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0 June 2012

慕容雪村:在所謂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慕容雪村:前些天參加英國的海伊作家節,我做了一個主題演講,題目是《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因為時間關係,有些故事只講了梗概,還有一些則根 本沒提及,以下是講稿全文: 
 
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 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 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 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在中國廣為人知,都曾被媒體廣泛報導,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 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份。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 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著怎樣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 分,54歲的吳產娣擠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車,準備去國務院法制辦遞交自己的上訪材料。用中國的說法,吳產娣不 是公民,而是訪民,像大多數訪民一樣,因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們只能求助於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給他們公平,他們就千里赴京告御狀。這樣的 故事在幾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國崛起時代也不例外。上訪者都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天下之大,總能找到說理的地方。當吳產娣和她的同鄉擠上那輛 巴士,她看到了滿面流汗的人們,聽到了嘈雜的車聲人聲,她心中有一個卑微的願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對待,但在那一刻,她並不知道這輛車將把她帶 至何方。

10分鐘後,司機崔林關上車門,打電話向北京市公安局報警,說自己的車上有許多上訪人員,希望派警察處理。我們不知道這位崔先生為 甚麼要這麼做, 或許是因為他負有特別使命,或許只是因為他的警惕性比較高。十幾分鐘後,先後來了兩批警察,第一批兩個,第二批三個,他們沒有向任何人問話,也沒 有查驗證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車。又過了大約半小時,十幾個身著便裝的人走進這輛大巴,照吳產娣推測,這十幾個人應該隸屬於常州市政府,他們職責之 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訪民勸回家。但吳產娣和他的同鄉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他們擠下大巴,上了另一輛14路車,到國務院法制辦遞交了材料,然後回家等 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蘇常州,中國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回家的火車上,她會看到無數城市和鄉村,莊稼長勢良好,所有的煙囪都在冒煙,正如 我們事後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國的工業、農業都有強勁的增長。

372天之後,2010年7月7日,已經回家的吳產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 被一群便衣警察圍住,瞬即被帶到派出所接受詢問,那是漫長的一天, 到了晚上,警察向吳產娣出示了一份文件,決定對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車時沒有購票,導致那輛車停運一個多小 時。

14 路公交車票價一元。因為沒有視頻,也查不到交易記錄,除了司機崔林的證言,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吳產娣沒有買這一元錢的車票,但同樣,吳產娣 也無法證明自己買過票。在大國崛起時代,法律常常是這樣的:除了執法機關要證明你做過甚麼,你還需要證明自己沒做過甚麼,否則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 為這一元錢的錯誤,55歲的吳產娣被戴上手銬,送進了拘留所。也許警方覺得拘留還不足以懲罰這一元錢的罪惡,就在第二天,他們撤銷了這個決定, 改為勞動教養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勞動教養」就像是大學和療養院的合體,但事實上,它和坐牢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不需要審判——只要警察機 構認為有必要,就可以獨自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國,像吳產娣一樣的勞教人員有千千萬萬,卻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這是大國崛起時代的重要機 密。

那 365天是吳產娣的噩夢,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傳銷人員一起住在狹小擁擠的房間裡,每天都要背誦某些必須、某些禁止,常常被強 制做工,卻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她所在的勞教所生產二極管,在這漫長的365天中,吳產娣已經記不清她做了多少個,但可以確定,這些二極管大多被裝 在了電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著大國崛起的新聞。一年之後,吳產娣依然感覺到強烈的恐懼,時常夢到自己的勞教生涯,在這無法逃脫的夢中,她逃 避、掙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饒:我買了車票了,請不要勞教我。
從勞教所釋放之後,吳產娣開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 訴,請求撤銷對她的勞教決定,並希望得到國家賠償。結果並不意外:敗訴。她上訴,再 次敗訴。從法院的判決中我們可以知道:對她的勞教合情合理,並無違法之處,所以沒人需要對此負責。現在吳產娣已經57歲,病痛纏身,時常感到沮喪 和絕望,她說自己是個「弱女子」,「年紀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關於未來,她有兩個計劃:第一,把身體養好;第二,身體養好之後繼 續上訪。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分,吳產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車,她並沒意識到,這將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公交路線。在這條路上, 她將看到中南海 的圍牆、天安門廣場的一角,以及許多名勝古蹟和摩天大樓,還將看到巍峨壯觀的國家大劇院,幾小時之後,那裏會有一台盛大的晚會,票價從180元到 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為社會主義大廈多添一塊磚》、《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留給後世的故事》,屆時會有大人物到場,人們將群起歡呼。

