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過去個多星期，3位特首候選人的其中兩位，梁振英和唐英年，都同時遭負面新聞嚴重打擊，一方是在10年前的西九規劃比賽中漏報利益，另一方則在大宅中有僭建物。
其實，雙方不斷被揭瘡疤，已成了今次特首選戰的主軸。先是唐英年的婚外情緋聞，繼而是梁振英替華懋作供時遭法官質疑誠信，之後又有戴德梁行被清盤的風波，都令這場特首選舉，逐漸變成一場泥漿摔角。
不過，縱然如此，就算再加上歷史性地本港大小報章紛紛各就各位，壁壘分明加入挺梁、挺唐大營，黨同伐異，這都罷了，做得候選人，就得「食得鹹魚抵得渴」。
就如去年10月，當台灣總統大選正進行得火熱，媒體爆出民進黨副總統參選人蘇嘉全的農舍風波及連串負面新聞，讓該黨不勝其煩，滿肚牢騷時，呂秀蓮所說那頗
為中肯的一句﹕「任何選舉，各界的檢驗都非常嚴厲，甚至無情，要當候選人以前，就要做好各種準備。」
真正令人痛心的，是連特區政府自己，都赤膊上陣，加入這場廝殺當中。
落場踢埋一份的球證
正當梁振英忙於爭取足夠提名，好讓自己可以入閘成為正式特首候選人的關鍵衝刺時刻，上周三晚，特區政府突然發稿，證實梁於10年前擔任「西九龍填海區概念
規劃比賽」評審時，沒有申報與他有關連的公司參賽，卻全程參與評審，投票後始被發現有利益衝突，涉及隊伍被取消參賽資格。這對梁的選情，造成沉重一擊。
政府這樣的做法十分罕有，負責西九項目的民政事務局，其常任秘書長楊立門主動向傳媒解釋，表示因為傳媒查詢才蒐集西九事件資料，並第一時間發放新聞稿，政府並沒政治目的。
這種解釋當然完全站不住腳，經不起簡單的反駁，一年365天，每天都有媒體向政府提出查詢，那麼政府是否又會從善如流，一視同仁，順應媒體，一一作答呢？答案當然不會，今次西九風波，明顯是一選擇性做法。
特區政府已經不再是球證，而是索性自己也「落場」「踢埋一份」，且不是在後場「搓波」，而是「大腳斬前」，傳球給一方的前鋒，讓他入波。
一旦守不住底線，深淵將深不見底
特區政府不民主，收窄新聞自由，遇事沒有擔當……這些都算了，現在連公平、公正都喪失，竟然在選舉中公然打壓一位參選者，出身公務員的曾蔭權，連公務員過去所信奉的「程序公義」也拋棄，這正是沉淪的開始。
正如上映中的電影《選戰風雲》裏的劇情，作為政治人物，當佐治古尼一旦放棄守住自己的底線時，沉淪的速度可以很快，迅速滑入深不見底的深淵。
而上映中的另一套電影《J.艾德格》，則重新提醒我們，當年擔任聯邦調查局長的胡佛（J Edgar
Hoover），因為掌握各種機密資料，掌握各人的秘密files，而可以作出各種要脅和打壓，因而能夠隻手遮天。那也是美國最暗無天日的一個年代。
官場「chok樣」王
周日，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被記者質疑政府周三出稿作出披露是出於偏幫時，譚對着電視鏡頭強調﹕「政府是本着3個原則辦事，第一，是基於事實；第二，是基於事實；第三，也是基於事實。」
之後我跟幾位記者談開，都覺得對此說不出的厭惡。我不知道，譚是否覺得自己很「型」，自以為度出幾個perfect sound
bites，便能夠在鏡頭前輕易打發了記者的問題。我只能告訴他，我和那些記者朋友都覺得他很作狀，很「chok」，俗不可耐。問題不是大家質疑你的事
實，而是質疑你的罕有、選擇性做法。
奧巴馬給sound bites，例如當日說大家要反思「we are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in a way
that heals, not a way that
wounds」，那真的十分「型」，因為他理直氣壯，擲地有聲。而譚志源說「第一，是基於事實；第二，是基於事實；第三，也是基於事實」時，大家只會覺得
他「chok」，因為他理曲氣屈，矯揉造作。或許他真的很想當「官場林峯」吧！
我真的很憤怒，這個政府已經愈來愈無可救藥。
Friday, 20 April 2012
邵力競：一個前AO覆特首的公開信——閣下的襯衣領有汗漬嗎？
行政長官：
看了 閣下幾天以來的表現，特別是2月28日給公務員的信，令人想到這些年來香港的改變。身為前公務員，我不嫌鄙陋，回覆如下。
記得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你曾邀請一眾年輕政務官，前往你位於壽山村道的財政司司長官邸。你以政務官為榮，你一如在鏡頭前批評二流分析員，把政府 外的人說得遠遠不如。其實我當時對此很有保留，但有一點我是同意你的，那就是社會上各利益團體都是為自己籌謀打算，而政務官和公務員團隊能以比較超然、不 偏不倚的角色，平衡各方利益。
民生民情 何曾掌握
要能做到這點，首重避嫌。可惜你沒有行自己所宣的道。在目前殘缺不堪的政治制度下，身為特首，你應該明瞭管治班子先天威信的不足，更加應該知道，寧缺毋濫的道理。
「公務員必須避免接受任何過分奢華、慷慨或頻密的款待，以免令政府聲譽受損」。這些我們剛進政府就給耳提面命的戒律（《公務員事務規例》），以 閣下資歷 之深，給彭定康稱頌為consummate civil servant，不可能不知道。以你位置之尊，權力之廣，難道沒有跟那些招呼你的人有半點兒公務往來？
因為香港的混賬制度，對外，你要在北大人面前卑躬屈膝，對內，要面對眾多無理取鬧的謾駡。坦白說，你幹着地球上最不令人羡慕的工作，直到你個人意志給消磨掉，魄力給消耗掉，民望給消費掉。這點，我體諒。
你也確實在任內通過最低工資，以及拖延多時但將成為事實的《競爭法》；雖然當中也是百孔千瘡，但總算是進步。
可是這幾年香港的情況怎樣？你在新聞稿中辯說，身為特首要掌握香港各方面的情勢，要跟社會各階層接觸；但其實你不了解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的生活。啊！不，不是你，而是整個的所謂管治團隊。
因為你們簇擁在富豪身邊，你們的委員會充斥着同聲同氣的朋友、豪門二代的公子哥兒，你們看到的都是經過篩選的剪報、為了迎合上意而改得面目模糊的官樣文 章；你落區做秀，所到的只是經過粉飾的櫥窗；你們出席的宴會，充滿了悅耳的、不慍不火、雖無傷大雅卻也可有可無的談話。你有留意高官們的皮鞋底嗎？大概因 為不是坐專車就是踏紅地氈，該沒什麽磨損吧？你有看看你們的襯衣領嗎？大概因為總是在冷氣房裏開會，該沒什麽汗漬吧？
你在內地的地方官面前尚且唯唯諾諾，你的部屬和我們又能期望什麼？經過你七年的管治，香港人即使在自己的地方也抬不起頭；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全球數一 數二，人住的劏房，尚不如富豪家裏的狗窩；不事生產的步步高升，埋頭實幹的——不論開茶餐廳的還是搞科研實業的——卻看不到前景。
面對人們的怨憤，你的政府的慣用策略，只是每年施以小恩小惠，顛倒人們的工作倫理。你們一面唱着《獅子山下》，一手卻在破壞這個神話——其實我們要的不是施捨，而是一個公平奮鬥的機會。
東窗事發後，你在《南華早報》撰文，推託現行制度下問責官員有疑問可以問特首，而你卻無人可問。當然，我們不知道你身為人前人後的天主教徒，有否問過天主；但相信 閣下了解香港制度的精神：對於行政機關之首，最終的政治制衡在於立法會。
