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以包括閱兵的各種形式記念七十年前的勝利,昔日敗將德國則以德意志民族方式為戰後漫長的搜尋國際人格定位找到坐標——沒有對戰勝
國低眉失額,也不是蠢蠢欲動重建軍力,德國人就像他們製造的汽車引擎的發動聲音那樣,低沉雄渾,隆然巨響天際而降。前幾天,臉書上有幾張照片,德國足球隊
多蒙特及聖保利的球員各拉着一幅橫額出場:一塊上面寫着REFUGEES(難民),一塊則是WELCOME(歡迎)。所說的,是這段時期湧到歐洲的北非難
民。
如果日本有人咕嘀「要道歉到什麼時候?」,德國人更有理由投訴聯合國了。到今天德國還在為二戰賠罪還禮,希臘左翼政府一句「德國二戰作孽」,幾乎讓德國從
此消音不提歐債。美國更是從沒對德國放鬆過一分,年前美國廣播公司(ABC)劇集Pan
Am,講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空中霸王泛美航空公司發展史,中間插了一段法國二戰孤兒長大後當上泛美空姐,首航西柏林卻無法寬恕納粹往事,憤而在美國使館酒
會唱出佔領年代被迫學着的德國國歌;空姐一面唱着,臉容由寬轉緊,從微笑而憤怨。德國便是如斯在西方世界過了戰後這七十年。
德國當下張開雙手擁抱八十萬難民,從實際出發是為了缺乏勞動力的經濟添加燃料,但這八十萬人如何從難民變成合格技工在平治西門子工作,那是無法預見的走
勢。然而德國人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袖手旁觀(中國),裝腔作勢(俄羅斯),詐傻扮懵(法國),謀定後動(英國美國)之時伸出援手,任憑說德國機
心深重,都不能不停一停想一想:七十年的生聚教訓,今天的德國確是了不起。
一九四五年秋初之時的德國,誰都是難民。一九四五年秋末,駐歐戰地記者蕭乾在他著名長篇現場報道《南德的暮秋》勾勒戰敗的德國如何不堪。蕭乾是中共黨員,
但這篇以記者身分目擊撰寫的萬言長文,沒有一句八股,戰勝國的勝利歡欣,戰敗國的末將氣短一一躍然而出。然而蕭乾不是以戰勝國記者的身分大刺刺頤指氣使,
豪言大國再興,他從難民營小學生以至戰俘營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如果說,蕭乾的同事朱啟平在現場記錄日本在東京灣美艦簽署降書的長文《落日》是太平洋戰爭
的經典報道,《南德的暮秋》則是歐洲戰場落幕重生的親眼記述。可惜的是,中共雖把《落日》列為語文教材,但大陸互聯網所載的《落日》不少都刪去原文最後一
段,其內包括「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何以
刪之,一直無法判定原因,只是這一段總結感言消失在空氣之中,無面目見國人以及朱先生。
《南德的暮秋》:誰都是難民
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客觀而言,如今的德國人以他們對難民的支持來經歷戰敗七十周年;進一步說,德國實是以自身重量平衡難民衝擊帶來的失衡。某程度而
言,東德出身的默克爾是用德國等於戰敗國的沉重歷史觀照,向世界解說人道危機可以如何處理。這大手筆的收容八十萬人的做法,第一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踏出
——《南德的暮秋》:「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是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扶植。……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尋覓
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新換人。校址及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七月我在柏林
的時候,德工會與政黨才剛獲准成立。如今他們已活躍起來了。最近社會民主黨曾在法蘭克福交易所開會,聽眾一千八百人。目前德國各政黨都有兩個共同原則,對
外承認戰罪,負責賠償,對內各黨團結,協力重建德國」。
蕭乾七十年前在德國看到的不僅是戰勝國逼迫之下的自我改造,更多是沉重的難民包袱。他在萊茵河畔的八千人難民收容所,認識一個來自浙江青田的徐姓商人,徐
指着說這座樓收容波蘭難民那座是希臘難民,徐先生住在南斯拉夫難民的一座樓,蕭乾問一個年輕人是左派的鐵托支持者抑或右派米海洛維奇支持者,青年用刀往桌
上一刴,「當然鐵托」。這種難民營到處都是。德國人自己也是難民,有丈夫開麵包店其後被召去打仗從此音信渺然的房東太太;大批婦女生活無着,只得替佔領軍
或外國人當傭工;英國家庭主婦投書報社,要把德國奧地利婦女送到英國做家傭。另一類是戰俘,一般德軍經查明底細只是被召充軍後,送到專門接待盟軍的招待所
工作,有人當樂師,有人當侍應,有人當廚子。《南德的暮秋》:「如今那長長樓房,已為木板隔開,分為『修補軍裝部』、『修指甲部』、『理髮』、『啤酒
館』、『書攤』等等一律免費。伺候都是德國俘虜,綠色軍裝背後大大印着WP(War
Prisoner)兩個白字。牆上到處貼着告示:『服侍你的是戰俘,請不要向他們道謝,請不要付他們小賬或贈與錢物』。」
國不成國頓失所依的戰後
納粹黨人在紐倫堡受審有吃有住,德國百姓則成為難民頓失所依。一九四五年的德國國不成國,民不成民,德國人就在流離失所之間蹣跚重建家國。雖然戰後美國馬
歇爾計劃在西歐推動經濟得力,但一國的良心建立不是金元可以使得。西德與東德都小心翼翼走着這條良心之路,戰後西德一度欲以戰前的德國國歌《德意志人之
歌》為正式國歌,此歌原譜是海頓的《皇帝四重奏》,可是因為此歌的第一段歌詞「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滿有納粹色彩,結果不被採納。直至九十年代東西德統一之後,確認此歌對統一德國的意義,然而只唱第三段「統一、主權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
國」。東德的國歌是《從廢墟中崛起》,反戰自省更是溢於曲詞,「我們要和平光輝永照」。
七十年間德國成為經濟大國,政治上謹小慎微,對國際事務不輕言表態,出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可以不去就不去,長年在北約東部前線卻對用武克制得令北約
諸國不滿。兩德統一之後,仍然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其間慢慢摸索定位,如何讓世人不再擔憂德國,一一成為超黨派共識。這種分際極難掌握,步伐大一點,法國
波蘭馬上驚醒,喚起被侵略瓜分的痛苦回憶;步伐太小,又與其經濟大國身分不符。經過時日鍛煉,德國逐步走上自我確認自我肯定的道路,政經方面以歐洲總體利
益為經、人文層面以關懷團結為緯的新德國主義,終於在這次難民人道危機顯露出來。總理默克爾接納八十萬難民,大手筆突顯的是德國的世界觀:大國能力用以濟
