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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10 July 2019

生死、仁義與尊嚴

【明報專訊】在七一前的一個星期,我已經嗅到一種不祥的預感。
在六月十六日後,實際上政府立場完全沒有改變,二百萬人的五大訴求,最多是回應了0.7個。躁動的人群不滿無處宣泄,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
有學生問我,外國的經驗通常是怎樣?我苦笑着答:沒有什麼外國經驗。正常的政府,有兩次一百萬人上街,早就下台了。民主政府不用說,就算在中國,你任何省市領導搞到一個月內三次數十萬人上街,都一定丟官了吧。內地官員現在一定很羨慕某人了。
歷史有其軌迹,人類行為有其規律。長期僵持之下,主要是兩個可能性:行動升級或者是鎮壓(或者是行動升級然後鎮壓)。兩次圍警總,大家都知道危機將至。另一方面,你覺得有關方面一定有所部署,不會就此認栽。面臨兩個選舉血債票償,那些急得爆粗罵特首的人,總要幫他們贏回起碼淺藍的選票吧。

說「生死」:跳下去還是衝進去

知道歸知道,大家都想不到防止危機爆發的方法。問題是:如果一個地方,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出來抗議,要你改變政策和下台,你都無動於中。一個跳下去、兩個跳下去、三個跳下去,你都裝作不關你事。對這個麻木不仁……I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寫了五十多年的中文,對這個政權我真的詞窮了)的政府,民眾還可以怎樣?
對所有堅持和平理性文明的抗爭者來說,到了七月一日,都不能說服其他人有一種course of action是會有用可以迫使政府讓步的。你去問一個美國人,如果八千萬人上街要特朗普下台,但他沒有下台;問一個日本人,如果三千萬人上街要自民黨下台,但政府不管,他們會怎樣?這些國家的人民倒是可以等下一次選舉的,香港人不可以。
大家都知道超越二百萬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三百萬也不一定有用)。但如果就這樣回家睡覺的話,未來還怎樣可以令政府尊重民意?如果這樣政府都可以過關的話,未來這座城市的「人」,還有什麼地位和尊嚴?
這就是那個立法會柱子上的塗鴉:「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嘗試擋住衝擊的人當然是出於善意,但到了七月一日沒有人能答到運動下一步應如何走的問題。當有三個人絕望得要跳下去時,運動已經牽涉生死,政府揹上了血債,民眾覺得政府根本不在乎人民死活,再也回不去了。
衝入立法會,「效用」真的是不知道的。但七一遊行不也是一樣嗎?當有人選擇以生命控訴這個政權的時候,就很難再用「效用」來分析了。有部分人覺得「衝進去」總比「跳下去」「理智」,應該也不難理解了吧?

說「仁」﹕偽善者與殉道者

有些人,經常滿口掛着神呀天主呀天堂呀,但你在它們身上感覺不到kindness。
小時讀《聖經》,讀過一個名詞叫hypocrite,小時英文不好不知何所指,想來大概應該就是這樣了。
如果這些人都上了天堂,天堂應該是很恐怖的地方了。
網上那條會令人爆喊的片,幾十人跑回議事廳夾走四個不肯走準備做死士的人,因為要「一起來、一起走」,因為不能放棄每一個人。他們才是重視每一個靈魂和生命的人。而重視每一個人,是現代自由民主文明社會的基礎。

這些人被指為「暴徒」,會上天堂嗎?

說「義」﹕郭芙與郭靖

記者重複問會不會下台,得到的答覆是我們三個人已經道歉了。
誰在乎你的道歉呢?要多自以為是的人,才覺得自己的道歉和面子和「尊嚴」,比二百萬人的意見和三條人命更重要呢?
我在另一媒體寫過,這只令我想起《神鵰俠侶》 裏的郭芙:「(郭芙)她想自己斬斷了楊過一臂,楊過卻弄曲了她的長劍,算來可說已經扯平,何况爹爹媽媽又為此狠狠責罵過自己,心道:『我不來怪你,也就是了。』」
然後我看到那個一路跑一路哭的女孩,她說其實大家都很害怕,不過一想起明天起牀可能見不到這幾個人,就只能努力跑。我想起「射鵰」裏的郭靖。
江南七怪和丘處機賭賽:各自去找郭楊兩家的後人,授以武藝,十八年後決一高下。七怪追蹤千里到蒙古找到六歲的郭靖,但發覺他很蠢,非常沮喪。
郭靖和拖雷正和桑昆的兒子都史爭執,都史帶了一群豹子去找拖雷晦氣。郭靖見了,對七怪說:「師父,他叫豹子吃我義兄,我去叫他快逃。」韓小瑩道:「你去,連你也一起吃了,你難道不怕?」「我怕。」「那你去不去?」郭靖稍一遲疑,道:「我去!」拔腿便跑。

朱聰於是說:「孩子雖笨,卻是我輩中人。」

我們自小看武俠小說學的事,是一種道德勇氣,義之所在,不因禍福避趨的精神,這是很多以為示威有錢派的人不會明白的事情。
說尊嚴
西方議會制的核心概念是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或者parliamentary supremacy,議會崇高的地位,來自人民的授權。議會的尊嚴,來自經由全體人民透過選舉授權(popular mandate),而不是因為某些儀式、宏偉建築、宣誓、衣著或所用的語言。
香港的議會,長期由少數人的選票否決大多數人的選票,由0票的主席驅逐幾萬票甚至幾十萬票選出的議員出場,以至不讓他們發言。0票的財委會主席可以不容許議員問問題,以盡快通過政府撥款為榮,把數以百億的公帑盡快批給大白象及各財團分潤,並把這說成是自己的「收成期」。政府用不民主的方法把民選議員的議席打掉並且告到他們坐牢,置選民於不顧。
作為一個公民和納稅人,我在看立法會的會議時,都經常感到受傷害,並且有被搶劫的感覺。於是我只能減少看議會新聞。我不覺得這議會是有尊嚴的,並不是因為有人拉布、喊口號或是搗亂,而是議會不代表人民的意願,從來都沒有重視我作為納稅人的尊嚴。你告訴我財委會不能開會了,我剎那間覺得像是拿到一個新的免稅額一樣。
議會不代表人民,反而希望盡快通過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的法案。得不到人民的尊重,也應不難理解了吧。

不能永遠刪掉的問題

由於政府新聞處的稿會刪掉記者的問題,記者可以當沒有問過。
於是我發夢夢到,如果每次林鄭出來,記者們都問她同樣五條問題:

1. 你覺得你死後會上天堂還是落地獄?

2. 你會不會覺得如果你及早回應五大訴求,那三位自殺的可以不用死?你有為此歉疚嗎?
3. 你會不會向梁先生、盧小姐和鄔小姐的家人道歉?
4. 支持警察的群眾用暴力襲擊議員和傳媒,你會不會譴責有關暴力?
5. 現在的年輕人對社會和政府感到絕望,甚至選擇結束生命,你覺得你作為特首有多大責任?
我就不相信你可以顧左右而言他一千零八十幾日。
這個政府,已經喪失了管治這個城市的道德基礎。你當然有警盾、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那都只是都史的豹子而已。
後記
六四後,內地流行某個順口溜:「我們打不過你們,你們講不過我們,你們活不過我們。」
我一直以為三句都是很對的。想不到三十年後有些人竟然等不及第三句了。拜託各位手足,第三句是對的,是不?

文//馬嶽

編輯//蔡曉彤

Friday, 27 July 2018

昨天下午一時許,在美國駐華大使館門外發生爆炸。其後,在外交部例行發佈會上,發言人耿爽回應外媒詢問時表示:「這起發生在朝陽區天澤路和安家樓路的事件是一起孤立的治安事件,中國警方已經及時地、妥善地進行了處理。」

警方應該還沒有對引爆而受傷的男子作調查吧,怎麼就肯定知道是「孤立的治安事件」,而不會是政治事件,或者涉及其他原因的事件呢?比如,爆炸者的動機是甚麼?這人是否牽涉到甚麼政治組織,包括中共動不動就說的「外國勢力」?是否個人受到不公正對待,這不公正對待也可以包括得不到美國簽證。都沒有查,就急急定性,未免過於緊張,太怕引起聯想也。

有傳聞說,引爆的是一名男子自製的炸彈。據傳這男子冤情深重,自爆是因為多次上訪無果,走投無路。

早些時候,大陸網頁有人上載了兩張照片,都是街頭看不到龍尾的好長的人龍,上寫着:「在北京,有兩個地方每天都排着長長的隊伍,風雨無阻!一個是美國大使館簽證中心,一個是國家信訪局。一部份人在拚命逃離,一部份人在絕望掙扎!任何謊言,在這裏都土崩瓦解,任何真理,在這裏都現出原形。

因為兩條長龍集中反映了中國的現實:謊言在事實面前瓦解,真理在事實面前凸顯。男子引爆炸彈的動機雖未知,但可以猜到同這兩條人龍有關,不是想逃離而未果,就是在掙扎中絕望。一定不是普通的治安事件,而且可以肯定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孤立事件。

有趣的是,爆炸發生一個多小時後,現場清理完畢,大使館前等候簽證的人龍又再現,威脅生命的炸彈嚇不倒要逃離的民眾。太想逃離,太不想在這裏掙扎生存了。應該不會有第二次爆炸吧,趁可能人少些趕快搶辦簽證。可惜的是,美國使館宣佈下午停止簽證事宜……。

發生爆炸後,中共官方通告避開所有「敏感字詞」,網頁也把「美國大使館」、「炸彈、爆炸物」列為敏感詞而刪除,外交部發言人的回應避開「美國大使館」而只講事發的路名,北京警方也故意不說是炸彈,而謊稱「疑似爆竹」。說爆炸物有甚麼問題?謊說是「爆竹」的目的何在?真是不懂。

太過敏、太奇怪了吧!想到大陸人因為在中國網頁沒有言論自由,而紛紛到美國大使館的微信留言,因此,儘管逃離的地點不是只有美國,但美國確實是受壓抑民眾的自由所寄。
爆炸事件,是兩條人龍的聚焦,而兩條人龍又是無助民眾對置身在大陸社會的感受的概括表現。

大陸畫家陳丹青說:「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教育、醫療、法律。無論社會多麼不堪,只要教育優秀公平,底層就會有上升希望;只要醫療不黑暗墮落,生命就會得到起碼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義,社會不良現象就能被壓縮到最小。如果三大底線全部洞穿!就是人間煉獄!」

在人間煉獄中想逃離又在掙扎,於是出現了在想逃去之處的大使館附近的絕望爆炸。這是具象徵意義的爆炸。

Tuesday, 26 September 2017

梁文道:殺無赦(上)


五十年前,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的第二年,廣州有這麼一個因為發育問題,身體形貌不類常人的青年,在街上手舞足蹈地走來走去。由於他看起來就不像是個「好人」,所以被人綑綁到街坊的居委會去了。經過辦事人員查問,得知這人有個姐姐,只是姐姐卻不願和這個弟弟拉上任何關係(大概是在害怕些什麼)。所以他們只好把這個古怪的青年留在居委會。第二天下午,他被人吊死在附近一棵大榕樹上。

也就是那幾天,一個從南下打工的北方農民,被鎖在另一間居委會的閘門裏頭,他衣衫破爛地跪在地上,不停叩頭,哀求大家放他一條生路。他強調自己絕對不是壞人,只是在被人追打的過程當中丟失了身份證明。但是最後,他也被吊死了,屍身掛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下。

在那一個星期裏面,從廣州的中山七路開始,過了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去到白鶴洞,一路都能看見這類吊屍。這就是有名的「文革廣州打勞改犯」事件了,雖說事因是傳說粵北勞改犯逃營,預備南下洗劫廣州,激起了本地人的過度反應;但最後遇害的,更多卻是普通的外地人甚至廣州市民。沒有人確切知道那幾天到底有多少人被打死,有的數字是一百八十,也有人說超逾三百。不過事過境遷,這些事今天都沒有人想提了,當然政府也不准提,於是受害人的親友「向前看」,殺過人的則太陽照常升起。反正文革死得人多,最老的將近百歲,最小的不滿一天,何處無有冤魂?

今天說起這件往事,是因為我這幾年總在想這類事件到底怎麼可能發生?它有多大的機會重臨?我們將來在香港又會不會親歷類似的情狀呢?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想得太過誇張,真是胡扯;然而,我大膽猜疑孕育這類災禍的條件,其實早已一一具足,而且就在香港。

極權政治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文明自古以來的種種基本道德信條,例如將「不可殺人」變成「你應該殺人」。這種公然違背人類基本價值判斷的新訓令,當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叫每個人都乖乖接受的。可是它有一道程序,而且過程中間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那麼地合情合理。比如說它會設定一個政治目標,讓那個目標神聖得不可侵犯,不證自明。然後介紹一個達到那個神聖目標的光明大道,告訴大家這是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接下來,反對這條道路,以及反對那個神聖目標的,自然就是敵人了。由於那個目標絕對正確,不容置疑,所以反對它的敵人當然罪不可恕。這些敵人不只礙事,而且極有可能破壞我們前進在光明大道上的事業,那麼你說他們是不是可殺呢?也許你仍然覺得殺人不對,但我們命中注定要成就的那個目標不只是政治的,更是道德的,並且還是一切德目序列中最首要的,所以它當然可以凌駕「你不應殺人」這條古誡,對不對?

再下來就是要找出敵人,以及確定敵人的種類和範圍了。除了從根本上不贊成神聖目標的異見者之外,我們還得因應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隨時隨地詮釋出不同階段的敵人。例如文革,一開始是「四類份子」,演變到後來,說不定人人可疑,就像當年廣州那個樣子不似常人的青年,出身不是本地的農民,既非與我同類,那必然就是可誅的異己了。

早從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比爾主導的雅各賓專政時期開始,這種程序就一直是極權政治的必由之道。到了二十世紀,再由史達林和希特勒分別將它發揚光大,他們掌控的機器全都非常成功,殺人無算,而且殺得理直氣壯,冠冕堂皇。他們之所以幹得如此出色,是因為那道以界定神聖政治目標為起點程序,被精心構造成了一套雖然經不起理性考驗,但卻非常誘人,在情感上極具號召力的意識型態。

一開始,大家可能會覺得它和一般人的常識相去甚遠,所以在聽到「猶太人全都是包藏禍心的騙徒」這宣傳時,有人或許會想,不對呀,我家樓下那個士多的老頭就是個猶太人,但他一直老實得很。漸漸地,會有越來越多人告訴你,千萬不要用「猶太人裏也有好人」的片面管見,遮蔽了更龐大更深層的整體真相。再後來,你甚至都不敢再說什麼了,因為那些狂熱的信徒非常好鬥,一聽到不合己意的觀點,立刻就會聲大夾惡地譴責你是叛徒,與邪惡的猶太人為伍。畢竟,沒有人會喜歡被罵作叛徒,也沒有人會願意自己是壞人,對不對?

