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真話

明報專訊】星期二下午的網絡世界變成一片歡樂海洋，周一嶽幾句簡短的電視答問，說李旺陽不似是自殺，這是一個專業醫療工作者理應平常不過的觀察總結，想不到成為網民認定周一嶽從鬼而人跨回奈何橋的證言。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着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 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 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 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 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 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 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 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着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 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 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 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 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 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 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况不是難事，然 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在 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 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着幾 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 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 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 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 《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 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着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 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 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 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 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 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 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 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 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 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 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

慕容雪村：在所謂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慕容雪村：前些天參加英國的海伊作家節，我做了一個主題演講，題目是《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因為時間關係，有些故事只講了梗概，還有一些則根 本沒提及，以下是講稿全文： 

 

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 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 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 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在中國廣為人知，都曾被媒體廣泛報導，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 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份。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 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著怎樣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 分，54歲的吳產娣擠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車，準備去國務院法制辦遞交自己的上訪材料。用中國的說法，吳產娣不 是公民，而是訪民，像大多數訪民一樣，因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們只能求助於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給他們公平，他們就千里赴京告御狀。這樣的 故事在幾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國崛起時代也不例外。上訪者都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天下之大，總能找到說理的地方。當吳產娣和她的同鄉擠上那輛 巴士，她看到了滿面流汗的人們，聽到了嘈雜的車聲人聲，她心中有一個卑微的願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對待，但在那一刻，她並不知道這輛車將把她帶 至何方。

10分鐘後，司機崔林關上車門，打電話向北京市公安局報警，說自己的車上有許多上訪人員，希望派警察處理。我們不知道這位崔先生為 甚麼要這麼做， 或許是因為他負有特別使命，或許只是因為他的警惕性比較高。十幾分鐘後，先後來了兩批警察，第一批兩個，第二批三個，他們沒有向任何人問話，也沒 有查驗證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車。又過了大約半小時，十幾個身著便裝的人走進這輛大巴，照吳產娣推測，這十幾個人應該隸屬於常州市政府，他們職責之 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訪民勸回家。但吳產娣和他的同鄉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他們擠下大巴，上了另一輛14路車，到國務院法制辦遞交了材料，然後回家等 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蘇常州，中國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回家的火車上，她會看到無數城市和鄉村，莊稼長勢良好，所有的煙囪都在冒煙，正如 我們事後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國的工業、農業都有強勁的增長。

372天之後，2010年7月7日，已經回家的吳產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 被一群便衣警察圍住，瞬即被帶到派出所接受詢問，那是漫長的一天， 到了晚上，警察向吳產娣出示了一份文件，決定對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車時沒有購票，導致那輛車停運一個多小 時。

14 路公交車票價一元。因為沒有視頻，也查不到交易記錄，除了司機崔林的證言，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吳產娣沒有買這一元錢的車票，但同樣，吳產娣 也無法證明自己買過票。在大國崛起時代，法律常常是這樣的：除了執法機關要證明你做過甚麼，你還需要證明自己沒做過甚麼，否則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 為這一元錢的錯誤，55歲的吳產娣被戴上手銬，送進了拘留所。也許警方覺得拘留還不足以懲罰這一元錢的罪惡，就在第二天，他們撤銷了這個決定， 改為勞動教養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勞動教養」就像是大學和療養院的合體，但事實上，它和坐牢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不需要審判——只要警察機 構認為有必要，就可以獨自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國，像吳產娣一樣的勞教人員有千千萬萬，卻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這是大國崛起時代的重要機 密。

那 365天是吳產娣的噩夢，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傳銷人員一起住在狹小擁擠的房間裡，每天都要背誦某些必須、某些禁止，常常被強 制做工，卻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她所在的勞教所生產二極管，在這漫長的365天中，吳產娣已經記不清她做了多少個，但可以確定，這些二極管大多被裝 在了電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著大國崛起的新聞。一年之後，吳產娣依然感覺到強烈的恐懼，時常夢到自己的勞教生涯，在這無法逃脫的夢中，她逃 避、掙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饒：我買了車票了，請不要勞教我。
從勞教所釋放之後，吳產娣開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 訴，請求撤銷對她的勞教決定，並希望得到國家賠償。結果並不意外：敗訴。她上訴，再 次敗訴。從法院的判決中我們可以知道：對她的勞教合情合理，並無違法之處，所以沒人需要對此負責。現在吳產娣已經57歲，病痛纏身，時常感到沮喪 和絕望，她說自己是個「弱女子」，「年紀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關於未來，她有兩個計劃：第一，把身體養好；第二，身體養好之後繼 續上訪。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分，吳產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車，她並沒意識到，這將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公交路線。在這條路上， 她將看到中南海 的圍牆、天安門廣場的一角，以及許多名勝古蹟和摩天大樓，還將看到巍峨壯觀的國家大劇院，幾小時之後，那裏會有一台盛大的晚會，票價從180元到 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為社會主義大廈多添一塊磚》、《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留給後世的故事》，屆時會有大人物到場，人們將群起歡呼。

關於這一切，吳產娣一無所知。她坐在平穩的車上，行駛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顛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聽著就像「無產地」，但現 在我們知道，她產於大國崛起時代的中國。

（二）
2011 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裡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 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數店舖已經開門營業，辦公室裡的人們剛剛開始一天的工作。在那個瞬間，沒人注意這個貌不 出奇的52歲男人，即使他已經做了那麼多明顯的暗示。

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裡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 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五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 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 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甚麼可 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 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 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 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 濟有著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采，那時錢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堅定變成了一 個堅定的訪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還沒有打算去死。

在一開始，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嚐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為此他還專 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復議，失敗；起 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這事的結果你 已經知道了：又一次失敗。在近十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 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沒人記得錢明奇曾有過甚麼樣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強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歸，但我們知道， 錢明奇和他的朋友們已經成了大國崛起時代的獨特風景，他們是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負產品。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 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賬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信 息，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 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 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申，有冤不申了。 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 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毀政府 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佈信息，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 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號碼還可以打通，接線人是他的兒子，他不太願意談論父親的事。錢明奇的另一個兒子要健談一些， 他說自己想寫一本關於訪民的書，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親。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三輛廉價汽車， 然後按下啟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 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走在錢明 奇曾經走過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 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著不起眼的工作，拿著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 這樣的人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床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 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

這 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欞，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 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在此後近四年的時間中，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著難以下嚥的食 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他曾長期被單獨囚禁，有兩年多沒見過真正的陽光，幾乎見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並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 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 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導，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在中文中， 這個詞也有執拗、倔強的意思，有時也指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 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 工資。開始還不算太壞，經法院調解，武鋼答應給徐武經濟援助， 但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徐武不肯接受這樣的調解，他說，他固然需要錢，但更需要一個說法，一個有明確輸贏的 結果。

徐 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 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管員。需要一提的 是，它還是全國文明單位、全國企業文化建設優秀單位——它的文化是「以人為本，誠信為先」。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文明單位」可以讓一些人 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自從拒絕了武鋼的人道主義援助，他開始品嚐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份，他開始遭受傷害，多 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 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2006 年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入夜之後，中央電視台將播放一台歡慶的晚會，慶祝這個輝 煌的時代，讚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那時他的家人都不 在場，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床上，就像一隻被火車碾過的盛世斑馬。

五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 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後的故事。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料瓶 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節日，天安門廣場正處於嚴謹有秩序的歡慶之中，來自中國各 地的遊客懷著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進這個廣場。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這舉動自有其傳統，早在47年前，四川 人何明淵就做過同樣的事，後來他被投進監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進了一座像是監牢的醫院。

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 中。

從 某個意義上說，徐武是幸運的。他的病友要交錢才能治療，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也許是醫院認為他的病情過於嚴重，所以他們拒絕讓徐武接 受探視。他年邁的父母一次次來到這堅固的堡壘前，又一次次失望而歸，從2007年到2011年，他們一共被拒絕了86次。他們向法院起訴，法院不 肯受理。他們找醫學專家來鑑定徐武的精神狀況，醫院堅決拒絕。他們和自己的兒子相距只有幾公里，卻如同遠隔陰陽兩界。

2011年4月19日 凌晨兩點，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 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著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 的院內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真份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 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鑒 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性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自己的兒子接回了家。在這 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導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 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 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 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關於未來，他有兩個計劃：第一是「忍耐」、「等待命運」；第二個計劃與法律有關， 他已經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沒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訴訟，但他依然對法律滿懷信心。要「學習法律、研究法律、宣傳法律、普及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 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歲，還沒有結婚，他希望能夠早日找到自己的愛情。早在2006年，他曾經遇見過一個喜歡的女人，不過遠遠談不上愛情，「只是聊過幾次天而 已」。在漫長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後，他已經和那個女人失去了聯繫，徐武說：她肯定已經結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兩個多小時以後，醫生從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水中有許多黑色的顆粒和 棉絮狀的物質，共計約8000毫升。但這並非全部，因為這次手術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鍾 光偉生於1973年，只讀過五年書，然後就輟學回家，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在貧瘠的田地中刨土尋食。他有3個孩子，這肯定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 育政策，根據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繳納罰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戶籍，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不堪承受的負擔。在中國近60多年的歷史中，最勤勞、最辛苦、最 貧窮的就是鍾光偉這樣的農民，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年復一年地耕作，換來的也只是勉強的生存。在大國崛起時代，中國 政府免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租稅，這讓一些農民過上了稍為輕鬆的生活，但對鍾光偉這樣的赤貧者來說，情況並沒有太多好轉。

2006年11月，鍾 光偉告別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礦找了一份打岩石風鑽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國的產煤大省，幾十年來，從這裡輸出的煤炭 達數百億噸，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礎，許多人因此發了大財，山西省也因此成為中國污染最嚴重、勞動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礦工在極為危險和骯髒 的井下採掘，他們大多沒有勞動保險，也沒有安全保障，許多人死於不見天日的地底。他們的死亡是大國崛起的一部份。
鍾光偉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國 的佛教聖地，離著名的雲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國崛起時代，這裡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釋迦牟尼，他們更崇拜煤。為了多賺 錢，鍾光偉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塵中工作十幾個小時。四個月之後，他開始感到肺部疼痛，經常咳嗽，但他沒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難以忍 受之時他會請醫生給他輸液，然後第二天照常開動風鑽，任粉塵飄在他的臉上，飄進他的肺裡。

2007年春天，鍾光偉的健康已被摧毀，他的體重銳減，咳得越來越厲害，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到大同市衛生檢驗檢測中心要求體檢，但被醫生拒 絕，理由是：塵肺是職業病，他們需要先確定鍾光偉「有職業」才能給他檢查。

這 意味著他要先拿出一份勞動合同，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他只是一位農民工，「農民工」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詞語，說明他同時具有兩 種身份：農民和工人，農民是他不可改變的階級屬性，工人是他實際做著的工作。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的人超過一億兩千萬，路是他們修的，樓是他們蓋 的，一切繁重的、危險的體力工作都是他們做的，但同時他們也是這個國家最被輕視的一群，常常被當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員，他們有流不完的汗、使不 盡的力氣，卻很少有法律意識，大多數都不知道用勞動合同來保護自己。當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只能默默忍受，因為他們拿不出一份勞動合同，而你知道， 中國是個講法律的國家。

鍾光偉回到工作的煤礦，希望礦上能夠給他開個證明，但被拒絕了。在他們眼中，鍾光偉已經成了一個明顯的負擔，他們實 在沒理由自尋煩惱。無奈之下， 鍾光偉向大同市南郊區勞動局請求裁定，這是異常艱難的旅程，需要賠無數笑臉，說無數懇求的話，他劇烈地咳嗽著，在這城市的馬路上徒勞無功地蹣跚往 返。三個月之後，勞動局的裁定出來了，他們不承認鍾光偉和煤礦的勞動關係，理由是大國崛起時代的典型理由：鍾光偉不認識煤礦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礦 工作。

現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訴，還是同樣的旅程：賠笑臉、說好話、蹣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審之後還有二審，一切再來一次。最後鍾光偉終於拿到了那份判 決，法院認定他和煤礦存在事實勞動關係。於是，在長達一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鍾光偉終於贏得了檢查身體的權利。

體 檢結果表明，鍾光偉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嚴重受損。他拿著這份體檢報告向政府申請工傷鑑定，這是另一段艱難旅程：賠笑臉、說好話，在希望和絕望 之間無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而他賺到的那點可憐的錢幾乎耗盡，只能吃最廉價的止痛片來緩解疼痛，開始是一顆一顆地吃，後來是一把一把 地吃。在7個月的艱難周折之後，他被鑑定為傷殘三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然後他開始申請工傷賠償，他填了表格，複印了證件，辦齊了全部申請的文 件，大聲咳嗽著來到南郊區勞動局，與以往的繁瑣拖沓不同，這一次，勞動局的表現異常簡潔，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予受理。因為他工作的那家煤礦 已經在幾個月之前關閉了。

然後是再一次起訴，一切艱難再次上演，幾個月後，法院判他勝訴，應獲賠償49萬餘元。他又等了四個月，沒有得到一 分錢，於是只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 行。在鍾光偉的故事中，我已經說過多次「艱難旅程」，但請相信，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艱難。在大國崛起時代，執行是無比艱難的事，即使是最有經 驗的律師也會因為聽見這兩個字而昏死過去，更何況是身份卑微、衣著寒酸、奄奄一息的鍾光偉。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於住處和法院之間，一次又一次地絕 望。他們跪在地上，流淚懇求，然而你們知道，法院都是講法律的，所以法官會向他提出許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礦主帶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礦山設備的倉庫……他們一定明白，這些要求對鍾光偉而言簡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時鐘光偉已經身無分文，還欠了一身的債，他生活在煤海之 中，卻買不起一塊取暖的煤，在中國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裡，他們一家五口縮在一條薄薄的 毯子下，其中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鍾光偉徹夜咳嗽，有時還會暈厥。他和妻子都想過自殺，他12歲的女兒準備去賣血，在最艱難的時刻，善良誠樸的鍾 光偉甚至想炸毀這個苦難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幾個月後有了轉機，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體也開始廣泛報導鍾光偉的遭遇，然後，2010 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鍾光偉和他的債務 人，開始了一次艱苦的談判。大國崛起時代的法律有軟硬兩種版本，對吳產娣、錢明奇和徐武來說，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對鍾光偉來說，法律就是 軟的、可以討價還價的。煤礦主不肯支付全額賠償，法官從中調解，鍾光偉就只能一次次降價，從49萬到48萬，到47萬，到35萬，最終27萬成 交。法律是鍾光偉最後的信仰，但最後，法律給他打了個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醫生從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右肺更多，21瓶。醫生說，這只能減緩 他的病情，卻不可能根治。

在大國崛起時代，像鍾光偉這樣的塵肺農民工有千千萬萬，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像鍾光偉這麼幸運，沒有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他們幾乎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他們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掙扎，然後默默地死去。

鍾 光偉還活著，他身高173公分，體重52公斤。他洗了肺，還了債，買了一所舊房子，用健康換來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他的病不可能治癒，也沒人會給 他報銷醫療費，因為他是個農民工。對他來說，「未來」是個奢侈的詞，他沒有太多計劃，只想養些豬、養些羊，讓家人吃飽穿暖，自己儘可能地活下去。 他現在學會了使用網絡，兩年中，他在網上發佈了超過4000條信息，全是在關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說：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甚麼滋味，我 沒有能力給他們太多幫助，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感覺一點溫暖。

（五）
我要講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果時間足夠，我還會給你講葉海燕的 故事。葉生於1975年，是一位堅定的女性權益維護者。她關心愛滋病人，多次幫助他們 維權，因此歷經挫折。她長期致力於維護性工作者的權利，為了瞭解她們的處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價妓院。她的壓力來自於兩方面：官方的和民 間的，我們的政府不喜歡她，我們那些滿懷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麼喜歡她。就在10天之前，幾個不名身份的人闖進了她的工作室，他們砸毀了許多傢俱， 卻並沒有讓葉海燕屈服。在未來的日子裡，她將繼續關心女性權益：那些吸毒品的婦女、那些在身處監牢的婦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種種暴力下痛苦 悲傷的婦女……她活得並不容易，卻有著遠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國第一任民選的婦聯主席，如果有可能，她還想做中國的第一任女總統。
我還想講梁 樹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歲的企業白領，共產黨員。他受激於錢明奇之死，報名參選他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他通過了一道又一道繁瑣的程 序，填寫了一張又一張麻煩的表格，他印製了競選海報，滿懷熱情地對選民們講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按照中國法律，這不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 是應該做的事情，但他還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礙，有人電話阻止，有人當面勸說，還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資料，遠赴他的家鄉做各種調查。

