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年，廣州有這麼一個因為發育問題，身體形貌不類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來走去。由於他看起來就不像是個「好人」，所以被人綑綁到街坊的居委會去了。經過辦事人員查問，得知這人有個姐姐，只是姐姐卻不願和這個弟弟拉上任何關係（大概是在害怕些什麼）。所以他們只好把這個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會。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樹上。
也就是那幾天，一個從南下打工的北方農民，被鎖在另一間居委會的閘門裏頭，他衣衫破爛地跪在地上，不停叩頭，哀求大家放他一條生路。他強調自己絕對不是壞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過程當中丟失了身份證明。但是最後，他也被吊死了，屍身掛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下。
在那一個星期裏面，從廣州的中山七路開始，過了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去到白鶴洞，一路都能看見這類吊屍。這就是有名的「文革廣州打勞改犯」事件了，雖說事因是傳說粵北勞改犯逃營，預備南下洗劫廣州，激起了本地人的過度反應；但最後遇害的，更多卻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廣州市民。沒有人確切知道那幾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數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說超逾三百。不過事過境遷，這些事今天都沒有人想提了，當然政府也不准提，於是受害人的親友「向前看」，殺過人的則太陽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將近百歲，最小的不滿一天，何處無有冤魂？
今天說起這件往事，是因為我這幾年總在想這類事件到底怎麼可能發生？它有多大的機會重臨？我們將來在香港又會不會親歷類似的情狀呢？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想得太過誇張，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膽猜疑孕育這類災禍的條件，其實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極權政治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自古以來的種種基本道德信條，例如將「不可殺人」變成「你應該殺人」。這種公然違背人類基本價值判斷的新訓令，當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個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過程中間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麼地合情合理。比如說它會設定一個政治目標，讓那個目標神聖得不可侵犯，不證自明。然後介紹一個達到那個神聖目標的光明大道，告訴大家這是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接下來，反對這條道路，以及反對那個神聖目標的，自然就是敵人了。由於那個目標絕對正確，不容置疑，所以反對它的敵人當然罪不可恕。這些敵人不只礙事，而且極有可能破壞我們前進在光明大道上的事業，那麼你說他們是不是可殺呢？也許你仍然覺得殺人不對，但我們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個目標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並且還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當然可以凌駕「你不應殺人」這條古誡，對不對？
再下來就是要找出敵人，以及確定敵人的種類和範圍了。除了從根本上不贊成神聖目標的異見者之外，我們還得因應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隨時隨地詮釋出不同階段的敵人。例如文革，一開始是「四類份子」，演變到後來，說不定人人可疑，就像當年廣州那個樣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農民，既非與我同類，那必然就是可誅的異己了。
早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比爾主導的雅各賓專政時期開始，這種程序就一直是極權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紀，再由史達林和希特勒分別將它發揚光大，他們掌控的機器全都非常成功，殺人無算，而且殺得理直氣壯，冠冕堂皇。他們之所以幹得如此出色，是因為那道以界定神聖政治目標為起點程序，被精心構造成了一套雖然經不起理性考驗，但卻非常誘人，在情感上極具號召力的意識型態。
一開始，大家可能會覺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識相去甚遠，所以在聽到「猶太人全都是包藏禍心的騙徒」這宣傳時，有人或許會想，不對呀，我家樓下那個士多的老頭就是個猶太人，但他一直老實得很。漸漸地，會有越來越多人告訴你，千萬不要用「猶太人裏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見，遮蔽了更龐大更深層的整體真相。再後來，你甚至都不敢再說什麼了，因為那些狂熱的信徒非常好鬥，一聽到不合己意的觀點，立刻就會聲大夾惡地譴責你是叛徒，與邪惡的猶太人為伍。畢竟，沒有人會喜歡被罵作叛徒，也沒有人會願意自己是壞人，對不對？
再發展下去，這套意識型態甚至開始衝擊我們各種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說鼓動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壞他人的財物。本來我們對私有產權就算沒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體上也會覺得鄰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覺的那張床是人家的吧？可現在他們卻說那是「從勞動人民那裏剝奪回來的果實」，你身為勞動人民，當然有權處置。本來我們會相信出賣朋友無論如何都是件叫人羞恥的醜事，但現在他們卻說這其實是出於更宏大目標的義舉，不叫出賣，而是揭發。
當所有奠基社會的德目一一受到質疑、衝擊、否定、和改造之後，終於，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後底線也就坍塌下來了。為什麼文革時期，就連一些還在襁褓之中的嬰孩都會遭到毒手呢？那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身為政治敵人，其實已經不算是人了，殺了都不能叫殺。由於這些嬰兒非人所生，所以殺害他們也就沒有道德負擔了。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殺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剷草除根的，防患於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