再發展下去,這套意識型態甚至開始衝擊我們各種文明所共有的基本德目,比如說鼓動大家公然劫掠和破壞他人的財物。本來我們對私有產權就算沒有一些清楚的概念,大體上也會覺得鄰人天天躺在上面睡覺的那張床是人家的吧?可現在他們卻說那是「從勞動人民那裏剝奪回來的果實」,你身為勞動人民,當然有權處置。本來我們會相信出賣朋友無論如何都是件叫人羞恥的醜事,但現在他們卻說這其實是出於更宏大目標的義舉,不叫出賣,而是揭發。

當所有奠基社會的德目一一受到質疑、衝擊、否定、和改造之後,終於,那最不可突破的最後底線也就坍塌下來了。為什麼文革時期,就連一些還在襁褓之中的嬰孩都會遭到毒手呢?那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身為政治敵人,其實已經不算是人了,殺了都不能叫殺。由於這些嬰兒非人所生,所以殺害他們也就沒有道德負擔了。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殺人,而是明智的,合理的,剷草除根的,防患於未來。

Tuesday, 13 June 2017

李怡:世道人生:有此今生,不盼來世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前就開始在解放區發動的政治運動。
前兩天,看到大陸網頁的一篇文章,說:「本來是一篇專欄,沒能發出來,就這邊自己發了。」作者是青年作家李靜睿。題目是《土改中的中國作家》。文章從最近在大陸被查禁的方方的小說《軟埋》而談到為甚麼長期以來,中國作家對於中共建政前後席捲全國的暴力土改運動都缺了席。

中共建政以來政治運動不斷,幾乎各個階層,包括高中低層幹部,都遭到迫害。但是,有一個群體,就是地主群體,遭受迫害最早,時間最長,程度也最深。這群體不僅如大部份政治運動受害者一樣沒有得到平反和補償,甚至沒有人提及。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前就開始在解放區發動的政治運動。土改消滅了中國農村的精英階層,摧毀了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土改表面上是為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同樣的目標,台灣在1953年就用徵收和補償地主超額土地的方式實現,但中共則採取發動貧下中農民殘酷鬥爭和虐殺地主的暴力方式實現。而其後沒有幾年又搞合作化運動,等於把所有農民分得的土地劃歸中共政權所有。

「軟埋」的意思就是不入棺槨直接被泥土埋葬,小說女主人翁在土改中,娘家人被殺,婆家集體自殺和軟埋,變故後她失去記憶。作者方方說:「一個活着的人,以決絕的心態屏蔽過去,封存來處,放棄往事,拒絕記憶,無論是下意識,還是有意識,都是被時間在軟埋。」

李靜睿在文章中提到四川宜賓李庄,抗戰時文化機構西遷,同濟大學等文化學術機構都曾暫住這個3,000人的小村莊,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等名人雲集,當時的李庄鄉紳們幾乎是以舉家之力幫助他們,現在李庄同濟大學舊址一進門,就是當地最著名的鄉紳羅南陔發出的電文:「同大遷川,李庄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中共建政後土改,羅南陔死於萬人公審大會,而召開大會的地點,正是當年他為同濟大學提供的運動場,據《李庄鄉紳的下場》的敍述,「當地農民被發動起來參加大會,每人手持一根木棒,不斷振臂高呼口號,現場群情激憤,聲嘶力竭。按大會最先的計劃,由手持木棒的農民排成所謂『水火巷』,當羅南陔等三人被解押着從巷中通過時,兩邊亂棒齊下,先打得他們皮開肉綻,血肉橫飛,生不如死,要讓他們受盡折磨之後再行處決,最後還要點天燈曝屍三天。」

近70年過去,沒有人再提起羅南陔從抗戰到土改的經歷。地主鄉紳和千萬受難者的命運就像《軟埋》中的一段所記:「公公為躲避批鬥中受辱,帶領全家自殺,婆婆哭着說『我不要軟埋,軟埋了就不會有來世』,公公說:『你還想來世?你還來這世上做甚麼?』」

中共查禁了《軟埋》,並有文章批判作者方方為土改翻案,還扯到港獨,指香港學生「作為中國人,幾乎從沒有接受過中國歷史、中國近代史的教育」。

是呀,香港學生需要知道的,就是這些既有此今生也就不盼來世的軟埋歷史。


周一至周五刊出
李怡

Thursday, 27 October 2016

練乙錚:氣短集:支那鬱結與白種人崇拜

■十八世紀的政治漫畫對華人的描述相當尖酸刻薄。互聯網
立會DQ事件餘音未散,宣誓儀式又生風波。事源青政兩議員以「支那」的英文發音讀出就職誓辭裏的China一字。社會對此頗有反應,不只當權派,一些歷史學者以至個別民主派也反彈,認為無必要出言侮辱國人。不過,這個指控明顯過了頭。梁、游二議員這次說的不是「支那人」而是「支那」,所指對象不是中國人,也不泛指中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那個「中國」,對準的是北方政權。除非認為那個專制政權足以代表中國人,否則,批評者對兩位議員的責難是「吠錯了樹」。

「支那」一辭帶嚴重貶義,的確沒錯,很多中國人對這個辭的政治用法十分忌諱、反感,聽到之後反應特別大。清末以來,一個看罷熱鬧還搶着吃革命黨人血饅頭的人民,的確需要有這麼一個能引起憤恨的語辭不斷刺激,才能調動起來打仗、離鄉背井上前線為國捐軀。

坊間對這個辭的忌諱和反感的一般解釋是「以『支那』藐稱中國的日本,曾經野蠻地侵略中國」。然而,這個解釋不充份。近代史上,英國也曾野蠻地侵略中國,對中國和中國人幹下的壞事,絕對不少於也不輕於日本。但奇怪的是,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在英國,五百年來其背後涵義及變化,亦與「支那」一辭在日本一模一樣,國人卻甘之如飴。何解?

從十四到十九世紀初,即《馬哥勃羅遊記》發表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夜,歐洲人包括英國人,每提起Cina、China、Catai、Cathay,一種對禮義之邦和先進物質文明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可是,英國社會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1837-1901),China一辭卻越發帶有輕蔑;英國報紙雜誌提起China或Chinese時,語氣會讓今天中國人聽了難受得比給罵粗口還甚。

變化主因之一,當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敗給英國。這跟「支那」一辭,在日本於甲午戰爭打贏中國之後,常用語意從中性或略帶褒義一變而充滿輕蔑,如出一轍。

以十九世紀英國上流社會最愛讀的時評雜誌《Punch》為例,所刊登的政治漫畫,把中國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在英移民描繪得非常醜陋,旁白用的文字,更十分尖酸刻薄,Chinaman、Chink等字眼,比比皆是,例如指控華工喜歡虐待婦孺、題為「給若翰支那人的一個教訓」(1860)的這一幅:

英日二帝哪個更壞些?

若論十九世紀分別由英、日兩國發動的兩場侵華序幕戰,對中國造成的災難,前者比後者尤甚。第一次鴉片戰爭,在國共兩黨的近代史觀裏,是劃時代的;中國從康乾盛世一下子淪落到給列強瓜分的局面,嘉道守成結果守不住,這一仗是轉捩點。對外失利而內患生,未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亂已起。由此到日清甲午之戰,中間過了五十餘年,其後的清皇朝已日薄西山,維新後的日本打敗清國,不過是趁機撿了便宜。故若撇開自身腐敗因素不談,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篇,開篇及其後半個世紀的發展主線,都是英帝手筆。

戰爭的起因與影響也迥然有異。中日開戰是雙方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列強侵華之前,中國也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國家)。英國對中國開打,則是為了鴉片與貿易利益,影響很直接。中國人吸鴉片,十八世紀初已非常嚴重,從用來止痛治病變成一種上癮成癖的大眾嗜好。早期「洋煙」主要來自南美,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輸入台灣之後,再轉口進入大陸沿海各地;台灣人發明的煙槍吸食法在大陸流行之後,更導致用量大增。(見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遺著《重讀近代史》142頁。)

英國當時見有機可乘,於是藉口自由貿易,反對清政府禁煙並乘機挑起戰爭;得勝之後,印度鴉片輸入遂源源不絕。此後中國不僅無可用之兵,更無可用之將;甲午海戰中方北洋艦隊主力艦定遠號管帶(艦長)劉步蟾,便是煙癮大得在艦上吸鴉片出名的。百年積弱,到後來二次大戰,日本軍隊在大陸予取予攜,英國不啻是罪魁禍首。

至於《南京條約》和《馬關條約》,兩者對中國都十分嚴苛,傷害難分軒輊。《南京條約》割去香港島,《馬關條約》割去台、澎。前者人口少,由英國佔領一百五十餘年;後者人口較多,由日本佔領的時間則較短,只五十年。賠款數字是後者高,但原因之一是隔了五十多年,大清銀元含銀量下跌了一大半。

當然,論者可以舉出很多英國或英國人百多年來的對中國有益、友善的例子,試圖證明英帝比日帝好。例如,孫中山倫敦遇難,便是英國朋友和英政府協助化解的;中國很多留學生到英國學習,回國後的貢獻很大等等。但是,對中國好的方面,日本也不遑多讓。

孫文革命,日本人出了不少力,光是一個梅屋莊吉對孫氏的財物資助,足夠寫一本書,以至後來孫氏以國父之尊,稱梅屋氏為革命的「賢母」。日本更培育了大批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後者從日本的翻譯文獻間接學得很多西方知識,包括政治學、社會學和生、化、醫等科學;今天,這些學問裏的中文基本術語,大部份來自日本學者從西方原文翻譯所得。

魯迅vs郁達夫

「支那」一辭在國人意識中開始變壞,大約是上世紀五四運動之後、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跟日本的關係變壞同步發生的,但起碼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對「支那人」這個辭的感覺,當時仍因人而異。

以魯迅為例,中共電子版《全國黨建雲平台》十年前有一篇談魯迅的文章這樣說:「魯迅先生在他去世(1936)前十四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結尾語重心長地說道:『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譯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史密斯即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他那本書《Chinese Characteristics》,大陸後來翻作《中國人德行》,但魯迅沒把Chinese硬性翻成「中國人」,反而是在書名裏用上「支那人」一辭,儘管那時已是「七七事變」前夜,日本控制了整個東北,滿洲國也成立了四年。

對「支那」一辭的認知和魯迅幾乎相反的,是跟他同時期的郁達夫。郁跟魯迅一樣,也是留學日本的,而且更是個風流倜儻的情種,追求過不只一個「大和撫子」(溫柔穩重並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可是都沒有結果。這在他其後寫的小說《沉淪》裏有強烈反映,提到「支那人」,既自卑亦復悲憤:

「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越想同她說話,但越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你府上是甚麼地方?』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可憐他又站在斷頭台上了。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然而,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跟日本女子成婚的不算少,個別人的負面經驗不能作準,寫成小說更不一定靠譜。《書屋》𤳙二年第九期的一篇題為〈閒話晚清以來的中外通婚潮流〉的文章,指出醫學家湯爾和、陶晶孫、財經專家吳鼎昌、殷汝耕、軍事學家蔣百里、法學家方宗鰲、數學家蘇步青、文學家郭沫若、田漢和魯迅的兩個弟弟,都娶了日本女子。如果這些人都留學英國,不見得都能夠奪得「英格蘭的玫瑰」歸。

可是,由始至終,英文中的China一辭,儘管與「支那」同源,卻在普通國人以至國家統治者的心目中安然無恙;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國共兩黨組成的政府,都沒有要求英國及西方列強以其他無貶義方式(如以「中國」一辭的各種拼音Chung Kuo或Zhong Guo)書寫「中國」。國人聽到英文Chinaman一辭時的反應,縱不悅也遠不會如聽到「支那人」那樣狂飆。這個分別,單從歷史事實找不到滿意解釋;筆者試圖提供另類看法。

對白種人有洪荒敬畏

國人對西方白種人始終有一種「洪荒敬畏」,無論怎麼憎恨,始終「留有餘地」,因為潛意識裏認為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先進,男子比我們的強壯,女子比我們的性感。日本呢?「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文化的學生,近代先進了也不過是學人家的,男的比我們矮,女的溫順一點而已,都沒甚麼了不起;大不了跟我們打個平手,搞不好又給我們「迎頭趕上」。於是,聽到China,國人完全可以接受,還以之放在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裏;但聽到「支那」,便無明火起,馬上要全民聲討,否則就是漢奸賣國賊,如此才得心理平衡。

這個理論後面的道理,可以拿另外兩個虛擬例子來顯示。董建華可讓人稱他CH,但寫作䉪𤧹𥫩則他老人家會期期以為不可。同樣,梁振英給人呼作CY會覺得很高級很專業很潮,但莫說書寫,就以無口音日語叫他䉪𡡞䈑,他便可能會出律師信告你。


練乙錚

Tuesday, 25 October 2016

李怡:世道人生:唔好激嬲共產黨?

抗戰期間,我生活在上海淪陷區。汪政權的統治儘管較有秩序,但日本侵略者的強權還是歷歷可見。我妻子戰時在香港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苦況,也見識過日軍的殘暴。愛國曾是我深植的感情。而且我敢說,比現在幾乎所有宣稱愛國者的感情都更真。

即使文革後期對中共的絕對權力從懷疑而批判,但對於中國,仍然抱着希望社會能夠進步的心情,對於大陸人民也懷抱善意與同情。在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情況下,自然不能接受「支那」這種對自己民族的侮辱性稱號。

然而,1949年後比歷代帝王更為絕對的專權統治,尤其是近三十年破壞自然生態、犧牲人民權利的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使中華大地不再可愛,道德淪喪的國民也難使我們認同。

當150萬香港人收聽《蝗蟲天下》,他們會認為歌詞中的「支那一早醜遍東亞」的「支那」是說我們香港人嗎?當300萬人收看「核突支那Style」MV時,會認為是侮辱香港人、台灣人或海外華人嗎?儘管曾經深植民族主義感情,但我已不覺得支那是指向我,相信所有生活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華人也不再會覺得支那是對他們的侮辱。因為支那一詞,已有特定指向。

昨天我文章後有留言說,我講漏了兩名「小學雞」議員那句「Re...F××king Of支那」,其實我在上周文章中已談到。立法會宣誓當然是莊嚴的事,但在短短的立法會法定誓詞中,就出現三次「中華人民共和國」,連「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李卓人,在回應梁美芬說梁頌恆不尊重誓詞時也反問:誓詞是否值得尊重?他認為,梁頌恆的宣誓方式反映港人和中共矛盾,因為中方無兌現基本法對港人的雙普選承諾。其實不僅如此,網上普遍以「支那」作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稱,早已顯示對中共國及其國民質素的厭惡。我相信,除了「愛國主義」實際上是「愛主子主義」上身的家奴,香港人、台灣人、海外華人中極少人會認為他二人應該向全球華人道歉。

至於有人認為二人行為的後果會導致梁振英連任,或導致人大釋法,或破壞香港的三權分立,這邏輯如果成立的話,香港根本不應該有2003年的50萬人遊行,不應該有雨傘運動,不應該有立足於香港本土利益的抗爭,甚至不應該爭民主,因為這些抗議中共的行動,似乎都導致中共對港政策更強硬。唉!甚麼時候,香港人的自主意識又倒退到「唔好激嬲共產黨」的奴性思維?難道沒有這二人的抗爭行動,中共就不會讓梁振英連任、不會釋法、不會破壞香港的三權分立?