世而非戰釁。德國回到大國舞台,毋須跟隨戰勝國美國英國,幅員廣大足以一肩挑起國際道義。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德國重生。
人文關懷的新德國主義
德國以人文關懷在亂世走出新路,不爭論意識形態,不糾纏政經利益,在混沌當中立見清新。她是北約成員,對烏克蘭危機自有一己看法;她是歐洲大國,汲汲於區
內團結多於一切;她是美英盟友,行事不全抱着美國大腿不放。這不是說德國十全十美,接收八十萬難民有經濟考慮,然而睽諸史實,一路走來,不矜不伐。有人說
德國人老謀深算得比日本來得沉穩,我不懂,只道是德意志哲學家如林,一個熱愛思考的民族,想必比起咄咄逼人的來得步履方圓,這一點,恐怕是毋庸爭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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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5 November 2015
Tuesday, 17 November 2015
趙恩潔:時間越久越顯得錯誤的伊拉克戰爭
回想伊拉克戰爭,輿論在前後天差地別。起初,2003年,一份調查顯示有高達79%的美國民眾支持發動伊拉克戰爭,但到了2014年,已經有高達75%的民眾認為伊拉克戰爭根本不值得。2013年,英國也有超過五成以上的民眾反對伊拉克戰爭。今日,伊拉克戰爭對於大部分英美民眾之言,是一個錯誤,更是傷痛。
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貝理雅在接受CNN的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訪問時,承認情報上的錯誤,也不過是一種遲來的承認。甚至,他激怒了死去的士兵的家屬,偷雞不着蝕把米。因為,如同英國大部分報紙所判斷的,這不是一個真誠的道歉,甚至不是道歉。
為什麼說這個道歉「不真誠」? 貝理雅多次否認有錯,甚至曾經在2014年6月引起公憤。 當時,他表示伊拉克的薩達姆(Saddam Hussein)政權遲早都會被推翻,接下來的內戰可說是一種陣痛期,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說法顯然完全忽視了伊拉克戰爭發動的輕率,英美只求快速改朝換 代,而完全沒有一個「那然後呢?」的計畫,就開始了毀滅行動。這其實顯示出的是一種美國軍事強權意識形態的傲慢,以及根本上對當地社會的不尊重。伊拉克戰 爭的後果,換來的是家破人亡,烽火連天,恐怖主義行動不減反增,人民對於外國勢力因此更加深惡痛絕。如果說貝理雅一直到2014年都還死命否認過錯,那麼 2015年的今日的三言兩語,又能代表什麼?
不少評論者都以為,貝理雅這個自我揭露的時機點,其實只是政治考量。他不過是為了想要先發制人,搶在由約翰.齊爾考特爵士主持的「伊拉克戰爭調查」被正式公布以前,先承認一些過失,以免太過難看。他的辦公室儘管否認,也已經此地無銀三百両。
貝理雅仍在正當化伊戰
那 麼,英國輿論又為什麼說這個道歉並不是真的道歉呢?貝理雅的訪談中,其實並未真正表示自己個人需要負上任何責任,而僅僅是表示情報尚有錯誤。言下之意,責 任或許是在MI6 與GCHQ頭上,而不在決策者手上。雖然他對於「擘劃戰爭,以及預測戰後局勢上所犯的錯誤,感到抱歉」,他也強調,他並不後悔驅逐薩達姆政權。試問,如果 貝理雅沒有真正後悔推翻薩達姆政權,那麼,又怎麼能說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個錯誤?事實上,貝理雅仍然在正當化伊拉克的戰爭。他真正說的是:也許真的沒有大 規模武器,也許當初美國蒐集到的情報是錯誤的,但無論如何,推翻薩達姆仍是正確的決定。究竟伊拉克戰爭是怎麼發生的?「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所以我們要先發制人」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2003年一月時,布殊(又譯布希)總統公開說出事後成為爭議的16個字: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learned that Saddam Hussein recently sought significant quantities of uranium from Africa.(英國政府已經發現薩達姆最近在非洲尋求數量可觀的鈾)。但其實,早在2002年CIA就認為這極有可能只是一個謠言,而事後也證明這是一 份偽造文件傳出的假情報。無論如何,不少人認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不過是一個藉口,美國真正的目的是要奪取石油。這樣的說法,或許高估了美國對於伊拉克 石油的覬覦,也低估了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軍事保守勢力捲土重來,恨不得要盡快整肅中東的傲慢復仇心態。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說法最初來自一名綽號為「曲球」(Curveball)、來自伊拉克、今日已經是一位德國公民的報導人Rafid Ahmed Alwan al-Janabi。然而,這個情報資訊,早在戰爭以前就已經被聯合國證實為虛假情報。聯合國的 United Nations Monitoring Verification 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 (UNMOVIC)實地走訪後發現根本沒有任何「曲球」所說的武器工廠。聯合國通知布殊政府,但布殊政府不予理會,一意孤行,熱切的要對中東開刀的軍事態 度蓄勢待發,停不下來。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Collins Powell,又譯鮑爾),甚至在2003年2月份的聯合國安全會議中秀出衛星地圖,指出一個生化武器實驗室的地點,控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境內藏有大規模 毀滅性武器,建請國際社會制裁伊拉克。於是,當所有人相信一個虛構的威脅是真實的,魔鬼就可以被創造出來,甚至可以從衛星地圖上指認出來。
布 殊政府即將發動戰爭的決定獲得貝理雅的大力支持,由美國、英國、澳洲等國組成的聯軍於2003年3月20日向伊拉克正式宣戰。短短數天,巴格達就被攻陷 了。美國軍事強權與全球大老果然名不虛傳,戰力雄厚。當時,這似乎是一場耀眼的勝利。可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哪呢?戰爭發動後一年,英美各大媒體披露,曲 球承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當時為了協助除掉薩達姆而捏造的謊言。舉世譁然之際,布殊政府將一切的罪過怪到CIA頭上。然而這場戰爭已經造成了數萬名伊拉克 居民死亡並造成更多的難民,也有美軍與英軍陣亡。