2011年9月8 日，在廣州麗江花園的人大代表選舉現場，他把兩位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在選票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投進票箱。他獲得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但最 後還給敗給了那些陰險的設計和可恥的伎倆。下一次選舉將在2016年，梁樹新說，如果那時可以正常地參選，他願意再次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貢獻力量。

還 有蕭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蕭瀚這個名字已經被註銷過131次。蕭是一位43歲的學者，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他長期關注時事，時常 發表評論。在大國崛起時代，時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讚美政府，一種批評政府，蕭瀚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份都屬於後者。這些文章給他帶來了許多麻 煩，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學校停課，也曾短暫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了8個小時。2009年11月，蕭瀚註冊開通了他的第一個微博賬號， 談論法律、時事和言論自由，很快這個賬號被註銷，然後他註冊了「蕭瀚微博二世」，二世被註銷之後，他註冊了三世，三世又被註銷，他就註冊四世…… 在我離開中國的那一天，他的賬號是「蕭瀚微博132世」。事實上，在中國的互聯網中，轉世者決非蕭瀚一人，而是成千上萬，他們被稱為「轉世黨」， 其中有一位黨員已經轉世359次。

在大約30個月的時間裏，蕭瀚共計發佈了超過百萬字的言論，其中有一些廣為人知，比如「惡猜公權、善待私 權」。在某個意義上，他已經死過131 次，但依然不會放棄死亡。這是鐵牆與頭顱的戰爭，雖然取勝無望，但他依然堅持著一次次把頭顱撞向鐵鑄的高牆。蕭瀚說：在沒有自由的時候，自由就是 一切。

還 有劉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劉德山是一位從業40年的法官，同時還是一位法院院長。2010年5月4日，有人電話通知他去一個渡假山莊，他冒雨前 往，從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監視居住，然後被投進看守所，在此期間他備受折磨，受過各種各樣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權勢的人物，卻依然無法對抗無辜 加之的傷害。在酷刑的間歇，辦案人員也會表現出一些善意，他們會推心置腑地勸告劉德山要「調整心態」，因為辦案的方針不是無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證明自己無罪，否則就是有罪。還有人會勸他明辨形勢，「既然你都進來了，總得說點甚麼，給我們個台階下吧？」19個月之後，法院判他 無罪，然而失去的已經失去，應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準備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不過他自己也清楚，這將是一條無比艱難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 44歲的公務員，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聯網上發佈了一則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笑話，共計58個字。因為這58個字，方洪成為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 家，他被勞教了一年，平均每個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來出事後，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推給薄，但這並不能說明方洪何以至 此。一個崛起的大國為甚麼會害怕一個笑話？甚麼樣的制度才會把一個僅僅是講了幾句笑話的人投進監牢？為甚麼公民的權利可以被如此輕易地剝奪？卻又 如此難以維護？方洪說，集中營的日子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接下來，他將不遺餘力地對抗這邪惡的勞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間揮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礦坑中疲憊掙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艱難道路上的人。幾十年來，正是他們鋪平了道路， 蓋起了高樓，是他們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創造了中國的奇蹟，也正是他們，一直建設著、揹負著、也忍受著這大國崛起的時代。

當 人們歡呼大國的崛起，也應該看到大國的危機。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確實讓許多人擺脫了貧困。而與此同時，人權狀況卻並沒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獨立，新聞依然不自由，言論依然被管控、被壓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難之中，這些都已成為大國崛起時代難以承受之重。事 實上，這並非大國的第一次崛起，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知道，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有過繁榮時期，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這繁榮將很難維持，隨之而來 的就是蕭條、饑荒、戰亂，直至最後的覆亡。沒有太多證據顯示現行制度比歷代王朝政治更加優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難以擺脫的宿命。當物 價飛漲、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日異嚴重、民間的抗議運動如風起雲湧，而維穩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業，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末日徵兆，幾千年間， 這樣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變，接下來就將是千萬人的苦難。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 更意味著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應該得到救 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應該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 真正的勞動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而不是讓吳產娣、錢明奇、徐武、鍾光偉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 難。

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卻不能接受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李怡: 絲絲世語：比登天還難的事

神九登天，新浪微博發起「給神九寫封信」，結果許多網民痛陳大陸要解決現實中許多事情「比登天還難」，這些事情包括房價和物價飛漲、大學生就業困難、貧困兒童失學，全民醫保養老無福利保障，食品安全如同兒戲、黨政官員貪污腐敗、城管鬧事街頭、貧富差距嚴重……。
有網民說，神九上天光油錢就燒掉三十多億元，能分一點給邊窮地區的孩子解決教育問題嗎？
一 女網民在信中說，可以把一個女航天員送上天，也可以強行墮掉一個村婦七月大的胎兒。三十三歲的劉洋和二十二歲的馮建梅，兩個女人命運的對比是這個國家撕裂 現狀最好寫照：「光榮與夢想映照着恥辱與絕望，最尖端的科技伴隨着對人最無恥的踐踏，飛船上天而道德探底，大國崛起而萬民下跪，最好的時代就這樣遇上最壞 的時代。」

李怡

崔勁草：沉默的受難者

【陽光時務】「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判刑）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台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

以上數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國異見人士黃河清編錄的「六四底層列傳」名單，有關「六四鐵漢」李旺陽的簡介。其實，要不是李旺陽生前（5月22日）接受 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以百病纒身、嚴重傷殘之軀，在鏡頭前擲地有聲地說無悔參與八九民運，「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並在受訪短短兩周後（6月6日）在下 榻的醫院離奇身亡，相信海內外知道「李旺陽」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湧迫使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承諾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徹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眾知名度比李旺陽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難者，多年來又得到海內外的多少關注？

「暴徒」的下場

根據黃河清的「六四底層列傳」（收錄於蔡淑芳所著的《廣場活碑》），「六四」後全國15個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當中北京巿便佔了1,209人。全國共有26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一人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當年全被槍斃。

而由張良所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列出全國因為牽涉民運而被捕（包括向當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達5,104人。官方資料方面，北京巿委 辦公廳在1989年8月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在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的北京異見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進行有關「六四」後被當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調查。他接受《陽光時 務》訪問時稱，當年北京巿政府管轄的五個監獄或監禁處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為牽涉八九民運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緩不等的 重犯，全被關在位於北京巿朝陽區南豆各莊鄉的北京巿第二監獄，至今還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們當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農民，被判監禁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曾參與民運的學生，相對普通巿民都較有組織，有訊息渠道，因此政府對他們往往都有點網開一面。」

「他們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蹤火、搶劫、參與暴亂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實都沒有與戒嚴部隊正面（暴力）衝突，例如有巿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或是檢起子彈頭，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

現年58歲的李海，因為在九十年代長期從事追蹤「六四沉默受害者」情況的調查和統計工作，1995年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當年，公安把他的調查資料全數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憑記憶講述當年報告的內容。當中不少史料，難免因此散佚。

李海稱，根據他當年的統計，北京當年共有八人因為被指縱火焚燒軍車被判死刑，當中只有環衛工人王連禧，最後因為經醫學鑒定為智障人士而沒被處死。他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2007年出獄。王出獄時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生活非常艱難。

「政府對這類人的打擊都很重。他們當中很多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學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關押了很多年。他們出獄後，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很難 找到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終生沒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的李海稱，他在2004年獲釋以來，也從未得到過政府的低保，一 直以來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維持生活，還要長年受到當局的重點監控。

「自出獄以來，警察對我的騷擾都非常厲害，不少時間我都被軟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當局對我的打壓更變本加厲，有幾次我被政府人員綁上雙 眼帶走，關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賓館，一關短的就是一個星期，長的就是四十多天。這樣我的生活就很難正常，工作也很難搞。」

不為人知的迫害

同樣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江蘇異見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發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 「當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民運的人。四川、湖南、山東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緩、無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以上的都有。當然根據我瞭解的情況， 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還有幾個人還關在監獄裏之外，其餘各地的都放出來了。」

為了撰寫這篇報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聯絡了全國各地關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名單，並參考了「天安門母親」組織以及一些 海外中國人權組織的資料。「拿到倒是還算順利，但是過程中也被當局嚴密地監控，後來（政府人員）就到我家裏來抄了兩次，把電腦、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京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殺那一天，起來反抗屠殺的工人和市民。這群被當局稱為『六四暴徒』的群體，得到境外有關機構的關 注很少。他們關進去的時候都二十來歲，有的關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來就是關了二十三年，四十多歲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謀 生的本事，也沒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說話。所以他們的處境應該是比較差的。」1989年時年僅22歲的小販李玉君，當年因為點燃了一輛普 通民用運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車，阻止解放軍入城，結果被當局以縱火罪判囚23年。

對於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尋找。他雖然從未與李旺陽有過交往聯繫，但認為李當年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出獄後仍然繼續為民主奮鬥， 因此又換了第二次監禁，形容「在中國願意為民主獻出自己絕大部分東西的人，為數已不多」。他慨嘆說：「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 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內地，官方傳媒至今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即使在微博、討論區等網上平台，網民討論李旺陽事件的氣氛也並不熱烈。一名在上海某電視台供職的媒體人說： 「相比於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當年學運領袖，李旺陽的名氣不大。此外，邵陽巿位處偏遠，歷年來外界關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發了萬人遊行，我身邊 朋友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對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強烈反應，感到有點不解：「坦白說，內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實在太多了，為什麼去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薛 錦波之死，又沒有像這次引來這麼大的反應呢？」

這名經常「翻牆」瀏覽海外敏感資訊的媒體人形容，李旺陽事件目前僅在內地公共知識分子等「小圈子」群體獲得關注。「李旺陽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眾最直接的 利益離得太遠。與上次烏坎事件的薛錦波之死比較，徵地、拆遷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很多民眾利益都受到侵害，所以因此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較受人關注， 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但是李旺陽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關心的。」但他補充，一些人還會默默關注李旺陽事件，但 就不願意公開談論，更遑論以實際行動聲援了。

在海外有較高知名度，曾經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異見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網上公開呼籲海內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當時剛剛出獄的 李旺陽捐款，以解決他生計問題的燃眉之急。可惜，當時只在美國之音等少數長期密切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海外媒體，以較大篇幅報道這個呼籲。至於香港主流傳 媒，直到李旺陽不幸離奇去世前，對他卻甚少關注。《陽光時務》記者近日曾多番聯繫秦永敏，但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普通人如果真要幫忙的話，那還是很容易的。即便他們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瞭解到他們的基本情況，應該並不難。可惜的是，真正著手去幫的人比較少。」江棋 生慨嘆，境外傳媒以至有關團體，以往一直很少關注「李旺陽們」這類知名度較低的長年受迫害異見人士，他們長年因此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想對他們來說， 經濟上最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吧。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穩定，也不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險。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們名氣不大，也應該 如實地肯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

身兼職工會聯盟秘書長的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陽生前曾積極投入工人運動，其家人長年也生活結据。為了援助李旺陽的家屬，職工盟已為李家設立捐款 專戶，目標是為他們籌集50萬港元，以應付李旺陽的後事和家屬日後生活所需，超出之數則將會撥作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之用。

梁振英的英文

問：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最近談到六四悼念晚會，說 I am not saying I was not touched（我不是說不感動），這種雙重否定句法，英文似不常見，先生可不可以談談？

答： 英國名作家奧威爾（ George Orwell）有一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政治和英語），見解鞭辟入裏，正好借來分析梁振英那句英文。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轉錄原文，謹翻譯最貼切的一段：「文意虛偽，文詞即隱 晦。所言與所想相違，下筆幾乎就會本能的使用冗長詞語和陳腐成語。」雙重否定正是言不由衷文辭的一個特色。為了顯示這種語法冗長無聊，奧威爾特別作了一 句，今天常見引用： A not unblack dog was chasing a not unsmall rabbit across a not ungreen field（一隻不是不黑的狗，跑過不是不綠的原野，追逐一隻不是不小的兔子）。梁振英那一句，就「幾乎是本能的」短話長說，迂迴曲折，務求隱晦，既不說 感動，也不說不感動。

《政治和英語》還有一段話很精到：「英國有些教授，生活舒舒服服，要為俄國獨裁者辯護，不能明明白白說『我認為，求效求益， 不妨誅殺反對者』，於是，他們或會說：『我們完全承認，蘇聯政權某些地方令人道主義者失望，但是，有一點我們大概不能不同意，就是……論俄國今天的具體成 就，足以證明俄國人民沒有白捱苦。』」這類言論，六四以來我們不是天天都聽到嗎？

古德明

林天悟：李旺陽命案毋須官方再定性

【信報轉載】 六四硬漢李旺陽的死訊傳來，稍有良知的人都難以不動容。官方的說法是死於「自殺」，但現場圖片曝光，只見李旺陽吊在窗邊死不瞑目，雙腳踏在地上，左手輕抓 衣架，布條綁着超高難度的專業繩結，但死者是眼盲耳聾兼行動不便的六旬翁……種種疑團活現眼前，稍懂邏輯的人都不相信這是單純的自縊。

若硬要說李旺陽是「自殺」，那麼他自尋短見的過程應長達二十三年──始於1989年的春夏之交，終於2012年的飛霜6月。如今其遺體已被強行火化，受盡 人禍折騰的殘軀化作一柸骨灰，那顆爭取民主的鬥心不會湮滅，歷史一定會記着李旺陽的名字，他是六四事件遲了歸隊的冤魂！慘案未平反，責任未追究，請莫談原 諒。

誰相信這種漢子會尋死

李旺陽原本在內地知名度不算高，如今更變成忌諱詞，網絡被禁，媒體上「被失蹤」，其妹妹李旺玲及妹夫趙寶珠都受到嚴密監控，連日來與外界隔絕，欲幫忙的親 朋好友以至律師，不是被傳喚至公安派出所問話，就是帶往外地「旅遊」。沒有公開公平公正的驗屍程序下，就這樣被毁屍滅迹了。

在這種強權無道的情況下還奢望官方嚴查死因，甚至推翻「自殺」之說，除非像薄熙來案那麼曲折離奇，否則只是癡人說夢，不可能實現。因此，民間毋須奢求官方 會改變李旺陽命案的定性，我們姑且連同二十三年前那筆血債一起算吧。那麼說來，這宗絕對是「謀殺案」──從追究六四屠城責任計起，再徹查李旺陽被殺的手 段，然後嚴懲兇徒。這筆賬就算再等多少個二十三年，都應該這樣算。

香港人為李旺陽的死特別悲憤，原因是看到有線電視於本月2日播出的專訪。片段可見李旺陽已嚴重殘障，多隻牙齒都打斷了，連走路也要人攙扶，只靠在大腿寫字與記者對答。

他為爭取民主坐了二十一年冤獄，但仍對着鏡頭堅定不移地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實現多黨制，我就算砍頭我也不回頭。」結果他的頭沒被砍，但四天後卻掛在窗邊。誰會相信這種漢子會尋死？

作為傳媒工作者，聞悉李旺陽死亡，除了哀國家的黑暗，也為採訪這宗新聞的記者憂心，他就是有線的林建誠。建誠兄是行內有名的「亡命之徒」，全天候緊盯各種 新聞材料，沒有所謂真正休息的時刻，國內哪裏有大事就往哪裏跑。記得2008年四川大地震一役，他與攝影師第一時間趕到震央，沿途好幾次都是生死一線間， 不是險跌落山崖，就是幾乎被泥石流打中，慶幸撿回一命，讓外界得知災區的真實情況。

難得的是，林建誠與有線中國組的採訪團隊不是追求刺激的災難畫面，而是特別關心中國維權事件，無論是呂秉權抑或吳紫敏等記者，對四川豆腐渣工程、譚作人被 判監、劉曉波坐牢、結石寶寶趙連海枉判尋釁滋事、陳光誠夜奔出走等等，有線團隊都發揮人民精神，贏得中港行家的尊重和讚賞。

須知道，香港雖說享有國內難得的新聞自由，但基於政治立場、成本和市場價值考慮（排名絕對分先後），若非有一群真正關心國事、主動爭取採訪的有心記者，許多維權新聞只會湮滅在八卦小道新聞當中。

林建誠得知李旺陽的死訊，多天失眠且淚流不止，自責是那個訪問間接害死了他，他哭着跟傳媒說：「這根本是暗殺，如果不滿意採訪，可以殺我，不要殺他！」其上司好友或行家都好言相勸，但正因為他是有心人，心裏的痛就更深，那種悲慟非一時三刻就能解，行家都覺傷感。