現在很不幸，香港有如拉美國家，可能將要面臨總統彈劾案的風暴。不徹查，無以服眾、無以維護法治、無以彰顯公義（特別是那些因誠信問題而下台乃至下獄的公 僕），無以洗脫 閣下的污名；而行政長官在《防止賄賂條例》下訂明公職人員不能接受的種種利益——包括 閣下得以享受的旅費，將來如何執行？豈不成了笑 話？
但要徹查彈劾呢？卻又令中央政府尷尬，因為你的種種，誕生才十五年的特區，政治傳統尚未確立，憲政架構便面臨危機，行政機關的權威遭到玷污。
你以一如以往處理危機的手法，把火頭燒開，把民望最高的大法官拉下水，把你們平常說得天衣無縫、「行之有效」的機制程序來個大檢討，企圖用文山會海的伎倆，混淆視聽。其實，最須要檢討的，不是機制，不是程序，而是人心。
打擊弱勢 從不手軟
你喜歡套用大陸的官場潮語，而最能描述目前狀況的是溫家寶總理的「道德滑坡論」。你的政府對大財閥的巧取豪奪視若無睹，對擦鞋子的、擺小攤子的、自食其力的卻絕不手軟，這難道不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嗎？
當一般人要為幾百呎的斗室而做一世的樓奴，你團隊裏頭的人——那些已經拿盡納稅人房屋津貼的——卻一再知法犯法，僭建自己的行宮；而你卻無法約束，這難道 不是古人說的「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嗎？老實說，無論你們怎樣利用法律的漏洞來為自己開脫，香港已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臨界點。
當然，你們的「貪」都是合法的，因為你們都知道法律、懂得規矩，可以在立法會裏繼續施展你們的詭辯，避重就輕，顛黑倒白；你們是文字遊戲的大師、鑽空子的專家，跟地產商一樣，「連汁都撈埋」。可是你們的道義和威信，已是岌岌可危。
對於你們的種種行徑，人們能不懷疑嗎？
最後，我希望廉政公署不要作那無用的調查——由你自己委任的專員，能查下去嗎？我不希望香港最引以為傲的、也是香港跟大陸最大（也許是最後）區別的機構，要讓積累四十年苦功的威望，賠在一個人那芝麻綠豆、說不清楚的小便宜上。
本來希望以溫柔敦厚的筆調，來表達我對 閣下管治香港的看法。但想到過去的種種，以及未來的灰暗，抱歉實在無法做到。
邵力競
2012年2月29日
看了 閣下幾天以來的表現，特別是2月28日給公務員的信，令人想到這些年來香港的改變。身為前公務員，我不嫌鄙陋，回覆如下。
記得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你曾邀請一眾年輕政務官，前往你位於壽山村道的財政司司長官邸。你以政務官為榮，你一如在鏡頭前批評二流分析員，把政府 外的人說得遠遠不如。其實我當時對此很有保留，但有一點我是同意你的，那就是社會上各利益團體都是為自己籌謀打算，而政務官和公務員團隊能以比較超然、不 偏不倚的角色，平衡各方利益。
民生民情 何曾掌握
要能做到這點，首重避嫌。可惜你沒有行自己所宣的道。在目前殘缺不堪的政治制度下，身為特首，你應該明瞭管治班子先天威信的不足，更加應該知道，寧缺毋濫的道理。
「公務員必須避免接受任何過分奢華、慷慨或頻密的款待，以免令政府聲譽受損」。這些我們剛進政府就給耳提面命的戒律（《公務員事務規例》），以 閣下資歷 之深，給彭定康稱頌為consummate civil servant，不可能不知道。以你位置之尊，權力之廣，難道沒有跟那些招呼你的人有半點兒公務往來？
因為香港的混賬制度，對外，你要在北大人面前卑躬屈膝，對內，要面對眾多無理取鬧的謾駡。坦白說，你幹着地球上最不令人羡慕的工作，直到你個人意志給消磨掉，魄力給消耗掉，民望給消費掉。這點，我體諒。
你也確實在任內通過最低工資，以及拖延多時但將成為事實的《競爭法》；雖然當中也是百孔千瘡，但總算是進步。
可是這幾年香港的情況怎樣？你在新聞稿中辯說，身為特首要掌握香港各方面的情勢，要跟社會各階層接觸；但其實你不了解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的生活。啊！不，不是你，而是整個的所謂管治團隊。
因為你們簇擁在富豪身邊，你們的委員會充斥着同聲同氣的朋友、豪門二代的公子哥兒，你們看到的都是經過篩選的剪報、為了迎合上意而改得面目模糊的官樣文 章；你落區做秀，所到的只是經過粉飾的櫥窗；你們出席的宴會，充滿了悅耳的、不慍不火、雖無傷大雅卻也可有可無的談話。你有留意高官們的皮鞋底嗎？大概因 為不是坐專車就是踏紅地氈，該沒什麽磨損吧？你有看看你們的襯衣領嗎？大概因為總是在冷氣房裏開會，該沒什麽汗漬吧？
你在內地的地方官面前尚且唯唯諾諾，你的部屬和我們又能期望什麼？經過你七年的管治，香港人即使在自己的地方也抬不起頭；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全球數一 數二，人住的劏房，尚不如富豪家裏的狗窩；不事生產的步步高升，埋頭實幹的——不論開茶餐廳的還是搞科研實業的——卻看不到前景。
面對人們的怨憤，你的政府的慣用策略，只是每年施以小恩小惠，顛倒人們的工作倫理。你們一面唱着《獅子山下》，一手卻在破壞這個神話——其實我們要的不是施捨，而是一個公平奮鬥的機會。
東窗事發後，你在《南華早報》撰文，推託現行制度下問責官員有疑問可以問特首，而你卻無人可問。當然，我們不知道你身為人前人後的天主教徒，有否問過天主；但相信 閣下了解香港制度的精神：對於行政機關之首，最終的政治制衡在於立法會。
現在很不幸，香港有如拉美國家，可能將要面臨總統彈劾案的風暴。不徹查，無以服眾、無以維護法治、無以彰顯公義（特別是那些因誠信問題而下台乃至下獄的公 僕），無以洗脫 閣下的污名；而行政長官在《防止賄賂條例》下訂明公職人員不能接受的種種利益——包括 閣下得以享受的旅費，將來如何執行？豈不成了笑 話？
但要徹查彈劾呢？卻又令中央政府尷尬，因為你的種種，誕生才十五年的特區，政治傳統尚未確立，憲政架構便面臨危機，行政機關的權威遭到玷污。
你以一如以往處理危機的手法，把火頭燒開，把民望最高的大法官拉下水，把你們平常說得天衣無縫、「行之有效」的機制程序來個大檢討，企圖用文山會海的伎倆，混淆視聽。其實，最須要檢討的，不是機制，不是程序，而是人心。
打擊弱勢 從不手軟
你喜歡套用大陸的官場潮語，而最能描述目前狀況的是溫家寶總理的「道德滑坡論」。你的政府對大財閥的巧取豪奪視若無睹，對擦鞋子的、擺小攤子的、自食其力的卻絕不手軟，這難道不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嗎？
當一般人要為幾百呎的斗室而做一世的樓奴，你團隊裏頭的人——那些已經拿盡納稅人房屋津貼的——卻一再知法犯法，僭建自己的行宮；而你卻無法約束，這難道 不是古人說的「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嗎？老實說，無論你們怎樣利用法律的漏洞來為自己開脫，香港已到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臨界點。
當然，你們的「貪」都是合法的，因為你們都知道法律、懂得規矩，可以在立法會裏繼續施展你們的詭辯，避重就輕，顛黑倒白；你們是文字遊戲的大師、鑽空子的專家，跟地產商一樣，「連汁都撈埋」。可是你們的道義和威信，已是岌岌可危。
對於你們的種種行徑，人們能不懷疑嗎？