伊拉克戰爭是一場錯誤, 而且時間越久,越顯得錯誤。 然而這並不是貝理雅的說辭。他沒有真的這樣說。貝理雅真正有說的是關於伊斯蘭國的看法。他承認關伊拉克戰爭導致「伊斯蘭國」(IS)崛起的說法有「一定道理」。
昨日村民 明日叛軍
這 其實不是一個新穎的觀點。但至少從一個被控訴為war criminal的前首相口中說出,仍有其一定的意義。伊拉克戰爭後在政治與社會資源上雙雙被邊緣化的遜尼派在伊斯蘭國中借屍還魂的這個道理,就連曾經打 過伊拉克戰爭的美國退休指揮官三星將領 Daniel P. Bolger 也不得不承認。Bolger在他洋洋灑灑的自白中沒有講清楚的是,魔鬼並不是本來就在伊拉克境內的。伊拉克戰爭與伊斯蘭國的興起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一言 難盡。但至少我們知道, 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前,伊斯蘭國在其境內根本稱不上是政治景觀上一個重要的角色。伊拉克戰爭十餘年後,伊斯蘭國佔領了大片 的伊拉克土地。英美的將領可能同意Bolger的說法,說他們打輸了伊拉克戰爭是由於他們不夠了解敵人。他們只能打正規戰爭,速戰速決,卻 不能打消耗戰與持久戰。但其實他們並不了解的不是只有敵人而已。他們不了解在他們軍隊底下犧牲的社會,甚至語言不通無法對談。他們以為他們進入到一個村 落,只是不知道誰是政府兵、誰是村民、誰是叛軍。但他們忘記了正是戰亂讓人變成魔鬼,而昨日的村民,可能成為明日的叛軍。
(趙恩潔,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Tuesday, 1 September 2015
中流砥個什麼柱 抗戰勝了誰的利──兼論日式道歉 (練乙錚)
抗戰勝利70周年,北京大事慶祝,軍演一定會讓陸人更加吐氣揚眉。不過,對岸的國民黨卻因此鬧得家嘈屋閉、進退失據,擔心影響大選選情。在香港,這個時候大罵日本,已經成為當權派及意欲歸邊者最本小利大的表忠方法。筆者在本文提出一些對抗日和日本的另類想法。
四種抗戰終局
一 場抵抗入侵的戰爭,對受害國而言,起碼有4種不同的終局:一、徹底淪陷;二、國家淪陷了,但抵抗者沒全輸,繼續打游擊;三、入侵者未能得逞,最後撤退,無 所謂勝或負;四、入侵者不僅撤退,抵抗者還反過來直搗黃龍,直教對方乞降。如果抵抗一方有外援,終局的內容可以更複雜。中國抗日,未嘗徹底淪陷,也沒有反 客為主,故上述第一和第四種終局都未有發生。最後直搗黃龍、令日方乞降的,是美國。
美軍打贏了太平洋的各次戰役之後,自1944年11月 起,派海軍艦艇封鎖日本近海,更同時從西面、東南面發動對日本國土的飽和空襲。光是對日本各大城市、特別是對東京長達9個月的常規轟炸(主要用燃燒彈), 已令日本吃不消,準備投降;其後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參戰(1945年8月8日)、美國扔兩顆原子彈(8月6日及9日),都只不過稍為加快了戰爭的結束【註 1】。
順便一提:當時美國對日轟炸,也包括台灣,因為台灣當時久已是日本領土。台北市受的損失很大,傷亡慘重;台灣人對「抗日」歷史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事實,今天的國民黨在其抗日大論述裏都忽略了,卻有史為證【註2】。
由 於美國二戰時期在西太平洋的戰績和重要性無可比擬,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儘管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 上遞交的《降伏文書》,裏面寫的投降的正式對象──「盟邦」,間接包含了中國:「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 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其後,9月9日在南京,日本更另外提交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裏面則是這樣寫的:「一、日本帝國政府 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 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註 3】。
這裏要注意一點是:所謂「第一號命令」(另一叫法是「一般命令第一號」),乃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手制定,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 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因此,嚴格而言,要求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代表中國的「蔣委員長」投 降,是美國的命令,並非日本主動提出。所以,日本人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與文獻不相勃。
不敗靠老蔣,得勝靠老美
毫無疑 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成為盟軍的主力,日本最後不會投降,頂多是在中國戰場面對國軍奮力抗擊,拖久了膠着呆不下去,於是和談、撤軍,甚至談也不談,找個 藉口撤軍了事,下回分解;日本不勝,中國不敗。此即本文開頭所述「抗戰4種不同終局」中的第三種。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按當時國軍自己的海空軍實力,根本 無法渡過東海黃海直接進攻日本,故不能言勝;至於絕大部分時間僅限於在大後方作騷擾性攻擊的共產黨游擊隊,就更不用說。
再如果沒有美軍參 戰、蔣介石的國軍在中國戰區也無心抗日的話,則就算共產黨的游擊隊與日本周旋到底,抗戰成果的上限,也不過是「4種不同終局」的第二種,即國家淪陷了,抵 抗者繼續零星打游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說的「中流砥柱」也許是成立的。當然,那也不過是上限,即最好的想像而已。
因為,在那個情況底 下,中共會否「周旋到底」還是很大的疑問。只要蘇聯老大哥與日本妥協,搞出一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亞洲版,則在「國際共產主義優先於中國民 族主義」的大纛底下,中共小弟弟的游擊抗日,馬上就得乖乖收縮甚至收檔,「中流砥柱」霎時變豆腐渣。之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大陸,就如同蘇、德當年瓜分 羅馬尼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一樣;也就是說,抗日的終局很可能變作上述4種的第一種:完全淪陷。
中共靠得住……!