公安施虐罪不在傳媒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公開說：「記者的天職就是找真相，有人因為真相而死，不是你們的責任，如果你們因為講真相的人死了，而不再為講真相的才是問題。現在不是 說對不起的時候，一個政權是抵擋不了眾多傳媒的問題，希望香港的傳媒不要再悲哀，做回你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對李旺陽最好的哀悼。」

誠如梁國雄所言，「記者的天職就是找真相」，但傳媒工作者的另一「天條」是「沒有任何新聞比生命更重要」。若知道有人會在受訪後被殺，就算對方是自願，也不會有新聞工作者故意犯上「幫兇」之罪。而林建誠採訪李旺陽的出發點，絕對是想他生存下去。

根據過往經驗，得到外界關注的維權或民運人士，縱使可能受到加倍監控，但中共還不敢「公然行兇」，尤其是在6月初的敏感時刻，再添幽魂只會觸動民憤。因此，更多的說法是指湖南公安施虐過度令李旺陽喪命，為了掩飾罪證必須火速燒屍滅迹，罪不在傳媒。

哭過痛過之後，相信建誠兄會更堅定去揭露黑材料背後的真相，且與各路新聞工作者共勉。

目前香港和澳門成為能夠公開討論這宗命案的特區，李旺陽的靈位不在家鄉湖南，卻在境外兩個小小特區，實在令人不勝唏噓。值得一提的是，李旺陽死後，本港三 份左報首兩天均隻字不提，直到上周六（本月9日），《文匯報》終於有一百八十二字的短文，標題是〈李旺陽湖南病房自縊亡〉，內容撮要為：「……死者李旺 陽，男，62歲……2012年6月6日6時許，同室病友李某發現李旺陽上吊在病房西側窗護欄上……初步確認李旺陽係自殺身亡，有關情況正在進一步調查 中。」

香港要推行國民教育，大可以把以上短文，跟其他李旺陽的頭版報道作個對比，討論主題應該是「何謂黨性重於人性」。

什麼叫「不是說不感動」？

面對18萬人參加六四燭光集會，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說：「我不會……不是說我不感動。我不會評論。（I will not...I am not saying Iwas not touched. Ihave no comment.）」這是撿了便宜的古惑句子，一般市民容易看作「也算感動」，但細心拆解，只能排除「不感動」的形容詞，留白處不見得就是「感動」，加上 結尾的「不會評論」，等於沒有表態。

同樣地，梁振英連日來被追問對李旺陽命案看法，他的回答是：「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但不會公開評論。」答案跟回應六四集會時如出一轍，表面是「有看法」，背後卻空洞蒼白，最終還重複了十一次「不會評論」。

作為香港的未來首長，梁振英一定知道六四事件是港人的心結，面對大是大非而沒有帶領民眾去思考，連一句良心話都不敢說，那種「不會評論」的堅持，已是助紂為虐的惡。

王雅雋：直道的魅力

【明報專訊】念大學的時候，聽老師講過一個故事﹕柳下惠在魯國當法官，三次被罷免。別人對他說﹕「先生難道不能到別的國家做官嗎？」柳下惠說﹕「如果我堅持做正直的事，去到哪裏不會被罷免三次？如果我願意妥協自己的原則，又何必離開祖國呢？」

這則故事出自《論語》，原文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不問成敗，只問對錯

我聽了這故事，對柳下惠有了新的認識。從前我只聽說他是個「坐懷不亂」的聖人，對他無甚好感。現在我了解到他天真固執的一面，便看出他的可愛來。不僅如 此，這故事還為我解開了一個心結﹕讀過歷史書，我總感到自己對康有為和譚嗣同雖然同樣尊敬，內心卻偏愛譚嗣同。正如我看黃興和孫中山，明知後者的功績彷彿 大些，也還是更欣賞黃興。原來，我的這點感情分，並不是因為人家在革命的路上死得比較慘，而是直道的魅力。

直道就是﹕不問成敗，只問對錯。「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無論背景多麼宏大，時勢如何趨使，在那具體的「生」與「義」不可兼得的一刻，渺小的個 人必須選擇。這是原則的較量，沒有迴旋的餘地。所謂「曲線救國」，有時只不過是怯懦的藉口，良心的補償。我想，如果「枉道」體現的是人性的弱點，「直道」 便是人性的光芒。

在網上看李旺陽的訪談，第一印象是他清晰的思路和洗練的語言，真教人眼前一亮。多年刑罰眦壞了他的身體，卻絲毫沒有使他混沌。在這險惡亂世，他無所畏懼， 直道事人。當我對他的經歷多些了解，再看訪問，便認識到他的美德。他自己當年拒絕逃亡，但是從不貶低別人的選擇，對待曾經逃亡的朋友依舊像春天般溫暖，真 誠地視他們為同道中人。他既不偏執，也不酸楚，他的憤怒毫不誇張，他的樂觀絕不煽情，他只是在堅持個人的道德。這樣一位真的猛士，長年受到非人的折磨，已 然被摧殘得形如槁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短短幾日之後，居然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自殺了，我感覺就像兜口兜面被當局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有些價值判斷，並不需要高明的政治智慧，只需要一點常識和良知。我雖不會口若懸河評論「六四」，可是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分別還是一目了然 的。這一次，一個盲人腳踏實地上吊身亡，得要多聰明的人才能看出事情的蹊蹺？問題是在一個指鹿為馬的社會裏，說句真話都能要命。所以，內地人每逢在「民主 自由」的事情上被人「干涉內政」時，總是閃爍其辭辯解一句﹕「國情不同」。

價值判斷只需一點常識良知

國情的確不同。我小時候對「六四」的啟蒙認識，來自偷聽父母閒聊身邊熟人的八卦。當年我家遷居廣州，很快便結識了住在附近的同鄉張三和李四兩家人，他們都在本校工作，但是據我父母說，是「從北京『貶』到南方來的」。

1989年，張三在北京大學碩士畢業，李四剛開始走上講壇，一場運動就這樣把他們「花了底」，從此檔案裏記一筆不特止，戶口亦永不能遷回北京。後來，他們 在南方找到工作，但是沒有黨的信任，升職是不可能的。好在兩人都有精明能幹的老婆，幾年間四處活動，上下疏通打點，終於悄悄「洗底」，改了檔案。

那時兩家人都住在簡陋的平房中，夫妻間吵起架來，總要我父母去勸。我既不知道「六四」是怎麼回事，對於這兩個參與者並沒有一點同情。張三是我父親的牌友， 打得比我父親還兇，天天通宵打麻將，簡直不用上班似的。李四和老婆離婚之後，不斷和女學生傳出緋聞。他們評職稱的學術論文，都是花錢在期刊發表的。

我對於「六四」的印象，總是朦朧地和這兩個人牽連在一起。10歲的我看這兩個人，只覺得個人修養比國家大事更值得關心。現在看來，張三和李四在90年代的 那種狀態，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時代感的消沉，我也許永遠無法想像他們經歷過怎樣的心路歷程。再以後，我看了很多資料，才終於把「六四」和柴玲分辨開來。

「六四」也不是李旺陽。他只不過是堅持自己對於「荷槍實彈」和「手無寸鐵」的價值判斷。他是一名君子，「六四」是發生在他生命中的一件事，他不願枉道事人，不願去父母之邦，結果他的遭遇比2000多年前的柳下惠更慘無人道。

我生活在這個時代，對於政治審美疲勞，但是當我聽說李旺陽的故事，我無法不把他記錄下來。如果今天的中國還能夠寫一部《論語》，孔子跟他的學生講道理的時候，大概每一次都要哭。

安裕：殺人者終必覆滅

【明報專訊】李旺陽之死帶來的是憤怒。人有惻隱之心，怎麼說以人為本的政權也該有同理心，一個既聾且瞎的花甲老人就這樣掛在窗沿睜着眼睛死去，四萬億外匯全球經濟體第二奧運金牌榜冠軍就算把人送到火星都不能讓百姓活得舒暢的國家不如也掛了算。

聞一多在李公樸遭刺殺後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污、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 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地殺？」這是今天中國大陸學生課本指定讀物，這一課叫〈最後一次的演 講〉。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在為四天前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悼念大會上慷慨陳詞，那時國民黨不得人心，軍特以暗殺手段把進步知識分子一個一個 刺殺，目的是捂住他們的嘴巴。聞一多在追悼大會之後，回到家門前被殺，成為震動一時的慘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各界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周恩來的悼辭由鄧穎超讀出：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中共想不到的是，近七十年前周恩來的講話竟然是在說今天的自己。

中國國情是黑牢

儘管有破紀錄的十八萬人參加六四二十三周年燭光集會，可是到了李旺陽去世，才知道我們了解六四的實在太少，連支聯會也不一定知道有個叫李旺陽的湖南漢子坐 了二十一年牢；更不可能知道，這人進監獄時還能看到可以聽到一口牙都完好，從李旺陽出獄後的照片看，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門牙沒了，只有右邊幾顆犬 牙。這該不是二十一年間的人體自然老化結果吧？這二十一年，李旺陽在湖南一個小小的監獄失去了自由和視覺聽覺，沒有人知道全國在六四之後到底還有多少這類 人坐破牢底，還有多少仍然在暗無天日的齷齪監房生死不聞。每年六四，西方總有人或國家表達對六四的回應，一般而言，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會板着臉孔說國情有 別，內政不容干 涉。說得也是，不由分說扔入黑牢由得獄吏把你的牙齒一顆一顆敲脫，把你的眼睛耳朵用盡方法一樣一樣摧毁。這便是國情。

香港社會對李旺陽的悲憤是有原因的，傷殘人士遭到不由分說如此欺侮，坐二十一年牢意志力強得一直挺下來的鐵漢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去，引起的反響遠遠不是湖南 邵陽所能想像。香港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說要表達關注，有人說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查個水落石出，有人譏之為政治抽水，我部分同意，但走出來 說要敦促全國人大介入的，總比看着形勢說要「等待更清楚的證據才介入」來得沒有那麼冷血。這裏頭是政治投機，我敢保證，哪天中共說要調查李旺陽案（還不是 要查出結果，只是說開始調查），前幾天幽幽說不應立法機關介入的那幾號人，馬上比你比我都來得義憤填膺說必定要查到底。當然亦有不表態的，包括候任特首梁 振英，也許，和六四那次一樣，這次也是要定性之後才表達看法。政治投機主義愈來愈成為香港風土病。

港愈趨政治投機

中國當權者是慣了這樣對待不同政見者。中共如是，國民黨亦曾如此。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談起李旺陽案的時候，我想起了陳文成。對香港巿民來說，這是完全陌生的 名字，對台灣來說，陳文成是台灣最暗無天日年代的受害者。陳文成是台灣大學數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穿博士袍時僅二十七歲，之後在以理工科著稱的卡 內基梅隆大學任統計學助理教授。一九八一年夏天，陳文成回台灣省親，七月三日發現陳屍台灣大學圖書館旁的空地上。國民黨當局說陳文成「畏罪自殺」，卻說不 出陳文成畏什麼罪。由於陳文成是著名學者，事件迅速引起關注，原來，警備總司令部約談陳文成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時曾經捐款給黨外刊物《美麗島雜誌》。當時 蔣介石雖逝世多年，但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國民黨控制政軍特三重權力，《美麗島雜誌》說不上公開支持台獨，但對現狀每多針砭。在台灣，「黨外」泛指在野黨或 反對派，說不上是足以推倒政權的氣候。

想起台灣陳文成

陳文成只是向《美麗島雜誌》捐錢便被帶走，之後陳屍街心，國民黨劣拙的解釋，稍為有點常識都知道是謀殺。陳文成姐姐陳寶月說，「陳文成的脖子曾被電擊棒電 擊，十根指甲被細針刺，五臟六腑都被打爛了，生前還被灌毒藥，家屬撿骨時發現骨頭都是黑的」。由於陳文成是美國大學教授，卡內基梅隆大學很重視這宗案子， 於是派出陳文成的同事及曾經擔任法醫的韋契特（Cyril Wecht）到台灣了解事件。

由於台灣當時已與美國斷交，僅靠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維持半吊子的關係，對美國倚賴極大，主子要來，台灣沒有辦法只得打開大門。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 期，新聞局長是留美博士宋楚瑜，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Tina Chou）發出新聞稿，說韋契特等來台灣「驗屍」（autopsy），宋楚瑜勃然大怒，說周清月的報道「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說周的稿子應該寫作 「審視」（view）陳文成的屍體，更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證。韋契特看了陳文成的屍體，回到美國後表示，陳文成「可能是以側着身子的姿勢被丟到地面」，也 就說，陳文成之死是他殺。同行的陳文成同事狄格魯進一步說，此行中的發現，不能打消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韋契特並以 〈台灣謀殺案〉（Murder in Taiwan）為題，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撰文闡述始末。

縱然如此的調查結果以及陳文成姐姐的目擊證言，陳文成案一直沒有水落石出。三十一年來，台灣由戒嚴而至解嚴，由蔣家到李登輝而陳水扁再到馬英九，但英年早 逝的陳文成之死從未有正式的調查結果。陳水扁和馬英九上台伊始都說要再查，陳水扁二○○○年五月看了陳文成案宗卷後說要徹查，弄個水落石出，結果到他下台 之時，不要說調查，連專責委員會也沒有。馬英九二○○九年也說過類似的說法，但失望透頂的陳文成家人早已失去信心，不相信馬英九會查出真相。

粗暴對待異見者

李旺陽案令我想起陳文成案的原因，不僅是不同政見者的離奇身死，而是從生而死過程中，國家機器的橫行粗暴和顢頇。台灣的警備總司令部和今天大陸的國安公安 在兩案是二而一的都是大棒子，擁有無上權力，不受法律牽制，只要認為誰有嫌疑，各式暴力馬上到來。陳文成姐姐看到的是一具滿身傷痕的屍體，李旺陽家人看到 的是什麼？韋契特雖不能驗屍，但總算可以「審視」，最後得出「給人丟到地面」的結論。於陳文成家人而言，韋契特的一番話猶如春雷乍響，官方沒有調查結果， 但民間的調查已然把警備總司令部的謊言戳穿。李旺陽則是迅速火化，連質疑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明年中國國務院反駁西方的人權報告，自詡中國人權大有改善，我 相信，還記着「李旺陽」這三個字的都不會同意。

中共和國民黨在對待不同政見者是孿生式的同一手段，和這兩個政黨是列寧式政黨有直接關係。更進一步的是政治自卑感作祟，宋楚瑜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 喬治城大學博士，論文師從政治學者Jeane Kirkpatrick研究中美關係。以一個接受如此深厚西方教育的學者型官員，理應充滿理性客觀，可是宋楚瑜掙脫不了軍機處行走的封建，無法擺脫中國政 治裏的桎梏，所以才有「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之語。這些話，中共後來拾宋楚瑜牙慧，一談到人權，馬上祭出「不容侵犯」，新意一點都沒有，折射出是威權 政治不因黨派之別而不同。

李旺陽之死比起陳文成不值，陳文成死後，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炮口朝着台北，蔣家政權被迫調整政策，其中縈縈大者有三，一、警備總司令部以後約談不同政見 人士，不能隨意秘密約談；二、取消海外黑名單；三、國民出入境毋須警備總司令部同意。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正式成立，嗣後是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 結束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期；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報禁。今天台灣已是一個西方政治學裏的正常政權，陳文成案毋庸置疑是其中一個觸媒。

中共心狠手辣

李旺陽悲情身故，只留下一坯骨灰，無以控訴中共殘暴，在這一點，中共比一九八一年的國民黨來得心狠手辣，與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的無法無天不遑多讓。李旺陽懸 着窗前的圖片帶來的震撼，令人從大國崛起的說詞中清醒過來，偏安一隅的港人無語問蒼天，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我找到陳文成案主角之一、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的 一篇文章〈寫給台灣的情書〉——

「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 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現在錯的場合。陳文成若投胎，一定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太好混了。他當年惹火當 權者，只不過是因為在海外支持島內黨外的民主運動而已。他若還活着，一定會很羨慕現今海外異議人士的權利。」

一九八一年，陳文成被殺，屍棄台灣大學；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台灣從此脫離獨裁的兩蔣年代。

前後七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後遇刺；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撤走大陸。

前後三年。

陶傑：不罵曾蔭權

【蘋果日報】曾蔭權多次外訪豪遊，住很貴的套房，全城唾罵，連大陸新華社也不留情，詳盡報道，加入圍剿。

這時候，你該不該加一張嘴也罵曾一份？我認為絕不應該。有很多理由。

第一，有沒有聽過一句名言：「當華爾街的擦鞋童也在談股票的時候，就要放掉你手上的股票了。」同理，當中國官方也加入圍剿一個人的時候，不管是誰，如果你 有一點政治觸覺（或者尚有點人性），即使你本來很討厭這個人，但此時也要停一停，想一想：此一跡象，是一個臨界點，不要加入眾聲的喧嘩，反而，要沉默了。

