問

不過，港人此時最想知道的，並不是梁先生是否有一個「男人肩」，而是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一、是否真有其人；二、若真有，是什麼字號什麼人；三、他們的意見，是否專業意見，是否驗僭專業意見；四、若是正式驗僭專業意見，結論是什麼，為什麼不能公開。

上述一：如果所謂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查實是子虛烏有、並無其人，則梁是說謊者；就算最後證明僭建不是他的決定，技術上也無法判斷他早已知情，也洗脫不了這個說謊的罪名。

二：如果專家驗僭真有其人，則問題更大。梁說不知僭建為僭建，主要理由乃自己是「物業測量師」，只負責估值，不懂驗僭，而後者是「建築測量師」的工作。這 方面的專業道理，立法會調查之時，自有相關的專業人士發表意見，毋容筆者置喙。不過，奇怪了，梁自己不懂驗僭，則受託替他檢驗的專業人士，應該是懂得驗僭 的建築測量師，以及在僭建問題上富有經驗的律師，那麼，為何依然未能替他指出問題，最後竟要勞煩不是任何測量專業的政治新聞記者踢爆？這是大疑點，反過來 顯示梁說的驗僭律師和驗僭測量師，很可能並無其人。

三：真有其人，但不過是梁的一些地產老細、業界朋友某次拜訪，提起僭建事，梁順口一問，人家隨便看看順口答一句不是，給主家人面子。這種「專業人士說的意 見」，當然不等同「專業意見」，梁是否又顯字眼功夫，鑽了空子？或者，真有其人，且是正式專業意見，不過無關驗僭。梁當日強調，聘請檢驗的專業人士，乃能 識別僭建者；如果查出只是聘過一般坐寫字樓看文件做契蓋章、不作實地驗僭的專業人士，則梁當日「專家驗僭」的話亦有故意作大、誤導各界之嫌，雖非等同說 謊，問題也足夠嚴重。大家不妨留意：梁的競選辦主任張某，週六的放話口徑已朝此方向挪移，目的似乎是想說，梁已做足功課（due diligence），只不過所託非人。

四：若有正式驗僭專業意見，也有兩個可能性，都值得深究。其一，專業意見認為是僭建，梁心存僥倖，不作矯正。如此，事件性質跟「唐宮」事件完全一樣，梁應 該謝罪求去，不當特首。其二，專業意見否定僭建。如此，替他驗僭的測量師和律師根本就不及格，應該馬上「釘牌」，梁更應按民事程序以予以起訴，要求賠償名 譽損失，絕對不能姑息，以免如此不濟的「專業人士」繼續陷人不義，壞了整個業界名聲。

這時，「嚴重疏忽」的，不是已經做足功課的梁先生，而是該等「專業人士」；梁先生既是清白，在法治社會裏，不容得他去替那幾個人頂包；他那「一力承擔」的 「男人肩」，不過是類似黑社會的頂包手段而已，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毫無「道義之氣」可言。梁一向以促進專業界利益為己任，但其頂包言行，適足以損害所有 專業界。

「心裏無鬼」論實屬詭辯

但是，梁如此「一力承擔」之餘，卻拿一百幾十個曾經受邀到他家作客的各界人士替他開脫。為了證明自己坦蕩蕩、絲毫不知家中有多處僭建，梁一再辯說：如果知 道是僭建而心裏有鬼，絕對不會邀請那麼多人到他家中作客。「一力承擔」論若是轉移視線的雄辯術，則這個「心裏無鬼」論便是邏輯學裏的詭辯。

假設，梁一早就懷疑家裏僭建，請來幾個專業人士替他檢驗，結果卻說「沒有僭建」。又假設，後來他翻查建築圖則（他自己說，最近的確有懷疑，數月前翻查 過），結論是「有僭建」；但他想，就算被揭發，也可用先前的專業意見脫罪，但如果不被揭發，則大有着數（按呎價算，多了六百呎的半山住宅地，和「唐宮」差 不多着數）。他更會想：我怕什麼邀請客人到他家坐呢？連正式委託的那幾個專業人士翻箱倒籠也驗不出的僭建，那些非測量界的客人客客氣氣坐在那裏吃我的餅喝 我的茶，又聽我述說專業驗僭的結果，又怎麼能夠指出是僭建呢？

這就是說，一個光明正大說真話的梁振英，固然可以邀請客人到他家坐，但一個蓄意隱瞞僭建說謊話的梁振英，一樣可以作出同樣邀請而無所懼。因此，邀人到家中作客，絲毫不能證明自己心中無鬼。梁的「心裏無鬼」論，邏輯內涵乃是詭辯。