魯迅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對這句話,我從來沒有今天感受得這麼深。如果香港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繼續看着中共臉色、揣測中共反應去做人,不是反抗強權,而是怪罪年輕人「激嬲共產黨」的率性抗爭,在打擊年輕人銳氣之下,別說香港不會有前途,恐怕連抵禦沉淪都乏力了。

李怡

Monday, 4 July 2016

痛定思痛歐盟猶可救 怨天尤人退盟陸續來 - 練乙錚

英國退盟衝擊退潮,環球股市回暖,倫敦股市大公司指數 FTSE 100上周五收市已從退盟之後的最低點反彈了10%,達今年全年新高;較小型的公司股票平均價也收復了三分二失地;歐洲的STOXX 50指數亦反彈了一半;亞洲各類股票都有相同走勢。相比,鎊滙繼續低沉,兌美元已經跌了一成;不過,這對刺激英國出口和內需都有幫助,在關鍵的「後退盟」 時期減輕經濟損失,是典型的市場機制自我調節。一般而言,自由體制引發較多的市場衝擊,卻有更好的復元能力;此時眾口一詞嚴重看淡英國經濟前景的,泰半是 羊群心態。

至於人民幣滙率,名義上受到的退盟衝擊比較小,自6月23日至今的離岸價只跌了1.4%(未回升, 但肯定國家隊已作大手干預)。不過,人仔這個跌幅可說是半天吊,不足以鼓勵出口(因為人家的跌幅更大),卻足以引發國庫外滙損失、市場資金外流。據報大陸 往英、歐旅遊問價頻率急升,而購買英國奢侈品的遠征軍蠢蠢欲動之際,身在倫敦的先頭部隊已經發動凌厲搶購潮,就是最明顯的例證。封閉經濟表面較穩定,但一 旦遇到強勁外來衝擊便窮於應付;看來,北京會出台更多更嚴格的私人外滙出境管制,長遠卻不利人民幣國際化。

英國:與歐盟談判的三張王牌

退盟事件裏的陣勢,好一部分是老年人舊經濟對抗年輕人全球化,結果公布之後,不少人因而判斷英國閉關自守「日將落」,但這個看法有很多局限,起碼沒有兼顧 其他幾個重要因素,其一是主張退盟的人,只有小部分是反開放的,他們拒絕歐盟,主要是因為歐盟的「超國家」行為愈來愈甚,影響到英國人最珍惜的獨立性。 1957年設立歐洲共同體(歐盟前身)的《羅馬條約》第一條裏說的「ever closerunion」,從來都是英國的大忌!

自1993年《馬城條約》簽訂、特別是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之後,歐盟的社會政策一體化、財金政策一體化等方面的決定陸續有來,誘發了英國國內的反 歐情緒,以致歐盟領導不得不於今年2月和英國首相金馬倫簽定協議,聲明英國就算留在歐盟,亦不受歐盟此後的進一步「主權一體化」影響【註1】。不過,有鑑 於歐盟很多規矩都是一紙空文(例如成員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而在2013-15年期間,28個歐盟成員國中的11個違反了此規定), 故英國的退盟派並不認為這個「甩身條款」有很大意義。

因此,英國的退盟與反退盟,並不等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以來,保守黨是支持全球化、自由貿易的,工黨則比較反對,但這次兩個黨都在退盟問題上內部分 裂,便是這個不等式的證明。事實上,英國退盟之後,很可能更快與美國簽訂自貿協議。那是因為美歐正在磋商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TTIP)步履艱 難,主張自由貿易的美國與27個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的經濟理念不合,本來計劃2014年便寫好的協議,看來要到2020年才有眉目;但英國的經濟哲學素來與 美國比較接近,故退盟之後單獨與美方談判,無疑會比留在歐盟裏等待27國悉數與美國達成協議更快,而談判得出的共識也會更多。

另一方面,英國正式退出歐陸單一市場機制之後,也須與歐盟談判往後的貿易條件。英國計算自己的利益,當然認為是愈少限制、愈接近現存的無壁壘狀況便愈好, 而英國在這方面是有籌碼的,其手中的三張「王牌」,頭一張便正正是近年對歐盟不斷增加的貿易赤字(光是今年首季,歐盟27國對英國的貿易出超便達 240億英鎊,全年估計則接近1000億)【註2】。說這是王牌,因為儘管貿易是互利的,但如果英國被徹底踢出歐盟、一切關係一刀兩段的話,經濟上受更大 苦的是現正享受對英貿易大額盈餘的歐盟27國!

英國的其餘兩張王牌,分別就是目前英國一年給予歐盟的130億英鎊的淨津貼(這個數目相當於每天3500萬英鎊),以及現時每年得以進入英國工作和生活的33萬外勞(卡梅倫政府早前承諾會減至每年10多萬)。

關於英國對歐盟的淨津貼是多少,退盟派曾經被指在數字上弄虛作假,用了津貼毛額而不是淨額,把130億英鎊誇大為550多億。但一年130億英鎊也 絕對不是小數目,約等於英國內政部(Home Office)的全年開支(英國內政部負責移民控制、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舉凡治安、邊境管理、發放身份證、反毒、反恐、國家情報等工作,都屬於其職責範 圍)。這筆錢都省回、全數用在公共醫療衞生的話,每年的醫衞開支可以增加一成。不過,按人均算,歐盟之中,津貼其餘國家最多的是荷蘭,數字是英國的四倍; 因此,荷蘭的退盟支持者也很多,甚有可能是下一個主辦退盟公投的國家【註3】。

輸入外勞方面,英國的適齡外勞總數已從1993年的290萬人增加到2014年的660萬人,後者佔該年全英勞動人口的16.7%,不可謂低,而且 數字和百分比都還不斷增加。不少到英國謀生的外來人口,都是歐盟各國不想要的;對待外勞,英國在歐盟各國之中,一直最寬鬆,其他國家總是順水推舟把外勞推 給英國,今年終於反彈,成為了英國退盟的導火線【註4】。

如果英國在與歐盟談判分手條件時企硬,三張王牌一起打,歐盟一定十分頭痛,不僅貨品和服務出口會大幅減少,各種津貼亦然;須另外妥善安置的每年幾十 萬外來移民勞動力,如果找不到出路,更會是歐盟27國的夢魘。本來是英國受的「苦」,現在反過來成為自己手上的好牌,這剛好反映了談判學裏的一個通例。

英國以如此陣勢與歐盟談判,絕對不會一面倒輸給後者,但英國也不可能三牌盡贏。筆者估計,結果很可能是跟現在的狀況有若干差別,英國在她目前最想計 較的移民問題上得到好處,但在另外一些問題上會有所退讓;在自由貿易方面則雙方大致上保持不變,因為大變對誰都不利,對歐盟尤甚,因為有那每年約1000 億英鎊的盈餘要考慮!

主流經濟學:對歐盟一早不看好

政治上而言,為了永久和平而追求理想主義的ever closer union,方向固然無可厚非,但過猶不及,在歐洲一兩千年的文化背景底下尋求在短短幾十年裏建立「歐洲合眾國」(德國戰後首任總理Korad Adenauer語),事實上證明阻力很大。

其實,要在曾經開戰的國家之間保持和平友好,並不一定要建立統一國家或聯邦政府。例如美國曾經與加拿大和墨西哥打仗,而且打得相當慘烈。美、加於 1812年開戰,一打便是三年,雙方各有數千人傷亡;相對於當時的人口而言,那不是小數目。美、墨之戰,1846年開始,也打了兩年,彼此傷亡都過萬。然 而,美、加、墨3國今天的關係都不錯,還簽了三邊自由貿易協定,卻能夠各自保持完全的政治獨立,省卻了國民之間互相覺得被他方踐踏的不良感覺。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Martin Feldstein指出,英國之所以退盟,乃是歐盟的「統一慾」超過了英國大多數人能夠容忍的限度,給迫出來的。但同一趨勢正在多個歐盟成員國中出現。不 少歐盟成員國的人民過去很支持聯盟的概念,但當ever closer union觸及他們的底線,支持率便下降,而且在有些國家裏,已經到危險程度。Feldstein引用美國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春季在歐洲10個最大國裏做的調查資料指出:英國國內支持和反對歐盟的,接近1對1之比;由於這兩個數字其實並不獨特,退盟因而很可以在 荷蘭、德國、西班牙、法國和希臘出現【註5】。

經濟方面,自歐洲各共同體成立以來,逐步建立了單一市場、單一貨幣,掃除了歐洲諸國之間本來存在的各種貿易壁壘,的確增加了市場效率,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代價也非常大。二三十年來,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和討論其實已經很豐富。

主流經濟學主張自由貿易、在現存基礎上擴大全球化,但不少經濟學研究已經指出,歐盟的結構和具體發展,不代表正確的、可持續的全球化。其中最大問題 是,單一貨幣的出現,無法讓處於不同經濟境況的國家有效採取適當貨幣政策應付各自的問題。本地政、商、學界都熟知的經濟學大師克魯明(Paul Krugman)在這方面的分析很好,筆者試作一簡介(克魯明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2008年經濟學諾獎得主,屬於「不是很自由市場」的凱恩斯學派)。

冰島和西班牙同樣於近年遇到嚴重經濟危機,對策不一樣,結果也不一樣。冰島不屬於EU,有自己的貨幣和獨立於歐羅區的央行;西班牙則既是歐盟成員,也使用歐羅,沒有自己的貨幣,其央行Banco de España必須執行歐洲央行制定的貨幣政策。

2008 年,受環球金融風暴影響,冰島也出現金融風暴,國內所有(3所)銀行都出事;相對於其國家的經濟體積,冰島遇到的金融危機是世界史上最嚴重 的——2008年第二季時,這3所銀行的負債額達到其國家GDP的七倍,結果只能宣布破產,由國家接收,超過50萬個海外客戶損手爛腳、血本無歸;曾經一 度,冰島的股票總市值下跌了九成。冰島央行於是放手讓其本國貨幣貶值35%,這一下子把冰島的資產相對價格也降低了35%,而實質工資(購買力平價)降幅 更大,達到50%,因為進口貨貴多了,工資的購買力也下降。資產和工資貶值一步到位,之後新的外資進場,加上IMF的助力,冰島不出3年已經復甦,成為打 翻身仗的「模範」。

西班牙同樣在2008年遭災,主要是地產市場炒得太旺,環球金融風暴一來就沒頂。可是,由於西班牙沒有獨立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不能像冰島那樣一下子 靠貨幣貶值把本國的實質資產價格和實質工資相對外國貨幣大幅下調;尤其是工資,必須依賴勞資談判把以歐羅算的名義工資下調,但在歐洲的工會文化之下,那幾 乎不可能。結果當然是勞資談判沒完沒了,工資卻長期居高不下,資本家很多惟有關門走佬,全國失業率達到27%,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更達到50%;工資 只有國營企業裏的減了5%,其餘市場裏的卻穩如泰山,新的資本因此不進場,結果要靠歐盟埋單、其他成員國一同負擔苦果;西班牙的危機,因此延續到2015 年才勉強叫做完結。

克魯明指出,經濟學家早就知道,單一貨幣跨國行使區(經濟學裏叫Optimum Currency Area, OCA)要能夠避免像西班牙那樣遇到嚴重經濟危機無可藥救的境況出現,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勞動力在區內可完全自由流動;二是管理統一貨幣的最高央行有 對區內所有銀行作「最壞情況之下的最後貸款人」角色,缺一不可。這兩個條件分別是Robert Mundell和Peter Kenen兩位大師提出的。但是,貫徹這兩個條件所需的主權高度整合,卻恰巧是歐盟成員之間政治上不能達到的【註6】。

英國退盟之後,如果還有多一兩個西班牙要打救,那麼歐盟一定解體、「盟將不盟」,因為其餘的成員國國民不會一次又一次地願意做「水魚」。其實,這個 極限可能已經到了,只差一些國家內的公投還未進行而未暴露出來而已。這也是為什麼不少支持歐盟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公投是假民主、是危險之極的民主幼稚病病徵 的原因。

英國退盟,其實不是歐洲成立聯盟的基本概念不好或者退盟派的宣傳太卑鄙太有效而人民太蠢所導致的,也不是左翼人士說的全球化有問題、低下階層對跨國 公司榨取利益導致99%與1%之爭反彈引起的。究其原因,其實就是「過猶不及」闖的禍。一國之內,過分的階層之間的利益再分配,無論怎樣崇高堂皇,終歸要 失敗,像共產主義那樣屢試不爽;那何況是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圖】

「地球村」顯然是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想像,高貴美好卻無法落實。這不是一般人的道德低下、無法與這個概念共融的結果。2000多年前,這方面的爭論 就已經在孔子和墨子、儒學和兼愛主義之間在哲學層面辯論清楚了;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只不過替這個爭論補上理性解釋。退盟之後,不少英國、歐洲乃至世界各地的 年輕人都為之惋惜甚至潸然淚下,的確值得同情,但人類要進步,還得有理與智。

練乙錚  特約評論員

註1:見歐盟2016年2月18/19日的決議文件頁16附件1第C部分關於「主權」的第1節第1段;下載該文件的連結在: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 ... 9-euco-conclusions/
註2:英國今年首季對EU27國的貿易赤字見《衞報》5月10日報道: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 /2016/may/10/uk-trade-deficit-hits-new-record-of-24bn-pounds-eu- referendum-brexit。
註3:英國每年對歐盟的淨津貼數字見《電訊報》今年2月29日報道:http://www.telegraph.co.uk/news/ ... -the-EU-budget.html
註4:歐盟及英國的外勞資料見牛津大學《移民觀察》智庫網站的資料:http://www.migrationobservatory. ... our-market-overview
註5:哈佛Martin Feldstein的文章在: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 ... n-feldstein-2016-06。 這是通俗論述;他另外幾篇分析歐盟問題的學術論文在NBER的網站裏可以找到,在香港已可免費下載,在發達地區卻要收費(這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成 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一部分所帶來的好處)。筆者特別推薦他這一篇2013年之作Coordin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http://www.nber.org/papers/w18672.pdf;這篇論文特別提到,英法兩國當時(大概是2012年或更早一點)的反歐盟情緒已經十分高漲。
註6:克魯明的文章連結在:http://www.nber.org/chapters/c12759.pdf;文章的題目是Revenge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意思其實也就是,歐盟的領導漠視客觀體制極限而逆民意強求,結果出現反彈和「體制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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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 March 2016

劉小麗:我不認罪,是替婆婆而答

認 罪與不認罪,後果其實沒有多大差別。只是多浪費了時間與心神,需要與法官週旋多幾遍。而事實上,我從沒打算抵賴年廿九晚我所幹的事情,因為那是一次堂堂正 正的抗命,把擺賣的一切都幹個齊全,沒有什麼好推卸的,我在庭上也直認自己幹了那些行為。故此我相信,無論認與不認,最尾還是罪名成立,罰款了事,純粹金 額有所差異而已。

我所執著的不過在於一個「罪」字。是的我犯了三條法例,幹了一些會被拘捕的事情。然而我倒不認為這些行為構成了道德上的罪,而需要背負心靈上的愧疚(正如英語認罪會用上guilty一字)。

今 天庭上與我一起接受審訊的,大概有幾十位小販,在我之前是一位年近80,耳力不良,行路一拐一拐的婆婆。她被控阻街及無牌販賣。婆婆簡短認罪,不作求情, 被罰幾百元。看着庭上一班只想憑自己一雙手自食其力,卻要被拉被鎖被定罪的基層及婆婆,我心裏真的很難過。為什麼我們對着這位婆婆,問的不是「我有什麼可 以幫到你」,卻竟是「你認不認罪」?