其次，至目前為止，只是住了幾天總統套房，租了豪宅，沒有貪污千億，英國人是他的師傅，但他沒有把至少八十億託一個英國人轉移海外。身為一名中國官員，有人早就指出過了：他的清廉品格，已經十分高尚。

第三，以此邏輯推論：曾特首做了中國人的高官，一切只按中國的潛規則辦事。英國人領導的時代，曾蔭權那麼規矩，換了一面旗，他即刻學得那麼壞，即使是貪，是什麼樣的「文化國情」水土，激活了曾特首身為炎黃子孫血液裏的腐污 DNA？多簡單的常識？不必我再說下去了吧。

第四，以香港十五年來「當家作主」的經驗，特首 A在一片罵聲中下了台， B上任，香港人很快就覺得 B比 A更爛，開始懷念 A。當 B也在罵聲中下台， C挾「高民望」上任，香港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純真，開始懷念 B。以此歷史規律，你們很快就會覺得「其實那時曾蔭權也幹得不錯，至少沒有……」了，既是如此，與其明天很快的後悔或失憶，於今日的落水狗，眼光就遠點好 嗎，何不留點口？

當然，這也不表示曾特首沒錯。七年前，他剛上任，我私下對他說：「曾爵士，今日您很成功，擁有了一切，唯所期者，是將來的歷史名聲了。」曾先生聽了，沒什麼反應，我才省悟，這句話，可能太深了，是我不對。

只剩一個月，曾特首還有最後的機會。只要明晚，乘車經過維多利亞公園外，車停下來，他打開窗，遙望一片燭光，把向公眾道歉時留中不發，沒擠出來的眼淚，自 然的釋放出來，低下頭，再開車絕塵而去，他會力挽狂瀾，在歷史留下好名聲。不要緊的，政協副主席不會給你的，你沒損失，而且，這會是歷史對你的特赦。

蔡子強：「負上雙倍全責」——高官廢話大全

明報專訊】小學水平算術﹕零，乘以二，那還都是等於零。

上周五，審計署查核曾蔭權外訪住宿安排，揭露他如何「大花筒」，55次外訪共耗費1200萬元，八成日子入住超豪特級套房，倫敦之旅的房租更超出標準上限 22倍。報告又揭發，在檀香山，無任何理由，亦並無會議要在房內舉行，曾蔭權由原本入住便宜逾一半的單睡房山景總統套房，改為入住雙睡房海景套房。

此外，4月尾被傳媒踢爆曾蔭權訪巴西時住4000多呎超豪總統套房，當時特首辦主任梁卓偉辯稱住總統套房是有「實際需要」，那是方便開內部會議，但如今卻被審計署揭露這個所謂「會議」，原來只開了25分鐘。原來所謂「理由」，只是護主情切而堆砌出來的托辭而已。

尤其是巴西超豪總統套房事件，發生在「款待門」醜聞曝光曾蔭權哽咽立法會之後，無論從悔疚的誠意，又或者政治敏感度而言，都屬罪無可恕。

或許，梁卓偉是一個出色的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及格的特首辦主任，今次弄出如此一個「外訪門」醜聞，責無旁貸。

特首辦在整件事中，只能以我之前在本欄說過「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等來形容。試問，這是稱職的表現嗎？

報告公布後，千夫所指，梁卓偉回應說，若有個別例子有些疏忽或走漏眼，作為特首辦主任，他會「負全責」。

「負全責」？咁即係點？梁卓偉沒有告訴大家。

他甚至沒有以自己為例，只說，不認同要求特首把額外支出歸還庫房，更說要官員從自己口袋裏把金額付出來，向來都沒有這個規矩。他又不認為特首須向公眾就此事道歉。即是什麼也不用做。

這也罷了。翌日，作為前一任特首辦主任的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說相比只上任了8個月的梁卓偉，曾任此職兩年的自己，「更是要負上雙倍的全責」。

「負上雙倍的全責」？咁又即係點？再一次，譚志源也沒有告訴大家。

記過？扣人工？降級？辭職？若然樣樣都不是，那麼，什麼是「負上雙倍的全責」？又還是，厚顏的留在新班子？這又是哪門子的負責？

對不起，我忘記了，零，乘以二，那還都是零。這本來是小學水平加減乘除的算術知識。

負責論只是一種lip service

我有一位高級公務員朋友，他告訴我其母親一向支持建制，但聽了這些所謂「負責」的言論後，也無名火起，反唇相稽一句﹕「負全責？攞把口來負責呀？」

不過，無論這位伯母，還是其他小市民，有幾憤慨都好，特區政府今天的格局是﹕笑罵管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所以說穿了，所謂「負全責」，只是一種lip service，慢慢將成了一種陳腔濫調。至於「負上雙倍的全責」，更讓人覺得純屬「貪口爽」。（又還是，譚志源其實是用心良苦，藉此來反諷梁卓偉？）

政治上的「空廢說話」

當我們的政府高官，面對媒體的尖銳提問和質詢時，他們當然不會像國內好些官員，如當時任湖北省長李鴻忠那般，當場搶走記者的錄音筆，兇神惡煞的質問對方﹕ 「你還問這問題？你還是黨的喉舌？你怎麼引導輿論？你叫什麼名字？我要找你們領導去。」但這卻並不表示，他們會開誠布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反而他們為 了逃避責任，模糊焦點，混淆視聽，一樣會說出大量模稜兩可、滑不溜手、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箇中高手，當然要算我們的候任特首梁振英。

六四事件23周年，梁多次被記者追問對六四事件的感受、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他卻以過往已就六四說過很多，「沒有補充」，來作敷衍。

梁振英以往說了有幾多？是鄧小平應該拿諾貝爾和平獎？還是別人默哀時他冷笑？對不起我真的搞不清楚。

為何「沒有補充」的不是架構重組？

為什麼梁振英已經就架構重組說了這麼多遍，還要一說再說，還要對住記者又說，落區又說，不斷向市民疲勞轟炸？為什麼他又不說﹕「沒有補充。」？

說穿了，「沒有補充」，只是與他班子裏其他成員所搬出來的，諸如「有朋友建議我唔講得」，又或者「喂喂喂，扮電話接收得差聽唔到」等，沒有勇氣本着良心說真話的托詞和廢話而已。

當然類似的伎倆已不止一次，在西九「漏報利益」風波裏，於出席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聆訊時，他便多次以「不記得」及「無印象」來回應議員的提問，被議員批評為「三不」——即「不記得、不知道、不明白」，善於利用文字「拖延時間、偷換概念、轉移視線」。

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對於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而操弄語言，可謂深痛惡絕，他在《語言之鑰》一書中有如此一段﹕

「新興的政客政黨，在這個媒體發達的時代，已愈來愈嫻熟於語言符號的操弄與詐偽。他們可以輕鬆的使用語言魔法刀、任意的切割人群、製造標籤、煽起對立；他 們也可以非常容易的藉着語言修辭的技術，推卸掉責任，以及炮製出替罪的羔羊。這是政治與社會的向下沉淪……於是說謊、欺騙、語言操弄等遂告大盛，價值上的 是非對錯當然也變得就愈來愈不重要。」

「也正因為當今的世界已成了政治學被語言學所取代的新時代，語言符號的操弄、欺騙、硬拗、胡扯等成了新的手段。因而作為一個21世紀的自由人，已必須對這些問題格外敏銳，始能免於成為別人操弄下而與之共舞的棋子。」

高官廢話大全

為了響應南方朔這番號召，筆者也姑且嘗試初步整理出一個「高官廢話大全」，讓大家多作警惕，當然讀者也可為此多作補充﹕

．當高官被追問個人是否要就某問題負責時，他往往會搬出政府是「集體負責」這面擋箭牌，但其實真正的結果大家都知道，那就是﹕「集體不負責」。

．當被記者苦苦相逼，再三追問時，官員就往往會斷然說「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他已經招架不了你的問題。

．當被記者查根究柢時，官員往往會以「不回答私人問題」作答，但其實，公「私」不分、公器「私」用、中飽「私」囊等等，都牽涉「私人」問題。

．當被記者進一步追問時，官員往往再以「不回答假設性問題」作答，但其實這就是意味着﹕那是一條答了對他不利的問題。

．當被問到政府有何對策時，官員說「我們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時，即是意味着﹕他們暫時什麼也不會做。

．當高官說「不能取悅所有人」，其實這就是意味着﹕他的政策將會開罪大部分人。

．當政客說「我們要向前看」時，即是請大家忘記他們以前做過的錯事，拜託大家再次投他們一票，給他們再「呃多一次」，哄騙下去。

．當高官說「現在不是適當時候，到時機成熟，我一定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但其實這就是意味着「第三」、「第四」、「第五」時間……

．當某政黨說那是「某黨員的個人意見」時，又或者特首說是「某司/局長的個人意見」時，意思就是要與他劃清界線，不要被他牽連，「拖落水」。

．官員都不會承認自己「犯錯」，只會說「有改善的空間」。

．到了真的犯錯，中英文文法上有着差異，西方政客往往會善用被動語法，以及過去式，所以是「mistakes were made」，而不是I made mistakes，更加不會說I am making mistakes﹗

．「留低比離開，更加需要勇氣」（筆者按﹕腳痛除外）。

．「民望於我如浮雲」，說得出這句話的人，顯示他的民望將見九七回歸後新低。

．到了最後，還有一句百搭「金句」，可以把問題推得一乾二淨，那就是推說「有人想把問題政治化」，但當然大家會問﹕政治不就是眾人的事嗎？公眾事務的本質就是政治。為什麼官員行使公權力，決策獨斷獨行，那就不算是政治；但民眾質疑或批評，卻是把問題政治化呢？

以上部分廢話，摘錄自一本自嘲為「厚顏無恥、荒謬可笑、專門靠『點』、毫無誠意」的小書——Nick Webb所著，《The Dictionary of Bullshit》。

不過，若然這本「厚顏無恥」的小書發行修訂版時，我建議作者可以把梁卓偉的「負全責」、譚志源的「雙倍負全責」，以及梁振英的「沒有補充」等幾句廢話，一併收錄進去。

(李碧華) 沉寃得雪?

全美（甚至全球）關注的「殺女案」，以不可思議，令人震驚和憤怒的判決作結。
除了因為兩歲死者凱莉是個漂亮可愛令人一見就想擁之入懷的小女孩外，廿五歲的單親媽媽，即被告安東妮(Caylee Anthony)，從頭到尾謊話連篇疑點重重。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011620/Casey-Anthony-verdict-Not-guilty-mother-make-fortune-media-interviews.html#ixzz1RKTqSroO


她 對女兒的死毫無難過之色，隱瞞「失蹤」、隱瞞死訊，跑到夜店狂歡爛蒲，參加「火辣胴體」比賽，還紋身（紋上意大利文「美好生活」）。警方認定她為了過無拘 無束的生活，用哥羅芳迷暈女兒，把口鼻封上膠紙，令其窒息而死。凱莉外婆久未見孫女，安東妮一時說保母照顧一時說被綁架一時說已跟了有錢男友去玩……約一 個月後，她車子內傳出屍臭，外婆報警，半年後在森林發現小凱莉骸骨，但已無法確定死因。

這宗殺女案因只有環境證據而無實證，又不能以道德、感情影響結論。安東妮「脫罪」——並非「無罪」只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毋須判死刑。她在庭上表情豐富：激動流淚、擁抱律師、咧嘴大笑。

回復自由身後，她可能成為美國暴富女人之一，找個經理人，安排寫作、出書、拍電視電影、接受訪問……成大名，賺大錢。

這是全美譁然激起公憤的官司，本來明明白白，結果含糊不清。法律代表着公平和正義嗎？當我們看到電視畫面安東妮的「燦爛笑容」時，只覺噁心，鬱悶，別說陪審員哭了，法庭職員和檢察官驚呆，宣讀的法院書記說不出話來，法院外的群眾更為討個公道震怒不滿。

公道自在人心？但脫罪就是脫罪。

九五年辛普森殺妻脫罪。近日香港沙田排頭村雙屍案的兇嫌男菲傭亦脫罪。這只是信手拈來兩宗，寧縱毋枉的案件千萬，「沉寃待雪」？本城無端失蹤十多年的少女梁嘉敏「顯靈」了，誰可為她雪寃？

說 「寃」，中國大陸更多，全球死刑報告，中國「蟬聯」處決最多犯人的國家。但奇怪的是，「寧縱毋枉」多應用在貪官賤官淫官惡官身上，即使姦殺少女殘殺小孩， 也因「情節並非特別惡劣」考慮緩刑。被處決的死囚，罪有應得伏法，也有不少「寧枉毋縱」，屈打成招逼供求死。寃假錯案草菅人命，資訊發達網上羅列數不清的 名字和寃案。

同安東妮逍遙法外相比，有些枉死者只能靠正義之士作乏力控訴。

半年來，我在媒體、網絡、電視專題節目（「鳳凰 衞視」也有多輯）……中，見到這個名字：「呼格吉勒圖」。

他十五年前已遭槍決。

母親和兄長去領遺體時，發現太陽穴一槍後腦灼一槍。他死前已瘦得皮包骨，胳膊特瘦小，無力，也無言。腦袋後面裂開，母親痛哭：

「孩子是躲，所以未死，他們再補一槍。」

最後一面，孩子渴望又絕望的眼神，叫她永遠難忘。

「二啊（第二個兒子）！死得好寃啊！你報個夢給媽呀！」在呼格吉勒圖那簡陋、蕭瑟、肅殺的土墳前，母親也付出了一生的哀痛。

呼格吉勒圖（ 1978-1996），中國內蒙古人。在一九九六那年一個晚上，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第一毛紡廠家屬區公共廁所內，一名年輕女子遭強姦殺害。呼格吉勒圖聽得慘叫聲，與友怱忙向警方報案。

他竟被目作兇嫌。十八歲憨厚木訥的青年，被酷刑屈打至不成人形。好友閆峰同被帶走問訊，閆沒事，但鄰室一直傳來呼格吉勒圖的叫喊聲和桌椅重物挪動聲，令他至今難忘……

熬不過去。很快，十八歲還沒看清這個世界的男生，「交代了犯罪過程」。

僅僅六十一天（案發的四月九日到六月十日）執行槍決。他在上訴狀中曾寫道：

「事實畢竟是事實，我不想死，也不怕死，但人總是要死得明白。」

——「四•九廁所女屍案」偵破了，公安領導精明，金睛火眼認準了罪犯，不容狡辯脫罪。副局長馮志明，因「偵破」此案被譽為「神探」，同年榮立二等功，此後迅速升官發財。

「從重從快」，呼格吉勒圖寃死了。

九年後，即二○○五年，有一身負十條人命的罪犯趙志紅落網。他不但交代了蒙古境內接連作案廿多起，還供認自己正是「四•九廁所女屍案」的兇手。

趙強姦、搶劫、殺人……一身罪孽，天理昭昭，怎也逃不過——他落網後，交代了「四•九」那公廁姦殺案，直認不諱。他還在回答了無數遍同樣的問題後，不耐煩笑對辦案人員道：

「你們當年殺錯人了，那是我幹的！不信我可以帶你們去指認現場。」

十年滄桑，兇案現場已變成住宅小區，趙志紅不但認出且準確描述當年犯案過程——那是說，他實殺了十一人，還寃死了代罪羔羊一人。

呼格吉勒圖沉寃得雪了吧？

沒有。

辦 案單位對「四•九」案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趙志紅的罪名仍只是「殺十人」。二○○六年怱忙不公開快審快判，好趕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之前，合理合法地 「滅口」，免多生事端，致有人「坐立不安」。趙志紅覺察了，用一張 衞生紙寫下了《償命申請書》，把整個事情經過寫得明白，冀還呼格吉勒圖一個清白，重審此案，「讓我沒有遺憾地面對自己的生命結局」。一名積犯在生命盡頭找 到了良知。