梁一面聲言「一力承擔」，一面拿他的百多個客人來說項詭辯、替己開脫，道德上有兩張相反的臉面。然則，「一力承擔」不過是一句空話。

別說什麼道義承擔，就算是在當權者的圈子裏，到現在為止要承擔的，梁也未必承擔得了。讓我們看看事件在那個圈子裏的影響。

首先，看國家領導人。僭建被踢爆，梁有重大嫌疑。外國有人趁機說三道四，影響大陸的國際觀瞻。兒皇帝灰頭土臉，父皇帝即將來港，不見得會很光彩。若是在大陸，家裏僭建無問題，讓國家和領導人丟臉卻是死罪，他如何承擔？

其次，看中聯辦。西環這次抬他上轎，滿以為功德圓滿，正試圖發功，助他在立法會裏通過政府改組方案，不料曾政府懶理，一部分當權反對派「積極不干預」，結果一塌糊塗，訊息卻十分清楚：梁的支持很脆弱，甚至不堪一擊，吹噓多時的當權派「大和解」不見蹤影。

此時卻爆出梁家僭建，民情洶湧，9月要競選的當權派成員，想支持也不敢張揚，當權反對派更是大條道理繼續拒絕與梁合作。整個陣營散了，比3月份之時還甚； 西環那個「第二管治中心」不很管用，過幾天還得向胡總、向北京交代，為何支持了一個好崽子。中聯辦不高興，可以想見。兒皇帝以後在西環更加抬不起頭。

卑微期望也落空

第三，看梁的班子和公務員。梁自己灰頭土臉，他的班子也不好過。出來大力替他緩頰的如羅范、張某，表情絕對尷尬；個別核心支持者曾經稱讚梁的品德高潔，現 在忽然消音。其他一眾準司局長，本以為上任後可大展拳腳，但面對如此局面，阻力難以想像，如何施政？他們肯定有被出賣的感覺。至於早已傳出不喜歡梁振英的 公務員團隊，現在還要服侍一個水洗不清的嫌疑犯，其合作積極性可想而知。梁家僭建對未來幾年當權派管治能力的破壞，難以估計。

梁若真要獨立承擔所有後果，方法似乎只有依泛民要求的：辭職不當特首。這當然不會發生。

那麼，最可悲的還是香港人。經歷過許仕仁貪污、曾蔭權貪便宜、唐英年「深挖洞」，港人希望下一位上台的不要太難看就好，怎料如此卑微的期望，還是落空了。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裏，筆者嗟嘆當權派小圈子敗壞，引《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現在看來，這句話愈來愈貼切。

馬嶽：當不說真話成為習慣

【明報專訊】最近一星期，我發覺香港最厲害的傳染病叫「不說真話」，迅速傳播，好人好姐一當上高官，立即染上，毫無免疫力。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這種混合了港英政府政務官line to take技術，和共產黨官員的套話的說話方法，特點第一是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問題，你問她三米她答你五米；特點第二是出發點是保護自己「你咬我唔入」，而 不是真正回應問題；特點第三是充滿了技術語言、空泛話語和唬人的名詞（例如「專業人士」），但其實缺乏具體內容；特點第四是由於很多話語都空泛和缺乏具體 內容，所以你很難說他們說的是大話（沒有內容的東西是沒有真假的）﹕於是他們可以繼續認為自己沒有講大話沒有誠信問題，繼續人肉錄音機的講下去。

我——不——相——信！！

你彷彿看見這些懷疑犯錯或甚至犯法的官員，在窮盡心力左閃右避保護自己之餘，心底裏在暗笑﹕「你吹我唔脹！你吹我唔脹！」這種話語技術愈是純熟的人，可能 愈在官場平步青雲。對的，「我吹你唔脹」，人民可能不能把沒有誠信的官員趕下台，不能把知法犯法的官員繩之於法，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種話語技術，雖然彷彿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鐵布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為官者沒有說真話。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一定不會給你事實的全部，一定不會誠懇的直接 答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盤算一套他們覺得最安全的辭令。為什麼梁振英及其班子這麼少朋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沒有說真話。不說真話的人是很難有朋友的，只 會有利益關係。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蘋果日報》引述黎智英評論梁振英的說法最傳神﹕「有種人便是這樣﹕他明明上街買麵包，他也會跟你說買豉油。」有些人的本能是不說真 話，因為可能他們長期活在一種可能被迫害的恐懼中，自我保護機制極強，覺得講真話是極不安全的。但這種辭令技術只是官僚自我保護的法寶，目的是令大家很難 證明他們犯錯，「篤佢唔死」，但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建立信任，民主理論便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是social trust。這種話語方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你們這群人的。