蘇 聯瓜分中國的野心,於二戰末期大大膨脹。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亞/雅爾達密議上,史達林向美英兩國施壓,後者背着中國,同意了日本戰敗之後蘇聯在亞洲的 利益將得到保障;這包括:(一)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得到保持;(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而蘇聯過去在此港佔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三)旅順作為蘇聯海軍 軍港的租約重新確認;(四)通往大連的北滿鐵路、南滿鐵路由蘇中兩國共管,蘇聯過去在此鐵路上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由於密約有這些內容,1945年9月2 日之後,在中國東北境內和朝鮮「38線」以北地區的日本軍隊,是向蘇聯投降而不是向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的內容,國民政府知道了,強烈 反對。1946年2月22日,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傅斯年、陳衡哲、朱自清、王力、向達、沈從文、吳大猷、宗白華、儲安平等發表了反密約聲明;重慶學生更 組織了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要求蘇軍撤軍,抗議迅即遍及全國、海外,但中共卻一直裝聾作啞【註4】。
所以,抗日戰爭裏,沒有美軍和蔣 介石領導的國軍作主力的話,中國很可能就亡了。當時,中共中央裏的那批馬列主義小孫子還在史達林爺爺的愛護之下忙着成立「中華蘇維埃」搞獨立,所以他們講 抗日,根本靠不住、信不過。這一點,是今天給中共美麗的極端民族主義謊話沖昏了頭腦、不懂歷史的「愛國派」、沒搞清楚「亡我之心不死」的是哪一家的儍子們 難以想像的。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以逸待勞擊敗國民黨,瞬間席捲大陸;一場名為「解放戰爭」的內戰,又添百萬冤魂。跟着的幾十年裏,從 「打地主」開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天安門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裏,死人四五千萬,總數是「南京大屠殺」的100多倍,還未計其他方面的損失。 抗戰這「勝利」是誰的勝利呢?一問這個問題,就明白為什麼連台灣國民黨裏的反日派也沒很好胃口去大事慶祝那個「勝利」,反而是在大陸捏造出一個「中流砥 柱」神話的共產黨非常起勁,大事鋪張。
慶「70」、統台灣
然而,更奇怪的是,「70」,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 裏,從來都不具特別重要的符號意義,為何大陸要在抗戰勝利70周年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哄動的慶典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準台灣國民黨內碩果僅存 的抗戰世代元老,以「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的姿態拉關係,進行愈來愈困難的對台統戰;一是趁見證抗戰一代國人已經泰半作古、集體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 在境內外華人社會推銷「中流砥柱」虛假史觀,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找支點,以利延續對外的民族仇恨、強化內部專制統治。兩相比較,後者對政權更重要。
大 陸對台統戰,面對藍綠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世代問題:即使是體積正在收縮的國、親、新三黨大中華派系的群眾當中,年輕一輩也愈來愈與大陸感情疏遠、關係淡 薄,覺得大陸的「中華」和他們心目中的中華,相去甚遠,不是同一個味道。兩岸交流愈頻繁深入,這些人若非利欲熏心,對大陸的「異類中華」便愈發抗拒,情況 和香港的年輕一輩一樣。情急之下,中共只能打僅剩幾張牌之中的抗日牌,「70」周年是一個相對好機會。
沒料到,這次中共能統到北京看軍演 的,只有老早已經投共的那些「搵銀統派」如連戰和一些鬱鬱不得志的退役將領。連是「黨國首富」,進得胡潤榜,大兒子連勝武,據維基資料顯示,不僅是台灣著 名永豐金證券的董事,還在大陸有不少經濟利益,是北京中盛資本、天津中銀中盛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陸企的執董,可謂通吃兩岸金融。其他統派如馬英九,對 連戰等人受統到北京看軍演,十分不以為然,認為此舉在大陸千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台北的總統府也成為解放軍演習的假想攻擊目標)之際進行,無疑替中共的對台 軍事欺壓背書,更為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拆國民黨的台。至此,國民黨裏的慢統派和急統派裂痕更深。
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
大 陸這次操作抗日議題,以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居,結果被指剽竊歷史功績,罵聲遍天下。明知會引起廣泛反彈,卻一意孤行,無疑是因為中共認為此舉利大於害。 的確,如果大軍演配合假論述可以騙倒世人,給它的「愛國」業績打高分,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線就有了一個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就是「延續民族仇恨」。這種 「愛」和「恨」,在巧妙的挑撥之下,是強烈互激的。一個巧妙的挑撥手法就是宣揚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罪行可以寬恕,歷史不能忘記」。
侵略的罪行就是侵略的歷史,怎麼可以二分,變成相反的呢?如果你對一個人說:「我寬恕你,但永遠記着你的罪行。」這當然不是真寬恕。然而,口頭上「寬恕」敵人罪行很容易,而且那樣說,道德上就拔高了,倒轉頭就可以「緊記」歷史,延續仇恨,心安理得;這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
筆者認為,為了世界和平持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倒過來:「上一代的罪行無可寬恕,這一代卻應忘記仇恨」。
如何看待日本的歉意?
