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在劉以鬯、西西、也斯和陳冠中四位文學界前輩之後成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於我是個極大的榮幸。不過，與過去四年相比，擔任二○一四年的年度作家，也許 是最不容易的一年。在盛夏書展的慶節性氣氛當中，這個城市同時在面對非常嚴峻的考驗。當然我們可以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談論寫作的挑戰和閱讀的樂 趣，或者以購物行為填補心靈的空虛。但是，據我的理解，年度作家除了是一個獎項，也同時是一份責任。年度作家的責任不但在於宣傳書展，更加在於讓更多人注 視文學，開始或者更深入地閱讀文學。我不用「宣傳」這個詞，因為文學是不能宣傳的，而能宣傳的就不是文學。年度作家必然以自身為例子，去示範文學寫作的某 些共通的特質和特異的可能性。在這些之外（或者之上），年度作家還必須展示，他是如何以他的寫作回應世界。

在最後這一點上，我雖然非常自覺，但也非常心虛。這半年來，我一直在為書展作準備，希望能好好把握這個直接面對公眾的時機。我努力整理自己的觀點，卻發現 自己的貧乏和不足。閱讀令我認清自己的渺小，思考令我陷入更大的猶豫。如今距離書展已近，既然無法在頃刻間獲得更大的進境，便唯有以有限的領悟，表達對文 學和對世界有限的看法，並期待各方大德不吝賜教。

文學產生於特定的時空，並以自己的方式對此時空回應。就算是不回應，也即是保持沉默，其實也是一種回應。自從本城的政制爭議白熱化，「沉默」一詞迅速貶 值，成為了絕對的負面詞。「沉默的大多數」首先被爭取、被呼籲，然後被譴責、被唾罵。在「沉默」的相反，是「發聲」，一個絕對的正面詞（它的變種是「出 聲」，但卻和「發聲」相抗）。在當前的情景下，不發聲成為了一種過錯，甚至是一種罪（所謂的「幫兇」）。不發聲的人需要被喚醒，否則便可能要交代（問誰未 發聲？）。「發聲」這個說法的字面意義是「發出聲音」，雖然含有「表達意見」的意思，但漸漸卻變成了單純的「展示立場」（歸邊）。「發聲」所強調的畢竟是 原始的「聲音」及其粗獷的「發出」（爆發）。簡單地說，發聲近似於「吼叫」，甚至是「怒吼」（義憤的同義詞）。那是非常有力的詞語，一下子就可以把奄奄一 息的「沉默」打沉。在全民發聲之下，沉默再不可能是一個選項。我不反對發聲，我現在做的就是一種發聲（寫文章）。但我必須承認，發聲於我是極困難的事情。 對一個以語言表述為專職的人來說，這聽來有點荒謬，但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才會敏感於語言已經墮入的困境吧。

對語言的忠誠或至少是尊重的大規模淪落，是我最近看到的慘况。語言被徹底地工具化，成為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攻擊性武器。這樣的語言觀在政權的一方毫不稀 奇，分別只是露骨還是婉轉的程度差別而已。語言作為管治手段在本質上就帶有支配性，但把一切歸結為「語言偽術」似乎是過於簡化。應對權力語言的支配，我們 需要維護語言領域的開放性，而非用上同樣屬於「偽術」的旁門左道。令人擔心的是，在抗爭者的一方，語言的濫用也日漸成為常態。這不只出現於必須動用簡化和 鼓動性的口號式語言的抗爭當場。很多平素冷靜理性的學者和評論者也捲進激情當中，開始以與事實不符的語言吶喊。其中最被濫用的詞語是「暴力」。任何一方都 做出被評定為「暴力」的行為，並同時以「暴力」來指摘對方，諸如「肢體暴力」、「程序暴力」、「議會暴力」等等。結果就是不斷升級的「以暴易暴」。對方任 何約制或衝擊己方的強硬行為，皆被無差別地冠以「暴力」一詞。詞語的濫用令我們失去清晰而準確地判別事態的能力，令每一個具體事件的個別環節的獨特意義都 被模糊化，成為簡單的正邪對決。在這裏我沒有篇幅引述阿倫特對 violence、power、force、authority、strength 等用詞的仔細區分，但語言區別力的喪失所導致的判斷失效和對話中斷卻是明明可見的。語言和現實的比例失衡 (disproportion) ，發生在語言運用的不同層面。一、詞語濫用：例如與「暴力」一詞相關的「暴政」。我不是說特區政府行事並沒有專橫不公之過，也不是說不應對此施以批判，但 放諸歷史和世界的參照，何時用上「暴政」一詞並不是沒有客觀標準的；二、不倫不類的比喻：例如各種關於中港關係的「拍拖說」和「交友說」；三、誇張的類 比：例如有議員認為香港今天的情况和法國大革命前夕相似。