關於這一切,吳產娣一無所知。她坐在平穩的車上,行駛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顛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聽著就像「無產地」,但現 在我們知道,她產於大國崛起時代的中國。

(二)
2011 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裡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 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數店舖已經開門營業,辦公室裡的人們剛剛開始一天的工作。在那個瞬間,沒人注意這個貌不 出奇的52歲男人,即使他已經做了那麼多明顯的暗示。

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裡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 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五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 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 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甚麼可 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 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 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 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 濟有著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采,那時錢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堅定變成了一 個堅定的訪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還沒有打算去死。

在一開始,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嚐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為此他還專 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復議,失敗;起 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這事的結果你 已經知道了:又一次失敗。在近十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 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沒人記得錢明奇曾有過甚麼樣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強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歸,但我們知道, 錢明奇和他的朋友們已經成了大國崛起時代的獨特風景,他們是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負產品。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 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賬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信 息,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 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 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申,有冤不申了。 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 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毀政府 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佈信息,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 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號碼還可以打通,接線人是他的兒子,他不太願意談論父親的事。錢明奇的另一個兒子要健談一些, 他說自己想寫一本關於訪民的書,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親。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三輛廉價汽車, 然後按下啟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 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走在錢明 奇曾經走過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 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著不起眼的工作,拿著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 這樣的人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床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 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

這 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欞,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 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在此後近四年的時間中,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著難以下嚥的食 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他曾長期被單獨囚禁,有兩年多沒見過真正的陽光,幾乎見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並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 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 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導,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在中文中, 這個詞也有執拗、倔強的意思,有時也指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 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 工資。開始還不算太壞,經法院調解,武鋼答應給徐武經濟援助, 但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徐武不肯接受這樣的調解,他說,他固然需要錢,但更需要一個說法,一個有明確輸贏的 結果。

徐 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 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管員。需要一提的 是,它還是全國文明單位、全國企業文化建設優秀單位——它的文化是「以人為本,誠信為先」。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文明單位」可以讓一些人 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自從拒絕了武鋼的人道主義援助,他開始品嚐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份,他開始遭受傷害,多 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 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2006 年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入夜之後,中央電視台將播放一台歡慶的晚會,慶祝這個輝 煌的時代,讚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那時他的家人都不 在場,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床上,就像一隻被火車碾過的盛世斑馬。

五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 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後的故事。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料瓶 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節日,天安門廣場正處於嚴謹有秩序的歡慶之中,來自中國各 地的遊客懷著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進這個廣場。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這舉動自有其傳統,早在47年前,四川 人何明淵就做過同樣的事,後來他被投進監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進了一座像是監牢的醫院。

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 中。

從 某個意義上說,徐武是幸運的。他的病友要交錢才能治療,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也許是醫院認為他的病情過於嚴重,所以他們拒絕讓徐武接 受探視。他年邁的父母一次次來到這堅固的堡壘前,又一次次失望而歸,從2007年到2011年,他們一共被拒絕了86次。他們向法院起訴,法院不 肯受理。他們找醫學專家來鑑定徐武的精神狀況,醫院堅決拒絕。他們和自己的兒子相距只有幾公里,卻如同遠隔陰陽兩界。