土地從不是商品,這片土地屬於每一個在這社會生活的人,為什麼我們不能在此當中自由買賣?是我們的政府 要把一切土地壟斷,據為己有,然後再把它高價賣給地產商、大財團,才令土地與空間變得這麼奢侈。而為了助長地產霸權的運作,這個無良的政府就把公共空間中 我們一切的自由都完全壓逼下去,逼着我們無論幹任何事必須給這些地主留下買路錢。

我們不能流浪,因為我們必須被納入樓宇買賣的市場中,當一 世樓奴。我們也不能在街頭擺賣,因為我們的一切獲益,必須給地主們強分一份。有了這些惡法,才能確保那些地主、大財團、大商家能夠坐享小市民的收成,不勞 而獲。這些惡法,確保我們不能離開地產霸權的魔爪,自給自足。它逼着付不起昂貴租金者不能自己創業,必須給財團打工,成為它們賺取利潤的工具。又或者當我 自行做生意的時候,就被迫向他們留下買路錢,被他們吸乾血汗。

當時在庭上,看着這位婆婆及其他小販,我幾乎可以看到這些辛勞的人身上,依附 着一群不勞而獲卻衣食豐足的醜陋吸血鬼。包括地產商、領展和這個無良政府的官員。我問自己,在這許多角色當中, 到底是誰在壓逼人,欺負人,而必須在心靈上感到愧疚?是一個80多歲還需要自食其力在街邊擺賣的婆婆,還是那群企圖在婆婆身上吸血的官商巨賈?

我們的政府,既把綜援標籤做養懶人,也不搞全民退休保障,而當婆婆拖着年邁的身軀出街擺賣,你不但沒有盡本分管理好一個市集,還要幫着富人透過收取昂貴租金,吸取她的所得,不然的話就給她安上罪名!我想問問,到底在婆婆、地主與政府之間,誰才應當被宣判罪名?

憑自己一雙手自食其力的婆婆,不偷不搶,到底何罪之有?一個不負責任,幫手欺壓良民、踐踏弱勢的政府又有什麼資格去審判她?

Wednesday, 25 November 2015

德國的戰後七十周年 - 安裕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以包括閱兵的各種形式記念七十年前的勝利,昔日敗將德國則以德意志民族方式為戰後漫長的搜尋國際人格定位找到坐標——沒有對戰勝 國低眉失額,也不是蠢蠢欲動重建軍力,德國人就像他們製造的汽車引擎的發動聲音那樣,低沉雄渾,隆然巨響天際而降。前幾天,臉書上有幾張照片,德國足球隊 多蒙特及聖保利的球員各拉着一幅橫額出場:一塊上面寫着REFUGEES(難民),一塊則是WELCOME(歡迎)。所說的,是這段時期湧到歐洲的北非難 民。

如果日本有人咕嘀「要道歉到什麼時候?」,德國人更有理由投訴聯合國了。到今天德國還在為二戰賠罪還禮,希臘左翼政府一句「德國二戰作孽」,幾乎讓德國從 此消音不提歐債。美國更是從沒對德國放鬆過一分,年前美國廣播公司(ABC)劇集Pan Am,講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空中霸王泛美航空公司發展史,中間插了一段法國二戰孤兒長大後當上泛美空姐,首航西柏林卻無法寬恕納粹往事,憤而在美國使館酒 會唱出佔領年代被迫學着的德國國歌;空姐一面唱着,臉容由寬轉緊,從微笑而憤怨。德國便是如斯在西方世界過了戰後這七十年。

德國當下張開雙手擁抱八十萬難民,從實際出發是為了缺乏勞動力的經濟添加燃料,但這八十萬人如何從難民變成合格技工在平治西門子工作,那是無法預見的走 勢。然而德國人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袖手旁觀(中國),裝腔作勢(俄羅斯),詐傻扮懵(法國),謀定後動(英國美國)之時伸出援手,任憑說德國機 心深重,都不能不停一停想一想:七十年的生聚教訓,今天的德國確是了不起。

一九四五年秋初之時的德國,誰都是難民。一九四五年秋末,駐歐戰地記者蕭乾在他著名長篇現場報道《南德的暮秋》勾勒戰敗的德國如何不堪。蕭乾是中共黨員, 但這篇以記者身分目擊撰寫的萬言長文,沒有一句八股,戰勝國的勝利歡欣,戰敗國的末將氣短一一躍然而出。然而蕭乾不是以戰勝國記者的身分大刺刺頤指氣使, 豪言大國再興,他從難民營小學生以至戰俘營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如果說,蕭乾的同事朱啟平在現場記錄日本在東京灣美艦簽署降書的長文《落日》是太平洋戰爭 的經典報道,《南德的暮秋》則是歐洲戰場落幕重生的親眼記述。可惜的是,中共雖把《落日》列為語文教材,但大陸互聯網所載的《落日》不少都刪去原文最後一 段,其內包括「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何以 刪之,一直無法判定原因,只是這一段總結感言消失在空氣之中,無面目見國人以及朱先生。
《南德的暮秋》:誰都是難民

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客觀而言,如今的德國人以他們對難民的支持來經歷戰敗七十周年;進一步說,德國實是以自身重量平衡難民衝擊帶來的失衡。某程度而 言,東德出身的默克爾是用德國等於戰敗國的沉重歷史觀照,向世界解說人道危機可以如何處理。這大手筆的收容八十萬人的做法,第一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踏出 ——《南德的暮秋》:「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是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扶植。……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尋覓 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新換人。校址及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七月我在柏林 的時候,德工會與政黨才剛獲准成立。如今他們已活躍起來了。最近社會民主黨曾在法蘭克福交易所開會,聽眾一千八百人。目前德國各政黨都有兩個共同原則,對 外承認戰罪,負責賠償,對內各黨團結,協力重建德國」。

蕭乾七十年前在德國看到的不僅是戰勝國逼迫之下的自我改造,更多是沉重的難民包袱。他在萊茵河畔的八千人難民收容所,認識一個來自浙江青田的徐姓商人,徐 指着說這座樓收容波蘭難民那座是希臘難民,徐先生住在南斯拉夫難民的一座樓,蕭乾問一個年輕人是左派的鐵托支持者抑或右派米海洛維奇支持者,青年用刀往桌 上一刴,「當然鐵托」。這種難民營到處都是。德國人自己也是難民,有丈夫開麵包店其後被召去打仗從此音信渺然的房東太太;大批婦女生活無着,只得替佔領軍 或外國人當傭工;英國家庭主婦投書報社,要把德國奧地利婦女送到英國做家傭。另一類是戰俘,一般德軍經查明底細只是被召充軍後,送到專門接待盟軍的招待所 工作,有人當樂師,有人當侍應,有人當廚子。《南德的暮秋》:「如今那長長樓房,已為木板隔開,分為『修補軍裝部』、『修指甲部』、『理髮』、『啤酒 館』、『書攤』等等一律免費。伺候都是德國俘虜,綠色軍裝背後大大印着WP(War Prisoner)兩個白字。牆上到處貼着告示:『服侍你的是戰俘,請不要向他們道謝,請不要付他們小賬或贈與錢物』。」
國不成國頓失所依的戰後

納粹黨人在紐倫堡受審有吃有住,德國百姓則成為難民頓失所依。一九四五年的德國國不成國,民不成民,德國人就在流離失所之間蹣跚重建家國。雖然戰後美國馬 歇爾計劃在西歐推動經濟得力,但一國的良心建立不是金元可以使得。西德與東德都小心翼翼走着這條良心之路,戰後西德一度欲以戰前的德國國歌《德意志人之 歌》為正式國歌,此歌原譜是海頓的《皇帝四重奏》,可是因為此歌的第一段歌詞「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滿有納粹色彩,結果不被採納。直至九十年代東西德統一之後,確認此歌對統一德國的意義,然而只唱第三段「統一、主權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 國」。東德的國歌是《從廢墟中崛起》,反戰自省更是溢於曲詞,「我們要和平光輝永照」。

七十年間德國成為經濟大國,政治上謹小慎微,對國際事務不輕言表態,出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可以不去就不去,長年在北約東部前線卻對用武克制得令北約 諸國不滿。兩德統一之後,仍然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其間慢慢摸索定位,如何讓世人不再擔憂德國,一一成為超黨派共識。這種分際極難掌握,步伐大一點,法國 波蘭馬上驚醒,喚起被侵略瓜分的痛苦回憶;步伐太小,又與其經濟大國身分不符。經過時日鍛煉,德國逐步走上自我確認自我肯定的道路,政經方面以歐洲總體利 益為經、人文層面以關懷團結為緯的新德國主義,終於在這次難民人道危機顯露出來。總理默克爾接納八十萬難民,大手筆突顯的是德國的世界觀:大國能力用以濟 世而非戰釁。德國回到大國舞台,毋須跟隨戰勝國美國英國,幅員廣大足以一肩挑起國際道義。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德國重生。
人文關懷的新德國主義

德國以人文關懷在亂世走出新路,不爭論意識形態,不糾纏政經利益,在混沌當中立見清新。她是北約成員,對烏克蘭危機自有一己看法;她是歐洲大國,汲汲於區 內團結多於一切;她是美英盟友,行事不全抱着美國大腿不放。這不是說德國十全十美,接收八十萬難民有經濟考慮,然而睽諸史實,一路走來,不矜不伐。有人說 德國人老謀深算得比日本來得沉穩,我不懂,只道是德意志哲學家如林,一個熱愛思考的民族,想必比起咄咄逼人的來得步履方圓,這一點,恐怕是毋庸爭論的了。

Tuesday, 17 November 2015

趙恩潔:時間越久越顯得錯誤的伊拉克戰爭


2003年4月1日,伊拉克巴斯拉英國士兵截查幾名伊拉克男子。攝:James Vellacott/POOL/REUTERS
近日前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又譯布萊爾)就出兵伊拉克「道歉」一事, 我們應該怎麼看待?伊拉克戰爭是否是個錯誤? 伊拉克戰爭究竟怎麼發生的?

回想伊拉克戰爭,輿論在前後天差地別。起初,2003年,一份調查顯示有高達79%的美國民眾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但到了2014年,已經有高達75%的民眾認為伊拉克戰爭根本不值得。2013年,英國也有超過五成以上的民眾反對伊拉克戰爭。今日,伊拉克戰爭對於大部分英美民眾之言,是一個錯誤,更是傷痛。

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貝理雅在接受CNN的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訪問時,承認情報上的錯誤,也不過是一種遲來的承認。甚至,他激怒了死去的士兵的家屬,偷雞不着蝕把米。因為,如同英國大部分報紙所判斷的,這不是一個真誠的道歉,甚至不是道歉

為什麼說這個道歉「不真誠」? 貝理雅多次否認有錯,甚至曾經在2014年6月引起公憤。 當時,他表示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政權遲早都會被推翻,接下來的內戰可說是一種陣痛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說法顯然完全忽視了伊拉克戰爭發動的輕率,英美只求快速改朝換 代,而完全沒有一個「那然後呢?」的計畫,就開始了毀滅行動。這其實顯示出的是一種美國軍事強權意識形態的傲慢,以及根本上對當地社會的不尊重。伊拉克戰 爭的後果,換來的是家破人亡,烽火連天,恐怖主義行動不減反增,人民對於外國勢力因此更加深惡痛絕。如果說貝理雅一直到2014年都還死命否認過錯,那麼 2015年的今日的三言兩語,又能代表什麼?

不少評論者都以為,貝理雅這個自我揭露的時機點,其實只是政治考量。他不過是為了想要先發制人,搶在由約翰.齊爾考特爵士主持的「伊拉克戰爭調查」被正式公布以前,先承認一些過失,以免太過難看。他的辦公室儘管否認,也已經此地無銀三百両。

貝理雅仍在正當化伊戰

那 麼,英國輿論又為什麼說這個道歉並不是真的道歉呢?貝理雅的訪談中,其實並未真正表示自己個人需要負上任何責任,而僅僅是表示情報尚有錯誤。言下之意,責 任或許是在MI6 與GCHQ頭上,而不在決策者手上。雖然他對於「擘劃戰爭,以及預測戰後局勢上所犯的錯誤,感到抱歉」,他也強調,他並不後悔驅逐薩達姆政權。試問,如果 貝理雅沒有真正後悔推翻薩達姆政權,那麼,又怎麼能說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個錯誤?事實上,貝理雅仍然在正當化伊拉克的戰爭。他真正說的是:也許真的沒有大 規模武器,也許當初美國蒐集到的情報是錯誤的,但無論如何,推翻薩達姆仍是正確的決定。

究竟伊拉克戰爭是怎麼發生的?「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所以我們要先發制人」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2003年一月時,布殊(又譯布希)總統公開說出事後成為爭議的16個字: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learned that Saddam Hussein recently sought significant quantities of uranium from Africa.(英國政府已經發現薩達姆最近在非洲尋求數量可觀的鈾)。但其實,早在2002年CIA就認為這極有可能只是一個謠言,而事後也證明這是一 份偽造文件傳出的假情報。無論如何,不少人認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不過是一個藉口,美國真正的目的是要奪取石油。這樣的說法,或許高估了美國對於伊拉克 石油的覬覦,也低估了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軍事保守勢力捲土重來,恨不得要盡快整肅中東的傲慢復仇心態。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說法最初來自一名綽號為「曲球」(Curveball)、來自伊拉克、今日已經是一位德國公民的報導人Rafid Ahmed Alwan al-Janabi。然而,這個情報資訊,早在戰爭以前就已經被聯合國證實為虛假情報。聯合國的 United Nations Monitoring Verification 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 (UNMOVIC)實地走訪後發現根本沒有任何「曲球」所說的武器工廠。聯合國通知布殊政府,但布殊政府不予理會,一意孤行,熱切的要對中東開刀的軍事態 度蓄勢待發,停不下來。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Collins Powell,又譯鮑爾),甚至在2003年2月份的聯合國安全會議中秀出衛星地圖,指出一個生化武器實驗室的地點,控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境內藏有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建請國際社會制裁伊拉克。於是,當所有人相信一個虛構的威脅是真實的,魔鬼就可以被創造出來,甚至可以從衛星地圖上指認出來。