最後，我希望廉政公署不要作那無用的調查——由你自己委任的專員，能查下去嗎？我不希望香港最引以為傲的、也是香港跟大陸最大（也許是最後）區別的機構，要讓積累四十年苦功的威望，賠在一個人那芝麻綠豆、說不清楚的小便宜上。
本來希望以溫柔敦厚的筆調，來表達我對 閣下管治香港的看法。但想到過去的種種，以及未來的灰暗，抱歉實在無法做到。
邵力競
2012年2月29日
蔡子強：唐英年就是輸在沒有經歷
【明報專訊】梁振英及唐英年已經先後舉辦過參選造勢大會，亦發表過參選宣言，究竟在這一回合的交鋒，兩人表現孰優孰劣呢﹖
且讓我們先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究竟怎樣才算是一篇好的參選演說，當中會有哪些元素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且讓我們先從兩篇頗有口碑的美國總統演說講起。
奧巴馬：從芝加哥的貧民窟出發
首先讓我們看看奧巴馬於2007年2月10日宣布角逐美國總統時的參選宣言。
他回憶起20年前來到芝加哥，這個其政治事業的起步點時。他說當時舉目無親，身無分文，在前路茫茫之際，全賴教會給他一份社區組織者的工作。當時他全憑一個單純、但卻有力的信念來激勵自己，那就是——自己能夠為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祖國，獻上一分力。
他再進一步憶述細說當時在芝加哥的種種遭遇。他在該市一些最貧困的地區工作，看到廠房如何一間一間倒閉，家庭因而破碎，孩童被推到暴力邊緣。他說自己看到：
「There's a hole in that boy's heart that no government alone can fill.」
「It was in these neighborhoods that I received the best education that I ever had, and where I learned the meaning of my Christian faith.」
奧巴馬說這就是他踏上政途的起點。3年後，他返回校園並重新裝備自己，希望知道如何可以從法律層面來保障人權，畢業後，他順理成章的成了人權律師，接着他 又發現只有從立法層面，才能更主動、更積極、更好的幫到這些有需要的人，於是他走了去選議員……聽奧巴馬在其參選演說中娓娓道來，他從政以及最終決定參選 總統，彷彿就是那麼的自然而然，也會被其經歷打動。
克林頓的崎嶇成長路
再讓我們看看克林頓於1992年7月16日在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發表，接受黨提名角逐總統的演說。
他一開始便說：
「Tonight, as plainly as I can, I want to tell you who I am, what I believe, and where I want to lead America.」
接着他道出自己崎嶇的成長路。他說從未見過父親，因為自己尚未出世，父親便在雨中駕車前往看母親的路上撞車身亡，從此母親便要負上一家生活的重擔，為了謀 生，她得忍痛把自己留給祖父母看護，所以至今他仍記得每次在火車站兩母子離別的情景。禍不單行，母親後來又患上乳癌，但為了這個家庭，她還是咬緊牙關，一 關又一關的熬過。
「She endured that pain because she knew her sacrifice was the only way she could support me and give me a better life. My mother taught me. She taught me about family and hard work and sacrifice. She held steady through tragedy after tragedy, and she held our family - my brother and I - together through tough times.」
這些經歷，克林頓說就是為何自己要踏上政途，致力為國民爭取一個更好的醫療保障制度，以及一個老有所依和幼有所長的福利制度的起點。
他又希望以自己參選總統的經歷，來鼓勵那些自小便喪失父親或母親的小朋友：
「And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every child in America tonight who is out there trying to grow up without a father or a mother: I know how you feel. You are special too. You matter to America. And don't you ever let anybody tell you can't becom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
參選演說的訣竅
從中可見，奧巴馬及克林頓的參選演說都十分類似，那就是以自身的經歷，來道出從政的基本信念和願景，並把之昇華，結連到國家民族層面的核心價值。所以參選 宣言要寫得好，竅門就這樣一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關鍵在乎——你有否經歷，能否現身說法，以自身的經歷來打動人心，加強說服力。而愈低下階層出身的 人，往往愈有動人的經歷。
回到香港。梁振英又是如何寫他的參選演說的呢﹖
他一開始也是憶述自己的身世：
梁振英的紮腳媽媽
「很多人知道，我爸爸是清水衙門的警察，一家人在1960年代穿膠花買樓，但大家不知道，我媽媽是紮腳婦女。我紮腳的媽媽，背住幾十磅膠花，來回走20多 分鐘路到山寨廠的情景，令我畢生難忘。小學時候，我就每天背着膠花陪媽媽走這段路。媽媽用堅強的意志為我們三姐弟，辛勞打拼。」
「成長的經歷，令我深刻體會到：人窮志不短，香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爬上來，成為國際一流城市。」
梁振英就是這樣以自身從基層打拼，到終於事業有成的經歷，來闡釋香港的核心價值：「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但他又說，近年社會的變遷，讓「部分人對香港不明朗的前景感到困惑迷失，不敢憧憬，少了希望」。他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參選，締造一個環境，讓「每一位香港人都能夠延續上一代的堅毅精神，憑意志和努力邁向目標」。
當馮檢基發表其參選演說時，亦有提到自己年幼時家貧，父母差點決定把他遺棄街上的故事，並解釋這是名字中那個「檢」字的緣由，意思就是撿回來的孩子，從而道出自己完全明白基層市民的辛酸。
從中可見，由奧巴馬、克林頓、梁振英，到馮檢基，都能在參選演說中，以自身的經歷，為參選總統及特首，提供一個具說服力的理由，並嘗試以此與小市民的生活與遭遇結連，引發公眾共鳴。那麼，唐英年又如何呢﹖
唐英年的一片空白
唐周一剛剛發表的參選演說，內裏是如此寫的：