3月25日以來，梁振英班子一直在燃燒公眾的信任。像僭建風波，梁振英和高永文都左支右絀，講一大堆辭令什麼玻璃棚花棚葡萄架，有沒有找專業人士之類，都 是不重要的。現在不是要在法庭定你有沒有罪，很多小市民「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一眼就知道。」他們就知道你們不是在說真話。

沒人信的話為什麼要講？

林鄭月娥說﹕「中聯辦是出於關心香港……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好了，我知道你升了官你要搵食，但能不能不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智慧？在「西環治港」這個問 題上，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否定答案是這樣﹕「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因為發哥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那是西營盤和石塘嘴交界！」

做過幾年民主黨副主席的人當上局長後，突然說要多了解六四的事實。23年來大家還了解不夠？好了，這樣說，你是否贊成要求中央徹查六四真相？

教育局長說不應該迴避六四問題，但你問他應不應該平反他又不回答，又講什麼一生人喊過四次什麼的。這不就是迴避了？

警方說七一有55,000人從維園出發，高峰期有63,000人，因為很多人插隊所以走得很慢。原來8000人插隊就可以令幾萬人塞在維園幾小時？助理處 長說不同體積的胡椒噴霧是「同等武力」。不同口徑的手槍是不是「同等武力」？是同等武力為什麼要用這麼大支？貪重？準備噴很多？

多年來我常常疑惑﹕明知沒有人相信的大話，政府為什麼還要講？

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像屯門那種落區騷，明明是找了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鄉事的支持者出席的選舉造勢活動和執政聯盟內部諮詢，要包裝成民意過程，但一見到反對聲音便要大量警察保 護離場。這算是哪門子的聽民意？落區聽民意如果只聽支持者意見，只會得到錯誤的印象，誤導決策過程。明知沒人信為什麼要做？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捷克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曾這樣形容後極權的捷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 現在、偽造未來。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迫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來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政府官員活在一堆虛假的辭令建構出來的秩序當中。他們只能活在這個comfort zone當中，假裝一切都沒事，結果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蘋果日報記者高聲提問平反六四的問題，絕對是破壞「秩序」。他破壞了那個煞有介事、虛與委蛇、冠冕堂皇、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的「秩序」，令政府的代理非常不安，覺得要把記者帶走才能恢復他們的秩序。

這種說話方法繼續下去，我有理由相信香港真的會到「臨界點」，因為很多誠實正直的人會被這種說話方法逼到發瘋。

哈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living in truth，面對這個虛假辭令織成的秩序，人民更要真誠地生活，真誠地思考和說話，大聲地說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且要繼續說下去。

安裕：十五年

【明報專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攻陷南京，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徹底實現，前一年蘇聯欲把中國分作南北朝國共隔江而治的算盤無法打響，美國開始具體思 考與中共接觸，拋棄兵疲馬乏的國民政府。二野部隊打進南京佔領總統府，南征北戰的部隊對國民黨苦大仇深，甫進總統府就把地氈剪成一段段分給戰士。二野將領 劉伯承和鄧小平隨後續部隊來到總統府，進內便見滿目破地氈，鄧小平馬上把部隊指戰員叫來，用四川官話劈頭就罵「亂彈琴」，下令把總統府恢復原狀，部隊撤 出。

劉鄧俱是法國留學生，鄧小平對咖啡、牛角包和足球情有獨鍾是因為他在法蘭西的那些年，雖然在法國的日子鄧小平是搞政治多於其他，可是畢竟二十世紀初的法國 仍是歐洲中心，光生活在這裏就夠開闊眼界。「文化遺產」一詞幾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巴黎的恢弘肯定對這些由四川而法國的中國學生是文化衝擊。如何正確對待歷 史並保存歷史，這是需要學養的。

香港回歸十五年，得到什麼失了麼人人有一本帳。從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得到的是去殖、是華人當家作主。至於失去的是什麼，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俱陳，午夜夢迴之 際怕的是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怕的是天天要你背誦中國好，怕的是失去清廉自持的社會風氣，怕的是大陸那套官場文化來到香港。從南京總統府的破地氈百轉千迴 到今天金紫荊，我們寧願拒絕相信這是事實的十五年，情願那是毫無意義的十五年，希望它是從未到來的十五年。