2011年4月19日 凌晨兩點,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 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著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 的院內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真份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 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鑒 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性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自己的兒子接回了家。在這 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導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 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 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 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關於未來,他有兩個計劃:第一是「忍耐」、「等待命運」;第二個計劃與法律有關, 他已經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沒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訴訟,但他依然對法律滿懷信心。要「學習法律、研究法律、宣傳法律、普及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 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歲,還沒有結婚,他希望能夠早日找到自己的愛情。早在2006年,他曾經遇見過一個喜歡的女人,不過遠遠談不上愛情,「只是聊過幾次天而 已」。在漫長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後,他已經和那個女人失去了聯繫,徐武說:她肯定已經結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兩個多小時以後,醫生從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水中有許多黑色的顆粒和 棉絮狀的物質,共計約8000毫升。但這並非全部,因為這次手術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鍾 光偉生於1973年,只讀過五年書,然後就輟學回家,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在貧瘠的田地中刨土尋食。他有3個孩子,這肯定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 育政策,根據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繳納罰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戶籍,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不堪承受的負擔。在中國近60多年的歷史中,最勤勞、最辛苦、最 貧窮的就是鍾光偉這樣的農民,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年復一年地耕作,換來的也只是勉強的生存。在大國崛起時代,中國 政府免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租稅,這讓一些農民過上了稍為輕鬆的生活,但對鍾光偉這樣的赤貧者來說,情況並沒有太多好轉。

2006年11月,鍾 光偉告別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礦找了一份打岩石風鑽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國的產煤大省,幾十年來,從這裡輸出的煤炭 達數百億噸,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礎,許多人因此發了大財,山西省也因此成為中國污染最嚴重、勞動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礦工在極為危險和骯髒 的井下採掘,他們大多沒有勞動保險,也沒有安全保障,許多人死於不見天日的地底。他們的死亡是大國崛起的一部份。
鍾光偉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國 的佛教聖地,離著名的雲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國崛起時代,這裡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釋迦牟尼,他們更崇拜煤。為了多賺 錢,鍾光偉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塵中工作十幾個小時。四個月之後,他開始感到肺部疼痛,經常咳嗽,但他沒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難以忍 受之時他會請醫生給他輸液,然後第二天照常開動風鑽,任粉塵飄在他的臉上,飄進他的肺裡。

2007年春天,鍾光偉的健康已被摧毀,他的體重銳減,咳得越來越厲害,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到大同市衛生檢驗檢測中心要求體檢,但被醫生拒 絕,理由是:塵肺是職業病,他們需要先確定鍾光偉「有職業」才能給他檢查。

這 意味著他要先拿出一份勞動合同,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他只是一位農民工,「農民工」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詞語,說明他同時具有兩 種身份:農民和工人,農民是他不可改變的階級屬性,工人是他實際做著的工作。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的人超過一億兩千萬,路是他們修的,樓是他們蓋 的,一切繁重的、危險的體力工作都是他們做的,但同時他們也是這個國家最被輕視的一群,常常被當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員,他們有流不完的汗、使不 盡的力氣,卻很少有法律意識,大多數都不知道用勞動合同來保護自己。當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只能默默忍受,因為他們拿不出一份勞動合同,而你知道, 中國是個講法律的國家。

鍾光偉回到工作的煤礦,希望礦上能夠給他開個證明,但被拒絕了。在他們眼中,鍾光偉已經成了一個明顯的負擔,他們實 在沒理由自尋煩惱。無奈之下, 鍾光偉向大同市南郊區勞動局請求裁定,這是異常艱難的旅程,需要賠無數笑臉,說無數懇求的話,他劇烈地咳嗽著,在這城市的馬路上徒勞無功地蹣跚往 返。三個月之後,勞動局的裁定出來了,他們不承認鍾光偉和煤礦的勞動關係,理由是大國崛起時代的典型理由:鍾光偉不認識煤礦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礦 工作。

現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訴,還是同樣的旅程:賠笑臉、說好話、蹣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審之後還有二審,一切再來一次。最後鍾光偉終於拿到了那份判 決,法院認定他和煤礦存在事實勞動關係。於是,在長達一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鍾光偉終於贏得了檢查身體的權利。

體 檢結果表明,鍾光偉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嚴重受損。他拿著這份體檢報告向政府申請工傷鑑定,這是另一段艱難旅程:賠笑臉、說好話,在希望和絕望 之間無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而他賺到的那點可憐的錢幾乎耗盡,只能吃最廉價的止痛片來緩解疼痛,開始是一顆一顆地吃,後來是一把一把 地吃。在7個月的艱難周折之後,他被鑑定為傷殘三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然後他開始申請工傷賠償,他填了表格,複印了證件,辦齊了全部申請的文 件,大聲咳嗽著來到南郊區勞動局,與以往的繁瑣拖沓不同,這一次,勞動局的表現異常簡潔,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予受理。因為他工作的那家煤礦 已經在幾個月之前關閉了。