「2017年，我們可以再一次創造歷史，我們將實現首次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在這個關鍵時刻，我決定參選第4屆行政長官，我要確保香港的自由、人權和核心價值繼續得到保障。我要確保2017年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按照《基本法》規定，公平、公開、公正、廉潔地完成。」
怎麼樣﹖「行貨」得很吧﹗
唐英年以促成2017年普選特首公平、公正、公開、廉潔地完成，以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作為自己參選的理由，無疑讓人覺得牽強。始終唐從政近20年，在這 兩方面沒有做過任何讓人記得的東西，在演說中也看不到他能提供任何具說服力的經歷，予人的印象只是因陋就簡、聊備一格的參選理由。反過來，如果這由何俊仁 又或者馮檢基說出來，輔以各自的心路歷程以及人生長跑，相信會更有說服力。
一個人如果做了近60年人，踏上政途近20年，也沒有一件半件能夠打動人的經歷，可以拿來與別人分享的，也實在教人遺憾。
又例如，唐英年也有找來弱勢社群，如傷殘運動員及少數族裔人士，出席他的參選大會，以示自己獲得跨階層支持。姑勿論這是否民建聯臨急臨忙為他拉伕上陣，但 起碼有一點很清楚，就是這些人都不能道出他們與唐的故事和淵源，給人的感覺只是聊備一格「啦啦隊」。與此對比的，就是梁振英在參選大會中，找來的淘大業主 和失明傑青等，都能道出他們與梁如何結緣，從旁說明梁的品性。
一言以蔽之，唐英年就是如此一片空白，缺乏經歷。他含着銀匙出生，比我們大部分人都贏了起跑線，但諷刺的是，就是同一條起跑線，讓他一生無風無浪，輸了經歷，讓公眾難有共鳴，讓他在特首選舉中落後。
梁振英先小勝了一仗
所以在參選宣言和大會這回合的交鋒，梁振英無疑先小勝了一仗。
為唐英年稍稍挽回分數的，就是參選大會尚算decent，乾淨明快，起碼沒有那些吵耳至極，每隔兩三分鐘疲勞轟炸一次，讓人覺得肉麻和「毛管戙」，甚至厭煩的「支持CY，支持梁振英」等呼號。
港人始終是比較抽離的看待政治，沒有台灣人的熱情和投入，而且當地這類做法，主要是用來凝聚造勢大會現場中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群眾，硬要東施效顰，隨時落得適得其反。
且讓我們先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究竟怎樣才算是一篇好的參選演說，當中會有哪些元素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且讓我們先從兩篇頗有口碑的美國總統演說講起。
奧巴馬：從芝加哥的貧民窟出發
首先讓我們看看奧巴馬於2007年2月10日宣布角逐美國總統時的參選宣言。
他回憶起20年前來到芝加哥，這個其政治事業的起步點時。他說當時舉目無親，身無分文，在前路茫茫之際，全賴教會給他一份社區組織者的工作。當時他全憑一個單純、但卻有力的信念來激勵自己，那就是——自己能夠為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祖國，獻上一分力。
他再進一步憶述細說當時在芝加哥的種種遭遇。他在該市一些最貧困的地區工作，看到廠房如何一間一間倒閉，家庭因而破碎，孩童被推到暴力邊緣。他說自己看到：
「There's a hole in that boy's heart that no government alone can fill.」
「It was in these neighborhoods that I received the best education that I ever had, and where I learned the meaning of my Christian faith.」
奧巴馬說這就是他踏上政途的起點。3年後，他返回校園並重新裝備自己，希望知道如何可以從法律層面來保障人權，畢業後，他順理成章的成了人權律師，接着他 又發現只有從立法層面，才能更主動、更積極、更好的幫到這些有需要的人，於是他走了去選議員……聽奧巴馬在其參選演說中娓娓道來，他從政以及最終決定參選 總統，彷彿就是那麼的自然而然，也會被其經歷打動。
克林頓的崎嶇成長路
再讓我們看看克林頓於1992年7月16日在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發表，接受黨提名角逐總統的演說。
他一開始便說：
「Tonight, as plainly as I can, I want to tell you who I am, what I believe, and where I want to lead America.」
接着他道出自己崎嶇的成長路。他說從未見過父親，因為自己尚未出世，父親便在雨中駕車前往看母親的路上撞車身亡，從此母親便要負上一家生活的重擔，為了謀 生，她得忍痛把自己留給祖父母看護，所以至今他仍記得每次在火車站兩母子離別的情景。禍不單行，母親後來又患上乳癌，但為了這個家庭，她還是咬緊牙關，一 關又一關的熬過。
「She endured that pain because she knew her sacrifice was the only way she could support me and give me a better life. My mother taught me. She taught me about family and hard work and sacrifice. She held steady through tragedy after tragedy, and she held our family - my brother and I - together through tough times.」
這些經歷，克林頓說就是為何自己要踏上政途，致力為國民爭取一個更好的醫療保障制度，以及一個老有所依和幼有所長的福利制度的起點。
他又希望以自己參選總統的經歷，來鼓勵那些自小便喪失父親或母親的小朋友：
「And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to every child in America tonight who is out there trying to grow up without a father or a mother: I know how you feel. You are special too. You matter to America. And don't you ever let anybody tell you can't become whatever you want to be.」
參選演說的訣竅
從中可見，奧巴馬及克林頓的參選演說都十分類似，那就是以自身的經歷，來道出從政的基本信念和願景，並把之昇華，結連到國家民族層面的核心價值。所以參選 宣言要寫得好，竅門就這樣一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關鍵在乎——你有否經歷，能否現身說法，以自身的經歷來打動人心，加強說服力。而愈低下階層出身的 人，往往愈有動人的經歷。
