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信」認為筆者有關「幫港出聲」的論述，有五點「有商榷的餘地」，對於前四點，筆者只能「無詞以對」，所以如此，皆因不願介入不盡不實、無益無建設性 的「語言藝術」漩渦。關於「公開信」的第五點，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無關重要的高滔之論，誇誇其談；不過，筆者卻心生感觸，有幾句不吐不快的話要說。
「第五點」的「重中之重」是這兩句話：「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
筆者從《信報》開辦之日，可說「全年無休」地撰寫代社論的「政經短評」，到數年前開始每周三篇的「林行止專欄」，前後超過四十年，篇數不止上萬，字數當在 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除了不成比例的少數近似讀書劄記和生活趣味的龐雜文字（不算是「雜文」），其餘十之八九，均為議論本地及海內外政經的文字。有此 「資歷」，筆者固然自視、相信讀者亦視筆者為時事評論者或論政者。不過，捫心自問，寫了數十年「政論」，卻從來想不出有像一寶那種對「負責任的論政者」的 看法！
筆者不會妄自菲薄，把論政文字視為遊戲筆墨，斷事論人，因而從不「隨便道來，妄加月旦」；另一方面，更不敢狂妄自大，以為政論真有足以興邦、喪邦的威力。 作為寫政論的文工，筆者力求務實理性，勤讀勤思考，不懈追求深闊的人文知識，且以之作為立言的根基，條陳事理、認識表裏兼顧分析，無論是引中外前人所見或 是一己所得，發而為文，從來不以其為個人的「主張」，僅是一些經推敲後以為可供讀者參詳、思索、比較和取捨的見解。一寶建議「負責任 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 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 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 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 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 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 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 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筆者可算是「自由知識人」，但絕 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
一寶的「共生共存」，要不是共產黨的「生」、共產黨的「存」還罷了，若是黨八股般如「經濟要為政治服務」的餘緒，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二、「打手」論「中傷」了「發聲」幫，看來還傷得真不輕，否則不會有那麼多「駁斥」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列序上報；雖然反駁聲雜，卻完全無法說服筆者對其墜入「打手」角色的觀感。
不打算就沒什麼論點的「反攻」再添筆墨，只有鄭赤琰教授的回應，具有進一步探索、討論的意義。鄭教授用心解釋，讓筆者理解更多有關他為什麼會站到人前「發聲」的用意。
〈回應打手論〉分段解說「發聲」不是打手集團、不是「打手」層次，其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為的是希望藉公開呼籲，發動沉默的大多數齊聲叫停「佔中」。換句話說，他們「發聲」，是因為他們害怕香港會因此而動亂！