後來，有人仗義上報，趙志紅苟活下來。呼格吉勒圖的父母親人盼望他殘留一命暫緩伏法好為死去的兒子申寃。

但兩老上訪不果，屢遭當局以同樣借口打發，還有便衣跟蹤監視打壓……只抱一線希望勞累奔波。母親道：

「不明身份的人守在門口，反正我到哪跟到哪，廿四小時監控。我到處走動，折騰他一夜，他說睏得想睡覺。」

直至今天，此案不但原地踏步，還「刻意遺忘」。神聖公義的法律沒作定論，也沒翻案，趙志紅就一直由公家羈押養老般，全盤膠着。

——據說，當年的辦案人員多已提升為領導，並且很快退休，等等吧，等等吧……

電視專題報導，他們無奈地同情背負羞恥屈辱不得昭雪的一家子，也為這個巨大的問號感嘆一聲。

我們離呼和浩特很遠，也不會到墳頭培土上香——但世間有此驚天奇寃，便應有因果報應。

最荒謬的，不該死的人死了，該死的已殺十一人卻仍獃在牢中。血債不能血償，對那十一寃魂也不公平。

只有中國，不當一回事。

愧對天地人鬼神——但他們不信這個。

「呼格吉勒圖」，在蒙古語中，是吉祥如意，幸福的海洋……


[參考]

呼格吉勒圖冤案


1996年，呼和浩特一女子被姦殺。同年6月，前去報案的男青年呼格吉勒圖被作為凶手並被執行了死刑。 9年後，接連作案21起，身負10條人命的趙志紅落網。趙供述稱，9年前的奸殺案系他所為。然而，數年過去了，這起冤案卻遲遲未昭雪。且當事公安副局長再度獲升遷。


一宗10年前就蓋棺定論的命案，10年後卻因為一系列惡性案件的成功告破，再次掀起軒然大波。一個10年前就已經被執行槍決，一個10年後才落入法網，兩人均承認在呼市同一廁所內殺害了同一名女性，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兇手？
 本刊記者(王健)2005年10月23日12時50分，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以下簡稱“呼市”)賽罕區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大隊長納勝、教導員馬文彪等，持槍衝入呼市海東路鐵路材

 料廠內的“中英文幼兒園”，將正在自己宿舍床邊若有所思的犯罪嫌疑人趙志紅輕鬆擒獲。至此，震驚全國的“2·25”系列強姦、搶劫、殺人案落下帷幕。
 隨著犯罪嫌疑人趙志紅的落網，27起驚天大案背後已經累積了10年之久的罪惡終於大白於天下。
 然而，趙志紅歸案後主動交待的他犯罪生涯中的第一起強姦殺人案就讓整個審訊室的空氣凝固了。原來，他交待的這起命案，早在10年前就被警方宣布偵破了。一個叫呼格吉勒圖的18歲青年被認定為此案的兇犯，並於1996年6月10 日上午被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核准並執行了死刑。
 一出10年前就已經審結並已經執行完畢的重大殺人案件在10年後突然又冒出了另一個兇手，呼格吉勒圖和趙志紅，究竟誰是當年的兇手？


    從兇案發生到執行死刑，不滿19歲的呼格吉勒圖只有62天為清白抗爭。他的死刑也宣告1996年呼和浩特“4·9”命案的結束。如果不是系列命案兇犯趙志紅2005年的認罪供述，除了他背負羞恥和屈辱的家人，沒有人會記起這樁舊案。可是4年過去了，塵封的舊案並沒有因此得以重審，呼格吉勒圖的清白還是沒能在法律上得到證明，而趙志紅案的訴訟程序也在2006年的一審之後就陷入漫長停滯。



趙志紅被兩輛警車帶到山丹小區的時候，是2005年10月30日下午。和1996年比起來，山丹小區早就變了模樣。寬闊的鄂爾多斯大街和錫林郭勒南路在這裡交錯，歸屬呼和浩特第一毛紡廠的大片土地上，林立的住宅樓取代了廠區平房宿舍。不同的住宅樓之間，都立起了鐵柵欄作為分隔。能作為參照物比對的老建築，除了呼和浩特捲菸廠的大煙囪，就只剩下工商局辦公樓和另一棟臨街的老住宅樓。

    老住戶趙麗萍的雜貨舖在小區的自行車棚旁邊，隔著鐵柵欄，對面就是工商局辦公樓。趙麗萍說，10年前，辦公樓剛修起來，它的北面還是一大片平房宿舍，在平房和辦公樓之間，有一個公共廁所。趙志紅到來的前一天，曾經有警察到小賣部打聽過當年公廁的具體位置。仔細回憶和比對後，趙麗萍才指了出來。這個下午，她又聽到了同樣的問題，不過是警察向趙志紅提問。然後，她看見趙志紅“馬上就指著當年平房廁所的位置說，'就在這裡'”。

    趙志紅的指認，給山丹小區的老住戶們帶來了更多疑問。這個公廁裡只有1996年4月9日發生過一起女屍案，但案子很快就破了，警方抓到的兇手是呼和浩特捲菸廠的年輕工人呼格吉勒圖。事情當年在第一毛紡廠里傳得沸沸揚揚，因為呼格吉勒圖的父母都是毛紡廠的工人，他們家就在廁所北面那一溜平房的最盡頭一棟。命案之後一兩年，公廁就隨著平房改建被拆除，這個位置上，​​這些年裡再沒發生過其他凶案。住戶們從現場的一個警察那裡聽來一種說法，“趙志紅說那個女的是他殺的”。還來不及細問，就有別的警察把他拉走，邊走邊提醒他，“這是馮局長之前辦的案子，別和外人瞎說”。

    與早已被執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圖相比，趙志紅才是當年呼和浩特更“出名”的人，他是2005年“2·25”系列強姦搶劫殺人案的嫌犯。這是當年公安部掛牌督辦的二號大案，陸續出動了4000多名警力、歷時300多天的追捕，終於在2005年10月23日中午有了結果。警方在呼和浩特新城區的一家幼兒園裡將趙志紅逮捕，專案組成員杲鳳存從集寧趕回呼和浩特，擔任審訊組組長。從當晚23點30分開始，審訊工作獲得了突破進展。

    根據2005年12月16日《內蒙古法制報》報導，“經過為期34天的審訊之後，案件情況已基本查實”，稱得上“內蒙古近20年來最大的惡性案件”。按照趙志紅的供述，他在10年間殺人、強姦、搶劫作案多達27起，其中“殺人未遂案6起，殺人已遂案11起，強奸案10起”。報導還引用了當年的偵查員楊鳳山的說法，“27起案件中，大部​​分為積案”，“趙志紅所選擇的作案對象均為女性，以實施性侵害為目的，且作案手段相似”，而且“趙志紅所做的首案與末案地點都在呼市”。

    勢如破竹的進展，卻在趙志紅供述的“首案”的認定上，遇到了大麻煩。時間跨越太長，趙志紅記不清楚第一次作案的具體日期，但他記得是1996年，在呼和浩特賽罕區的一個公廁將一名女性強姦殺害，公廁在鄰近呼和浩特捲菸廠的平房宿舍區裡， “南北朝向，女廁在南”。把這些信息拼湊起來，專案組驚詫地發現，趙志紅所說的只可能是早已告破的1996年的“4·9”女屍案。更讓專案組驚詫的是隨後的現場指認，趙志紅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帶著警察們找到了準確的作案地點。當年的公廁，如今是兩排鐵柵欄之間一個單元樓的空地，如果不是前一天進行了預先复勘，連警察們都難以確認。而且在後來的幾次供述中，趙志紅對案情都有更詳細的描述。他還在看守所對見到過他的那些記者說，他是因為“對性的渴望”，走上了歧途，而這樁命案，就是他“成為壞人的開始”。

    僅憑趙志紅的認罪供述，是否就能確認他才是當年舊案的真兇？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無論是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還是1997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都有相同的明確規定：“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雖然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的測謊專家楊承勳2005年11月19日，使用PG-10型六道心理測試儀，採用準繩問題測試法對趙志紅進行了心理測試，得出的結論是“趙志紅的供述屬實”，但測謊結果跟測謊人員的素質和檢測方法密切相關，稍有誤差也會出現根本錯誤。所以最高檢在1999年9月《關於CPS多道心理測試能否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問題的批复》中明確規定，測謊結論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測謊在刑事案件中只能用來輔助偵查。

    現場指認是辨析口供真偽更有效的一種方式，但問題在於，1996年的舊案細節並不是只有真兇才知道的秘密，破案後，當地媒體做過一系列大篇幅的報導，案發地的居民區裡也傳得沸沸揚揚。雖然趙志紅陳述作案後就再也沒有回過現場，也沒有打聽過任何相關的情況，但這和他的有罪供述一樣，都是孤證。一個已經供述出了若干起人命案的兇犯，是否有必要為自己多攬上一樁不相干的罪行？不同的心理學推演方法，能得出不同的結論。可是任何一種推論，都無法成為定罪的鐵證。目前趙志紅仍然在押,沒有被執行死刑!!!肖揚的果斷批示，一方面阻攔住了趙志紅在死刑复核權正式收回之前被正法；另一方面，也讓趙志紅的訴訟程序就此陷入漫長的停滯。



蹊蹺案情

    參與“2·25”案的警察中，有一些也參與過1996年的“4·9”案，趙志紅的供述，讓他們“當時就懵了”。當年“4·9”案的迅速偵破使得四名警察榮立二等功，其中一名就是時任新城區公安分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馮志明，那時賽罕區歸屬於新城區範圍。

    女廁裡的女屍1996年4月9日晚上被發現，報案人是呼和浩特捲菸廠的兩名男性工人，呼格吉勒圖和閆峰。他們兩人在1995年3月同一天進捲菸廠，因為都是18歲左右，年歲相當，經常在一起玩，一年多下來關係處得非常好。呼格吉勒圖被執行死刑後，當年報案的具體情況，只剩下閆峰一個人的敘述。根據閆峰的回憶，他們在捲菸廠的工作是兩班倒，早班是7點到下午15點半，晚班是15點半到24點。 4月9日那天，兩人都是下午班，晚飯時間，兩人商量著到外面一起吃，由閆峰請客。車間裡一個班有3名工人，吃飯只能輪著來，呼格吉勒圖和閆峰那天是最後一撥去吃飯的，大約“晚上20點左右”。他們在菸廠南面的一個小飯館裡點了主食和一個涼菜，每人“喝了3兩白酒”，閆峰記得吃晚飯大約是“晚上21點左右”。兩人一起返回菸廠，快走到大門口的時候，閆峰讓呼格吉勒圖到對面的小店裡買兩塊泡泡糖，上班時間不能喝酒，得去去酒味。他自己徑直回了車間，發現機車壞了，就靠著牆坐著。

    大約“過了十幾分鐘”，呼格吉勒圖回來給了閆峰一塊泡泡糖，回了自己的機車。可是“過了一兩分鐘”之後，呼格吉勒圖又過來找閆峰，讓他一起出去一趟，說“出事了”。閆峰追問什麼事，他也不說。直到兩人走到菸廠十字路口東北角毛紡廠宿舍的公廁時，呼格吉勒圖才說，自己在“回家取鑰匙”的路上，“聽到女廁所裡有人喊叫，裡面肯定出事了”，希望閆峰跟他一起進去看看。公廁在昏暗的小巷裡，沒有路燈，廁所裡也沒有燈。閆峰覺得進女廁所不合適，起先拒絕了。但呼格吉勒圖堅持要進去，兩個人在路邊遲疑的時候，兩個老太太進了廁所，“大約過了一兩分鐘，兩個老太太就出來朝南走了”，沒有聽到呼喊和尖叫，閆峰因此覺得廁所里肯定沒有出事。可呼格吉勒圖還是堅持說裡面出事了，要進去。

    閆峰最終同意了，他在前，呼格吉勒圖在後，站在女廁所門口，“先喊了兩聲，裡面沒動靜”，“拿出打火機點了一下，看到一個女的裸露著下身仰躺在廁所的矮牆上”。兩個人轉身就跑，跑出了小巷後，呼格吉勒圖說要報案，閆峰勸阻他不要多事，但因為呼格吉勒圖的堅持，兩個人還是到巷口不遠處的治安崗亭報案。呼格吉勒圖拉著警察去看現場，讓閆峰迴菸廠幫他請假。老住戶申鳳蘭就是閆峰和呼格吉勒圖一起看見的兩個老太太之一，當晚她和鄰居一起上廁所，劃火柴取亮的時候，發現廁所裡有一個女子姿勢奇怪，不知是死是活，兩人非常害怕地離開。申鳳蘭先回家確認自己的女兒平安後，兩人才趕去崗亭的，她們在崗亭裡看到了呼格吉勒圖，然後就來了許多警察。

    閆峰迴到車間後，跟車間主任說了報案的事，回到自己的機車。當晚22點多，警察到車間把閆峰帶走，用一輛車把他和呼格吉勒圖一起送到新城區分局，分開詢問口供，但相隔的房間並不遠。閆峰記得自己被“一直問到凌晨2點多鐘”。他也記得，在警察問了他一段時間之後，“聽到了呼格吉勒圖喊叫的聲音，和桌椅挪動的聲音”。閆峰第二天白天獲准回家，後來警察又找過他好幾次，“錄了好幾份筆錄”。可呼格吉勒圖再也沒能回過家，閆峰只有一次去分局的時候，“從門縫裡看到呼格吉勒圖被銬在暖氣上，頭上戴著頭盔”。

    死刑判決

    檢方以“流氓罪”和“故意殺人罪”兩項罪名對呼格吉勒圖提起公訴，提交的證據包括“證人證言、公安機關刑事科學技術鑑定書、物證檢驗報告、屍體檢驗報告以及現場勘查筆錄”。檢方根據這些證據復原的案情是：4月9日晚20點40分許，有窺視女廁所慾望和前史的呼格吉勒圖，“酒後到第一毛紡廠宿舍院公廁外窺測後”，進入女廁所，對25歲的楊換芝“採取了摀嘴、扼頸等暴力手段”，將她“按在便坑的隔牆上”，掀開衣褲，進行“流氓猥褻”，聽到外面有動靜後逃離作案現場，而楊換芝因扼頸窒息當場死亡。

    窺視欲成了呼格吉勒圖的作案動機，而檢方的依據，是他和閆峰的聊天中，曾經流露過某些對於性的想法。按照檢方的這個邏輯，呼格吉勒圖在和閆峰分開的十幾分鐘裡，內心起了邪念，到距離捲菸廠5分鐘左右路程的女廁所實施犯罪，然後回到車間，再執意拉著閆峰到女廁所去發現屍體，然後又執意報案，直到自己被鎖定為疑犯。

    呼格吉勒圖案一審開庭是1996年5月23日，父親李三仁和母親尚愛雲記得很清楚，庭審時間並不長，檢方宣讀公訴意見，律師張娣起初為呼格吉勒圖做的是無罪辯護，最後卻以他“認罪態度好、是少數民族、年輕”為由，在法庭上做出求情陳述。短暫的休庭合議之後，法官當庭宣判，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 6月5日內蒙古高院二審裁定“維持原判”，而這也意味著終審死刑核准裁定。

    殺人、搶劫、強姦等嚴重暴力犯罪的死刑核准權，是自1983年“嚴打”開始，從最高人民法院下放至各省高院手中的。 “嚴打”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的簡稱。 1983年，鑑於當時惡劣的治安形勢，國內開展了第一次“嚴打”，對各類刑事犯罪者進行了“從嚴、從重、從快”的打擊處理。 “嚴打”的一大特徵，在於加快處理速度，公、檢、法之間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約”，變成了“配合優先，制約為輔”。 1996～1997年、2000～2001年，全國又先後進行了第二次與第三次“嚴打”。這期間類似的暴力犯罪案件，處理程序大都一致，由一審法院迅速下判，二審法院只做書面審，二審審理與死刑复核程序合二為一。

    “4·9”案顯然撞上了第二次“嚴打”，呼格吉勒圖自然只有一次當面向法官申辯的機會。可唯一的這次庭審裡，他只有機會簡短陳述自己的報案過程，並沒有任何機會針對檢方的證據做出抗辯。二審裁定出來的第5天，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圖被押往刑場。從案發到執行死刑，只隔了62天。這個速度，無論怎麼衡量都快得驚人。尤其是和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收回死刑复核權之後相比。以一起普通故意殺人案為例，一審法院做出死刑判決後，若當事人上訴，二審審判必須開庭，高級法院法官將趕至看守所所在地法院進行二審開庭，二審開庭維持原判後，所有捲宗將報送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對全案事實認定、適用法律的情況再次進行審查。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將從北京趕至被告人羈押地，就關鍵事實問題再次進行訊問，至此確信沒有疑點為止。這樣下來，一名死刑犯從一審宣判到最終執行，最快也需要半年時間。

    呼格吉勒圖沒能趕上死刑复核程序的逐步完善。算上他，1996年6月10日那天共有5人被執行死刑。除了庭審外，李三仁和尚愛雲只在這天囚車駛出看守所門口的時候，隔著鐵窗遠遠瞥見了兒子最後一眼。那一天的太陽烈得耀眼，夫妻倆的心也像被灼燒空了。