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成書於一九九○年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指出，中國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there is no easy way to understand China），在這部英文版八百七十六頁、譯成中文分三冊的巨著，史景遷對現代中國的亟力追尋，埋頭浩瀚如海史料。根據他的研究，現代中國與華裔史家黃仁 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所說的極為接近。黃仁宇認為，中國與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國類似，都是一個在「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國家」 （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中國立國以來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為基礎，農村內部情勢複雜，不易爬梳，所以要有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達 到數字上的管理。黃仁宇由此走出蹊徑，從現代性（modernity）出發，以比較史學為工具，通過歐洲與中國的對照，研究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提 出必須把歷史推回三四百年前，才能看到中國缺失在於閉關自守，工業和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歐洲，無法適應新世界。

閉關自守 發展落後無法適應

黃仁宇完書時是一九八二年，當年中英尚未全面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但一國兩制已由北京拋出。黃仁宇雖是半途出家的史學家，仍能看出這一概念的虛妄——作為經 歷抗日戰爭的前國軍校級軍官、戰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雙重身分，黃仁宇既有歷史專業的比對爬梳基本功，也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歷史，他指 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荷蘭往昔初為聯邦時也是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能夠成功落實，黃仁宇說，必須是「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 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萬曆十五年》殺青之日，距離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落實還早兩年；黃仁宇二○○○年初去世，看不到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迅速消亡。《萬曆十五年》對一國兩制的觀察並無重大紕漏；黃仁宇去世前三年，香港回歸，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香港仍可徜徉在自由的海洋裏。然而正 如史景遷說，中國在西方眼中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當香港一切順利時，中國的手就伸進來。這是出於對自己的無知，也是對歷史的無知，史景遷說，無知的 由來，「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聲稱（claim）這是革命分子的勝利。然而，這也是主要官僚以更高的真理為名，從而釋析人民的期許」（in the name of a higher truth, to define people's aspirations），隱喻中共剽竊人民的期許以及官僚系統的巨大努力，據勝利果實為己有。

當香港一切順利 中國的手就伸進來

從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試探雙方就香港前途的底線時，北京冒出一種論述，把香港的物質繁榮稱之為香港巿民的成果。這種論述無疑是事實，但不 是全部，英國人在一九六七年後的社會建設，包括房屋及教育，也是香港繁榮的要素。可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大纛為經緯，迅速佔領道德高地，以民意牌與英方周旋。 今天所謂的「忽然愛國」一群，其實便是中共面對英國時施以的統一戰線。當時最傑出的統戰成就，便是把在港英年代做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了過來。安 子介先生不是「忽然愛國」，他以英文寫成的《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開漢字之謎），堪稱對促進中文在西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但更大的在於心理上推動人心回歸，連港英年代的高等華人也一個接一個去北 京，五十年代以還的恐共病幾乎一夜之間消除殆盡。

統一戰線消滅恐共病

持平而論，中共八十年代確對香港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鄧小平發脾氣公開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絕不容許官員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 反覆起落，國力凋零，加上夠水平官員不多，大政基本就在幾個國家領導人手上。這些人有的如鄧小平出過國見過世面，也有土法煉鋼的沒有出國卻有水平的如趙紫 陽。今天看來，鄧趙雖然都不夠完美，但八十年代就放手讓香港自己搞，其廣闊胸襟及廣袤視野，絕不是今天小家子氣官員那樣。中共第一二代政治家有其特質，不 僅是浴血全國打出天下的氣概，更重要是絕不翹起尾巴做人的那種不知斤兩。

中共不信香港趨嚴重

香港這十五年變化不在香港巿民，而在於北京。中共一些人不信任香港，左傾路線嚴重，那種溢於言表的捋起衣袖準備親自下海大幹一場的「不信邪」最令人心驚肉 跳，當香港的GDP等於一個省的時候，這種不信邪的本質愈加濃烈。香港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實驗室，經濟增長壓倒了常識，成為恣意擠壓香港的精神武器。這 種左傾思潮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隆然倒下後更是惡化，認真說，香港感到中共一再擠壓，不是由於GDP落於人後，而是兩地的基本價值沒有隨著經濟融合而 拉近，相反是愈拉愈開。

香港社會有一種庸俗的認知，覺得香港今天經濟落後大陸，於是心生不忿。這種是只是樹木不見樹林的瞎猜。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我們的電視接收器和電腦互聯網 聯繫全世界而毋須跳牆越界。香港人一度是小家子的，我小時見過，那是七八十年代經濟暴起時的嘴臉，可是現在我們早已來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年代。這不是香 港崖岸自高，那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當民智大門打開，從此再也關不上了。香港講的是公義，李旺陽身死的湖南邵陽有多少港人曾踏足此地？陳光誠 被困的山東臨沂，多少港人知道在哪？我祖籍山東，也沒有聽過這地方，勉強知道的是臨沂附近的孟良固曾在解放戰爭打過一場激戰，國軍將領張靈甫戰死。香港人 就是頭也不回上街為他們吶喊。