筆 者無意研究「發聲」的真身是否打手，但是他們的亮相，確實予人以不堪的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受環境烘托所「累」。當前香港最令人吃驚、憤怒、擔憂的歪 風，就是在不同層面的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湧現了經過刻意「分流」並加組織而拉開的敵我對陣式戰線！從權力核心的「梁營」、「官辦」，盯着泛民黨派而抬頭的 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媒體固然有兩種意見的穿插，就連學生家長，也在聲援和反對教育政策上，變成對頭人！
筆者無法確定歪風的緣起， 究竟是北京的意旨還是港英的策動，反正他們全在梁振英掌權之後才現身，那是徹頭徹尾破壞香港的和諧、必將生亂的禍害之尤。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並不害怕 共產主義，卻實在不能不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為了執政、為了穩固權位，往往會把一些原屬形而上的、應當憑理性化解的思想鬥爭或階級矛盾，全部從意識理念層 次，化為具體的、形而下不人道的殘暴鬥爭和政治運動，對社會和經濟必然造成災難性破壞。當年的「前途談判」，香港人被北京「鐵定收回主權」嚇得魂飛魄散， 就是驚懼共黨治下那些有理說不清的血腥鬥爭和昨非今是、今非昨是的政治鬥爭和人性改造運動。
中英談判，兩國各有立場，卻能同樣體恤港人的憂 慮，出了《聯合聲明》、出了港人日後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法》。順利過渡說明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的承諾、接納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並為香港「宗主」的政治現 實。港人深切明白，香港只不過是個統屬共產中國及獲北京保證一定期限內自由開放的特別行政區。
回歸以來，無論董建華還是曾蔭權，他們作為特 區領導的表現，縱有不足、招人話柄、受到罪詬，卻總不致好像今天的梁振英般把香港變成一個處處要分敵我的戰場般可怕。突出矛盾、硬分敵我、失去「和衷」， 哪來「共濟」？港人害怕共產黨管治下的人人鬥、處處鬥、天天鬥，梁振英的管治，卻予人以港共（？）治港、高度「共」治的印象，那是因為社會現實反映了共黨 管治不離鬥爭的特色！
《基本法》是否仍然可倚靠？北京會否繼二○○七年雙普選的一再拖延後，再次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方面遲疑？ 怎樣的選舉制度才足以體現中國絕對擁有香港主權的威儀、同時切合香港的實情？由於梁振英在政改事務上蹉跎歲月，一再避而不談，港人的焦急，又豈止於一班泛 民黨人和學者？
正因為「發聲」中人不乏「不是沒腦的論述」，他們站出來卻劈頭便說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只是對準未必出現、或會出現的 「佔領中環」行動，而那行動的計劃根本不是什麼陰謀造反、武力對抗，只不過是強調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秀才（秀才領導牽頭的公民）抗命！「發聲」卻針對 「佔中」可能出現的行動，飽以重拳，極盡鞭撻，那豈是筆者所認識所尊重的其中數位學者的氣度？真難相信那是他們自發的組合和思路。除非「主謀」心存忌憚， 為了避免不是沒腦的讀書人意見參差、在未經拍板的政改上說三道四、添煩添亂，於是在號召斯文人與斯文人「對決」的同時，刻意點明他們不會介入政治討論，亦 不爭取怎樣的真假選舉，光以打擊「佔中」行動為唯一的單薄任務！
對於鄭教授對後殖民者管治的想法，下周 — 天天談政治，筆者亦有點膩的感覺 — 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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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赤琰: 沉默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回應「打手」論