回到香港。梁振英又是如何寫他的參選演說的呢﹖
他一開始也是憶述自己的身世：
梁振英的紮腳媽媽
「很多人知道，我爸爸是清水衙門的警察，一家人在1960年代穿膠花買樓，但大家不知道，我媽媽是紮腳婦女。我紮腳的媽媽，背住幾十磅膠花，來回走20多 分鐘路到山寨廠的情景，令我畢生難忘。小學時候，我就每天背着膠花陪媽媽走這段路。媽媽用堅強的意志為我們三姐弟，辛勞打拼。」
「成長的經歷，令我深刻體會到：人窮志不短，香港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爬上來，成為國際一流城市。」
梁振英就是這樣以自身從基層打拼，到終於事業有成的經歷，來闡釋香港的核心價值：「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
但他又說，近年社會的變遷，讓「部分人對香港不明朗的前景感到困惑迷失，不敢憧憬，少了希望」。他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參選，締造一個環境，讓「每一位香港人都能夠延續上一代的堅毅精神，憑意志和努力邁向目標」。
當馮檢基發表其參選演說時，亦有提到自己年幼時家貧，父母差點決定把他遺棄街上的故事，並解釋這是名字中那個「檢」字的緣由，意思就是撿回來的孩子，從而道出自己完全明白基層市民的辛酸。
從中可見，由奧巴馬、克林頓、梁振英，到馮檢基，都能在參選演說中，以自身的經歷，為參選總統及特首，提供一個具說服力的理由，並嘗試以此與小市民的生活與遭遇結連，引發公眾共鳴。那麼，唐英年又如何呢﹖
唐英年的一片空白
唐周一剛剛發表的參選演說，內裏是如此寫的：
「2017年，我們可以再一次創造歷史，我們將實現首次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在這個關鍵時刻，我決定參選第4屆行政長官，我要確保香港的自由、人權和核心價值繼續得到保障。我要確保2017年的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按照《基本法》規定，公平、公開、公正、廉潔地完成。」
怎麼樣﹖「行貨」得很吧﹗
唐英年以促成2017年普選特首公平、公正、公開、廉潔地完成，以及捍衛香港核心價值，作為自己參選的理由，無疑讓人覺得牽強。始終唐從政近20年，在這 兩方面沒有做過任何讓人記得的東西，在演說中也看不到他能提供任何具說服力的經歷，予人的印象只是因陋就簡、聊備一格的參選理由。反過來，如果這由何俊仁 又或者馮檢基說出來，輔以各自的心路歷程以及人生長跑，相信會更有說服力。
一個人如果做了近60年人，踏上政途近20年，也沒有一件半件能夠打動人的經歷，可以拿來與別人分享的，也實在教人遺憾。
又例如，唐英年也有找來弱勢社群，如傷殘運動員及少數族裔人士，出席他的參選大會，以示自己獲得跨階層支持。姑勿論這是否民建聯臨急臨忙為他拉伕上陣，但 起碼有一點很清楚，就是這些人都不能道出他們與唐的故事和淵源，給人的感覺只是聊備一格「啦啦隊」。與此對比的，就是梁振英在參選大會中，找來的淘大業主 和失明傑青等，都能道出他們與梁如何結緣，從旁說明梁的品性。
一言以蔽之，唐英年就是如此一片空白，缺乏經歷。他含着銀匙出生，比我們大部分人都贏了起跑線，但諷刺的是，就是同一條起跑線，讓他一生無風無浪，輸了經歷，讓公眾難有共鳴，讓他在特首選舉中落後。
梁振英先小勝了一仗
所以在參選宣言和大會這回合的交鋒，梁振英無疑先小勝了一仗。
為唐英年稍稍挽回分數的，就是參選大會尚算decent，乾淨明快，起碼沒有那些吵耳至極，每隔兩三分鐘疲勞轟炸一次，讓人覺得肉麻和「毛管戙」，甚至厭煩的「支持CY，支持梁振英」等呼號。
港人始終是比較抽離的看待政治，沒有台灣人的熱情和投入，而且當地這類做法，主要是用來凝聚造勢大會現場中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群眾，硬要東施效顰，隨時落得適得其反。
沈旭暉：藍精靈政治
一）共產主義篇
《藍精靈》3D電影上映後，久違的藍精靈再次得到我們注視。但無論是首次接觸這些卡通人物的九十後，還是從小與藍精靈一起長大的七十後，從前只知道「藍精 靈十分勁」，都不大理會藍精靈可能涉及的政治。直到法國年輕社會學講師布埃諾(Antoine Bueno)年前出版《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一書，引起不少爭議，「藍精靈政治學」才得以起步。儘管主流藍精靈粉絲為之氣結，但基於 東西文化差異，此人並未被打成「學棍」，誠屬可喜。
藍精靈森林是共產烏托邦？
布埃諾的第一個分析廣為流傳，就是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的隱喻。若說整個卡通在宣揚共產主義自難令人入信，但在個別層面，這並非沒有根據的。在一齣講述二戰期 間倖存猶太人逃避納粹德國、建立自治社區的電影《血戰》，那些猶太人就是以共產思想武裝自己，對每個成員按技能指派特定工作，甚至建構了「森林妻子」制 度，讓萍水相逢的難友結成「夫妻」。在和平時代的藍精靈森林，似乎也有異曲同工的制度：每個藍精靈外貌都幾乎一模一樣，都負責一項特定工作，並只能靠工作 分辨他們的「身份認同」，例如為食鬼負責製造蛋糕、理髮師負責理髮、畫家負責畫畫等。須知在眾多卡通當中，嚴格單以職業劃分的例子並不多。
那麼這些藍精靈如何分配資源？答案又是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根據布埃諾的分析，藍精靈集體工作、集體勞動（儘管有一個特別懶惰的「懶訓豬」），集體擁 有製造出的一切，沒有（太多）私有財產，也無需使用貨幣，似乎信奉金正日式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主體思想」。而布埃諾特別指出有一集藍精靈單元，講述其 中一個成員引入金錢概念後，藍精靈村內一切東西忽然都要付錢，誘發了他們原始的貪婪、自私本性，製造出連串危機，最後廢除貨幣，一切才返回「和諧社會」的 原型。這樣的論述，和波爾布特領導的赤柬廢除全國貨幣，聲稱這樣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共產烏托邦，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只是精靈爸爸懂得魔法，能施法保護精 靈、乃至製造一些生活必須品，無需與外界主動溝通，才可以在沒有金錢的森林直接進入均富狀態，維繫優越生活，不像赤柬要均貧而已。
另一個相關的左翼特徵，是藍精靈的服裝：除了千篇一律的外貌，還有他們的「族帽」：白色圓錐形無邊軟帽。原來這是古羅馬奴隸獲釋後才戴的帽，在西方文學有 「自由之帽」之稱，後來才變成流行服。藍精靈以此為服飾，似乎也有自居奴隸後代、反抗奴隸主之意，這是否過度解讀，則不得而知。
精靈爸爸是馬克思？