坊 間一般說法,是德國為二戰時期的罪行道歉是誠懇的,日本在這方面欠缺。德國夠誠懇,證據是德國的官方道歉不拖泥帶水,而更得分的是前總理布蘭特在波蘭的一 個猶太人遇害紀念碑前下跪懺悔的鏡頭。不過,常言道:實際行動比表面功夫更重要,德國的更可貴處在於它對戰後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實際承擔。然而,日本在實 際行動方面,幾十年來做得不比德國差,甚至有些方面可能更好。讓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公開的資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聯合國的貢獻。
聯合 國的經常性開支,是由各成員國作為責任負擔的,理論上是比照每一國家的名義GDP佔世界GDP的百分比而定,每3年評核一次。比較1995、2005、 2015年的數據,日本/德國的負擔份額%比例,分別是14/8.9、19.5/8.7、10.8/7.1,期間日本的GDP大約是德國的1.2倍,是世 界GDP的10%至7%(逐年遞減)。可見,一直以來,日本不僅大大超比率支付聯國經費,比起德國的份額也高得多,直至近年經濟不好景,份額才慢慢下降, 回歸聯合國法規,但目前負擔的份額依然高出其GDP佔世界GDP的比率約4個百分點(中國的份額逐年增加,不過,2015年的負擔份額才是5.15%,還 不到日本10.8%的一半,但中國的名義GDP卻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若算購買力平價GDP,則更不止2.5倍)【註5】。
道歉言論 和姿態不是不重要,不過要多從文化的角度來區別看待。基督教的罪惡/懺悔文化,和東方的羞恥/面子文化,有深刻的分別。比如下跪,西方人下跪,是悔罪的表 現,例如,羅馬公教徒就是只犯了心有邪念的小罪,也得跪着向司鐸辦告解;但東方人下跪,則是臣服的意思,完全不同。跪與不跪,曾經導致清朝與英國的外交關 係陷入僵局,那是文化差異的典型例子。
下跪文化
1793年,英國首位遣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抵京,他就是「大不列顛乃日不沒之大帝國」那句話的發明者。晉見乾隆皇之前,清朝官員事先要求他答應到時下跪,但此公不願意,竟然說 「我只在神和女人面前下跪」,結果,雙方當時妥協,這位伯爵同意以晉見英皇時的單膝下跪方式晉見乾隆,但清朝的檔案卻記載他是三跪九叩的;實情如何,各執 一詞。不過,後來乾隆根本不願意和英國建立關係搞貿易,故可以猜想那位馬伯爵並沒有行大清之禮【註6】。所以,由於文化差異,期望安倍比照布蘭特的做法, 是不合適的。
各種東方文化裏,也有分別。大陸的黨政官員「自我批判」,可以很逼真很賣力,七情上面乃至痛哭流涕都有,有的甚至自己打臉; 反過來說,下級官員對領導歌功頌德,也同樣誇張,聲線高八度很平常。不過,高級領導人當着大家為黨國或自己的錯誤向人民致歉,卻是未有過的。文革,在正式 文件裏說是有錯,但黨非但沒有道什麼歉,還趕緊加一句已經成為例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完全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陰暗面,糾正自己的錯誤,更 加生氣勃勃地前進。」
日本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領導,做錯事或說錯話比較嚴重的,道歉也通常很低調,只說一句半句抽象話,鞠躬,然後辭職下 台,一切比較含蓄。大眾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說得怎麼漂亮,而是看你怎樣問責,往後事情怎麼做,怎樣補救。日本在戰後幾十年裏,表達對二戰歉意的方式和風格, 大體上也是如此。
【註1】1944年,美國把B29轟炸機引進東亞戰場,起初都是從中國起飛,但航程不及東京;同年6月,美國在塞班島戰 役打敗日軍,取得瑪麗安納群島的控制權,之後B29從該處起飛,東京便進入戰略轟炸範圍。最密集的時候,美機一天出動300餘架次,三分之二對付東京,最 後導致該市死亡人數超過10萬。1945年3月,日皇巡視東京,知大勢已去,日本政府內部遂開始討論投降的條件。這個,當時美方也知道,所以,後來日本捱 的兩顆原子彈,日方認為完全不必要,一直(低調地)認為是「過度暴力」、針對日本平民百姓的反人道行為。關於東京大空襲,可參考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firebombing-of-tokyo。
【註2】記載美軍二戰時期空襲台灣的書籍新近有兩種,一是張維斌著的《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一是張維斌和甘記豪合編的《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3398737797。
【註3】日本於1945年9月2日向盟國遞交的《降伏文書》原文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降伏文書;文件指明「盟邦」含美、中、英、蘇四國。《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原文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uselang=zh。「第一號命令」的撰寫由美國一手包辦,詳見英文維基文庫https://en.wikisource.org/wiki/General_Order_No._1;中譯版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般命令第一號。