林行止先生8月13日的專欄大作（〈正邪蛙噪亂視聽 眾情激盪難太平〉），把「幫港出聲」（下稱「出聲」）定性為「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把我的參與「出聲」則落下重筆寫道：「何以鄭教授要站到不是 論政團體組織的最前線，卻猶抱琵琶，甘當『打手』般的急先鋒？……對他加入不是以理服人的『平台』，頗為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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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聲」有這樣 的看法，筆者責不容貸，有必要撰文以正視聽；為香港、為「出聲」、為《信報》，筆者不能沒有回應，否則真的像林先生那樣以為香港已淪落到連教授也上街站到 「佔中」的反面當「打手」，《信報》的長期作者也變得不能以理服人而「甘當打手」，呼籲沉默的多數「出聲」也都是無腦的「打手」集團。這個誤會太大了，不 能沉默！
林先生是我一向敬重（注意沒有括號）的傳媒「大佬」（加括號沒有貶意），也有「香江第一健筆」的稱譽。身為那麼有地位的媒體人，我也不解，身為林先生的長 期作者，身為林先生的三十載「朋友」（以文會友之意，既然被視為「打手」，不得不加上括號以表不敢高攀），為什麼在下筆討伐前，不 搖個電話了解真相？
一、不是「打手」集團
先說明的第一點：「出聲」不是「打手」集團，也不是「用手不用腦」的勾當。
有沒有思想性行為？在8月8日的記者會上，我、何濼生和雷鼎鳴三人已為「出聲」作出不是沒腦的論述。各家媒體也有輕重不同的報道，周融在會上答記者問起 「佔中」站在道德高位，「出聲」有什麼高明可以反對「佔中」。周先生回答時用「法治」與「道德」對比的思維指出：以違法行為觸亂香港便是「邪」，維護法治 而「出聲」便是「正」。
他作出這回答時，一問一答，都還是「假設」性的問答，周先生在電視台與戴耀廷教授討論「佔中」時，也都說明，一日沒真的去到「佔中」，戴教授還是正人君 子；一日「佔中」開步了，真的不觸發香港亂事，還是正人君子。由此可見，周先生所說的不是「佔中」邪不邪，而是違法亂不 亂港才能有定奪。
當然，也有人會視「佔中」即使觸亂香港，也是由於「真普選」的訴求得不到中央的肯定回應，才「不惜以身試法，有如『死士』的最後一擊，非到別無選擇，不會無謂『犧牲』！」持「壯士」觀點認同「佔中」者，當然也大有人在。
與此同時，反對「佔中」的人也大有人在。只要一天「佔中」沒發生、只要「佔中」不觸亂，所有有關「佔中」的討論，即使有贊成、有反對，都還是民主社會應有 的 言論自由。若持這態度視戴和周的「正邪論」，不是彼此入罪，不是「蛙噪亂視聽」，頂多只能說是「警訊」，不是嗎？戴教授自己也警告說：若得不到真普選，香 港會亂。
二、不是「打手」層次
說到「出聲」意識層次高低的問題，認定其為「打手」層次，顯然也是誤會。在8月 8日記者會上，我自己的發言已開宗明義說明兩點：一、我說自己曾三度見證英殖民地結束的情況，一是馬來西亞，二是新加坡，三是香港，而且還說出早在中英開 始展開外交談判香港主權回歸前，我已出版一本書《主權回歸與香港前途》，書中我說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結束殖民地的經歷。
馬來西亞殖民地化後出現的政治現實，是由單元馬來亞社會變成多元種族馬來亞社會，馬來人的回教、華人的儒家傳統、印度人的興都教，三教宗教色彩深厚，種族 價值觀南轅北轍，建 國前後發生政治糾紛而引起種族衝突，加上馬共反殖反帝的游擊戰；新加坡也由於七成半是華人而令馬來亞的巫人感到不安，加上左右派意識形態的鬥爭、工會罷 工、學潮失控而發生大暴動。結果兩地經歷半個世紀多的政治掙扎，才把種族和意識形態問題紓解下來，好不容易的堅持、難能可貴的經驗就是把「安定」當為首要 的執政工作。