不過對藍精靈迷而言，最難接受的，還是布埃諾認為精靈爸爸代表馬克思，智多星則代表托洛茨基。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精靈爸爸是全村唯一穿紅衣服的人，也是 唯一的領袖，自然反映他相信紅色哲學，而他的大鬍子，據說也是仿效馬克思而蓄。精靈爸爸雖然是仁慈長者，但也是獨一無二的權威，負責村內一切賞罰，和對資 源分配一錘定音，這正是共產制度領袖的角色。筆者記起好像曾經有一集藍精靈講述精靈爸爸要培養接班人，於是讓不同藍精靈輪班當「署理領袖」，但都不能做 好；這種培養接班人的方式，也是共產制度常有行為。而精靈爸爸被尊稱「爸爸」，正是史達林、胡志明、金日成、毛澤東等的作風（相信不可能每一個藍精靈都是 他的親生兒子）。不過智多星是托洛茨基還是太牽強了，布埃諾的論證就是他有「托洛茨基式眼鏡」，僅此而已；但托洛茨基重視工人專政，藍精靈的智多星則明顯 有知識份子的傲慢，似乎不大看得起「勞動精靈」，注定難以稱為「托派」。
無論如何，藍精靈的原作者Peyo在比利時的法語家庭長大，藍精靈也是最早創作於五、六十年代，當時正值全球左翼運動高潮，法國更成了思想界的左翼大本 營，那是薩特一類左翼大師呼風喚雨的時代，Peyo身為左傾青年，潛移默化在卡通有所反映，也不為奇。但事實上，Peyo家族對藍精靈專利化、市場化甚有 心得，本人的政治傾向亦不明顯，與哈利波特作者洛琳是開宗明義的左派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二）納粹主義篇
上期談及，法國學者布埃諾(Antoine Bueno)指經典卡通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符號，已引起不少風波。但更要命的是，他的著作《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同時表示這卡通有納粹 式的種族主義傾向，那才真正讓藍精靈迷憤怒，眾多針對這本書的全球報導，也是由此而來。
相對於藍精靈的共產特色，布埃諾的「納粹符號說」就穿鑿附會得多，不過其實在布埃諾的2011年著作出版前，早已有人把藍精靈聯繫到納粹，似乎他的觀點也 不是原創，例如網絡社會流傳Lisa Chwastiak發表於1997年的文章，就提出藍精靈充滿3K黨的隱喻。她這篇寫給中學生當導讀的玩票文章認為，精靈爸爸和3K黨領袖一樣，都是戴上 紅帽，而藍精靈那些圍繞火堆的舞蹈，活像3K黨的邪門儀式（見延伸閱讀）。
法國學者與女博客：「黑精靈」的故事隱喻？
布埃諾最著名的「藍精靈納粹化」觀點，似乎都是由上述Lisa Chwastiak的文章進一步推衍出來的，例如他們二人的主要論述，都是圍繞著第一部藍精靈短篇「黑精靈」的情節而產生。該故事講述藍精靈村莊出現了來 歷不明的飛蚊，被咬中的藍精靈會全身變黑，然後行動緩慢、說話口齒不清，卻會像吸血僵屍那樣，喜歡咬其他藍精靈來傳染疾病，被咬的藍精靈自然也變成黑色， 最後又是精靈爸爸以魔法戰勝。美國購入藍精靈版權反映時，就察覺這故事的政治不正確含義，堅持把黑精靈改為「紫精靈」才可放映，否則以美國黑人對種族議題 的高度敏感，是保證被投訴的。布埃諾認為，這反映藍精靈作者有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歧視黑人，擔心黑人會破壞白人文明，而這正是解殖年代歐洲人對黑人 的普遍恐懼。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不少西方文學的反面角色都以黑色為主旋律，正如藍精靈的反派巫師加達，也是穿著黑袍，若藍精靈真的種族歧視，就不會使用藍色為膚色，讓其成為「深色的有色人種」。
美芝的「阿利安審美觀」
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又分別提醒觀眾，藍精靈村在精靈嬤嬤、小精靈以外的唯一成年女精靈美芝，正是希特拉賦予阿利安人種的典型造型：一頭金髮，賣弄身裁，隱 含種族優越感。這類分析，教人想起早前文化研究學界對芭比公仔的批評，此後就製造商就生產了黑人芭比，以示政治正確。套用在美芝身上，她是巫師加達的人工 製成品，原型就是為了迷惑男性藍精靈而製，令人聯想到納粹德國的人種學實驗，也是以製作優生生命為目標。有趣的是，加達製造的美芝原來並非金髮，而是後來 精靈爸爸施法，讓她變成真正的藍精靈後，她才擁有金髮的，大概這也反映了這位藍精靈領袖的審美標準。男性藍精靈自此圍繞她大獻殷勤，這樣的性別設置，依稀 是傳統的男性至上主義，也符合了女性角色的套版形象。
不過，藍精靈本身從來不脫下帽子，據說可能都是禿頭的，這卻完全不符合阿利安審美觀。而且男性精靈幾乎毫無性徵，包括經常舉啞鈴的「阿威」在內，沒有一隻有肌肉，似乎也難以輕易將之歸類為「納粹」。讓上述觀點成立，為甚麼只有女精靈納粹、男精靈去納粹？這也是一個謎。
巫師加達醜化猶太人？
還有一點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反覆提出的，就是反派巫師加達的造型，與納粹宣傳的猶太人形象十分相像：鷹鼻，黑衣，身型扭曲而駝背，時而伴隨黑影而出現，這些都是醜 化猶太人的漫畫所常見。這一點，才有點意思。更重要的是加達捉拿藍精靈的原因雖然十分牽強、而且不時自相矛盾，但總括而言，都是為了修煉法術或鍊金，這種 奪掠式的無中生有，正是猶太商人予納粹的觀感，還可以用來借代西方資本主義（納粹行「國家社會主義」，也是反對純粹自由市場的）。假如我們重溫戈培爾的宣 傳，不難發現加達的影子。特別是在3D版《藍精靈》，加達由真人飾演後，他的不自然造型就更形突出，那基本上不屬於巫師，而是源自別的甚麼。
但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不會像藍精靈那樣，希望與人類等非我族類交好的，也不會毫無擴張心態，雖然擁有魔法，也甘於永遠住在一片樹林。藍精靈動畫、漫畫反映 的，極其量只是作者的歐洲白人本位主義，而隨著藍精靈遠征對種族議題更敏感的美國，乃至踏入全球化時代，自然也會對上述定位作出調節。相信連加達的形象， 也會逐漸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又或會被其他反派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是看中藍精靈的和平、反戰、「非納粹」形象，曾炮製出一套空襲藍精靈村莊、把藍精靈炸得屍橫遍野的廣告（據說已抽起了藍 精靈身首異處的鏡頭），來宣傳反戰訊息。這廣告在歐洲引起大量爭議，不少家長投訴，擔心對孩童造成恐怖陰影，令廣告只能在晚間播映。與其說藍精靈有納粹思 維，倒不如說，這卡通已成為各界方便的抽水對象罷了。
延伸閱讀：
－ Lisa Chwastiak: "Smurfs: Aryan Puppets or Harmless Cartoon Toys?", 1997 (http://www.evl.uic.edu/caylor/SMURF/aryan.html)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藍精靈》3D電影上映後，久違的藍精靈再次得到我們注視。但無論是首次接觸這些卡通人物的九十後，還是從小與藍精靈一起長大的七十後，從前只知道「藍精 靈十分勁」，都不大理會藍精靈可能涉及的政治。直到法國年輕社會學講師布埃諾(Antoine Bueno)年前出版《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一書，引起不少爭議，「藍精靈政治學」才得以起步。儘管主流藍精靈粉絲為之氣結，但基於 東西文化差異，此人並未被打成「學棍」，誠屬可喜。