【註4】見耶魯大學法學院檔案所存美、英、蘇三方「雅爾達密約」中的「關於日本的協議」http://avalon.law.yale.edu/wwii/yalta.asp。參考阮銘的文章〈勝利與悲劇:中日戰爭與「雅爾達」的歷史教訓〉見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files/0128.htm;阮銘是前中共黨員、胡耀邦智囊,後流亡美國,到了台灣,成為獨派。1946年的反雅爾達密約、反蘇聯佔領東北的運動,詳見大陸學者江沛的〈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文章和大量圖片在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wzunex8857070.d.html?vt=3。
【註5】這些聯合國數據都可在這裏找到https://www.globalpolicy.org/un-finance/tables-and-charts-on-un-finance/member-states-assessed-share-of-the-un-budget.html。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援助(ODA),日本比德國少一些,大約是12/14之比,但ODA通常帶有貢獻國本身的商業利益及政治考量,而且包括貸款(優惠利率貸款),所以不是一個那麼純粹的利他標尺。
【註 6】見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文章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 the Kowtow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897, pp. 627-643;在JSTOR註冊之後可免費閱讀。
四種抗戰終局
一 場抵抗入侵的戰爭,對受害國而言,起碼有4種不同的終局:一、徹底淪陷;二、國家淪陷了,但抵抗者沒全輸,繼續打游擊;三、入侵者未能得逞,最後撤退,無 所謂勝或負;四、入侵者不僅撤退,抵抗者還反過來直搗黃龍,直教對方乞降。如果抵抗一方有外援,終局的內容可以更複雜。中國抗日,未嘗徹底淪陷,也沒有反 客為主,故上述第一和第四種終局都未有發生。最後直搗黃龍、令日方乞降的,是美國。
美軍打贏了太平洋的各次戰役之後,自1944年11月 起,派海軍艦艇封鎖日本近海,更同時從西面、東南面發動對日本國土的飽和空襲。光是對日本各大城市、特別是對東京長達9個月的常規轟炸(主要用燃燒彈), 已令日本吃不消,準備投降;其後蘇聯進入中國東北參戰(1945年8月8日)、美國扔兩顆原子彈(8月6日及9日),都只不過稍為加快了戰爭的結束【註 1】。
順便一提:當時美國對日轟炸,也包括台灣,因為台灣當時久已是日本領土。台北市受的損失很大,傷亡慘重;台灣人對「抗日」歷史有很矛盾的心情,這是原因之一。這方面的事實,今天的國民黨在其抗日大論述裏都忽略了,卻有史為證【註2】。
由 於美國二戰時期在西太平洋的戰績和重要性無可比擬,所以日本人一直認為自己只是輸給美國,儘管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在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 上遞交的《降伏文書》,裏面寫的投降的正式對象──「盟邦」,間接包含了中國:「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 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其後,9月9日在南京,日本更另外提交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裏面則是這樣寫的:「一、日本帝國政府 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 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註 3】。
這裏要注意一點是:所謂「第一號命令」(另一叫法是「一般命令第一號」),乃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手制定,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核准, 授權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在1945年9月2日受降儀式上對戰敗國日本所發布的。因此,嚴格而言,要求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代表中國的「蔣委員長」投 降,是美國的命令,並非日本主動提出。所以,日本人認為二戰只是輸給美國,與文獻不相勃。
不敗靠老蔣,得勝靠老美
毫無疑 問,如果不是美國參戰,成為盟軍的主力,日本最後不會投降,頂多是在中國戰場面對國軍奮力抗擊,拖久了膠着呆不下去,於是和談、撤軍,甚至談也不談,找個 藉口撤軍了事,下回分解;日本不勝,中國不敗。此即本文開頭所述「抗戰4種不同終局」中的第三種。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按當時國軍自己的海空軍實力,根本 無法渡過東海黃海直接進攻日本,故不能言勝;至於絕大部分時間僅限於在大後方作騷擾性攻擊的共產黨游擊隊,就更不用說。
再如果沒有美軍參 戰、蔣介石的國軍在中國戰區也無心抗日的話,則就算共產黨的游擊隊與日本周旋到底,抗戰成果的上限,也不過是「4種不同終局」的第二種,即國家淪陷了,抵 抗者繼續零星打游擊。在這個意義上,中共說的「中流砥柱」也許是成立的。當然,那也不過是上限,即最好的想像而已。
因為,在那個情況底 下,中共會否「周旋到底」還是很大的疑問。只要蘇聯老大哥與日本妥協,搞出一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亞洲版,則在「國際共產主義優先於中國民 族主義」的大纛底下,中共小弟弟的游擊抗日,馬上就得乖乖收縮甚至收檔,「中流砥柱」霎時變豆腐渣。之後,蘇、日兩國瓜分中國大陸,就如同蘇、德當年瓜分 羅馬尼亞、波蘭、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一樣;也就是說,抗日的終局很可能變作上述4種的第一種:完全淪陷。
中共靠得住……!