    疑點重重

    當年那些定案證據，除了呼格吉勒圖的部分口供流傳出來之外，其他都成了“秘密”。父親李三仁和母親尚愛雲只是普通毛紡廠工人，根本沒有任何法律意識，也沒有復印留存任何提交到法庭上的證據。等到他們10年後再想拿回這些東西的時候，只在律師張娣那裡找到了一審判決書，其他材料，張娣都沒有保存，也無法再回憶細節。他們向法院和檢察院提出查閱案卷的要求，四處碰壁。

    夫妻倆尋找到的唯一一份透露了證據詳情的材料，只有1996年4月20日的《呼和浩特晚報》。報紙上登載的《4·9女屍案偵破記》描述，警方在“熬了48個小時之後”終於獲得了呼格吉勒圖的供詞，為了證實供詞的真實性，“由分局刑警隊技術室對他的指縫污垢採樣，進行理化檢驗。市公安局技術室和內蒙古公安廳進行了嚴格的科學鑑定。最後證明呼格吉勒圖指縫餘留血樣與被害者咽喉被掐破處的血樣是完全吻合的”。

    事實上，根據看過卷宗的知情人回憶，當年檢測的是“呼格吉勒圖指甲縫裡的皮屑”，這個皮屑的血型與死者一致，都是O型。李三仁也輾轉打聽到了這個說法，因為他的血型也是O型，所以他相信兒子的血型應該跟他一樣。可問題是尚愛雲的血型是AB型，從概率上說，呼格吉勒圖的血型有了各種可能，而且他們沒有任何能證明兒子血型的證據。可即便如此，血型檢測也只屬於同類認定，並不像DNA證據那樣，是同一認定。換句話說，就算指縫裡的血型與呼格吉勒圖不同，而又與死者一致，從法律上講，還是不能證明呼格吉勒圖就是兇手。

    呼格吉勒圖在一審後的上訴狀中，也提到過這個血樣，但他顯然並不懂皮屑血型分析。他的上訴狀雛形，是律師張娣和丁守君在看守所與他會面後帶出來的小紙條。李三仁夫婦看到過，上面只寫了三點，一是他和閆峰開玩笑說的關於性的話題，怎麼能成為證人證言；二是他沒有掐過死者，哪來的血跡；三是他還年輕，還能為國家做貢獻。而張娣據此替呼格吉勒圖寫的上訴狀也有些奇怪，並不是辯駁他只是聽到呼叫才回來拉閆峰去報警，而是“酒後誤入女廁”，“因喝酒過量做出不文明舉動”，但對方“並未反抗”，自己“沒有殺人的事實”，還認為死者是“驚嚇致死”。

    很顯然，呼格吉勒圖試圖在上訴狀里區分幾個不同的事實，進女廁所、不文明舉動和殺人。從邏輯角度，呼格吉勒圖進過女廁所，觸碰過死者，的確並不能等同於他殺了人。在最高法院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權之前，二審都是書面審，他的上訴材料也是他能為自己所作的最後一份清白抗辯，可他卻選擇了承認兩樁並不名譽的行為，只強調自己沒有殺人的事實，他也沒有質疑血型與自己不符，而是質疑血樣存在的真實性。

    令人生疑的還有屍檢結果，查閱過部分卷宗的楊承勳記得，屍檢報告裡只說明死因是窒息，沒有指紋檢測，也沒有任何與強奸相關的分泌物或毛髮檢測。這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死者生前的確沒有受到性侵犯；另一種則是死者生前遭遇的全部傷害，並沒能經由她的屍檢呈現出來。不管是哪種情況，屍檢報告呈現的結果都一樣，警方並沒有從死者身上提取到任何有效的、能夠直接證明兇手是呼格吉勒圖的關鍵證據。

    與現在各類偵破劇集中動輒做DNA檢測不同，1996年的時候，中國的DNA技術還在起步階段，全國有能力做這種測試的，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數城市的專門機構，內蒙古並不具備DNA檢測的能力。在無法進行DNA檢測的時候，就算能夠提取相關分泌物或者毛髮，也只能檢測出血型，這又回到了之前的老問題，還是同類認定，而不是同一認定。

    最令人生疑​​的是口供，楊承勳記得，他一看口供就覺得有問題，“太詳細了”。在那些口供裡，呼格吉勒圖詳細說出了死者內外衣物的顏色，連皮帶是什麼樣子，怎麼扣的都說得很清楚，“案發現場是沒有燈的廁所，怎麼可能？”楊承勳的看法和內蒙古政法系統的一位知情人的感嘆非常一致。

    可當年政法系統的核心辦案者們，並沒有發出同樣的質疑。在趙志紅認罪後，內蒙古自治區政法委組成了“4·9”案核查組，有核查組成員後來也明確對新華社記者表示，“當年判處呼格吉勒圖死刑的證據明顯不足，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冤案”。可核查定論並不等於最後的法律結論，法律結論需要體現在法院的判決或裁定上。但呼格吉勒圖案的重審，至今仍然未能啟動。

無望等待

    就在趙志紅落網的第二天，2005年10月24日，律師張娣突然被警方詢問，呼格吉勒圖被判死刑時，“年齡是否有問題”。從張娣這裡得到消息的玉泉區文體局局長哈達心中猛然升起了希望，他是呼格吉勒圖的表哥。 10月29日下午15點，哈達被“趙志紅專案組”約到公安廳附近的紫微飯店，刑警總隊副總隊長孟凡濤同樣詢問了“年齡問題”，還向哈達表示，相關單位將對“4 ·9”案進行複查與回訪。哈達開始確信，就像家人始終認定的那樣，呼格吉勒圖“一定是被冤了”。

    李三仁在膽結石摘除手術後獲知了這個消息，壓抑了10年的悲痛終於有了可以抬起頭來表達的出口。李三仁夫婦都是本分職工，他們的3個兒子都出生在牧區，都取了蒙族名字。從牧區回來後，插班上學，成績都不太好。老大初中畢業進了毛紡廠，老二呼格吉勒圖初三那年想去參軍，因為種種原因沒走成，李三仁找了很多關係，把他送到了捲菸廠。原本成績最好的老三，在初三這年遇到哥哥被判死刑，“結果被老師和同學歧視”。尚愛雲回憶，老三“大把大把掉頭髮，花了好幾千塊錢才治好，醫生就說他是壓力大，休息不好。這以後，他也再沒法靜下心讀書了” 。

    根據《刑事訴訟法》，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有三種糾錯途徑，一是各級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二是最高法院對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均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刑事訴訟法》還將最後監督權交給了檢察機關，規定最高檢察院對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法院提出抗訴。這是第三種途徑。

    李三仁夫婦聘請的律師苗立堅持認為，“就算沒有趙志紅的認罪供述，以前的證據本身就存在重大問題，完全應該啟動重審程序”。而趙志紅那4份關於“4·9”案的詳細供述，不過是“以最極端的形式，讓人們關注到了呼格吉勒圖”。內蒙古政法系統的一位官員同樣也意識到，如果過分強調趙志紅的供述，反而會讓事情陷入死胡同，因為當年的有效物證並沒有保存下來。可即便設定了層層糾錯程序，呼格吉勒圖案的提審、再審乃至抗訴程序仍未啟動。原因之一，就是法律在到底如何發現“確有錯誤”，如何認定“確有錯誤”上，始終語焉不詳。這就為上下級法院之間互相推諉認定責任留下了空間。這也讓知情的官員很疑惑，為什麼對待呼格吉勒圖和趙志紅，在法律上用的卻是“兩套標準”。

    事實上，在呼格吉勒圖案曝光之前，由於佘祥林、滕興善、聶樹斌3起冤錯案件接連曝光，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在2005年9月27日召開了刑事重大冤錯案件剖析座談會，分析了1979年後發生的14起重大刑事冤錯案件。這些案件中有12起已經得到糾正，因找到真兇或“被害人”重新出現，經再審宣告無罪的7起；因被告人不斷申訴，經法院重新審理以證據不足而宣告無罪的4起；經再審認為事實不清發回重審後檢察機關撤訴的1起。其中，湖北佘祥林故意殺人案，雲南杜培武故意殺人案，雲南陳金昌等搶劫案，遼寧李化偉故意殺人案，廣西覃俊虎等搶劫、故意殺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殺人案，海南黃亞全等搶劫案，均為一審法院迫於各方壓力，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判處死刑，二審法院認為疑點太多，發回重審，或留有餘地而判處死緩，若干年後，因真兇出現或被害人“復活”才改判無罪。這些案件從案發到依法糾正，多數要經歷幾年，甚至十幾年。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肖揚在會議上做了長篇報告，報告中多次出現“觸目驚心”、“責任重大”、“寢食難安”字樣。

    可呼格吉勒圖的案子在曝光之後的輿論熱潮裡，並沒有實質性進展。而趙志紅案2006年11月28日進行了不公開庭審，令人訝異的是，檢方在起訴意見中，只列出了9起命案，並不包括“4·9”案。肖揚的果斷批示，一方面阻攔住了趙志紅在死刑复核權正式收回之前被正法；另一方面，也讓趙志紅的訴訟程序就此陷入漫長的停滯。

    李三仁夫婦為兒子討回清白的努力，艱辛而無望。從2006年開始，他們找遍了內蒙古的政法系統，遞出去了若干份材料，等待了3年，依舊沒有結果。他們成了內蒙古高院接訪處的常客，憋得難受的時候，也到北京來上訪過，最高院和最高檢的接訪中心他們都去過，最高檢每天發放100個3天后的預約號，他們早上5點去排隊都沒拿到，花了20元從別人手裡買下第99號，滿懷期待等著3天后的接訪，結果卻在長安街上被截訪的人帶走了。等他們再想來上訪，最高檢又出了新規定，如果沒有當地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不予接待，而當地檢察系統就是不肯把起訴書給他們。

    這對本分的夫婦並沒有因為屢屢挫敗的上訪變得激烈和偏執。尚愛雲念起兒子的冤屈時，會默默流淚。但更多的時候，他們都是就事論事地安靜陳述，情緒也會有起伏，​​但言語都很克制。李三仁親筆寫的申訴信裡，同樣只有事實和疑點陳述，沒有針對任何人的人身攻擊和激烈言辭，甚至也沒有賠償請求。他們需要的，只是“還兒子一個清白”。跟呼格吉勒圖和聶樹彬比起來，遭受了11年冤獄之災的佘祥林，也許算是很幸運的——因為活著，所以有了清白的可能。




滕興善冤案



這是一個與佘祥林冤案極相似的案例：都是無辜者蒙冤被判殺人，而多年以後才發現所謂的 死者，竟然活得好好的。但不同的是，冤案只是使佘祥林失去了11年的自由，他終於洗清 冤情重獲新生；而滕興善雖然17年後也洗清了冤情，但這個遲來的好消息卻再也無法改變 他的命運了———滕興善冤案的四大黑色鏡頭1、滕興善一瘸一拐地回監，摸著傷痕累累的手腳對人說：“他們這樣整我，連打帶罵，不讓睡覺，誰能受得了呀？我頂不住了，只好承認殺 了人。”說完，他仰天大哭……2、面對律師提出的案件5大疑點，警方未予任何合理的解釋，只有冷冷的一句“這個不由你 說了算，政府肯定沒有錯！ ”3、沒有血濺白練，沒有六月飛雪，也沒有亢旱三年。臨刑前，滕興善沒有像竇娥那樣發任何誓言，他只是本能地大喊“我是冤枉的”，然後 就默默地閉上眼睛受死……4、在證實丈夫是冤死之後，妻子並未替丈夫伸冤，而是足足沉默了10年。面對女兒的質疑， 妻子竟然說：我們沒有錢，也怕跟政府打官司！　　上篇滕興善的生前引子：2006年1月18日，湖南省高級人 民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滕興善故意殺人 案做出再審判決：滕興善被宣告無罪。但是，滕興善卻無法獲知這個好消息了， 因為17年前他已經被處決。滕興善是湖南省麻陽縣高村鎮馬蘭村的農 民，家與縣城隔河相望，膝下一雙兒女。遙想 當年，滕興善是個勤勞的屠夫，在村頭開了個 小肉舖，妻子打理家務，一家和和美美。　　“有點像”就確認了死者1987年4月27日早晨，一位晨練的老人 在麻陽縣城的錦江河邊，發現一個蛇皮袋子。 他打開一看，竟是一條人腿！民警迅速趕到現場，在河邊相繼發現了被肢解的6塊女性屍 塊。警方隨即成立了“4·27特大殺人碎屍 案”專案組。上級公安機關要求限期破案，麻陽警方調動了一半的警力在這個案子上。在對 失踪人員的排查中，警方發現曾在麻陽縣城“廣場旅社”做過服務員的石小榮離奇失踪。石小榮18歲，貴州省松桃縣人，1987年春節後來麻陽做服務員，不久與家裡失去了聯系。麻陽警方到石小榮貴州老家，找到石的四姐。根據警方的描述，石的四姐覺得女屍的發 型、身材都很像妹妹。後來她還辨認了根據死者骨骼復原的石膏像，覺得牙齒有點像：石小 榮的牙齒有點稀，那石膏像的牙齒也有點稀。就憑這點證據，石小榮最終被警方認定為被害人。

警方破案基本靠“打” 　　石小榮在麻陽接觸的人很複雜。警方根據肢解屍體的手法比較專業這一特徵，將疑凶的 調查範圍集中在醫生和屠夫兩類人身上。不久，滕興善進入了警方的視線，因為有人反映 他曾經到過廣場旅社嫖娼。同年12月6日，滕興善在自己的肉舖裡被 警方帶走。　　滕興善不承認殺了人。但幾個月後，他終於“認罪”了。那天他一瘸一拐地回監，摸著 自己傷痕累累的手腳，對同室的陳功良 說：“他們這樣整我，輪流審問，連打帶罵， 不讓睡覺，誰能受得了呀？我頂不住了，只好 承認殺了人。 ”說完仰天大哭。　　警方帶著滕去“指認現場”。他把警察帶 到家裡，想順便看看妻兒。看到妻子和孩子， 滕興善強作笑臉對他們說：“我沒有殺人！政 府不會冤枉我的。 ”警察給他照了相，隨後要 他交出殺人的凶器，滕興善在弟弟家指認了一把斧頭。1988年10月26日，滕興善被檢察機關起 訴；同年12月13日，滕興善一審被判處死刑。在當年的懷化地區今懷化市中級人民法院 的《刑事判決書》中，對案情有生動的描 述：“1987年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被告人滕 興善與與其有曖昧關係的貴州籍女青年石小榮 在其家姦宿後，發現丟失現金，懷疑系石盜走，便追趕石至馬蘭洲上，將石抓住，石呼救 掙扎，被告人將石活活捂死。爾後用刀和小斧 頭等工具將石的屍體肢解成6塊，分別拋入錦 江河中滅跡……”