藍精靈森林是共產烏托邦？
布埃諾的第一個分析廣為流傳，就是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的隱喻。若說整個卡通在宣揚共產主義自難令人入信，但在個別層面，這並非沒有根據的。在一齣講述二戰期 間倖存猶太人逃避納粹德國、建立自治社區的電影《血戰》，那些猶太人就是以共產思想武裝自己，對每個成員按技能指派特定工作，甚至建構了「森林妻子」制 度，讓萍水相逢的難友結成「夫妻」。在和平時代的藍精靈森林，似乎也有異曲同工的制度：每個藍精靈外貌都幾乎一模一樣，都負責一項特定工作，並只能靠工作 分辨他們的「身份認同」，例如為食鬼負責製造蛋糕、理髮師負責理髮、畫家負責畫畫等。須知在眾多卡通當中，嚴格單以職業劃分的例子並不多。
那麼這些藍精靈如何分配資源？答案又是共產（或社會主義）制度。根據布埃諾的分析，藍精靈集體工作、集體勞動（儘管有一個特別懶惰的「懶訓豬」），集體擁 有製造出的一切，沒有（太多）私有財產，也無需使用貨幣，似乎信奉金正日式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主體思想」。而布埃諾特別指出有一集藍精靈單元，講述其 中一個成員引入金錢概念後，藍精靈村內一切東西忽然都要付錢，誘發了他們原始的貪婪、自私本性，製造出連串危機，最後廢除貨幣，一切才返回「和諧社會」的 原型。這樣的論述，和波爾布特領導的赤柬廢除全國貨幣，聲稱這樣才能一步到位地建立共產烏托邦，其實是一樣的，差別只是精靈爸爸懂得魔法，能施法保護精 靈、乃至製造一些生活必須品，無需與外界主動溝通，才可以在沒有金錢的森林直接進入均富狀態，維繫優越生活，不像赤柬要均貧而已。
另一個相關的左翼特徵，是藍精靈的服裝：除了千篇一律的外貌，還有他們的「族帽」：白色圓錐形無邊軟帽。原來這是古羅馬奴隸獲釋後才戴的帽，在西方文學有 「自由之帽」之稱，後來才變成流行服。藍精靈以此為服飾，似乎也有自居奴隸後代、反抗奴隸主之意，這是否過度解讀，則不得而知。
精靈爸爸是馬克思？
不過對藍精靈迷而言，最難接受的，還是布埃諾認為精靈爸爸代表馬克思，智多星則代表托洛茨基。根據這位學者的分析，精靈爸爸是全村唯一穿紅衣服的人，也是 唯一的領袖，自然反映他相信紅色哲學，而他的大鬍子，據說也是仿效馬克思而蓄。精靈爸爸雖然是仁慈長者，但也是獨一無二的權威，負責村內一切賞罰，和對資 源分配一錘定音，這正是共產制度領袖的角色。筆者記起好像曾經有一集藍精靈講述精靈爸爸要培養接班人，於是讓不同藍精靈輪班當「署理領袖」，但都不能做 好；這種培養接班人的方式，也是共產制度常有行為。而精靈爸爸被尊稱「爸爸」，正是史達林、胡志明、金日成、毛澤東等的作風（相信不可能每一個藍精靈都是 他的親生兒子）。不過智多星是托洛茨基還是太牽強了，布埃諾的論證就是他有「托洛茨基式眼鏡」，僅此而已；但托洛茨基重視工人專政，藍精靈的智多星則明顯 有知識份子的傲慢，似乎不大看得起「勞動精靈」，注定難以稱為「托派」。
無論如何，藍精靈的原作者Peyo在比利時的法語家庭長大，藍精靈也是最早創作於五、六十年代，當時正值全球左翼運動高潮，法國更成了思想界的左翼大本 營，那是薩特一類左翼大師呼風喚雨的時代，Peyo身為左傾青年，潛移默化在卡通有所反映，也不為奇。但事實上，Peyo家族對藍精靈專利化、市場化甚有 心得，本人的政治傾向亦不明顯，與哈利波特作者洛琳是開宗明義的左派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二）納粹主義篇
上期談及，法國學者布埃諾(Antoine Bueno)指經典卡通藍精靈有共產主義符號，已引起不少風波。但更要命的是，他的著作《小藍書：有關藍精靈的社會批判和政治分析》同時表示這卡通有納粹 式的種族主義傾向，那才真正讓藍精靈迷憤怒，眾多針對這本書的全球報導，也是由此而來。
相對於藍精靈的共產特色，布埃諾的「納粹符號說」就穿鑿附會得多，不過其實在布埃諾的2011年著作出版前，早已有人把藍精靈聯繫到納粹，似乎他的觀點也 不是原創，例如網絡社會流傳Lisa Chwastiak發表於1997年的文章，就提出藍精靈充滿3K黨的隱喻。她這篇寫給中學生當導讀的玩票文章認為，精靈爸爸和3K黨領袖一樣，都是戴上 紅帽，而藍精靈那些圍繞火堆的舞蹈，活像3K黨的邪門儀式（見延伸閱讀）。
法國學者與女博客：「黑精靈」的故事隱喻？
布埃諾最著名的「藍精靈納粹化」觀點，似乎都是由上述Lisa Chwastiak的文章進一步推衍出來的，例如他們二人的主要論述，都是圍繞著第一部藍精靈短篇「黑精靈」的情節而產生。該故事講述藍精靈村莊出現了來 歷不明的飛蚊，被咬中的藍精靈會全身變黑，然後行動緩慢、說話口齒不清，卻會像吸血僵屍那樣，喜歡咬其他藍精靈來傳染疾病，被咬的藍精靈自然也變成黑色， 最後又是精靈爸爸以魔法戰勝。美國購入藍精靈版權反映時，就察覺這故事的政治不正確含義，堅持把黑精靈改為「紫精靈」才可放映，否則以美國黑人對種族議題 的高度敏感，是保證被投訴的。布埃諾認為，這反映藍精靈作者有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思想，歧視黑人，擔心黑人會破壞白人文明，而這正是解殖年代歐洲人對黑人 的普遍恐懼。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說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不少西方文學的反面角色都以黑色為主旋律，正如藍精靈的反派巫師加達，也是穿著黑袍，若藍精靈真的種族歧視，就不會使用藍色為膚色，讓其成為「深色的有色人種」。
美芝的「阿利安審美觀」
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又分別提醒觀眾，藍精靈村在精靈嬤嬤、小精靈以外的唯一成年女精靈美芝，正是希特拉賦予阿利安人種的典型造型：一頭金髮，賣弄身裁，隱 含種族優越感。這類分析，教人想起早前文化研究學界對芭比公仔的批評，此後就製造商就生產了黑人芭比，以示政治正確。套用在美芝身上，她是巫師加達的人工 製成品，原型就是為了迷惑男性藍精靈而製，令人聯想到納粹德國的人種學實驗，也是以製作優生生命為目標。有趣的是，加達製造的美芝原來並非金髮，而是後來 精靈爸爸施法，讓她變成真正的藍精靈後，她才擁有金髮的，大概這也反映了這位藍精靈領袖的審美標準。男性藍精靈自此圍繞她大獻殷勤，這樣的性別設置，依稀 是傳統的男性至上主義，也符合了女性角色的套版形象。
不過，藍精靈本身從來不脫下帽子，據說可能都是禿頭的，這卻完全不符合阿利安審美觀。而且男性精靈幾乎毫無性徵，包括經常舉啞鈴的「阿威」在內，沒有一隻有肌肉，似乎也難以輕易將之歸類為「納粹」。讓上述觀點成立，為甚麼只有女精靈納粹、男精靈去納粹？這也是一個謎。
巫師加達醜化猶太人？