布 殊政府即將發動戰爭的決定獲得貝理雅的大力支持,由美國、英國、澳洲等國組成的聯軍於2003年3月20日向伊拉克正式宣戰。短短數天,巴格達就被攻陷 了。美國軍事強權與全球大老果然名不虛傳,戰力雄厚。當時,這似乎是一場耀眼的勝利。可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哪呢?戰爭發動後一年,英美各大媒體披露,曲 球承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當時為了協助除掉薩達姆而捏造的謊言。舉世譁然之際,布殊政府將一切的罪過怪到CIA頭上。然而這場戰爭已經造成了數萬名伊拉克 居民死亡並造成更多的難民,也有美軍與英軍陣亡。

伊拉克戰爭是一場錯誤, 而且時間越久,越顯得錯誤。 然而這並不是貝理雅的說辭。他沒有真的這樣說。貝理雅真正有說的是關於伊斯蘭國的看法。他承認關伊拉克戰爭導致「伊斯蘭國」(IS)崛起的說法有「一定道理」。

昨日村民 明日叛軍

這 其實不是一個新穎的觀點。但至少從一個被控訴為war criminal的前首相口中說出,仍有其一定的意義。伊拉克戰爭後在政治與社會資源上雙雙被邊緣化的遜尼派在伊斯蘭國中借屍還魂的這個道理,就連曾經打 過伊拉克戰爭的美國退休指揮官三星將領 Daniel P. Bolger 也不得不承認。Bolger在他洋洋灑灑的自白中沒有講清楚的是,魔鬼並不是本來就在伊拉克境內的。伊拉克戰爭與伊斯蘭國的興起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一言 難盡。但至少我們知道, 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前,伊斯蘭國在其境內根本稱不上是政治景觀上一個重要的角色。伊拉克戰爭十餘年後,伊斯蘭國佔領了大片 的伊拉克土地。

英美的將領可能同意Bolger的說法,說他們打輸了伊拉克戰爭是由於他們不夠了解敵人。他們只能打正規戰爭,速戰速決,卻 不能打消耗戰與持久戰。但其實他們並不了解的不是只有敵人而已。他們不了解在他們軍隊底下犧牲的社會,甚至語言不通無法對談。他們以為他們進入到一個村 落,只是不知道誰是政府兵、誰是村民、誰是叛軍。但他們忘記了正是戰亂讓人變成魔鬼,而昨日的村民,可能成為明日的叛軍。

(趙恩潔,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Tuesday, 27 October 2015

練乙錚:踢波踢出一國兩廁 強國強到心理崩潰

踢波踢出一國兩廁 強國強到心理崩潰
一、一國兩廁
貓 命有九,占士邦可以活兩回,但香港回歸只能有一次。很不幸,只許成功的人心事,卻敗壞在共產黨一夥特別是梁振英手裏,致令原本好好的一國兩制,竟變成一國 兩廁。11月17日香港主場的足球比賽「港中大戰」,足總主席事先作出了分隔港、中兩地進場球迷的方案,包括各自使用不同的廁所;其他諸如「不能帶含種族 歧視和政治色彩的標語」等規定,亦一應俱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運動比賽,若有類似安排的話,參賽雙方肯定是敵對國甚或交戰國。從前不可想像事,如今已變得 如斯合理自然不可缺。

港、中的確在「大戰」。本來,兩地在生活習慣上、價值觀念上的分野,縱然深刻亦不必勢成水火;大陸封閉的井水文化不 犯香港開放的河水文化的話,各在各的軌道上發展而保持一種順其自然的鬆散關係,便是對彼此都最好。甚至,在「順其自然」之下,一方在不知不覺之中實行「溫 水煮蛙」之策,最後讓對方死得安安樂樂,也未嘗不是一種文明的勝利。無奈,港人凡事重實惠講實際的性格依舊,換了政府招牌之後,英人能夠做到的,京人竟像 老鼠拉龜、無從入手,治港的手 段,只剩下那所謂的「依法」。

97之前,港陸大體相安無事。香港方面,商人帶頭參與大陸建設,市民慷慨支 援同胞遭遇到的無數天災人禍,政治活躍的大學生自覺飽讀馬列毛,真正做到「子不嫌母醜」;大陸則在此地賺外滙,同時利用香港與外面世界通商統戰乃至推銷革 命意識形態,收百利而無一害。那麼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權兩個世界(分別絕非 只是兩「制」),竟可持續不斷互通有無而相得益彰,靠的就是深圳河上那條硬邊界,以及兩個國家對1842年一紙「不平等條約」的對等尊重。無奈歷史要終 結。

本來,經過150餘年的外來政權統治,這個中英之間的怪胎,早已成為歷史的異數,無論歸英還是歸中,都會格格不入如同贅指;獨立而成 為大國邊陲上的一個「香港國」、現代大中華體系裏的一個獨特成員,與中英都保持一種由於血緣、文化乃至習慣、氣質方面的既同也異而生出的特殊而和睦的關 係,庶幾是上上之略。古人論天下大勢,尚且明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並不會一味強調大一統的想法。此亦如人觀鐘擺,未到極限不迴盪而必欲迴盪 之,則無可避免損元壞件、錯節亂奏而最後成為無益於物主之廢器!

鄧氏小不忍、亂大謀,習氏更不堪,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如今治港者黔驢技 窮,只曉怪罪港人奴性、外國搞鬼。但是,當領導便得相應有駕馭社會的本事,不讓問題惡化;沒有這個本事,要你來幹什麼?馬克思說:「歷史是人造的,但並不 可以為所欲為;產生歷史的境況並非可以任人選擇,而是先他而存在了,是既定的,是往者交付給他的。」【註1】任何人無論多麼強梁,書寫歷史的空間也是很小 的;逾越了給定的條件,便是如蓋世梟雄斯大林毛澤東,寫出來的也是滿紙敗筆,最後全錯,必須推倒重來。

興許香港管治的唯一出路,也是在於 推倒重來,「回到」1997。這個機會,便是前面的2047。上一次,北京反對「三腳凳」,港人失去發聲的權利,結果對港陸雙方都不好。下一回,港人應有 自己的聲音和一票,以便爭得一個足以再次相好150年而不必再有什麼「一國兩廁」的平等條約。

二、強國經濟轉型怕要半個世紀
上 周一大陸公布第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GDP增幅6.9%乃上次國際金融風暴以來最小的一次;失業率的5.2%,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官方最高數字。筆 者今年3月12日的本欄文章標題有謂「(大陸)失業率今年或超美」,當時的美國失業率是5.5%,之後拾級而下,10月初的數字已跌至5.1%。不幸而言 中,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簡單線性推測而已,平日有留意經濟新聞的人都會做;稍感意外的是,交叉來得那麼早。當時大陸官方的最新失業數字(「登記失業 率」)只是4.1%,與美國的百分點差距是1.4,沒想到半年便倒掛0.1【註2】。

大陸發表數據之後,大批專家出來解說,「6.9%增 幅乃大國最高」、「慢一點、好一點」、「告別GDP崇拜」、「新常態下的穩步增長」、「也屬於 『7%左右』」、「有利經濟轉型」;總之,沒啥子問題。不料,央行周五便出籠刺激經濟的「雙降」措施:一年期存貸息口俱降1/4厘,銀行現金準備比率下調 50至100點子。顯然,之前一年之內,央行不下10次的降這降那都不管用,經濟一直下行,於是再要出手,起碼要在(今天)中央召開討論「十三五」計劃的 首次會議上,讓與會者心裏有實在一點的感覺。

經濟轉型的確困難,便是在政府有形之手可以多出力的半市場經濟裏,無論使出多少板斧,政策 也幾乎是無效的,因為市場那一半有其自身的脾性和發展規 律。目前大陸講的「經濟轉型」,主要着眼兩個方面,一是改「投資帶動增長」為「內需帶動增長」,一是變「製造業為主」作「服務業為主」(當然還有其他方 面,例如提高產業的高科技含量、城鎮人口比例,等等),但這些主要方面的經濟轉型「工作」,10年前已經提出。胡溫於2007年搞「家電下鄉」的消費補貼 措施試點;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就有具體政策全面推行。

大家記得,當時的補貼消費品包括彩色電視機、手機、洗衣機、 計算機、空調機、熱水器、微波爐等15項。「家電下鄉」之後,其他補貼政策,包括「汽車下鄉」、「家電舊換新」,「汽車舊換新」、「節能產品惠民工程」 等,亦於2009至2011年間逐一出籠。這些政策執行後,的確很快達到有關產品消費普及 化的目標。然而,微觀層次的產品普及化是一回事,改變宏觀經濟裏頭的關鍵結構比例是另一回事;10年下來,後者變化微乎其微。

下面【圖 1】是世界銀行網頁提供的(無版權)資料圖表,顯示的是4個國家/地區自2001年以來的「家庭總消費佔GDP的比例」曲線(1988-2000年之間的 部分是壓縮了的)。在大陸的國家數據庫裏,「家庭總消費」的叫法是「居民消費」,兩者的定義是一樣的。圖內最下面深藍色曲線是中國(不連港、澳、台),由 始至終和中國糾纏一起的淺綠色那條是新加坡,居中淺棕色的是南韓,最上面深綠色的是香港。

大家可以看到,「家電下鄉」等多個消費補貼政策 實施的2008至2013年之間的中國家庭總消費佔GDP的比例只是大致持平,幾乎沒有提升過;如果 看具體數字,2008年的比例是36.4%,2014年是37.8%,亦即6年只增加了1.4個百分點。如果按此速度變化,大陸要趕及在世界上僅僅屬於中 等的南韓2014年水平,還需要55年(圖中沒有大陸2014年那點,37.8%之數是從國家數據庫網頁上得到的)。

在幾乎所有的中等或 以上收入水平的國家/地區裏,最典型的曲線是像南韓那樣幾乎水平的,比例數值則多半處於50%至70%之間;像香港那樣,長期在 高值平行而後來還可以攀升的,極為罕有。另一方面,30年來家庭總消費佔GDP的比例幾乎一直遞減的國家也是少見,就只有中國(大陸)和新加坡。

由此可見,要在宏觀層面壓縮社會總投資、增加私人總消費的GDP佔比,在短中期而言,幾乎不可能做到;就算是像大陸那樣財力甚豐的國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效果也不過似有若無。問題恐怕不全是經濟的,而很可能也是政治的。大陸這方面的表現和新加坡是難兄難弟,也許並非偶然。


另 外一個結構轉型就是服務業的GDP佔比要提高,有關的曲線在下面【圖2】,最底部的深藍色那條曲線是中國大陸,其餘由低至高分別是南韓、新加坡、 香港。香港的服務業比重偏高不正常,因為製造業徹底空洞化了。新加坡的服務業比重,在OECD發達國家裏是相當標準的。中國大陸的服務業比重10年來有7 個百分點左右的增加;但如果按此平均速度變化,要達到新加坡2013年的水平,還要38年【註3】。

由此亦可見,期望中的第三產業即服 務業的比重變化,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這個比重的政策彈性也不大。近年大陸在這方面的少許進展,主要是在製造業 的相對不景氣底下自然發生的,特別是在2007年的景氣峰頂到2011年的不景氣谷底之間,製造業出口總值跌了整整一半;最近兩年的年出口總值,也不過是 回復到2006年的水平稍多一點而已。製造業失去的部分很難再回來,因為那顯然不是周期現象,而是有關的資本和業者大都離岸而去了。製造業沒很好出路,那 麼資金流入服務業自然要多一點。也就是說,近年的服務業比重增長,很大一部分是不得已的結果,即是所謂的「necessity makes virtue」。那並不是很健康的轉型。

還有一個趨勢,就是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幅遽減、本地資金的大量流出。導致二者的原因不盡 相同,整體效果卻差不多。90、00年代,FDI的 年增幅常常都在12%以上;但2011年全球金融風暴完結以來,大陸的FDI增加速度,年均1%也不到【註4】。外來直接投資不是大陸固定資本構成的主 體,但這部分資本的技術含量高,單位增值率也高;這方面的資本增幅萎縮,是2007年以來GDP增幅急促下跌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經濟 影響強國地位,地位影響強國心理。過去一些大陸人因為經濟超高速增長,強國心態一時無兩,的確導致一些香港人心理不平衡,恐懼者有之,妒忌者有 之,為之傾倒而趨炎附勢者亦有之,而且恐怕以後者最多最嚴重。但那種建立在一時的經濟增長勢頭而沒有其他內涵扶持的強國心態,歸根到底是脆弱的易碎的,只 要一個浪潮一沖,就會集體崩潰,到頭來更不平衡的可能就是去年那些最不可一世的人。

不過,崩潰之後的心態朝哪個方向發展,卻很難預料,有可能比之前更凶險更野蠻。然而,那部分曾經為之傾倒而趨炎附勢的港人,則依然會是心態最不平衡的,只不過要多轉一次向,因而多了一重複雜性。唉,何苦呢?