我當然不是說一切只不過是語言問題，只要大家學好語言用好語言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語言的濫用造成人們對現實認知的扭曲，以及對形勢的錯判。而扭曲和錯判 最終不會停留在語言運用失當的層面，而會反過來實質地影響各方勢力的互動，改變現實的發展路向，導致自身所欲避免的結果，也即是預言的自我應驗。當然，也 不能排除當中存在有意為之的成分，但這樣只會顯示出對語言加倍的不尊重。我們逐漸在毁滅「以理服人」的文明條件，退入「以力服人」的蠻荒世界。接續下來的 將會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而各方都要對這樣的發展負上責任。

在這樣的情况下，文學還可以扮演甚麼角色，是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文學評論家喬治．斯坦納 (George Steiner) 在《語言與沉默》中反覆揣摩「沉默」 (silence) 這個詞的多重意義，其中最顯淺（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層，是當人類社會面對道德考驗的時候（斯坦納的絕對準則是納粹大屠殺），個人或群體因冷漠或怯懦而保 持沉默。這正是我們的社會現在對沉默的理解。無論自身能否做到，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敢公然反對。問題發生在我們對「沉默」只作如此理解，而事實上沉默不止一 種。斯坦納所指的更廣義也更深遠的沉默，源於文學（藝術）對嚴苛的現實的反應。因為現實世界的非人化（從大屠殺到商品社會的異化和語言的濫用），人類被迫 接近那不可言說之物的邊界。文學表現形式在回應世界的過程中走到極限，作家除了讓沉默進入作品，也無法不在現實中選擇沉默──遁入瘋狂或停止寫作。斯坦納 引用維根斯坦的說話：「不能言說的東西，我們必須將之歸於沉默。」

斯坦納並沒有否定沉默，但也沒有讚揚沉默。他知道沉默的誘惑，但也知道沉默的不能迴避。他把光線（視覺）、音樂和沉默，視為和語言並列的四種表現形式。所 以，沉默並非冷漠或者怯懦，而是一種選擇。在沉默中，我們聽到另一種聲音。我們可以從小說和電影中找到沉默的例子。在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的《燃燒的綠 樹》中，被推舉為教主的阿吉大哥發現組織內出現積極籌備武裝鬥爭的派別，便立即宣布解散教團，放棄反核和反國家體制的集體行動，責令成員們回到各自的靈魂 修煉。失去教團支持的阿吉大哥，獨自一人迎向舊日黨派鬥爭的仇敵，活生生地被石頭砸死，但他的忠實伙伴和協作者阿佐，卻認為他實現了「為別人而死去」的表 現方式，決心以文字把他的言行記錄下來，作為未來的大行進的基礎。在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遺作《犧牲》裏，藝術評論家亞歷山大在核戰危機當前，向神提出把 自己海邊的房子連同所有家財付之一炬，從此封口不言，守沉默戒（vow of silence），以換取世界逃過劫難。亞歷山大被當作瘋子以救護車送走，因喉部手術而一直默不作聲的小兒子卻開口說話，並繼承父親的工作，為一棵枯萎的 禿樹灌溉。在兩個故事的尾聲，我們都見證到（聽到）巨大的沉默的降臨，但也被告之，另一種聲音的發出。在藝術的世界裏，不存在完全的沉默，但也不存在不以 沉默為基礎的發聲（如果我們加上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的例子，沉默的力量就超越藝術，進入宗教和哲學的範疇）。語言本身就是出於沉默，而又歸於沉默。任何一 部作品也包含其開始和結束的邊界。在此前和此後，都是沉默。這是個顯淺得沒有人留意到或者願意相信的道理。

大江健三郎的阿吉大哥、塔可夫斯基的亞歷山大，甚至是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也沒有進行世俗意義的抗爭，而是以終極的沉默（死亡或瘋狂）為表現形式，不但發 出吼叫式的強音，還促成了語言的重現、意義的再生。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抗爭本身。當改變的路徑被全面封閉，行動是必要的。排除行動的世界是一個死氣沉沉 的、沒有可能重新開始的世界。但與之相對的沉默，也不能在世上消除。這是在特定的語境底下的，必要的沉默。介於行動和沉默之間的文學，首先（在政治權利之 前）要抵抗的是語言疆域的消失，縱使這片疆域已經因為兩端力量的擠壓而塌縮為薄弱得幾乎看不見的一條細線。（當邊界等同疆域本身，疆域還存在嗎？）

對於當今語言的困境，斯坦納如此總結道：「正是語言，將人從決定論的符碼、從不可言說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來。如果沉默將再次蒞臨一個遭到毀滅的文明，它將是雙重意義的沉默──帶着聖言（the Word）的記憶的、大聲而絕望的沉默。」
懷着這樣的警惕之心，我提醒自己盡力維護言詞的記憶，守住那必要的沉默，並以文學予之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