Years of No Significance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七百萬港人來說是具有意義的一天，之前半天，彭定康在滂沱大雨裏捧米字旗低頭一躬；凌晨時分，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踢著正步把特區區旗 送到會展會場的主台；清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一車車的經過石湖墟開進巿區。那是一個日子，連對中共批判最力的傳媒，頭版大標題是「香港信有明天」；我在美 國的老師寄來一封祝願信。歷歷在目，是因為我們相信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趙紫陽的「你們怕什麼」，一窮二白時的中共是那樣的樸實 淳厚。這十五年沒有這些話聽了，連回歸初時的「香港好，中國好」都宛如空谷絕音。這十五年，於這一重意義來說，是Years of No Significance，比黃仁宇的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差多了。

許志永：因為有你們在（七一致香港市民的感謝信）

【明報專訊】燭光照亮維園的那個晚上，大陸很多公民和我一樣緊盯着電腦屏幕，看微博上轉瞬即逝的圖片，那搖曳的燭光，那聖潔的面龐，那浩瀚的人群，香港，中國人因你們而驕傲！

我很想加入紀念的人群，可是在大陸，這一天是禁忌，23年了，我們只能把記憶埋在心底。同樣是中國人，大陸和香港很不一樣，記得2007年4月第一次到香 港，看到高樓林立的街道邊有宗教組織的遊行隊伍，拐角處張貼着議員競選的海報，我想，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有自由的表達。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權貴們霸佔最盈利的壟斷行業，還要野蠻掠奪弱者的房屋和土地，他們高唱愛國主義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三千萬「結石寶寶」 得不到公正賠償而維權的父親卻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從不盈利的公益組織被以偷稅罪處罰，數百萬公益機構「非法」生存；一個盲人幫村民揭露計劃生育中的 罪惡而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七年，他最終逃出監獄一樣的家成為舉世矚目的傳奇……

這些本來和你們無關，可是1898年一紙條約成就了香港的自由繁榮也注定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回歸15年了，總有一些勢力本能想把自由 的香港吞沒，他們有龐大的財力，很擅長做地下工作，還好有你們在，「二十三條」的幽靈沒有得逞。15年來，我們很欣慰看到香港和大陸走的愈來愈近，很多時 候，為民主和自由我們在並肩戰鬥。

記得2010年夏天我們代表「結石寶寶」到香港訴三鹿集團大股東，明知道幾乎沒有勝訴希望，但大陸已無路可走。後來彭劍律師說那天他沒想到那天會有那麼多 香港媒體在法庭外等待，本來有些失望的他感動不已。當年11月「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先生被判刑激起了香港市民的眾怒，你們致電電台表示憤慨，到中國駐港 機構示威抗議，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致信大陸最高法院了解情况，強大的輿論聲勢迫使當局不得不很快釋放了趙連海。香港和自由世界緊密相連，同時又是中國的 一部分，當局能直接感受到壓力同時又不便把香港輿論歸於「國外敵對勢力」，為了維穩也為了面子，他們很在乎香港的民意。

中國自由之路依然漫長。我們在大陸發起新公民運動，不止是個案維權，更重要的以行動倡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倡導新公民團結起來共同推動社會 進步，最終實現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國、正義幸福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公義、愛」新民族精神。而這美好的理想隨時有可能被指控為顛覆政權罪。我們需要你們的關 注和支持，自由中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感謝你們。因為有你們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香港作為自由的燈塔，數十萬大陸難民逃亡到這富庶的土地，直到1979年難民潮衝垮閉關鎖國的鐵幕改革開放帶來 新的希望。因為有你們在，每年6月4日維園的燭火堅守了23年，1989一個民族的傷痛從未被遺忘。因為有你們在，當我們遭遇打壓身陷囹圄，自由與公義的 吶喊傳遍文明世界撼動專制宮殿，我們得以重獲自由繼續前行。因為有你們在，每年七一走上街頭，捍衛自由，爭取民主，東方之珠才沒有沉沒。

今天，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感謝你們「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衛自由爭民主」的決心，感謝你們15年來對自由的堅守和對民主的追求。感謝你們，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建自由、公義、愛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