Tuesday, 1 September 2015

中流砥個什麼柱 抗戰勝了誰的利──兼論日式道歉 (練乙錚)

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大事慶祝,軍演一定會讓陸人更加吐氣揚眉。不過,對岸的國民黨卻因此鬧得家嘈屋閉、進退失據,擔心影響大選選情。在香港,這個時候大罵日本,已經成為當權派及意欲歸邊者最本小利大的表忠方法。筆者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抗日和日本的另類想法。

四種抗戰終局

一 場抵抗入侵的戰爭,對受害國而言,起碼有4種不同的終局:一、徹底淪陷;二、國家淪陷了,但抵抗者沒全輸,繼續打游擊;三、入侵者未能得逞,最後撤退,無 所謂勝或負;四、入侵者不僅撤退,抵抗者還反過來直搗黃龍,直教對方乞降。如果抵抗一方有外援,終局的內容可以更複雜。中國抗日,未嘗徹底淪陷,也沒有反 客為主,故上述第一和第四種終局都未有發生。最後直搗黃龍、令日方乞降的,是美國。

美軍打贏了太平洋的各次戰役之後,自1944年11月 起,派海軍艦艇封鎖日本近海,更同時從西面、東南面發動對日本國土的飽和空襲。光是對日本各大城市、特別是對東京長達9個月的常規轟炸(主要用燃燒彈), 已令日本吃不消,準備投降;其後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參戰(1945年8月8日)、美國扔兩顆原子彈(8月6日及9日),都只不過稍為加快了戰爭的結束【註 1】。

順便一提:當時美國對日轟炸,也包括台灣,因為台灣當時久已是日本領土。台北市受的損失很大,傷亡慘重;台灣人對「抗日」歷史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事實,今天的國民黨在其抗日大論述裏都忽略了,卻有史為證【註2】。

由 於美國二戰時期在西太平洋的戰績和重要性無可比擬,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儘管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 上遞交的《降伏文書》,裏面寫的投降的正式對象──「盟邦」,間接包含了中國:「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 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其後,9月9日在南京,日本更另外提交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裏面則是這樣寫的:「一、日本帝國政府 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 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註 3】。

這裏要注意一點是:所謂「第一號命令」(另一叫法是「一般命令第一號」),乃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手制定,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 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因此,嚴格而言,要求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代表中國的「蔣委員長」投 降,是美國的命令,並非日本主動提出。所以,日本人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與文獻不相勃。

不敗靠老蔣,得勝靠老美

毫無疑 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成為盟軍的主力,日本最後不會投降,頂多是在中國戰場面對國軍奮力抗擊,拖久了膠着呆不下去,於是和談、撤軍,甚至談也不談,找個 藉口撤軍了事,下回分解;日本不勝,中國不敗。此即本文開頭所述「抗戰4種不同終局」中的第三種。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按當時國軍自己的海空軍實力,根本 無法渡過東海黃海直接進攻日本,故不能言勝;至於絕大部分時間僅限於在大後方作騷擾性攻擊的共產黨游擊隊,就更不用說。

再如果沒有美軍參 戰、蔣介石的國軍在中國戰區也無心抗日的話,則就算共產黨的游擊隊與日本周旋到底,抗戰成果的上限,也不過是「4種不同終局」的第二種,即國家淪陷了,抵 抗者繼續零星打游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說的「中流砥柱」也許是成立的。當然,那也不過是上限,即最好的想像而已。

因為,在那個情況底 下,中共會否「周旋到底」還是很大的疑問。只要蘇聯老大哥與日本妥協,搞出一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亞洲版,則在「國際共產主義優先於中國民 族主義」的大纛底下,中共小弟弟的游擊抗日,馬上就得乖乖收縮甚至收檔,「中流砥柱」霎時變豆腐渣。之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大陸,就如同蘇、德當年瓜分 羅馬尼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一樣;也就是說,抗日的終局很可能變作上述4種的第一種:完全淪陷。

中共靠得住……!

蘇 聯瓜分中國的野心,於二戰末期大大膨脹。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亞/雅爾達密議上,史達林向美英兩國施壓,後者背着中國,同意了日本戰敗之後蘇聯在亞洲的 利益將得到保障;這包括:(一)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得到保持;(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而蘇聯過去在此港佔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三)旅順作為蘇聯海軍 軍港的租約重新確認;(四)通往大連的北滿鐵路、南滿鐵路由蘇中兩國共管,蘇聯過去在此鐵路上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由於密約有這些內容,1945年9月2 日之後,在中國東北境內和朝鮮「38線」以北地區的日本軍隊,是向蘇聯投降而不是向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的內容,國民政府知道了,強烈 反對。1946年2月22日,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傅斯年、陳衡哲、朱自清、王力、向達、沈從文、吳大猷、宗白華、儲安平等發表了反密約聲明;重慶學生更 組織了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要求蘇軍撤軍,抗議迅即遍及全國、海外,但中共卻一直裝聾作啞【註4】。

所以,抗日戰爭裏,沒有美軍和蔣 介石領導的國軍作主力的話,中國很可能就亡了。當時,中共中央裏的那批馬列主義小孫子還在史達林爺爺的愛護之下忙着成立「中華蘇維埃」搞獨立,所以他們講 抗日,根本靠不住、信不過。這一點,是今天給中共美麗的極端民族主義謊話沖昏了頭腦、不懂歷史的「愛國派」、沒搞清楚「亡我之心不死」的是哪一家的儍子們 難以想像的。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以逸待勞擊敗國民黨,瞬間席捲大陸;一場名為「解放戰爭」的內戰,又添百萬冤魂。跟着的幾十年裏,從 「打地主」開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天安門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裏,死人四五千萬,總數是「南京大屠殺」的100多倍,還未計其他方面的損失。 抗戰這「勝利」是誰的勝利呢?一問這個問題,就明白為什麼連台灣國民黨裏的反日派也沒很好胃口去大事慶祝那個「勝利」,反而是在大陸捏造出一個「中流砥 柱」神話的共產黨非常起勁,大事鋪張。

慶「70」、統台灣

然而,更奇怪的是,「70」,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 裏,從來都不具特別重要的符號意義,為何大陸要在抗戰勝利70周年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哄動的慶典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準台灣國民黨內碩果僅存 的抗戰世代元老,以「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的姿態拉關係,進行愈來愈困難的對台統戰;一是趁見證抗戰一代國人已經泰半作古、集體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 在境內外華人社會推銷「中流砥柱」虛假史觀,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找支點,以利延續對外的民族仇恨、強化內部專制統治。兩相比較,後者對政權更重要。

大 陸對台統戰,面對藍綠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世代問題:即使是體積正在收縮的國、親、新三黨大中華派系的群眾當中,年輕一輩也愈來愈與大陸感情疏遠、關係淡 薄,覺得大陸的「中華」和他們心目中的中華,相去甚遠,不是同一個味道。兩岸交流愈頻繁深入,這些人若非利欲熏心,對大陸的「異類中華」便愈發抗拒,情況 和香港的年輕一輩一樣。情急之下,中共只能打僅剩幾張牌之中的抗日牌,「70」周年是一個相對好機會。

沒料到,這次中共能統到北京看軍演 的,只有老早已經投共的那些「搵銀統派」如連戰和一些鬱鬱不得志的退役將領。連是「黨國首富」,進得胡潤榜,大兒子連勝武,據維基資料顯示,不僅是台灣著 名永豐金證券的董事,還在大陸有不少經濟利益,是北京中盛資本、天津中銀中盛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陸企的執董,可謂通吃兩岸金融。其他統派如馬英九,對 連戰等人受統到北京看軍演,十分不以為然,認為此舉在大陸千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台北的總統府也成為解放軍演習的假想攻擊目標)之際進行,無疑替中共的對台 軍事欺壓背書,更為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拆國民黨的台。至此,國民黨裏的慢統派和急統派裂痕更深。

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

大 陸這次操作抗日議題,以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居,結果被指剽竊歷史功績,罵聲遍天下。明知會引起廣泛反彈,卻一意孤行,無疑是因為中共認為此舉利大於害。 的確,如果大軍演配合假論述可以騙倒世人,給它的「愛國」業績打高分,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線就有了一個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就是「延續民族仇恨」。這種 「愛」和「恨」,在巧妙的挑撥之下,是強烈互激的。一個巧妙的挑撥手法就是宣揚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罪行可以寬恕,歷史不能忘記」。

侵略的罪行就是侵略的歷史,怎麼可以二分,變成相反的呢?如果你對一個人說:「我寬恕你,但永遠記着你的罪行。」這當然不是真寬恕。然而,口頭上「寬恕」敵人罪行很容易,而且那樣說,道德上就拔高了,倒轉頭就可以「緊記」歷史,延續仇恨,心安理得;這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

筆者認為,為了世界和平持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倒過來:「上一代的罪行無可寬恕,這一代卻應忘記仇恨」。

如何看待日本的歉意?

坊 間一般說法,是德國為二戰時期的罪行道歉是誠懇的,日本在這方面欠缺。德國夠誠懇,證據是德國的官方道歉不拖泥帶水,而更得分的是前總理布蘭特在波蘭的一 個猶太人遇害紀念碑前下跪懺悔的鏡頭。不過,常言道:實際行動比表面功夫更重要,德國的更可貴處在於它對戰後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實際承擔。然而,日本在實 際行動方面,幾十年來做得不比德國差,甚至有些方面可能更好。讓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公開的資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聯合國的貢獻。

聯合 國的經常性開支,是由各成員國作為責任負擔的,理論上是比照每一國家的名義GDP佔世界GDP的百分比而定,每3年評核一次。比較1995、2005、 2015年的數據,日本/德國的負擔份額%比例,分別是14/8.9、19.5/8.7、10.8/7.1,期間日本的GDP大約是德國的1.2倍,是世 界GDP的10%至7%(逐年遞減)。可見,一直以來,日本不僅大大超比率支付聯國經費,比起德國的份額也高得多,直至近年經濟不好景,份額才慢慢下降, 回歸聯合國法規,但目前負擔的份額依然高出其GDP佔世界GDP的比率約4個百分點(中國的份額逐年增加,不過,2015年的負擔份額才是5.15%,還 不到日本10.8%的一半,但中國的名義GDP卻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若算購買力平價GDP,則更不止2.5倍)【註5】。

道歉言論 和姿態不是不重要,不過要多從文化的角度來區別看待。基督教的罪惡/懺悔文化,和東方的羞恥/面子文化,有深刻的分別。比如下跪,西方人下跪,是悔罪的表 現,例如,羅馬公教徒就是只犯了心有邪念的小罪,也得跪着向司鐸辦告解;但東方人下跪,則是臣服的意思,完全不同。跪與不跪,曾經導致清朝與英國的外交關 係陷入僵局,那是文化差異的典型例子。

下跪文化

1793年,英國首位遣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抵京,他就是「大不列顛乃日不沒之大帝國」那句話的發明者。晉見乾隆皇之前,清朝官員事先要求他答應到時下跪,但此公不願意,竟然說 「我只在神和女人面前下跪」,結果,雙方當時妥協,這位伯爵同意以晉見英皇時的單膝下跪方式晉見乾隆,但清朝的檔案卻記載他是三跪九叩的;實情如何,各執 一詞。不過,後來乾隆根本不願意和英國建立關係搞貿易,故可以猜想那位馬伯爵並沒有行大清之禮【註6】。所以,由於文化差異,期望安倍比照布蘭特的做法, 是不合適的。

各種東方文化裏,也有分別。大陸的黨政官員「自我批判」,可以很逼真很賣力,七情上面乃至痛哭流涕都有,有的甚至自己打臉; 反過來說,下級官員對領導歌功頌德,也同樣誇張,聲線高八度很平常。不過,高級領導人當着大家為黨國或自己的錯誤向人民致歉,卻是未有過的。文革,在正式 文件裏說是有錯,但黨非但沒有道什麼歉,還趕緊加一句已經成為例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完全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陰暗面,糾正自己的錯誤,更 加生氣勃勃地前進。」

日本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領導,做錯事或說錯話比較嚴重的,道歉也通常很低調,只說一句半句抽象話,鞠躬,然後辭職下 台,一切比較含蓄。大眾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說得怎麼漂亮,而是看你怎樣問責,往後事情怎麼做,怎樣補救。日本在戰後幾十年裏,表達對二戰歉意的方式和風格, 大體上也是如此。

【註1】1944年,美國把B29轟炸機引進東亞戰場,起初都是從中國起飛,但航程不及東京;同年6月,美國在塞班島戰 役打敗日軍,取得瑪麗安納群島的控制權,之後B29從該處起飛,東京便進入戰略轟炸範圍。最密集的時候,美機一天出動300餘架次,三分之二對付東京,最 後導致該市死亡人數超過10萬。1945年3月,日皇巡視東京,知大勢已去,日本政府內部遂開始討論投降的條件。這個,當時美方也知道,所以,後來日本捱 的兩顆原子彈,日方認為完全不必要,一直(低調地)認為是「過度暴力」、針對日本平民百姓的反人道行為。關於東京大空襲,可參考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firebombing-of-tokyo

【註2】記載美軍二戰時期空襲台灣的書籍新近有兩種,一是張維斌著的《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一是張維斌和甘記豪合編的《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3398737797

【註3】日本於1945年9月2日向盟國遞交的《降伏文書》原文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降伏文書;文件指明「盟邦」含美、中、英、蘇四國。《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原文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uselang=zh。「第一號命令」的撰寫由美國一手包辦,詳見英文維基文庫https://en.wikisource.org/wiki/General_Order_No._1;中譯版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般命令第一號。

【註4】見耶魯大學法學院檔案所存美、英、蘇三方「雅爾達密約」中的「關於日本的協議」http://avalon.law.yale.edu/wwii/yalta.asp。參考阮銘的文章〈勝利與悲劇:中日戰爭與「雅爾達」的歷史教訓〉見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files/0128.htm;阮銘是前中共黨員、胡耀邦智囊,後流亡美國,到了台灣,成為獨派。1946年的反雅爾達密約、反蘇聯佔領東北的運動,詳見大陸學者江沛的〈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文章和大量圖片在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wzunex8857070.d.html?vt=3

【註5】這些聯合國數據都可在這裏找到https://www.globalpolicy.org/un-finance/tables-and-charts-on-un-finance/member-states-assessed-share-of-the-un-budget.html。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援助(ODA),日本比德國少一些,大約是12/14之比,但ODA通常帶有貢獻國本身的商業利益及政治考量,而且包括貸款(優惠利率貸款),所以不是一個那麼純粹的利他標尺。

【註 6】見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文章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 the Kowtow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897, pp. 627-643;在JSTOR註冊之後可免費閱讀。

Monday, 16 February 2015

全世界最歧視中國人的國家竟然是中國

全世界最歧視中國人的國家是中國

最近有人在微博上發了一篇《全世界最歧視中國人的國家是中國!》的文章。文章分析的頭頭是道,不知你是否認同?

該文寫道,即使你是個文盲,你也可以經常在CCTV上看到,說西方對中國有“偏見”。你還會經常聽到海外華人這麼說,西方人非常歧視中國人,戴着有 色眼鏡看中國,西方不見得好,外國月亮不見得圓,倒是中國這些年發展勢頭最猛了,崛起了,等等……那麼問題來了,西方那麼糟糕,他怎麼不回來偉大祖國呢?

實際上最歧視中國人的國家是中國!沒有之一!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家,不僅需要暫住,連生孩子都無法自主,需要被計劃。擺個攤可能被城管圍毆,討個薪可 能被差佬打死,你上個網還得被噤聲……現實生活中處處是歧視,連網上虛擬世界也如此,別人是互聯網,你只能玩局域網……這可是你的祖國啊!

可中國人卻有一種奇怪的精神分裂,一方面,中國人很自大,整天喊着大國崛起,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不僅要教訓越南菲律賓這些小國,還要干翻日美…… 另一方面,又極其自卑。對外國人的讚美非常“饑渴”,一旦有人說了幾句“外話”,麻煩了!反華!於是,又要舉國憤怒了!如果對方是日本,那更慘,“反日愛 國”運動又要來了,於是憤青們又要上街對同胞打砸搶了……
就是這麼一個神奇的民族,讓人難以理解。就連全世界對中國人最好的美國,中國人也不滿,整天叫囂着反美。好像全世界都欠中國人一樣。這邊反華,那邊 還是反華,到處都是反華。怎麼你的心比泡泡還敏感啊?一碰就破?其實很簡單的事情,中國人記住這麼一個真理,權貴富豪們往哪裡跑,哪裡就是最好的。如果西 方對中國人那麼差,怎麼中國最有錢最有權的人,蜂擁着往那邊逃呢?