為了重建社會秩序，馬來西亞全國頒布緊急命令，所有人權和自由凍結，國會停頓；經此一役，三大種族痛定思痛，對政府的非常政策 大家持相忍為公的態度，以時間換回自由和民主的空間。大家都清楚，自由與民主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諒不解不忍的話，三大種族無可能共處一地共同建國。即 使是未臻民主的最高境界，南非的黑人民權運動之父已聞風前來馬來西亞取經，參考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相處之道；之後曼德拉政府草擬七百頁的種族政治管治方針。
說到新加坡的情況，政府為了堅持政治安定的環境條件，把重大的法治措施都用上了，為了平定暴亂，鎮暴隊從無到有，為了杜絕學潮，中學聯會長孫羅文坐牢直到 他 向電視觀眾認錯，還任職「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教導青年精英如何承擔國家社會責任。南洋大學出身的謝太寶坐政治牢比曼德拉還長幾年。直到八十年代還有天 主教會的人士因其教會背景而被抓繫獄，還累及教會。
這種種非常手段的最大理據，就是求取新加坡的安定建國，否則無可能建立一個安定而繁榮的多元種族新加坡。早年李光耀的這種非常手段何嘗不遭到西方媒界政界百般撻伐？但是他的作為何嘗不獲譽為亞洲傑出的政治家，連美國政界也讚賞有人，基辛格更說李是他的政治「錦囊」！
上述這番話我在會上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成案例，說明經過殖民地化的地方，要建立後殖民地化的安定管治，困難重重，而香港也不例外；我在書上和會上都指出 香 港主權回歸，中港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意識形態」的分歧，如果矛盾處理不好，不是你革我的命，就是我革你的命（這不是危言聳聽，當年鄧小平便特別強調，不要 把香港當成反革命基地，其他一切可「五十年不變」而且還可「港人治港」）。
英國1949年面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的政治現實，對香港的管 治，也特別照顧到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和一個共產主義的大陸的意識形態矛盾，凡會刺激大陸的事，都當成敏感問題，不去談不去做，怕刺激大陸而引發大陸解放香 港。五十年代初立下不少「內部安全法律」，不許外國沒有外交身份的人在港搞政治，連「米勒軍營」避難的國民黨軍人不許持械，不許把香港當成國民黨的反共基 地，不許搖國民黨旗。
多年以來，大陸來港避難的人，美國想當成「難民」收容赴美定居，也被英港政府拒絕，說他們不是「難民」（據聯合國難民公約：因意識形態、種族衝突、宗教衝 突，而有政治迫害之實，逃離本土，才屬難民）；連陳香梅出面說動甘迺迪總統交涉，也不得要領。類似這種不敢刺激大陸的 事例，罄竹難書，英港政府一直如此對待大陸，正是為香港的安定着想。
我在記者會上說出三地的問題，現在再寫出來，目的是借鑑，借鑑不一定是 照抄她們的辦法，但維持安定則肯定是任何社會的沉默大多數人與其政府的最高政治原則，即使是革命手段，也只能是在「破」之後，能重建長治久安的可能，革命 才有其正義性，否則沉默多數不可能跟着跑以至支持革命。希望我援引星馬兩地的案例和英港的做法，不要有人給我扣帽子，說我是「靠嚇」的「打手」。
三、不「論政」有其因
「出聲」不「論政」之說，是不組黨、不參黨、不遊行、不示威、不上街搞對抗。有此想法也是基於有見於香港的政黨已形成對立相向，在立法會對立，無法在「真 普 選」見到有共識方案，甚至衍生到連《議事程序》也百般破局，抗爭團體也日益趨向街頭對抗，甚至已然開始走向失控而對罵對打的場面。政府的一舉一動，也有人 以行動文宣雙管宣告否定其統治的正當性；至於「佔中」一事，我本人也不是不「論政」，單在《信報》便寫了文章直接批評其「盲點」有三。
說的是「任何政改方案須要先有三分之二的立法會通過，然後再由特首認同，最後報人大常委去批准」。這個法定程序很清楚，由下（香港）而上（中央），而「佔 中」 卻顛倒這個法定程序，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是民主，由上而下是獨裁，這是國際公認的政治民主常規。而「佔中」捨立法會而向中央敲門，要中央給「佔中」訂出來 的「真普選」提議命令立法會通過。「佔中」口口聲聲說中央不放行「真普選」是獨裁，若秉持民主原則，不是要中央去獨裁「佔中」方案，而是要發動主流民意突 破立法會這一關，才是民主之道。