蘇 聯瓜分中國的野心,於二戰末期大大膨脹。1945年2月的克里米亞/雅爾達密議上,史達林向美英兩國施壓,後者背着中國,同意了日本戰敗之後蘇聯在亞洲的 利益將得到保障;這包括:(一)外蒙古獨立的現狀得到保持;(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而蘇聯過去在此港佔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三)旅順作為蘇聯海軍 軍港的租約重新確認;(四)通往大連的北滿鐵路、南滿鐵路由蘇中兩國共管,蘇聯過去在此鐵路上的第一優勢得到確認。由於密約有這些內容,1945年9月2 日之後,在中國東北境內和朝鮮「38線」以北地區的日本軍隊,是向蘇聯投降而不是向中國的蔣委員長投降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的內容,國民政府知道了,強烈 反對。1946年2月22日,當時的一大批著名學者傅斯年、陳衡哲、朱自清、王力、向達、沈從文、吳大猷、宗白華、儲安平等發表了反密約聲明;重慶學生更 組織了反對蘇聯侵略東北大遊行,要求蘇軍撤軍,抗議迅即遍及全國、海外,但中共卻一直裝聾作啞【註4】。
所以,抗日戰爭裏,沒有美軍和蔣 介石領導的國軍作主力的話,中國很可能就亡了。當時,中共中央裏的那批馬列主義小孫子還在史達林爺爺的愛護之下忙着成立「中華蘇維埃」搞獨立,所以他們講 抗日,根本靠不住、信不過。這一點,是今天給中共美麗的極端民族主義謊話沖昏了頭腦、不懂歷史的「愛國派」、沒搞清楚「亡我之心不死」的是哪一家的儍子們 難以想像的。
抗戰「勝利」之後,中共以逸待勞擊敗國民黨,瞬間席捲大陸;一場名為「解放戰爭」的內戰,又添百萬冤魂。跟着的幾十年裏,從 「打地主」開始,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天安門大屠殺等一系列事件裏,死人四五千萬,總數是「南京大屠殺」的100多倍,還未計其他方面的損失。 抗戰這「勝利」是誰的勝利呢?一問這個問題,就明白為什麼連台灣國民黨裏的反日派也沒很好胃口去大事慶祝那個「勝利」,反而是在大陸捏造出一個「中流砥 柱」神話的共產黨非常起勁,大事鋪張。
慶「70」、統台灣
然而,更奇怪的是,「70」,無論是在中國文化還是在西方文化 裏,從來都不具特別重要的符號意義,為何大陸要在抗戰勝利70周年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哄動的慶典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準台灣國民黨內碩果僅存 的抗戰世代元老,以「共同抗日、槍口一致對外」的姿態拉關係,進行愈來愈困難的對台統戰;一是趁見證抗戰一代國人已經泰半作古、集體記憶開始模糊的時候, 在境內外華人社會推銷「中流砥柱」虛假史觀,為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找支點,以利延續對外的民族仇恨、強化內部專制統治。兩相比較,後者對政權更重要。
大 陸對台統戰,面對藍綠問題之外,還有一個世代問題:即使是體積正在收縮的國、親、新三黨大中華派系的群眾當中,年輕一輩也愈來愈與大陸感情疏遠、關係淡 薄,覺得大陸的「中華」和他們心目中的中華,相去甚遠,不是同一個味道。兩岸交流愈頻繁深入,這些人若非利欲熏心,對大陸的「異類中華」便愈發抗拒,情況 和香港的年輕一輩一樣。情急之下,中共只能打僅剩幾張牌之中的抗日牌,「70」周年是一個相對好機會。
沒料到,這次中共能統到北京看軍演 的,只有老早已經投共的那些「搵銀統派」如連戰和一些鬱鬱不得志的退役將領。連是「黨國首富」,進得胡潤榜,大兒子連勝武,據維基資料顯示,不僅是台灣著 名永豐金證券的董事,還在大陸有不少經濟利益,是北京中盛資本、天津中銀中盛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陸企的執董,可謂通吃兩岸金融。其他統派如馬英九,對 連戰等人受統到北京看軍演,十分不以為然,認為此舉在大陸千百枚飛彈瞄準台灣(台北的總統府也成為解放軍演習的假想攻擊目標)之際進行,無疑替中共的對台 軍事欺壓背書,更為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拆國民黨的台。至此,國民黨裏的慢統派和急統派裂痕更深。
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
大 陸這次操作抗日議題,以抗日的「中流砥柱」自居,結果被指剽竊歷史功績,罵聲遍天下。明知會引起廣泛反彈,卻一意孤行,無疑是因為中共認為此舉利大於害。 的確,如果大軍演配合假論述可以騙倒世人,給它的「愛國」業績打高分,它的極端民族主義路線就有了一個支點。另外一個支點,就是「延續民族仇恨」。這種 「愛」和「恨」,在巧妙的挑撥之下,是強烈互激的。一個巧妙的挑撥手法就是宣揚似是而非的「寬恕/忘記」論:「罪行可以寬恕,歷史不能忘記」。
侵略的罪行就是侵略的歷史,怎麼可以二分,變成相反的呢?如果你對一個人說:「我寬恕你,但永遠記着你的罪行。」這當然不是真寬恕。然而,口頭上「寬恕」敵人罪行很容易,而且那樣說,道德上就拔高了,倒轉頭就可以「緊記」歷史,延續仇恨,心安理得;這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
筆者認為,為了世界和平持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倒過來:「上一代的罪行無可寬恕,這一代卻應忘記仇恨」。
如何看待日本的歉意?