更何況,海外大多數所謂的反華,其實根本不是針對華,而是針對……你懂的。同樣是華人,人家台灣人在世界上就沒有遭受這麼多“歧視”。為什麼?華人世界那麼大,怎麼整天就你大天朝被“偏見”呢?這也太巧合了吧?

在我看來,當你的行為總是反文明的時候,你就應該被歧視,不僅如此,還應該被抵制。最好從此被禁止出國門,免得出去丟人顯眼。

希望那些沒頭沒腦,素質低下又狂妄自大的中國人記住:人家不是因為你是中國人而“歧視”你,而是因為你才“歧視”中國人!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為啥老覺得自己出去會被歧視?或者說,某些中國人碰到別人不待見自己,就往“歧視”上面靠,這種發自肺腑的自卑感是怎麼來的?要我看最諷刺的就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人,會覺得歐美歧視問題嚴重。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最歧視中國人的國家就是中國!都沒有之一。
出來了你就知道,制度上的不平等和歧視性政策,你根本遇不到,現在哪個國家要是還敢有比如某某民族不許生二胎,你出生在農村我就不讓你進城,進城了 也不給你兒子上戶口,不讓你孩子在首都上學,必須回你們家村裡念,念完了書高考要比首都學生多考200分才能進大學……諸如此類的政策,絕對被打成反人類 啊。

不說這些,就是在職場上,對不同民族、性別、宗教的平衡和保護,簡直到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地步了,哪個公司敢說因為你是中國人我不錄取你,能告到 它破產。不用說這個,面試的時候,除了工作相關的資訊,你多問一句:你結婚了么?你信什麼宗教?搞不好都會惹麻煩。就連年齡歧視現在都在被嚴格禁止,僱主 在請人的時候不得限制年齡。所以,這麼多政策法規保障歧視不會發生,你怎麼還覺得有歧視?反過來,在中國你連“政治面貌”都得寫在履歷上,為啥還覺得沒被 歧視么?

要我說,中國人出了國,不光不應該感覺被歧視,反過來還會覺得,啊,終於不被歧視了!
要是換了護照移了民,更是任何一項該國國民享有的福利和權力,你都完完全全享有,任何人,機構,企業不會對你區別對待。比如說婦女帶薪產假,生孩子 的補貼,最低生活保障,選擇工作時候的職位和待遇,完全不會因為你(曾經)是中國人,有任何區別——反過來你再看看國內已婚未孕的女生在找工作的時候什麼 待遇?更可愛的是你拿着一本美利堅護照回中國,發現原本歧視你的中國人也不歧視了:原來得繳稅五年才能在北京買房買車,現在你在那兒呆一年就成了,原來你 家孩子丟了自行車得等24小時才立案,現在警察當天都能給你找回來。
所以我就特別搞不懂,中國人在海外的“歧視”,究竟是個啥?這幫人在中國都不感覺被歧視,出來了得多麼強大的壓迫才能讓他們感覺到被歧視了啊?究竟是什麼具體事例造成了你們這麼覺得中國人在海外就是被人歧視啊?

後來我漸漸明白了,有些人覺得我在中國從來都可以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沒人查票絕對不買,小便宜能占就占,沒人的地方隨地大小便,我作弊我抄襲把書念,我走後門托關係把事兒辦,這種事兒我在中國從來沒人逼逼叨叨,為啥出國了之後都特別跟我翻白眼,這絕對是歧視中國人啊。

我就想說:人家不是因為你是中國人而歧視你,而是因為你才歧視中國人。

Thursday, 5 February 2015

畢明:如果你可以激死老豆

祇要你上網,必會發現一個見血封喉的毒舌世界,並存在五光十色的善良之中,黑得萬劫不復。人類,永遠叫我着迷。

刻毒,涼薄,陰暗,殘忍,比死更冷的幽默,比妒忌更烈的憎恨,比被拒絕更深的枯澀,留言萬佛朝宗,含血噴飯。有的喜劇感是黃子華x10,附送半個邱吉爾再世,語不驚人冇命賠。

聽 說有人在狼英之女齊昕的面書留言:「如果你可以激死你老豆,我諗你收帛金都收到手軟。」群情洶like,拍案叫絕,無限搭訕:「帛金要單數,我 夾$689」,「應該叫酬金」,「坐底五千萬,澳幣」,「頒個大紫荊唔少得,為港爭光」,螢光棒狂揮。當你以為花生友的法式揶揄暨英式幽默加中式厚黑已經 抵死啜核賤格淒冷,還有一記「如果佢可以激死佢老豆,應該可算笑喪!」最後殺着四個字:「賣身葬父」。
蔚為奇觀的厭恨。

不限香港特別行政 區,毒舌放諸四海國際皆準。美國名嘴Jimmy Kimmel的清談節目有一出位環節叫《Mean Tweets》,請名人明星以當事人受害之身,向鏡頭朗讀網絡上針對他們的嚴重人身攻擊歹毒微博言論,鶴頂紅老鼠藥孔雀石綠H5N1炭疽菌巴豆,要乜有乜 共冶一爐。有女星被指「胸脯像狗鼻」,有男星(Rob Lowe)被指「樣子像皮膚癌」,新一代人氣萬人迷Benedict Cumberbatch“is a dxxkhead”。萬人寵愛金像影后一樣不能倖免,Gwyneth Paltrow是個「屁股醜大鳥樣的八婆」,氣質王Cate Blachette呢,「大家唔好再話佢靚啦唔該,佢係核X突囉」。超現實科幻創作還有「如果外星人襲地球要求生食一個名人,我會帶個網開車直駛去 Adam Sandler屋企」。坦白從寬,公開告解,文靜內斂如我,想截糊搶先WhatsApp那位外星人,用絲帶綁好送上689地址,望其不嫌其太奀星唔夠出 名,食咗佢當頭盤又好junk food都好。

美國的清談節目從來不止清談,有諗頭有奸狡,明星名人上清談節目都有一手,以荊軻的氣魄,耶穌的仁 慈,甘心赴義,幽默任宰,自我交戲奉獻,是為專業。拿出海量汪涵自讀有毒惡言,他們有的扮嬲,有的自嘲,有的無奈,有的反幽對方一默,急才急品即場考驗。 完全體現言論自由,無傷大雅,出得嚟行,預咗畀人彈,有些毒舌甚至是全無根據,純粹睇對方不順眼的厭惡。你看港人深愛的哥哥、梅姐等有那一個不是毒舌下頑 強生還閃閃生輝的?Sammi是童姥,楊千嬅是樂壇人瑞,李敖彈周杰倫樣醜,說劉德華相苦,不招毒箭是庸才。

公眾人物,從政、從事娛樂事業,那有 「冇得彈」的,一彈D大調第7號689交響樂你就反面,是哪門子的政治風度?當然,有腰先有力,同思歪講風度,無異於叫豬玩呼拉圈,和螞蟻講第五次元。你 看一籃子建制派,都是沒有反省能力,亦沒有幽默感的。所以元秋身為林日曦的偶像,也無胃納接受他對她的迷戀。笑話,有時不止是笑話。

"A joke is a very serious thing",邱吉爾名言,他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一課是,即使傻瓜也有時是對的」,這世上最優秀的政治家之一,深深明白管治之道,在於有食言和食惡言的能 耐,甚至從惡言中掌握民情脈搏,調整航道,老邱亦云“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當然,妄想689聽意見,等同叫成龍守齋,亞視出糧,Tree gun聰明,元秋變靚啲,淘寶祇賣正貨,強國人有品安靜,喼神唔轆腳,齊昕重新覆診,樓價返回地球,一國真的兩制,香港真有普選,北韓開放,世界和平,那 麼虛幻遙遠。要689借鏡邱吉爾,如猿人扮詩人,太難。

但不是說政治乃眾人之事,犯眾憎者逆水行舟,點玩呢?不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嗎?修身?齊家?

網 上的毒舌言論,如果你細心留意,縱使如毒花毒菌毒蟲五顏六色,但世上毒留言的不遠處,總有真心解藥,總有一批支持的清泉在平衡生態,情花旁就是斷腸草。但 對於689,D7689被河蟹之後,大家祇會更積極找出澳門舊街《雕漆里》。野史傳聞明朝崇禎年間,該地段以售賣雕刻和漆器工藝品為主,故此得名。後來, 因該名的讀音近似廣東粗口實為不雅,因而易名,但網民還是心繫「雕漆里689號」。狼先生百尺竿頭又升一級,已由終極歹角升格為pure evil。689方圓百里,寸草不生。

忽然,齊昕很像艾未未,她的行為藝術,如艾未未的中指,替香港人挑戰不能犯的權威,如果她把齊昕嘅父親氣得 非死即傷,應該拿諾貝爾行為藝術獎或孔子獎,是但一個。忽然,又想起邱吉爾大叔,有次Lady Astor(英國第一位下議院的女性)同佢講:「如果我係你老婆,我會喺你杯咖啡度落毒」,大叔話「如果我係你老公,我會乾咗佢。」齊家!

Monday, 22 December 2014

給未來特首的信──What if ?你當選後的香港願景》

未來特首閣下台鑒:

我今日,要移民了。香港回歸十五載,經濟暢旺,儲備萬億,實拜閣下腳頭之福。但十五年來,我輩宅男,地位卻每況愈下,想追一港女而不可得,枉受白眼訕笑,尊嚴盡失。有陳姓美籍商人曾謂:「係咁架喇,咁唔鍾意咪移民囉。」經深思之後,覺得果然有理,唯有揮淚拜別,流落番邦。

或曰宅男不受港女青睞,干特首何事?愚見以為,此乃香港各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秩序結合而成之苦果。臨別秋波,我有一肺腑之言,願閣下明鑒。

回 歸初年,經濟不景,先任董公治下,泡製出稱為副學士之避難所,亦泡製出一個名詞,曰雙失青年,前者為減少後者之帳目而設。我輩宅男,若非領杯水車薪的工 資,就是讀飲鴆止渴之副學士,學業未成,先債台高築。而更可悲者,乃我們學歷不及港女高,賺錢不及港女多,要追得佳人,即使挽袋提鞋,本也在所不辭;但她 竟不屑一顧,宣稱要嫁金融才俊。我們為口奔馳,要挨更抵夜超時工作,弄至油盡燈枯。僅餘點點空閒,想舒緩一下,看球打機,竟也被港女專欄作家,譏為低品 味,謂我等閒時不讀沙士比亞,不聽普切尼,對尼釆康德一竅不通。建華六年,董公腳疾初現,圖引自由行,以撫民心。一時之間,水喉狂噴,令名店湧現,猶如雨 後春筍,亦使動漫模型,絕跡尖銅。神州闊太,狂掃手袋鑽飾,令其脹價連年,卻苦了我等宅男,為購袋鑽悅港女,百上加斤。而最沈痛者,乃閣下一眾前任,奉高 地價政策,以償低稅。時至今日,放眼香江,蚊型豪宅處處。我輩中人,貧未能及租公屋,富不足以買私樓。港女坦言,無樓不嫁,教我情何以堪?復建居屋,需苦 等五載,才有數千單位。可憐上車之日,青絲早變白頭,港女亦已移情他往。夜闌人靜,獨抱空房,醉問香影何處?

一個宅男能否追到一個港女, 並非請客食飯,而是生死尤關之大事。是深層次矛盾之根本。我曾往數個特首競選活動,總見一眾團體,如善信參拜觀音娘娘,著閣下慈悲為懷,賜予資源。但港男 悲歌,卻從無提及。目下香港社會,男女錯配,結婚率低,房事欠奉。宅男在此城生活,賤如螻蟻,唯有北上尋歡,聊以自慰。豈料又有公安拍門,要耗鉅款贖身。

我 們並非冀望閣下仿傚李光耀,由政府充當月老,但起碼設法讓我們重拾尊嚴。否則宅男活在此城,雖生猶死。重拾尊嚴,就是考試失利,也能打工自強,而不需繼續 借錢讀書,飲鴆止渴。重拾尊嚴,就是有標準工時,毋需超時工作,能有餘暇讀幾本尼釆康德,以悅港女。重拾尊嚴,就是就業市場多元寬闊,可據興趣選擇工作, 不必投身金融,也能獲港女青睞。重拾尊嚴,就是鍾情動漫模型,不會遭人白眼。重拾尊嚴,就是贈送手袋鑽飾,不必耗費鉅資。重拾尊嚴,就是在青樓買醉,也會 安全合法。重拾尊嚴,就是已屆適婚年齡,能夠購置私房,與佳人共諧連理。

重拾尊嚴就是,我輩一窮二白,言語無味,才華欠奉之宅男,即受七難八苦,也能追到一個港女!

我 今日,移民。在麗菲河畔的樹蔭下,可以悠然漫步,享受輕風拂面,看著波光豔影,蘆葦搖蕩,細細回味王爾德的毒舌。此地經濟,自不及香港繁榮,但一無超長工 時,二無港女白眼,要購房娶妻,亦輕鬆簡單。不過話雖如此,我仍心懷故國。如閣下上任之後,澤被蒼生,將香港改造成一個宅男也能追到港女的城市,救萬民於 水火,我必然放棄綠卡,星夜兼程回港,為天下宅男,拜謝閣下大恩大德。

Friday, 10 October 2014

曾國平:非常時期現真身

到餐廳食飯,朋友叫了一支價值一千大元的紅酒,舉杯暢飲,人人面露喜悅之色,朋友問酒是否好喝,對紅酒有點認識的你雖然覺得質素麻麻,但為免場面尷尬,於是連聲說好。

到藝術館,跟異姓朋友欣賞當代裝置藝術,雖然你看了半天都不知道那堆東西有甚麼意思,但為免顯得膚淺,也要讚嘆一番。

到電影院欣賞大師經典作品,雖然你悶到瞓着,但回到家中又在Facebook寫觀後感,將從影評讀過的觀點循環再用。朋友介紹甚麼世界名著,你痛不欲生的讀了一遍,不知所云,在公開場合又會豎起大拇指,稱許其文學價值。

這類大話,大家都講過不少吧?