警方不屑五大疑點55歲的律師滕野，論輩分還是滕興善的本家堂叔。隨著調查的深入，滕野發現這個案 子有5大疑點。　　屍檢報告說“死者顴骨骨折”。顯然，死 者受鈍器打擊頭部，才會使顴骨骨折；用手摀 是不可能造成骨折的。滕興善還交代，作案後斧頭一直放在弟弟家樓上，再也沒用過。而中山醫科大學法醫物 證第27號檢驗鑑定書結論為：“從斧頭上提取 的可疑斑跡未見有人血。 ”遼寧鐵嶺地區公安局213研究所出具的鑑 定書，對死者顱像鑑定結論這樣寫道：“把送 檢的顱骨與石小榮的照片比較，顱骨有些部位與照片不太符……”滕野專程到陶依水文站調查，該站出具了一份證明：1987年4月下旬，麻陽降大雨， 錦江漲水。從滕興善所居住的馬蘭村，到“殺 人拋尸現場”的馬蘭洲上，惟一的一條枯水時 可以通行的小路，已完全淹沒在洪水中。那麼 就只有兩種可能———石小榮先從洪水中游到馬 蘭洲，滕興善再拿凶器，跟著游過去追殺她； 或者兩人都租船到洲上。而這樣的案發過程， 顯然完全不可能。在警方認定為“殺人拋尸”現場的馬蘭洲上游，曾有鄰村劃渡船的船工王明正等人反映 看到過女性屍塊。按常理，物體只會從上游往下游漂，屍體絕對不會漂到馬蘭洲上游去。滕野找到警方，把這些疑點一一擺出來，並質問他們：“人命關天，現在疑點這麼多， 你們是憑什麼認定滕興善是殺人犯的？ ”警察的回答是：“這個不由你說了算，政府肯定沒 有錯！ ”滕興善被槍決前還在喊冤 滕興善被冤枉的消息很快傳遍全村，一些村民自發趕來，在《申訴狀》上簽名，集體為 滕興善喊冤。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切都無濟於事。1989年1月28日，滕興善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臨刑前，執行人員問他還有什麼遺 言，滕興善大聲說：“我沒有殺人！我是冤枉的！ ”他想掙扎著起來，但很快被強按住跪在 地上。他無限留戀地看著面前的青山綠水，然後絕望地閉上了眼睛。 “砰”的一聲槍響，滕 興善倒在了草叢中。當天下午，滕野匆匆忙忙從長沙回到麻陽，得知滕興善在上午已被槍決，他無語哽 咽……滕興善死後，家裡亂成了一團糟。滕興善的老母親哭得死去活來，滕興善的父親氣得舊 病復發，沒多久便撒手人寰。有人說被槍打死的不好，不能埋在祖墳山上，家里人只好把滕興善埋在村西頭一處陡峭 的山腰上。這座不起眼的墳頭，如今雜草叢 生，孤零零地望著山下的村莊和親人……　　下篇滕興善的身後　　“被害者”突然“復活”時間到了1994年，麻陽縣城廣場旅社的老闆劉國沅因做櫸木生意到貴州，正好去了石 小榮五姐石樹珍的家，石樹珍告訴他，石小榮還活著！石樹珍還拿出了石小榮寫給她的信。劉國沅無意間發現了天大的新聞。當年石小榮在他的旅社里做了兩個多月的服務員，就 失踪了。滕興善確實到過他的旅社一次，但此時石小榮離開旅社快一個月了，根本不可能認 識滕興善。劉國沅從貴州回來後，馬上趕到滕興善家裡：“你們家興善肯定是被冤枉的！那個石小 榮還活著！ ”滕興善的妻子聽了這話後，立即失聲痛哭。　　石小榮原來是被拐賣了那麼，這些年石小榮到底去了哪裡？1992年的一天，石家收到一封來自山東的信，信是石小榮寄來的，只寫了“媽媽、五 姐”等幾個字石小榮不大識字，寄信地址是山東省魚潭縣某地。石的媽媽不敢相信，以為是 大禍來臨，當場跪在地上磕頭。後來，石家決定讓老五的丈夫按信上的地 址，去山東找石小榮。遺憾的是沒有找到。1993年年中，石小榮突然回到老家。她告訴大家，1987年她被人​​販子從麻陽拐賣給 山東魚潭縣農民趙潔友為妻，1992年生育一 雙兒女。回到家後，石小榮聽說了滕興善的冤情后 驚呆了，她輾轉向滕的家人表示不認識滕興 善，更談不上與他有“曖昧關係”。她還要求 法院撤銷當年的錯誤判決，並給予名譽損害賠 償，但沒有任何回應。2002年，石​​小榮在貴州省清鎮市與劉某結婚，次年生下一女孩。後因與丈夫販毒，她 被勞動教養。石小榮“死而復生”的過程，要經歷公安、民政、勞教委、鄉政府和村民委員會等多 個關口。可是沒有一個部門、一個乾部，提出一個本該嚴肅對待的問題：還有一個所謂 的“兇手”沒有洗清冤情呢！滕家的孩子受盡磨難滕興善的死，給這個家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學校，很多不懂事的孩子向滕興善的兩個孩子滕燕、滕輝吐口水，罵兩人的父親是殺 人犯。兩人非常用功地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姐弟倆想用自己的努力獲得別人的尊重， 也希望以此來安慰九泉之下的父親和幾近絕望的媽媽。1998年春節，家裡因為太窮，再也供不起姐弟倆上學了。滕燕懂事地對母親說：“媽 媽，我不念了，去打工掙錢，讓弟弟繼續讀。”春節後，滕燕跟著同村人到珠海去打工。滕燕在珠海好不容易進了一家手袋廠做雜工。她十分珍惜自己的工作，一直默默地工作 著。一天，人事部經理找她：“廠裡經研究決定，即日解僱你！因為你是殺人犯的女兒！ ”離開了那家工廠後，滕燕輾轉找了很久總算有了個收留她的單位。在珠海的幾年時間 裡，不幸的遭遇讓她變得敏感和自卑。　　翻案之後留下一串問號　　2004年春節，滕燕回老家過年。有一天媽媽突然對她說：“那個石小榮根本沒死，你 爸爸是冤枉的！ ”母親把10年前劉國沅帶回的消息告訴了她。滕燕憤怒​​了：“都10年了，你 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 ”媽媽號啕大哭：“那時候你們還小，不懂事，跟你們說了又有什麼 用呢​​？再說，我們沒有錢，也怕跟政府打官司……”　　百感交集的母子三人抱頭痛哭。春節過後，滕燕立即找了個律師，決定為 父親洗刷罪名。湖南省高院在接到滕燕、滕輝姐弟倆申訴後，於2005年7月成立了專案組。 9月，當年 涉案人員已被隔離審查。滕興善成了某些司法者踐踏法律的犧牲品，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人們會發出疑 問：這起冤案是怎麼辦成“鐵案”的，此案的真正死者在哪裡，真兇又在哪裡？據《民主與 法制》

【來源：瀋陽晚報】





趙作海冤案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湖北佘祥林殺妻冤案還遠沒有從我們的話題中消失，河南又現“佘祥林案”--河南柘城“殺人犯”趙作海被關10年後，被害人趙振晌卻又“復活”。而“趙作海案”距“佘祥林案”案發不過四五年時間。根據河南省高院的通報，具體案情是：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趙作亮到公安機關報案，稱其叔父趙振晌已失踪4個多月，懷疑被同村趙作海殺害，公安機關當年進行了相關調查。

 1999年5月8日，趙樓村發現一具高度腐爛的無名屍體，公安機關遂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於5月9日刑拘。 5月10日至6月18日，趙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 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中院一審判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該案原本已經“風平浪靜”，今年5月被害人趙振晌的突然現身使案件“再起波瀾”，正應了那句話“現實比永遠劇本更精彩”。　
　案件“神速”再審之後，從公安機關到檢察院再到法院肯定又會有一批涉案人員受到處理，會不會“一個都不能少”值得期待，儘管現在有些人已經高升。我們現在來看，其實案情很簡單，筆者也不想過多地從法律方面對案情進行分析，也不想對辦案人員過多地進行責備，只是從一個很簡單的技術角度，來談一下司法人員如何避免冤假錯案，如何保護自己，不要因為一時的簡單粗暴，去刑訊逼供，結果害人害己。1999年5月8日，在趙樓村發現無名屍體後，偵查人員很簡單卻又必要的一個措施就是確認屍源，做DNA結果比對，外行人對此類辦案程序恐怕也不陌生。 DAN鑑定技術上世紀80年代後期傳入我國，到90年代後期已經比較成熟。對於該案出現的“無名屍”，當年警方還是採樣進行了DNA鑑定，由於“被害人”趙振裳沒有子女，父母也已去世多年。當年柘城縣公安局將趙振裳母親的墓挖出來，用腿骨和無名屍體進行DNA比對。根據辦案民警的解釋：“當時確實鑑定過，不過當時的技術條件有限，沒法鑑定清楚，結果出不來，沒有確認(是趙振晌)，也沒否認。”這種說辭值得懷疑，沒有否認結論就還有罪推定，這是甚麼邏輯？退一步講，即使是趙振裳母親的檢材樣本條件不好，趙振晌的近親屬總可以提取樣本作排除認定吧。更進一步，公安機關沒有做出同一認定，檢察院、法院為什麼也就稀里糊塗的跟著犯錯誤呢？所以要想避免冤案，從技術的角度尋找證據才是辦案的王道。既然趙作海沒有殺害趙振晌，那麼當初為什麼要認罪呢？恐怕地球上的傻子都會知道原因，趙作海曾遭到警方刑訊逼供，而且手段會極其毒辣。想當年，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認為要嚴禁“逼供信”，重證據，不輕信口供，我們的司法人員需要做做反思了，從保護自己的角度出發，也要摒棄那種“棍棒之下出結果”的文革流毒了。的確，趙作海做過9次有罪供述，審判時一次次推翻，想必這9次供述的做出的背後趙作海都不會輕鬆。至於刑訊逼供的結果有多嚴重，聽聽老趙的昭雪感言即可窺知一二：“我不能說我沒殺人，不說，我就死了，他們讓我說啥，我就說啥。 ”
事實上，趙作海當年不是不想申訴，但是由於刑訊逼供造成太大的心理陰影，打算“出獄後再申訴”。趙作海被判入獄後，探監的人也曾問趙作海​​為啥不申訴，趙作海搖了搖頭嘆口氣說：“有啥可申訴的？”這句話透出了極端的無奈和辛酸。刑訊逼供這個在中國社會流傳了數千年的辦案手段，不知何時才能推出歷史舞台。該案造成的後果就是趙作海吃盡苦頭、冤獄十載，“妻離子散”這句成語用在他身上是再也合適不過的了，“房子塌了，妻子改嫁了，4個孩子送給人家3個，還有一個在外地打工”。 “趙作海冤案”的主角是尤其的冤，和竇娥有得一拼，明明被“被害人”趙振晌想殺掉趙作海，抹黑當頭砍了一刀，幸虧趙振晌刀法不准，撿回一條命，誰知逃出狼穴，又入虎口。至於辦案人員，據記者調查，當年負責偵辦趙作海案的警員均已獲升遷。幸好還是有天理的，趙振晌死而復活，“錯案追究制”此時也將發揮作用，公檢法牽連的人員誰也逃不了乾系。儘管國家會做出相應賠償，可十年的自由從哪裡可以買得到？但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滿足的，當審判長依據程序宣布趙作海無罪釋放以後，趙作海在相關法律文書上鄭重地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在遲到的公正面前，趙作海忍不住鞠躬致謝。

獲得應得的自由，還是要致謝。按常理來說，應該是司法部門相關責任人向致歉，而非冤獄當事人表示感謝，社會就是這麼奇怪，無辜痛打你之後再把你關了起來，過些年頭再把你放了出來，你還要表示感謝！讓人禁不住想起小品《賣拐》裡范偉那句被忽悠之後的經典台詞：謝謝啊！

陶傑：PP決定輪迴

【壹週刊】希臘會不會逐出歐元區，成為世界大事。

德國向歐元區實施的緊縮政策，地中海民族如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平時陽光海灘、紅酒沙龍都受不了。「悠閒」本來是他們千年以來的文明行為藝術—— 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是天生領了牌做懶人的。只是他們的懶惰在全球的民族之間，即使懶，也懶成了名牌，懶得有品味，最有型，也最有建設性，世上的民族是不平等 的——可惜一旦歐元成為詛咒，經濟破落，「文化」也就要靠邊站了。

希臘一旦退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命運也可想而知。但好好的歐洲幾處器官長了腫瘤，切割也不是，化療也不行，無端端推一副病軀，誰都知道是死路一條。

有點無辜的反而是英國。八十年代以來，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早已看出，貨幣大一統，不是人類的未來。戴夫人因為「反歐」坐成罪名，只是當時「親歐」是 一種流行症，就像流行用Prada和Chanel一樣。八十年代開始，英國的新生代崇拜歐洲，法國和意大利，一切都是好的。文化的傾慕，毫無理性地滲透進 經濟的判斷。戴卓爾夫人下了台，馬卓安親歐，幸好沒有廢除英鎊，懸岸勒馬，但由於離一場大火的災場太近，燒掉了頭髮和眉毛。

上星期，英國政府的一名經濟學家高德警告：一旦歐元崩潰，英國經濟可能「永遠無法復甦」。

這句話嚇人一跳的地方，是打破了經濟常理：衰退與復甦，像黑夜與白天，不是周期性的交替現象？世界上沒有只跌不升的股市，也沒有永遠漲價而不回落的房地產 市場。但英國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等同亡國，卻不是不可能，因為據高德說：「如果一國的經濟生產力的潛質受永久的打擊，國家增加稅收的能力，也永久癱瘓。對於 公共理財，自然也永久受損。」

這句話令人注意的是原文：If you have a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根據高德的理論，香港經濟是永無出頭之日了。

因為香港社會的生產力，已經永久癱瘓。所謂Productive Potential，指的是理性的實業和感性的創意。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一直源源不缺。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是從上海搬來的紗廠、假髮、膠花。雖然紡織不是香港人的原創，膠花、玩具和電子收音機也只照西方設計發明依樣製造，但滿街的山寨廠， 加上大陸閉門階級鬥爭，無所事事，香港的PP一支獨秀。英國人佔領香港，從第一天開始，就把香港定位為出入口港。香港的生產潛力即以此一公式逐步培養。難 民湧進來，九死一生，香港像田橫五百士，四百萬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生產力釋放出來，香港的經濟就健康了。

除了實業，那時香港人還有設計。沒有所謂大陸市場，香港功夫片遠征到波多黎各和南斯拉夫，洪金寶和袁和平應邀到美國發展，這不就是香港的 Productive Potential得以全面發功的例證？那時的香港，參與國際市場，有英國下議院的民主母體做靠山，無人可以隻手遮天，包括港督。那時香港人不必民主普 選，因為頭頂那片天不同，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尊嚴和樂觀，就是如此形成的。

大陸改革開放，廉價勞工搶走了訂單，香港的柴灣、九龍灣工業大廈永久荒廢。既然工業大廈不可以重現山寨廠，照高德的說法，香港的經濟潛力就像失去魔術的《仙履奇緣》故事，午夜之後，永久蒸發，一去不復返了。

俯瞰今天的香港，要工業沒有工業，要電影無電影，有一點點設計，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打不出一席位。流行音樂一度有東南亞市場、大陸市場，那時的太 極、Beyond，甚或許冠傑的蓮花樂隊也全部失蹤。香港人的自我審查，導致創意蒸發。中國大陸卻視香港為「顛覆基地」，不斷排放低資質非技術的人口，加 重香港社會福利的包袱。一句話，歷史形勢改變，就像殞石擊中地球，生存了八千年的恐龍經歷一場變動，從此絕跡。香港的所謂世界奇蹟也一樣。

好笑的是，中國大陸在幫助香港自殺，香港人一無所知，十五年來的特府也完全懵然。英國面對一片蒼然的歐元區，英國的經濟學家尚知道危機何在：國家的生產力 癱瘓了，即如恐龍滅種，經濟即永無復甦之日。這是最新而有力的經濟理論。不要以為復甦和衰退，像佛家的輪迴一樣，人死了永遠有得投胎。高德告訴你：沒有投 胎的，進了枉死城永受煎熬，東張西望，那怕在尋找一隻母豬的身軀，想脫離無間地獄？但不要說人和母豬，連隻老鼠也找不到。

英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燃眉之急還懂得一個「驚」字，可笑的是，香港特府的什麼班子，一點意識也沒有。新政府上場，只懂得「興建居屋」，多了一點廉價房子，就有了PP嗎？

高德認為，英國的經濟結構，受歐元區拖累，財相歐司本只一味加稅，就像在沙漠裡企圖開拓水源，找不到點滴的，一個生產潛力永久消失的國家，再加稅也沒有 用。零售、飲食、在街上推銷iPhone和售樓書，不是PP而是塘水滾塘魚，「過日辰」的自我荒廢。這種「就業職位」與經濟生產力毫無關係。香港hea足 了十五年，還要hea下去。

英國有此自知之明的警世之言，知衰知恥，反而有救。畢竟，除了勞斯萊斯引擎、英語、英超聯、Harry Porter，都是爛船可以全球出口的三五斤釘，而不止是牛津街和哈勞斯的大陸購物自由行。英國不必完全依賴遠東一個民族的口腹物質之慾以生存，但不幸香 港十五年來，連銹釘也沒幾根，昔日的實業，已被中國大陸悉數吸納，香港從前的創意，連下層的《老夫子》、《龍虎門》，俱已成為追憶，自由進一步收窄，溫水 煮蛙，經濟又如何有生天？

香港的特首再換走馬燈，也不可能投胎轉世，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

李怡：年輕人的奮起見證中國和香港

【蘋果日報】「沒錯，我們累了。但別忘記，當權者何嘗不累？正義，總是站在能堅持的一方。請看昂山、甘地，他們有誰是十年八載就能改變社會氣候呢？即使我 們改變不了國家，我們的下一代會繼續的。」這一段昨天在〈蘋論〉網頁的讀者留言，被昨晚維園的燭光見證了。為一個歷史事件每年數以十萬計人群集會悼念、提 出相同的訴求，持續23年，累不累呀？記憶中的這個事件不會模糊嗎？每年參加同樣的活動沒有彈性疲乏嗎？