不是「猶抱琵琶」
我本人之所以參與（公開在記者會上合手拍照，而且站在中央，可見不是「猶抱琵琶」）「出聲」，正是有見於香港的政局發展已愈來愈失去耐性，深怕諸多刺激大 陸的政治行動，港英政府不為的，現在都出現。面對這種局勢發展，想到熱中參政的一群已經僵持不下，唯一的希望便是call出「沉默多數」（silent majority），搭建「出聲」平台，好讓他們表達香港最大多數人的訴求：政治安定！在馬來西亞如此，一直都是最大多數人通過各種形式去支持堅持安定治 政的人執政。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想出通過「強制性選舉投票」的制度call全部選民出來投票選賢與能。
「出聲」不止於為「佔中」的事出聲，今後當遇上重大議題有人「亂彈」而誤導港民視聽時，也會採用學術論證的態度去「出聲」，相信只要能call出沉默多數出聲，香港怎樣也亂不起來！要沉默多數出聲是個大學問，不是無見識的「打手」行為。
至於林先生渴求的「良好選舉」制度，也非一個「真普選」、連年的「遊行示威」可以催谷出來的，而是要靠政黨各展高見，通過選舉較量誰個方案得孚眾望，還要靠異見者相忍為港，才是民主之道。不知林先生以為然否？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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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專欄 - 正邪蛙噪亂視聽 眾情激盪難太平
一、衝着「佔領中環」（下稱「佔中」）而來的「幫幫香港出聲行動」（下稱「出聲」），召集人周融強調他們既非論政團體，亦不是政治組織，登高疾呼號召十萬人對抗「佔中」，目的純粹在「不想香港亂」，希望得到沉默大多數的認同和響應，遏制「佔中」。
弔 詭的是，「佔中」成員的最大心願，同樣是不希望「佔中」成為事實；如果他們爭取「真普選」（筆者對普選冠上「真」字，不敢茍同，見八月八日本欄）的工夫沒 有白費，心事達成，「佔中」便無疾而終—誰願無端冒搗亂香港社會秩序的惡名去「佔中」？作為法律學者，戴耀廷準備在他們的訴求不獲正面回應之後，不惜以身 試法，有如「死士」的最後一擊，非到別無選擇，不會無謂「犧牲」！
「出聲」而不論政，意味其言文攻勢光是為了破壞「佔中」爭取普選目的不達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那是意識層次很低的「打手」工作。相反，堂正對壘，攤開組織的明確立場，拿出服人的知識觀點，那樣的動員意義會高明、高尚得多。
陣容看來比「佔中」一方老成的「出聲」，一句語不驚人死不休（sound bite）的「人邪我正」，果然贏得傳媒和大眾的高度注意；顯而易見，亂是邪、穩是正，此語一出，大煞「理性」風景，虛浮得令人反感。以對方的行動可能影響「市面」甚至令樓價下挫便屬邪，循此路進，豈不等於說托高樓價帶動業主資本增值的炒家便可歸類為正氣英雄？
其 實，「出聲」隊伍中，即使僅僅是站到台前的幾位，大都是有識之士，像政治學上見識廣、研究深的鄭赤琰教授，以他思想學養和經歷三次英國殖民者撤出殖民地歷 史事件的經驗，與對手論政、辯論甚至教育大眾，都是綽綽有餘；有充實的知識為後盾，以理服人，讓一般市民對香港政改問題的考慮更全面，進而多方思索，得出 符合港人利益的結論，才是功德。可惜，這一回，何以鄭教授要站到不是論政團體組織的最前線，卻猶抱琵琶，甘當「打手」般的急先鋒？鄭赤琰博士是本報的長期 作者，從教授寫到退休教授，依然健筆如飛（惟亦覺察到他退休前後思路的「微調」），筆者是他的「長期忠實讀者」（「老式」編輯從看稿、校稿到讀報，一篇約 稿起碼拜讀三遍），對他加入不是以理服人的「平台」，頗為不解。