坊 間一般說法,是德國為二戰時期的罪行道歉是誠懇的,日本在這方面欠缺。德國夠誠懇,證據是德國的官方道歉不拖泥帶水,而更得分的是前總理布蘭特在波蘭的一 個猶太人遇害紀念碑前下跪懺悔的鏡頭。不過,常言道:實際行動比表面功夫更重要,德國的更可貴處在於它對戰後世界和平人類福祉的實際承擔。然而,日本在實 際行動方面,幾十年來做得不比德國差,甚至有些方面可能更好。讓我們看一些國際上公開的資料,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聯合國的貢獻。
聯合 國的經常性開支,是由各成員國作為責任負擔的,理論上是比照每一國家的名義GDP佔世界GDP的百分比而定,每3年評核一次。比較1995、2005、 2015年的數據,日本/德國的負擔份額%比例,分別是14/8.9、19.5/8.7、10.8/7.1,期間日本的GDP大約是德國的1.2倍,是世 界GDP的10%至7%(逐年遞減)。可見,一直以來,日本不僅大大超比率支付聯國經費,比起德國的份額也高得多,直至近年經濟不好景,份額才慢慢下降, 回歸聯合國法規,但目前負擔的份額依然高出其GDP佔世界GDP的比率約4個百分點(中國的份額逐年增加,不過,2015年的負擔份額才是5.15%,還 不到日本10.8%的一半,但中國的名義GDP卻差不多是日本的2.5倍;若算購買力平價GDP,則更不止2.5倍)【註5】。
道歉言論 和姿態不是不重要,不過要多從文化的角度來區別看待。基督教的罪惡/懺悔文化,和東方的羞恥/面子文化,有深刻的分別。比如下跪,西方人下跪,是悔罪的表 現,例如,羅馬公教徒就是只犯了心有邪念的小罪,也得跪着向司鐸辦告解;但東方人下跪,則是臣服的意思,完全不同。跪與不跪,曾經導致清朝與英國的外交關 係陷入僵局,那是文化差異的典型例子。
下跪文化
1793年,英國首位遣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抵京,他就是「大不列顛乃日不沒之大帝國」那句話的發明者。晉見乾隆皇之前,清朝官員事先要求他答應到時下跪,但此公不願意,竟然說 「我只在神和女人面前下跪」,結果,雙方當時妥協,這位伯爵同意以晉見英皇時的單膝下跪方式晉見乾隆,但清朝的檔案卻記載他是三跪九叩的;實情如何,各執 一詞。不過,後來乾隆根本不願意和英國建立關係搞貿易,故可以猜想那位馬伯爵並沒有行大清之禮【註6】。所以,由於文化差異,期望安倍比照布蘭特的做法, 是不合適的。
各種東方文化裏,也有分別。大陸的黨政官員「自我批判」,可以很逼真很賣力,七情上面乃至痛哭流涕都有,有的甚至自己打臉; 反過來說,下級官員對領導歌功頌德,也同樣誇張,聲線高八度很平常。不過,高級領導人當着大家為黨國或自己的錯誤向人民致歉,卻是未有過的。文革,在正式 文件裏說是有錯,但黨非但沒有道什麼歉,還趕緊加一句已經成為例牌的「這充分說明,我們黨完全能夠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陰暗面,糾正自己的錯誤,更 加生氣勃勃地前進。」
日本的政府官員或企業領導,做錯事或說錯話比較嚴重的,道歉也通常很低調,只說一句半句抽象話,鞠躬,然後辭職下 台,一切比較含蓄。大眾認為重要的不是話說得怎麼漂亮,而是看你怎樣問責,往後事情怎麼做,怎樣補救。日本在戰後幾十年裏,表達對二戰歉意的方式和風格, 大體上也是如此。
【註1】1944年,美國把B29轟炸機引進東亞戰場,起初都是從中國起飛,但航程不及東京;同年6月,美國在塞班島戰 役打敗日軍,取得瑪麗安納群島的控制權,之後B29從該處起飛,東京便進入戰略轟炸範圍。最密集的時候,美機一天出動300餘架次,三分之二對付東京,最 後導致該市死亡人數超過10萬。1945年3月,日皇巡視東京,知大勢已去,日本政府內部遂開始討論投降的條件。這個,當時美方也知道,所以,後來日本捱 的兩顆原子彈,日方認為完全不必要,一直(低調地)認為是「過度暴力」、針對日本平民百姓的反人道行為。關於東京大空襲,可參考http://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firebombing-of-tokyo。
【註2】記載美軍二戰時期空襲台灣的書籍新近有兩種,一是張維斌著的《空襲福爾摩沙:二戰盟軍飛機攻擊台灣紀實》,一是張維斌和甘記豪合編的《米機襲來:二戰台灣空襲寫真集》;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3398737797。
【註3】日本於1945年9月2日向盟國遞交的《降伏文書》原文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降伏文書;文件指明「盟邦」含美、中、英、蘇四國。《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原文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uselang=zh。「第一號命令」的撰寫由美國一手包辦,詳見英文維基文庫https://en.wikisource.org/wiki/General_Order_No._1;中譯版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一般命令第一號。
【註4】見耶魯大學法學院檔案所存美、英、蘇三方「雅爾達密約」中的「關於日本的協議」http://avalon.law.yale.edu/wwii/yalta.asp。參考阮銘的文章〈勝利與悲劇:中日戰爭與「雅爾達」的歷史教訓〉見http://www.taiwanus.us/MediaVideoAudio/dpp/files/0128.htm;阮銘是前中共黨員、胡耀邦智囊,後流亡美國,到了台灣,成為獨派。1946年的反雅爾達密約、反蘇聯佔領東北的運動,詳見大陸學者江沛的〈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文章和大量圖片在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wzunex8857070.d.html?vt=3。
【註5】這些聯合國數據都可在這裏找到https://www.globalpolicy.org/un-finance/tables-and-charts-on-un-finance/member-states-assessed-share-of-the-un-budget.html。國與國之間的直接援助(ODA),日本比德國少一些,大約是12/14之比,但ODA通常帶有貢獻國本身的商業利益及政治考量,而且包括貸款(優惠利率貸款),所以不是一個那麼純粹的利他標尺。
【註 6】見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的文章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 the Kowtow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ly 1897, pp. 627-643;在JSTOR註冊之後可免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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