當初積極參與這活動的人群，有的可能真是累了，有的更是離開人世，但這個每年的燭光集會不僅仍然進行，而且從2009年開始，人數更從十多年來的4、5萬 人，飆升到15萬人，達到甚至超過屠城的翌年──1990年。今年更超去年達到18萬人。這是香港人創造的一個人類活動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應該 可以入健力士大全了。甚麼原因？燭光集會上許多年輕的臉提供了答案。支聯會多年前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但相傳不會有人數激增的「躍進」，越來越多年輕 人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從這幾年的許多事實看到，這個國家的掌權者是殺害年輕一代並摧毀中國未來的統治集團。

早幾天是中國兒童節，年輕作家韓寒在他的博客中，寫他近年看中國新聞的「一個最深的感受：這個國家最對不起的其實就是兒童。從計劃生育到三聚氰胺，從嫖宿 幼女到克拉瑪依，從食品安全到應試教育，從小悅悅到校車……無論城市，無論山區，這個號稱正在盛世的國家一直沒有能夠給予兒童足夠的庇護，就連出個天災， 最倒楣的也是在校舍裏念書的孩子。」為甚麼中國盡是有關傷害兒童的新聞？因為這是23年前發生的一場殺孩子的六四慘劇所延伸的惡果。孩子是人類的未來，青 年是國家的未來。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毛說的是事實，但他只是說得漂亮，實際上他最會利用年輕人去達到他的權力慾望。只 不過，中共過去不會否定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的，一個政權絕不可以自己毀掉自己的未來，直到89年的六四。

六四的槍聲伴隨掌權者的叫囂：不惜再殺20萬，換來20年穩定。接下來的新聞除了韓寒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血汗工廠的童工，山西的黑窯童奴，劣質奶粉造成的 大頭娃娃，地震中豆腐渣校園學童，還有接連不斷的校園屠殺到延綿不絕地打工青年們的跳樓自殺……這一切，都是六四殺害年輕人的結果和延續。因為當掌權者不 再珍惜年輕人的生命，以屠殺孩子換來自己權力的「穩定」，那麼政權和社會也就不會保護孩子。六四無疑是毀滅中國年輕人的標記。

統治集團的掌權者只顧自己的權力，這23年他們以斂財和把財產、家人轉移國外為職志。他們又不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把權力魔掌伸向香港。中國的年輕人敢怒而不敢言。香港的年輕人奮起了，這是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原因。

中國的政治現實難令人樂觀，香港的政治也漸被中共的專權政治蠶食了。老一輩的民主大佬李柱銘退下後，接棒的中生代不成氣候，支持民主的市民無所適從。昨日 有留言說：「含淚到維園的人，祇有雙重含淚。」但年輕人永遠是我們的希望，他們愛真理、擁正義，不怕苛政猛於虎。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的，不是如狼似虎的政 權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是昨夜那感動全世界的燭光。

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明報專訊】 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 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 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 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 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 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着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着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 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 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 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着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 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着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 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 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 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 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 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 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 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 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 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 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 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着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况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 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 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 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 「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 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 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 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 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 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 着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 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迹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 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 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練乙錚：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信報】匈牙利作家阿瑟．柯斯特勒（A. Koestle）在他那本以三十年代斯太林大清黨作背景的鉅著《正午無光》（Darkness At Noon）裏，寫主角茹巴碩夫在行刑之前和隔壁囚友的對話，發人深省。「如果讓你從頭開始，你會選擇什麼？」對話不是用聲音進行的；囚犯們只能在連接各室 的水管上敲擊密碼傳遞訊息。茹巴碩夫這位老布爾什維克默然良久，然後用他那副夾鼻眼鏡輕敲水管回答：「鑽研天文。」過了冥河，再喝前面那忘川之水，不再回 頭。

文革結束後，中共決定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但因政治體制不配套，激增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在封建意識和一黨專政的權力腐蝕作用下，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貪 污、官倒的汪洋大海。黨政機構因為集中了體制中的絶大部分權力，自然成為人民不滿的焦點。這種憤懣之情，因為沒有有效的宣洩渠道和正常的表達機制，終於轉 化為八九年的民眾運動，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的黨政心臟地帶－爆發。中共領導層當中，有的為了穩住局面，有的為了避免自己的貪污醜行曝光，聯手決定鎮 壓。軍方的坦克實彈清場後，在天安門周遭進行野蠻屠殺，死亡人數至今無法準確估算。之後八年裏，中國領導人不僅自己對如此重大事件隻字不提，還要求人民噤 聲，違者或是繫獄，或是流放；國內外成千上萬熱血青年，淪為「與西方國家一鼻孔出氣的反華分子」。影響所及，香港政治一分為二，兩岸關係疏遠，一國兩制受 衝擊、質疑，中英爭拗嚴重化，中美關係惡化．．．．．．代價極大，對政府對人民來說，都是沉重之極的包袱。

中國人民、絶大多數中共黨員，包括眾多曾經痛心疾首、後來在內部紀律壓力和外國人刁難之下被迫改變立場指鹿為馬為中共辯護的，只要還有一點良心，心底裏都 知都八九民運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中國這個歷史大國裡的領導人，以往常要人民憶苦思甜往後看，如今卻要人民向前看向錢看，喝孟婆茶，忘記一切，怎麼可以 呢？現今中國，一講經濟，一就想起錢，二就想起官；錢和官加在一起就想起貪污、官倒、八九、六四。經濟到底是這個世界裏頭的東西，不同天文，如何是好？

我們絕對不應過分歌頌民眾運動。運動或有可歌可泣處，卻不應令我們忘記它只是反映社會的病態。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權運動反映種族歧視；七十年代的香港反貪污 運動反映當時殖民政府腐朽。重要的是政府能夠從運動中解讀正確訊息，對症下藥。美國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投票權利法》，香港通過了《防止賄賂條例》、 成立了廉政公署，都顯示這些政府從民眾運動中學到了東西，知所改正，不再胡來。其次，政府要懂得在事後把運動的地位升格，將之納入正史，成為建制的一部分 而歌頌之。美國和香港政府都是那麼做了。我們的中國政府又如何？八年來，輿論監督削弱了。「嚴打」聲音大，貪污官倒的技術卻日新月異。買幾輛水炮車，一些 橡皮子彈，以便日後鎮壓同類民眾運動時少死一些人，算是吸收經驗教訓了吧？殺死信差，信亦不看﹗過去的八年，在政治上端的是愚不可及。

我們呼籲北京黨政領導平反八九民運，實現民族和解。平反的各種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當時主張鎮壓最力的陳希同已經作為全國最大貪污犯抓起來了，拍板鎮壓的鄧 小平死了，在台前主其事的李鵬快退休了。經濟方面，八年來發展可算順利，市場秩序穩定，深化改革的政策有社會支持，故平反所可能引起的震盪，中國黨政領導 層完全承受得起。況且中國人民忠厚寬大，從來不要求報復；反右、文革那麼多寃案，一旦平反，大家還不是一笑泯恩仇？

我們不知多麼希望摔掉六四包袱，也不知多麼希望中國領導人也摔掉六四包袱。中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容此事情拖沓下去了。第一步應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對話。 不少民運分子承認當年的對抗過久過激；中國領導人也應對當時的鎮壓行動作出深切反省，承認錯誤。只有在對話的基礎上才可進一步發展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穩定的 政治體制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沒有人可以忘記；也不應忘記。鑽研天文、向前看、向錢看都可以，但中國人有良知，行屍走肉，總不會當太久的。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梁文道：其實不明白

【蘋果日報】拉布的最後一晚，立法會門外有兩批目標截然不同的群眾，一批支持拉布，另一批反對拉布，雙方各自喊叫，偶而互相叫陣。見慣這種場面的記者很懂 得在這裏頭找故事，於是就有一個鏡頭對準了其中一名反對拉布的中年漢。記者問他：「你覺得拉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這漢子倒也老實，儍儍笑道：「其實我們 都不是很明白」。

每回建制派發動人海戰術，我們總是能遇見這些形像，神情迷茫言語不清的老人家，人云亦云但又不知其所以然的師奶麻甩佬。由於對手不乏年輕人，很容易形成新 老對抗的世代之爭的印象，所以這回他們也找來一群或者染着金髮或者目光不善的小伙子，可惜還是被人發現，這些少年一樣「不是很明白」。因此每一趟建制派的 群眾動員都得遭人訕笑，要不是罵他們利用無知老弱，就是說他們「群埋爛仔」。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招來這些群眾的人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他們不曉得其中埋藏弱點，早成媒體遊戲的慣性獵物？難道他們不曉得只要有幾個這樣的例子，建制 派和「反智」、「無知」、「利益交換」這些字眼的關係便更形鞏固？我尤其不能明白的是，這些老人小孩何其無辜，你怎能忍心推他們出台任人嘲辱？金毛不一定 是飛仔，老弱也未必無知，只不過他們恰好不知道這個行動的底蘊，於是在鏡頭下便被固定成可笑的對象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多年前的七一，為了騷擾遊行，建制派租下維園球場搞聯歡派對。那天台上一群中年女性正在扇舞，動作純熟，看得出是久練有功，而她們滿臉歡 悅，應該是高興苦勞終有展露人前的機會了。忽然遊行隊伍之中有人按捺不住，朝着舞台高聲喝罵。我看見一位女子僵住了笑容舞步，非常愕然；我今天只是來跳舞 的，為什麼罵我？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

迴響：
無待堂：梁文道，你不明白甚麼？
Kursk: 其實不難明白
魚之樂：欲加之罪

梁文道對批評的回應：
（思潮作動）
「坦白講，我的政治立場這麼多年來沒有變過。最近支聯會在深水埗開六四紀念館，我有去揭幕，還呼籲大陸遊客去香港的話，一定要去六四紀念館看看。我其實從 來沒變，我只是覺得我不再需要去寫那些大是大非、很簡單的事情，例如民建聯這群人，找人去扮成群眾，去反拉布，這到底對不對？這當然不對！這還用說的嗎？ 好了，現在是這件事大家都覺得不對，只是我們做文字工作的人該怎樣去回應呢？我是不是應該再講第一百零一次，講他真是『衰格』、講他真的不對？我覺得不 是，我覺得要討論的問題是︰『那些人是甚麼人？』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我之後會再寫。我那篇文章（《其實不明白》）的重點是︰為甚麼民建聯你可以經常這 樣做呢？你們又蠢又無恥，蠢的意思是你們每一次都讓人家拆穿，以前的蛇、齋、餅，每一次都給人『踢爆』對不對？我覺得你無恥的地方是，為甚麼你要利用這些 人呢？因為我認識好多新界婦女會甚麼的人，對她們來說，那是她日日耍太極、玩劍、舞扇、去玩的地方，然後有日你忽然去跟他們說︰『喂，七一那天，不如我們 去維園去跳舞啦！』她們真的不知道在發生甚麼事的，然後她們走出來，就給我們罵，我覺得她們也很可憐，真正有問題的不是這班人，而是她們背後（的人），為 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要指示他們？」

（主持揣測有人會覺得他只評香港，不評中共、或與中共相關的事）

「我們要了解整個建制派如何動員群眾，組織如何去組織，我們要研究它。我以為自己寫得很清楚，坦白講，我當然反對她（陳冉）入特首辦，但理由不是因為她做 過共青團，而是因為她不是一個在香港有身份證、有居留權的人，為甚麼要開特例任用她？於是令整件事很可疑。但坦白講，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對凡是共青團的人， 就反對他進政府工作，因為在香港，我猜有九成九的內地留學生，都是共青團，然後他們會住下去，久而久之成為香港居民。我們想像一下，如果陳冉住夠了七年， 那怎麼樣呢？怎樣去處理她呢？還在坦白，在大陸，我認識的共青團員包括甚麼人呢？大家知不知劉曉波也是共青團員，陳光誠也是共青團員，你想用『共青團』去 說明甚麼呢？我不是共青團無害，共青團當然可以很有問題，但那些問題是埋伏起來的，要你很仔細去分析的。」

「不過，如果大家不喜歡我現在寫的東西，我會想︰『是不是我跟不上這個時代呢？』我寫文章寫二十多年了，從來不覺得自己文筆好，只因為我小時候喜歡讀胡適 的關係，我要求自己講道理要清晰。但現在我經常被人誤會，可見是我行文不夠清晰，或者這年時代對行文清晰的標準變了。我的行文模式，在大陸、在台灣、在星 馬、或者幾年前在香港，大家都會看得明白，或者覺得清晰，但現在人們覺得不夠清晰了，這表示香港對於文字的要求、閱讀方法有一些變化，我不是太跟得上，可 能需要更清晰表達立場。」

陶傑：燭夜

【蘋果日報】燭光之夜又來臨了，這一年，請自由行的中國同胞繞過廣東道，到維多利亞公園來，與香港人在一起。
這一年，你的來臨，比以往許多年更重要，因為連中國總理也看到了，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政局倒退，走進了一條狹窄的死巷。

三月的成都，五月的陳光誠，連手上有槍的人，也要跑進美國領事館去逃避恐懼；連雙目失明的人，也要一步一血印掙扎摸索光明。這個時候，你還好意思到廣東道的 LV買手袋？

人是有點良知底線的吧？二十三年了，香港有許多人選擇了失憶、冷漠，或者背叛，但更多的香港人還是堅持了清醒，捍衞着尊嚴。

尤其在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而令人惶惑的時刻。燭光滙聚成金黃的海洋，燭光不是子彈，但我們堅信良心可以抵禦獸性。

燭光不一定能把這個國家帶出死胡同，但燭光再一次照亮了周遭的牆壁和絕境。這一夜，連仰望星空的那個孤獨的領袖，在他唏噓的淚影裏，最需要南國蒼海之間的一片淚燭，給他一點暖意和力量。

不是要求「平反」什麼，而是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拒絕遺忘。不但沒有遺忘那一夜長安街上的血跡，也沒有遺忘更早時「文革」迫害的兩千萬亡魂，也沒有遺忘四千萬餓死的饑鬼，也沒有遺忘「反右」的迫害，以及更早時「鎮壓」掉的七百萬生靈。

更沒有遺忘那具今日仍尊崇在水晶棺裏的一具死而未全僵的罪魁。一點燭光，即是向罪孽的反抗，對墮落的救贖，雖然很微弱，但卻很強大。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請你過來，坐在一起，顯示片刻良知的暖意與人性的光輝。香港這個城市已經沒剩下多少可以向世界自傲，向人類交卷，告訴子孫：在一個荒謬錯亂的時世，尚有我們默默的做一個人，在太陽昇起之前，用燭光迎接黎明，請一起來，這一夜，有你也有我。

梁文道：不自由的滋味

蘋果日報】新聞審查這種東西的可怕在於就算你知道它確實存在，也不一定真能感覺得到，久而久之，你甚至會忘記了它，幾乎以為它不是真的。

回想十多年前的大陸，碰到每一個朋友說起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都忍不住要搖頭嘆氣。的確，天底下那有這種新聞，播放消息的順序全看領導人排名；儘管三號 人物訪問華盛頓比較有新聞價值，但不巧這天一號大哥親切接見了陝北民謠歌手，所以還是得把一號大哥和鄉間歌者握手寒暄的片段排在頭條。

這種新聞當然是政治擺佈的結果，它一定排除了大量重要但是敏感的消息，也一定有選擇地扭曲了某些事實的真相和全貌。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識；然而，你只能 知道自己看見的是被過濾了的新聞，卻不能具體瞭解它究竟過濾了什麼。如此這般天天看下來，你腦中的常識就變成一個存而不覺的知識了；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明白 地球自轉的原理，但具體感到的卻是日出日落；於是便習以為常而且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個被審查被扭曲的世界。

那個年代，只有幹媒體的人才能親身體會審查的威力，他們很清楚什麼消息被抹除，什麼話題被禁止。這些人天天站在審查機制的第一線上，有口難言。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新聞業者多半會傾向自由派的原因了，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新聞自由的可貴。

然後我們到了微博的年代，一個人人都在當記者，人人都在做媒體的時代。奇怪，為什麼我昨晚才發了一通義憤難抑的批評，今天上午就全都不見了？為什麼前一小 時大家還在瘋狂轉發的可恨視頻，現在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忽然，每一個網民都能明白十年前只有少數人才能感受到的壓抑了。審查不再是一個理智層面的常識，它 就在你我身邊。如今四億中國網民都成了媒體，也都成了新聞審查的對象；同時，他們還都第一次親身領會了失去言論自由的痛苦與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