筆者並不完全同意「佔中」團隊在「真」普選方面的見解，然而，這類「思想 執拗」，不會打亂筆者對其發起人力爭良好選舉制度的摯誠立意，硬說他們存心搞亂香港，是邪惡力量，那明顯是污衊。「出聲」一方有若干學者對政改的看法，筆 者認為有見地，值得思考、因應，甚至吸納；可是，他們如此聯合起來以「正方」自居攻擊「邪方」，那是有失公道亦予人以不講理的印象。
爭取 符合港情而不致乖悖國家意旨（《基本法》）的選舉制度，根本與「正」、「邪」無涉，而是理性的推敲。鼓動蛙噪、挑撥鬥爭、不容理性共事共商社會（政治）問 題，強詞奪理，只求己方意志加於他人，那些潛隱背後的魔魅，才是邪惡的源頭。當年文革之可怕正在有理說不清和是非難分，希望香港不用經歷那種自作孽、代價 沉重的洗練。不要分正邪、保持是非心，才能鋪出造福香港的坦途！
二、發展局前局長麥齊光及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涉嫌詐騙租津案，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判監禁及緩刑；如果他們不上訴的話，這宗官司便算完結。
筆 者並不認識兩位當事人，然而，從媒體報道、友朋閑聊得出的印象，二人平素敦品正行，尤其是麥氏為人，不僅被形容為「四個柑咁正」的溫溫君子，且是熱衷教 化、樂於公益的好好先生，風評之高，聲譽之好，非比尋常。可是在法律上，他們違反了當年公務員租津規定，被法官裁定不合法而被判刑！雖然當年規定早已過 時，麥、曾二人其後做同樣的置業安排，絕對不算過錯，可是，在規例生效期內逾規越軌，無論是刻意隱瞞或是無心之失，都得依法懲處，除非當局正式通過特赦豁 免，否則日後還會有類似的官非；而法官秉公辦案，必然會作出「法律並不近乎人情」的裁決。
基督教信徒會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在非宗 教世界，品格再好的人亦該明白，自己可能會於無意間觸犯法紀，只因沒給發現和追究，不可因此以為沒有前科案底便一定清白；麥、曾案的判決公布後，雖有不少 人為他們喊冤叫屈、大呼不值，可是沒人會對判處生疑，說半句不公，那正是司法獨立仍受港人尊重亦是已深入民心的法治精神可貴之處！
麥齊光 說，要不是退休後答應復出當局長，便不會有這場官非，當屬實情；惟麥、曾案彰顯了政壇人事多變複雜，香港過時法規若不及時修正補弊，便會令政壇處處陷阱。 當局宜及時修補舊例，否則參政從公的人，會有太多本屬不必的顧慮，承受太多本屬多餘的滋擾。釐清舊例也許是鼓勵更多有才有識的經驗之士從政奉公的一項良 法。
三、要求官民奉公守法，合理配套的準繩不容忽視；逾時失效的規管應當正式刪除或豁免，否則便有過猶不及並成為故布陷阱的威脅把柄。同 理，防止貪腐、不避公眾監察的問責官員利益申報，本來是用意良好的制度，以其提供了一套為官者知所因應的準則，可是，矯枉過正，卻是令人對從政卻步的重大 因素。行政長官辦公室上周公布問責官員申報利益新指引，行政長官落區時表示是規範最嚴謹的一套指引，所言不虛，可是不以為然的，大有人在。
行 政長官的政治任命官員涉及潛在利益衝突的指引，要求官員申報的「私人」利益，涵蓋個人、家人、親屬和私交好友，還有所屬會所和協會的經濟及其他利益，亦包 括與該官員有私人或社交聯繫的任何群體。那是過分介入官員私隱的指引，且其中不少「關係」難以界定、易惹是非。由於未有說明行政長官如何處理潛在利益的申 報資料，更無指明如何處理行政長官本人的「潛在利益」。這樣的指引，有矯情不切實際的流弊。
以梁振英上台這年多來的作風看，既不像董建華 的議而不決，亦不似曾蔭權的只說不做；他為針對時弊而推出的種種行政措施，往往有不惜代價但求立竿見影短期效用的「無畏無懼」，以牛刀殺雞是梁氏一道重要 板斧，另一「絕招」是敵我分明，任何層次與其主張有異的個人及群體，自有交鋒對壘的烽火台與之對着幹。梁氏走進民間是走進擁護者中間，聽取意見，也只聽表 態支持者的訴求。形成當前水火不容、群眾撕裂的形勢，當初激進泛民議員和衝動群眾的張狂不是全無責任，可是，令整個社會變得暴戾、正邪難辨、是非不分的亂 象，卻肯定是梁振英政府一上任便定下對「敵方」採取反擊手法有以致之！香港這年多來的變化，不僅令人吃驚，更令人極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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