將真正的喜好藏於心底,或只告訴最親近的人,在社交圈子則裝扮出相反或不在乎的態度,經濟學者稱之為捏造喜好(preference falsification)。這套理論由經濟學者Timur Kuran於八十年代提出,在政治科學的領域很有影響,對理解香港今次的示威亦有幫助。


日常生活講講大話跟大隊,沒有甚麼大害,但到政治層面之上,卻會帶出意外的後果。在香港,政治冷感是普遍的行為(「我不懂政治」),不會引來奇異目光;開口埋口講錢講玩講飲講食,是廣受接受的港人風格。


相反,太有政治立場,對時事意見多多,會被視為「太認真」甚至「太偏激」,在社交圈子會不受歡迎。在極權國家,政治冷感更是自保的技巧,太有意見隨時惹禍上身。


於是,對個別政策以至政治制度有意見的市民,都只會藏於心底,谷埋谷埋。不過,當有社會運動出現(示威、暴動以至革命),表露政治立場不再是社交禁忌,平時捏造開喜好的人又會紛紛「出櫃」,積極支持或反對運動。當然,亦有人會積極過頭,如某公關和某經紀。


理論的推斷,是民意調查陷阱甚多,就算親身落場面對面訪問市民,也未必會問出真相來。社會運動的規模因此難以預測,事後孔明不難做,但事前先知就往往是斷估冇痛苦了。


過去一星期,大家發現身邊有幾多捏造喜好的例子?平時風花雪月,今次忽然黃絲帶,每隔一小時下筆千言做鍵盤戰士,甚至勇闖現場吸入催淚煙;平時是「沉默大多數」,至多講講股票,卻又戴上藍絲帶,全力支持警方強硬清場,怒斥外國勢力的亂港陰謀。


沒有學生帶起這場一發難以收拾的運動,大家可能不知道身邊千奇百怪的政見和價值觀,也不知道香港社會是如此撕裂。


港人現真身,揭露巨大的民意分歧。政府要化解還是利用分歧?這場示威運動對香港是禍是福?問題多多,但我相信港人短期內不會再將喜好藏於心底,不輕易get back into the closet。 


作者為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Friday, 22 August 2014

村上春樹: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 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 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

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以下是村上春樹演講辭全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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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 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 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 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 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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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Wednesday, 20 August 2014

沈旭暉:查拉比:伊拉克亂局始作俑者?

伊拉克亂局發展至今,不少人居然懷念侯賽因時代,卻沒多少人追究提供「侯賽因有大殺傷武器」這情報的騙徒查拉比(Ahmed Chalabi)。此人倒是傳奇人物,他藉着對美國人心態的了解,憑巧言令色就改變了伊拉克命運,有興趣「學習」的讀者,可查閱其傳記《把美國推向戰爭的 人》。但即使沒興趣學他,也須對這類人物有所警惕。

查拉比出身伊拉克望族,十二歲舉家移民,長期在英美名校讀書,本科在麻省理工讀密碼 學,最後在芝加哥大學獲數學博士學位。他言談舉止極富魅力,彷彿永遠在微笑,其早期志向是從商致富,於是在約旦以家族人脈創立銀行,卻爆出造假賬、侵吞公 款等醜聞,導致銀行倒閉。他被缺席審訊並判入獄二十二年,自此成為中東知名騙徒。

諳美國政界潛規則

此路不通,查拉比轉為 從政,但他在伊拉克沒任何影響力,「離地」程度驚人,惟有透過走上層路線圓夢。他知道美國上層社會偏好自家名校的精英,故認為他本人能獲信任,說服華府推 翻侯賽因,然後便可成為伊拉克新領袖。海灣戰爭後,他創立「伊拉克國民大會」,吹噓是所有伊拉克反對派的代表,然後拿取美國政府和軍方巨額援助。這些資料 都被公開,他直認不諱。

查拉比與新保守主義者關係尤佳,常提供和侯賽因相關的「情報」,華府就是以此說服公眾和國際社會出兵伊拉克。當然,現在證實這些都是子虛烏有。查拉比事後稱,反正目標已達,侯賽因已被推翻,一切很好,有否大殺傷武器就不重要了。

查 拉比最成功之處,在於對美國政治潛規則的充分掌握。他請專業公關公司為其打造形象,接受應付媒體的訓練,和評論員、國會議員結盟,提供關於伊拉克的「一站 式」服務。他知道說服美方出兵需要公義的包裝,故不斷宣傳侯賽因的暴政,以及可廣傳的證據,所以他不斷製造「中間人」供應「情報」,令鷹派能振振有詞出席 聽證會。若他在美國從政,前途無可限量。

但查拉比的離地泡沫,在美國進入伊拉克後就立刻爆破。他本來被華府朋友稱為「伊拉克華盛頓」,自 以為眾望所歸,怎料「新伊拉克」各派系對他都不買賬,人民更視他為叛徒。美國曾把他委任進過渡政府,他卻成為民調中唯一不被信任的官員。後來他參選,那被 吹噓為代表全伊拉克的「伊拉克國民大會」全軍覆沒,得票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自此華府不再支持他,他卻靈活轉投什葉派陣營,甚至有說和伊朗 有特殊聯繫。不久,前總理賈法里(Ibrahim al-Jaafari)委任他為石油部長兼任副總理,剛下台的總理馬利基也給予他不同公職。這些職務有兩個特色,就是可接觸伊拉克資源及處理遜尼派的仇 家。今天遜尼派集體反撲,查拉比的煽動角色功不可沒。

單看以上故事,大家難免產生大量疑問。查拉比的美國友人,真的全都被騙還是在利用他?過程中的利益交換,有多少不為人知?查拉比的發迹史,正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國潛規則教科書,但政治偏偏就是這種人才能玩得得心應手,奈何!

Friday, 28 February 2014

林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蘋果日報截圖
蘋果日報截圖
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學一複,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
顏元(註1).《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由李慧玲被封咪,到驅蝗事件,到藍絲帶表態,再到反滅聲遊行,香港終於在酣睡迎來了新的黎明:掀開被鋪看見血淋淋的馬頭已給割下放在被裡。恐嚇、威迫等事件,在社會上往往看似無跡可尋,沒有血手印一樣的斑斑血跡證據確鑿,但染出來的恐怖氣氛卻是實實在在盤桓在各人頭上的。
李 慧玲被封咪,有些人就要求李慧玲像法庭一樣拿出「實際證據」,然後卻用憶測去反指事件只屬個人糾紛,硬說與言論自由無尤。臨近商台續牌之日,陳志雲掛虛銜 的不尋常調動,還有倉卒粗暴的解僱安排,有可能洩漏記者線報來源的「代你執拾」方式等等,早已指明事件背後必有政治黑手,然而那些人卻搖頭晃腦要求「證 據」、「理性」、「邏輯」。

驅蝗事件不能說是很高明的策略,但無疑是一種明確而強硬的表態。很多人又會很理性地跳出來說這樣只會落人把柄, 別人不高尚,自己做了這等事也只會一樣不高尚。問題是現在不論是壞旅客抑或故意放手不管的人就是無賴行事,就是利用你的「潔白」借用你的「理性」去走罅。 劉進圖當初自己出面為調動總編《明報》事件降溫吧,夠聽話了吧,夠理性了吧,夠溫和了吧,夠和平了吧,還不是被人斬?你以為你夠溫和夠潔白夠理性夠非暴 力,就沒有把柄了嗎?那只是予人機會將「把柄」的標準重新定在你以為夠「溫和理性非暴力」的新位置而已!大前天黃毓民那種叫激,所以被襲,前天鄭經瀚那種 叫激,所以被斬,昨天李慧玲那種叫激,所以被撤,今天劉進圖這種也叫激了,所以被斬!這種自以為愛與和平的「忍讓」、「堅守」,不過是使強權有機會重新定 義何謂「過激」的一道盾牌而已。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
蘇洵.《六國論


之 前《明報》撤總編事件,已有很多人說《明報》員工早該罷工,早該更強硬,更明確表明拒絕。網上這種批評的聲音不絕,另一方面不少《明報》的員工就覺得滿腸 鬱結,認為市民大眾不夠支持,又對誤解了《明報》人,以為《明報》人不夠強硬感到極為委屈。當中不少人睜圓了眼睛,焦躁不安地指其他人不了解《明報》,詆 譭了無數默默耕耘的前線好員工,那些批評的人通通只作壁上觀卻連行動也沒有。民情是要引導和聚集的,連《明報》自己也無法造出聲勢,旁邊的人縱使關心,又 怎置喙加入?及後加上李慧玲事件,記協等才組織了藍絲帶行動,才急急忙忙舉辦了遊行。

絲帶綁了,又怎樣?遊行了,又怎樣?第二天,你連頭條也不是!




20140224 headlines


很 多人擔心驅蝗行動是「野蠻」、「不理性」,擔心政治黑手摻入就會挑動這股野蠻和不理性的情緒,造成社會的混亂。這是真確無誤的。然而堅守溫吞的「理性」、 「文明」,但又欠缺毅力,欠缺組織,卻是同樣,甚至反過來有助政治黑手擴張版圖,讓參加者滿足「一日抗爭」的虛榮心,以「做了好事」去填補責任的空虛感, 最後安於現狀,讓新的「現狀」定義生活。驅蝗的策略並不高明,但確實折射了普羅大眾的不耐和焦躁,連知識份子也不去理解和同情這道民情,不出一策去以更高 明的方法去表達同樣的訴求,汲汲於自我滿足的虛假理性,樂於在不見輿薪的情況下繼續自欺欺人,這道自以為是的「理性之網」就空洞得讓政治黑手予取予攜。下 筆萬言,胸無一策,只懂得批評普羅大眾的直觀反應。這就像一個人被動物襲擊,起而自衞,旁邊一個腐儒忙不迭跳出來說你殺死動物實在太殘忍太暴力,你為何不 跟他念經傳教說道理說服牠呢?

請去洗個冷水面,清醒一下。一個負責任的公權力,一個文明的社會,確實應該用談判,用透明的程序,用貼服的倫 理去處理社會上大大小小的問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現在的社會,很明顯已經不是你出來遊遊行,發發聲,寫寫文章,就能帶動改變,就能推動改變的。公權之 崩壞,就是刻意的不作為,刻意的似是而非,要求合理的推測提出證明才調查(如特權法,如警察要求報案人提供證據才查案),普羅大眾的反應變得焦躁,縱是負 面情緒,卻是可以理解的,應該集合引領,而非幫助堵塞減壓。說驅蝗不文明,請拿出更堅定的行動去與大眾站在一線,而非站到另一邊去指責人有情緒是不理性就 算數。同樣地,今天劉進圖被斬,已不是甚麼商討日,甚麼愛與和平的空言大話能夠制止惡化的情況了,坐言起行,行動一定要升級,才能堅守陣地。不論是罷工, 抑或長時間的佔領行動,已是迫在眉睫,商討下去,解放軍碼頭建好,鎮暴可期。而腐儒屆時還會說你們不夠理性。


於是當張秀賢說星期日明報受整頓,《明報》便不惜加上附註即時指張秀賢「無中生有」,《明報》旗下的《評台》繼續刊登屈穎妍指林慧思不用上班有錢收是「筍工」 的荒謬之論,這便是明報自以為知識份子的「理性」、「持平」之害。時移世易,這些漏洞即使微小,卻已瞥見背後政治打壓黑手的強大,感到窒息的氣氛。仍然在 搖頭晃腦說理性,說邏輯,說證據,無異於盤膝清談的腐儒。「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腐儒害人,為害之烈,大抵如此。


今天《明報》劉進圖被斬,明天被斬的,可能是你,你,還有你。

庫斯克:他們斬的不只是劉進圖,而是所有香港人


李慧玲事件之後,我寫過一篇《教父告訴香港人的事》,當時我說:
Godfather有一幕經典,係個製片人同教父嘅代表傾唔掂數之後,第二日佢隻愛駒無啦啦俾人割咗個頭放響佢張床度。
其實我地冇證冇據,點可以一口咬定係黑手黨恐嚇個製片?
大佬呀,叫得做恐嚇,就梗係冇證據俾你捉到,但係人都知道係你落order先叫恐嚇啦。
這不是恐嚇,這叫謀殺
我 在文章的列舉了大量針對傳媒的「個別事件」,提醒大家恐嚇的意思就是沒有證據,但全世界都知是恐嚇。寫的時候已經預計會變高登用語講的「月經文」(即是每 個月都會重複)。想不到,這次連一個月都沒有便再發生針對傳媒的事件,而且這次不是恐嚇,而是斬人。如果之前的事件是放血馬頭恐嚇,劉進圖被斬就等於黑手 黨當街直接殺人了。
劉進圖在上班途中被刀手連斬三刀,就算是最天真的人也知道這不是「個別事件」。劉進圖被斬,比起之前每一宗打人、網絡攻擊、刑毀、恐嚇、炒人、換人、抽廣告嚴重百倍,須知道斬人是會死人或殘廢的。為什麼是劉進圖而不是其他人?
這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近日劉進圖身處政治、新聞自由颱風風眼之中,所知道一定比一般人多,有人要他「收聲」一點也不奇怪,但恐怖的是要用到斬人這一著,這是不是代表有人認為他必須百分百確定他會收口?抑或其實斬他是要殺一警百,提醒全港傳媒收口?
如果大家忘記了香港傳媒及出版界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我不厭其煩再列一次,那些不太明顯的已經省略。
2004年,商台兩個最受歡迎的主持鄭經翰黃毓民被封咪
2011年11月,香港電台踢走吳志森
2012年3月,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上直指梁振英曾在行會建議以發牌整治商台
2012年3月,梁振英上台
2012年11月,鄭經翰「被商業糾紛」被迫離開DBC,股東黃楚標說西環不喜歡李慧玲的錄音公開
2013年3月,中共中央廳頒發9號文件,指「仇華西方勢力及國內異見份子,仍不斷在滲透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以敏感議題製造混亂,挑起對黨及政府的不滿情緒。」
2013年6月,陽光時務老闆陳平下班時被毒打
2013年6月,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家門被刑毀和放斧頭恐嚇
2013年6-7月,蘋果日報被縱火
2013年7月,AM730老闆施永清被黑漢截停座駕用鐵鎚敲破車窗
2013年9月,主場新聞被網絡攻擊 2013年10月,出版社老闆姚文田,在出版余杰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前被誘騙到深圳被捕
2014年1月,施永清指AM730被抽廣告
2014年1月,明報總編輯換人,換成作風保守的馬來西亞傳媒人
2014年2月,商台李慧玲突然被炒,她指有梁振英身邊人提醒她要「小心份工」
2014年2月,剛「被升職」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
以 上多宗「個別事件」,如果說全部都互不相干,相信連三歲小孩也不會信。一直以來,這些事件都被輿論打手和建制傳媒包裝成個別事件、私人恩怨、商業決定、別 有內情,又或者以「沒有切實證據」來作詭辯。其實,如我在前文所講,恐嚇就是你們找不到證據,但全世界都知道是恐嚇。那些恐嚇要找證據,難過登天,就算是 有三萬人手的香港警察,上述所有刑事案件都抓不到(或不抓到)兇手,試問普通市民怎可能找到證據?
香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事 情就是這樣,香港一步一步變成了像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的新聞白色恐怖社會,傳媒工作者被收編、被恐嚇、被襲擊、被劫殺、被失蹤。今天劉進圖被斬,明天難保不 會有傳媒人像揭發地溝油的中國記者李翔一樣被刺十多刀「劫殺」。我又在捕風捉影?我想今天之前應該沒有人會想到劉進圖會被連斬三刀吧。
各位香港人,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自由問題了,這是一場政治惡勢力與文明社會之間的戰爭。如果這樣也無動於衷,難道要等有一天你的家人、朋友出事才醒覺?
李慧玲被炒,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不是上街的理由,但劉進圖被斬,絕對是我們威脅到全港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一次我們不可能再忍。
這次不是什麼喪鐘敲響,而是直接把刀架在我們頸邊。醒覺吧,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