然後是再一次起訴,一切艱難再次上演,幾個月後,法院判他勝訴,應獲賠償49萬餘元。他又等了四個月,沒有得到一 分錢,於是只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 行。在鍾光偉的故事中,我已經說過多次「艱難旅程」,但請相信,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艱難。在大國崛起時代,執行是無比艱難的事,即使是最有經 驗的律師也會因為聽見這兩個字而昏死過去,更何況是身份卑微、衣著寒酸、奄奄一息的鍾光偉。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於住處和法院之間,一次又一次地絕 望。他們跪在地上,流淚懇求,然而你們知道,法院都是講法律的,所以法官會向他提出許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礦主帶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礦山設備的倉庫……他們一定明白,這些要求對鍾光偉而言簡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時鐘光偉已經身無分文,還欠了一身的債,他生活在煤海之 中,卻買不起一塊取暖的煤,在中國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裡,他們一家五口縮在一條薄薄的 毯子下,其中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鍾光偉徹夜咳嗽,有時還會暈厥。他和妻子都想過自殺,他12歲的女兒準備去賣血,在最艱難的時刻,善良誠樸的鍾 光偉甚至想炸毀這個苦難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幾個月後有了轉機,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體也開始廣泛報導鍾光偉的遭遇,然後,2010 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鍾光偉和他的債務 人,開始了一次艱苦的談判。大國崛起時代的法律有軟硬兩種版本,對吳產娣、錢明奇和徐武來說,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對鍾光偉來說,法律就是 軟的、可以討價還價的。煤礦主不肯支付全額賠償,法官從中調解,鍾光偉就只能一次次降價,從49萬到48萬,到47萬,到35萬,最終27萬成 交。法律是鍾光偉最後的信仰,但最後,法律給他打了個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醫生從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右肺更多,21瓶。醫生說,這只能減緩 他的病情,卻不可能根治。

在大國崛起時代,像鍾光偉這樣的塵肺農民工有千千萬萬,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像鍾光偉這麼幸運,沒有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他們幾乎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他們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掙扎,然後默默地死去。

鍾 光偉還活著,他身高173公分,體重52公斤。他洗了肺,還了債,買了一所舊房子,用健康換來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他的病不可能治癒,也沒人會給 他報銷醫療費,因為他是個農民工。對他來說,「未來」是個奢侈的詞,他沒有太多計劃,只想養些豬、養些羊,讓家人吃飽穿暖,自己儘可能地活下去。 他現在學會了使用網絡,兩年中,他在網上發佈了超過4000條信息,全是在關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說: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甚麼滋味,我 沒有能力給他們太多幫助,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感覺一點溫暖。

(五)
我要講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果時間足夠,我還會給你講葉海燕的 故事。葉生於1975年,是一位堅定的女性權益維護者。她關心愛滋病人,多次幫助他們 維權,因此歷經挫折。她長期致力於維護性工作者的權利,為了瞭解她們的處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價妓院。她的壓力來自於兩方面:官方的和民 間的,我們的政府不喜歡她,我們那些滿懷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麼喜歡她。就在10天之前,幾個不名身份的人闖進了她的工作室,他們砸毀了許多傢俱, 卻並沒有讓葉海燕屈服。在未來的日子裡,她將繼續關心女性權益:那些吸毒品的婦女、那些在身處監牢的婦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種種暴力下痛苦 悲傷的婦女……她活得並不容易,卻有著遠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國第一任民選的婦聯主席,如果有可能,她還想做中國的第一任女總統。
我還想講梁 樹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歲的企業白領,共產黨員。他受激於錢明奇之死,報名參選他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他通過了一道又一道繁瑣的程 序,填寫了一張又一張麻煩的表格,他印製了競選海報,滿懷熱情地對選民們講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按照中國法律,這不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 是應該做的事情,但他還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礙,有人電話阻止,有人當面勸說,還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資料,遠赴他的家鄉做各種調查。

2011年9月8 日,在廣州麗江花園的人大代表選舉現場,他把兩位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在選票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投進票箱。他獲得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但最 後還給敗給了那些陰險的設計和可恥的伎倆。下一次選舉將在2016年,梁樹新說,如果那時可以正常地參選,他願意再次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貢獻力量。

還 有蕭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蕭瀚這個名字已經被註銷過131次。蕭是一位43歲的學者,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他長期關注時事,時常 發表評論。在大國崛起時代,時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讚美政府,一種批評政府,蕭瀚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份都屬於後者。這些文章給他帶來了許多麻 煩,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學校停課,也曾短暫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了8個小時。2009年11月,蕭瀚註冊開通了他的第一個微博賬號, 談論法律、時事和言論自由,很快這個賬號被註銷,然後他註冊了「蕭瀚微博二世」,二世被註銷之後,他註冊了三世,三世又被註銷,他就註冊四世…… 在我離開中國的那一天,他的賬號是「蕭瀚微博132世」。事實上,在中國的互聯網中,轉世者決非蕭瀚一人,而是成千上萬,他們被稱為「轉世黨」, 其中有一位黨員已經轉世359次。

在大約30個月的時間裏,蕭瀚共計發佈了超過百萬字的言論,其中有一些廣為人知,比如「惡猜公權、善待私 權」。在某個意義上,他已經死過131 次,但依然不會放棄死亡。這是鐵牆與頭顱的戰爭,雖然取勝無望,但他依然堅持著一次次把頭顱撞向鐵鑄的高牆。蕭瀚說:在沒有自由的時候,自由就是 一切。

還 有劉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劉德山是一位從業40年的法官,同時還是一位法院院長。2010年5月4日,有人電話通知他去一個渡假山莊,他冒雨前 往,從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監視居住,然後被投進看守所,在此期間他備受折磨,受過各種各樣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權勢的人物,卻依然無法對抗無辜 加之的傷害。在酷刑的間歇,辦案人員也會表現出一些善意,他們會推心置腑地勸告劉德山要「調整心態」,因為辦案的方針不是無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證明自己無罪,否則就是有罪。還有人會勸他明辨形勢,「既然你都進來了,總得說點甚麼,給我們個台階下吧?」19個月之後,法院判他 無罪,然而失去的已經失去,應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準備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不過他自己也清楚,這將是一條無比艱難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 44歲的公務員,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聯網上發佈了一則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笑話,共計58個字。因為這58個字,方洪成為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 家,他被勞教了一年,平均每個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來出事後,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推給薄,但這並不能說明方洪何以至 此。一個崛起的大國為甚麼會害怕一個笑話?甚麼樣的制度才會把一個僅僅是講了幾句笑話的人投進監牢?為甚麼公民的權利可以被如此輕易地剝奪?卻又 如此難以維護?方洪說,集中營的日子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接下來,他將不遺餘力地對抗這邪惡的勞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間揮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礦坑中疲憊掙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艱難道路上的人。幾十年來,正是他們鋪平了道路, 蓋起了高樓,是他們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創造了中國的奇蹟,也正是他們,一直建設著、揹負著、也忍受著這大國崛起的時代。

當 人們歡呼大國的崛起,也應該看到大國的危機。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確實讓許多人擺脫了貧困。而與此同時,人權狀況卻並沒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獨立,新聞依然不自由,言論依然被管控、被壓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難之中,這些都已成為大國崛起時代難以承受之重。事 實上,這並非大國的第一次崛起,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知道,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有過繁榮時期,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這繁榮將很難維持,隨之而來 的就是蕭條、饑荒、戰亂,直至最後的覆亡。沒有太多證據顯示現行制度比歷代王朝政治更加優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難以擺脫的宿命。當物 價飛漲、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日異嚴重、民間的抗議運動如風起雲湧,而維穩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業,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末日徵兆,幾千年間, 這樣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變,接下來就將是千萬人的苦難。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 更意味著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應該得到救 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應該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 真正的勞動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而不是讓吳產娣、錢明奇、徐武、鍾光偉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 難。

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卻不能接受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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