還有一點布埃諾和Lisa Chwastiak反覆提出的，就是反派巫師加達的造型，與納粹宣傳的猶太人形象十分相像：鷹鼻，黑衣，身型扭曲而駝背，時而伴隨黑影而出現，這些都是醜 化猶太人的漫畫所常見。這一點，才有點意思。更重要的是加達捉拿藍精靈的原因雖然十分牽強、而且不時自相矛盾，但總括而言，都是為了修煉法術或鍊金，這種 奪掠式的無中生有，正是猶太商人予納粹的觀感，還可以用來借代西方資本主義（納粹行「國家社會主義」，也是反對純粹自由市場的）。假如我們重溫戈培爾的宣 傳，不難發現加達的影子。特別是在3D版《藍精靈》，加達由真人飾演後，他的不自然造型就更形突出，那基本上不屬於巫師，而是源自別的甚麼。
但真正的種族主義者是不會像藍精靈那樣，希望與人類等非我族類交好的，也不會毫無擴張心態，雖然擁有魔法，也甘於永遠住在一片樹林。藍精靈動畫、漫畫反映 的，極其量只是作者的歐洲白人本位主義，而隨著藍精靈遠征對種族議題更敏感的美國，乃至踏入全球化時代，自然也會對上述定位作出調節。相信連加達的形象， 也會逐漸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又或會被其他反派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是看中藍精靈的和平、反戰、「非納粹」形象，曾炮製出一套空襲藍精靈村莊、把藍精靈炸得屍橫遍野的廣告（據說已抽起了藍 精靈身首異處的鏡頭），來宣傳反戰訊息。這廣告在歐洲引起大量爭議，不少家長投訴，擔心對孩童造成恐怖陰影，令廣告只能在晚間播映。與其說藍精靈有納粹思 維，倒不如說，這卡通已成為各界方便的抽水對象罷了。
延伸閱讀：
－ Lisa Chwastiak: "Smurfs: Aryan Puppets or Harmless Cartoon Toys?", 1997 (http://www.evl.uic.edu/caylor/SMURF/aryan.html)
－Antoine Buéno, Le petit livre bleu - analyse critique et politique de la societé des Schtroumpfs. Paris: Hors Collection, 2011.
－Myriam Chaplain-Riou: "French academic Antoine Bueno triggers blue in Smurfland", AFP, 8 June 2011.
邵力競：冷漠的傷心城市——點一首歌給特首
【信報轉載】上次發公開信給
閣下後，你3月1日在立法會的演出，我現場看了。從前是作為公務員走公務通道去開會；那天以公眾身份，繞過示威區的重重鐵馬，走到公眾人士進口，排隊通過
層層關卡和機場級的「安檢」，再登上那只能從麥克風裏才能聽到閣下「現場」發言的觀眾席，令我頓然明白，你們和我們之間，原來存在着世上最遙遠的距離。這
比任何教科書上的理論，更形象的描述了什麼是「權力」。能在籬笆的另一邊看風景，也讓我明白了，為何這十五年來，你們和我們是愈走愈遠。
行政長官：
表面上，你們很安全。你們被門禁森嚴的大樓保護着，其實你們只是孤島上的囚徒。你還記得九七年特區剛成立時的政府總部嗎？那時四周還沒有鐵欄柵，市民還可 以自由的走到七樓的平民餐廳用餐。當然，按照閣下的邏輯，加強「安保」不是因為政府變得封閉了，而是因為市民變得野蠻了；就像那天你大言不慚地辯稱，不是 你做錯了，而是「時代轉變」了，「公眾期望跟着改變」了，「要求更高」了 。
眼淚沒法洗淨錯誤
你的眼淚也許觸動了人們的同情，但卻沒法洗淨你的錯誤；事實上，在你近兩千字的發言裏，找不到一個「錯」字，而這不恰恰就是閣下最大的錯誤？
你宣布放棄租住深圳的豪宅，這算是把事件還原，就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按照閣下的和稀泥邏輯，虧空公款的小職員把錢放回原處，是否就能避開法律的制裁？
你表示，為添了我們的憂慮、動搖了我們的信心而致歉，其實你真要道歉的，是閣下敗壞了公共服務的傳統，顛倒了是非邏輯的觀念。
記得十四年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在新機場開幕一事上，尚且出席了立法會按照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的委員會。你現在位置比你的老上司尤有過之，所涉及的是更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現在，立法會竟然否決了引用權力及特權法來查你，只是虛與委蛇地推給廉政公署。
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
任誰都知道，當今廉政專員昔日在政府還不過是你的「部下的部下」。你們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半年後以普通人看不懂的調查報告，像這幾天罩着維多利亞港的濃霧一樣，把真相蒙住。
閣下在立法會的盟友的投票，足見他們缺乏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就是要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的濫權。這，不正正反證了你們之間存在的攻守同盟？
還有閣下眾多很「普通」的富豪朋友，仍在顧左右而言他，苦心地轉移視線，甚至把公眾義正詞嚴的撻伐，污衊成文革式的批鬥。這，不正正就是你們之間利益輸送的佐證？
你們真是一群沒有打着政黨旗號，沒有政黨執政理念，卻十足具備結黨營私功能的「朋黨」。所謂的「黨而不群」，不就是你們？香港不就敗在你們手上？
你剛上台時自詡為政治家，你在議會內奢談孔子和亞理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果如是，現在便是閣下表現政治家勇氣和魄力的時候；不要再以小官吏的標準，推說沒有守則、沒有上司批核申請，因為這已不是守則不守則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梁錦松先生來自商界，他缺乏公職人員的政治敏感度，尚要為一部車子而鞠躬下台，而閣下歷仕官場四十五年，而猶言不懂？你們犯的錯誤，怎麼是一次甚於一次？如果對你們的錯誤再得過且過，是否代表你們可以一再測試我們的底線？可以無止境地濫用我們的寬容？
你在演說中要我們「千萬不要對香港制度失去信心」。其實我們的共同悲劇就是沒有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產生不了好的政治人才和政治監督，最終連固有的廉潔傳 統也腐蝕掉。因為你的親疏有別，在你心裏的天秤上，我們七百萬人的重量，還不如幾個「普通朋友」。難道閣下到今天還不明白嗎？
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
你們一味兒指責反對派和年輕人是反建制、反權威，其實最反權威的就是你們自己。因為你們自己破壞了人們對權威的尊重，才會令社會亂上加亂。你有看到在議會 示威區幫你擋駕的警察嗎？請不要以為那是對你個人行為的認同，他們只是忠於職守而已。如果閣下明天不是特首，會否仍享有他們的尊重？
這兩天閣下和眾幕僚也許忙於開會，為星期六的民陣遊行作事後評估。按照你們一貫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的習慣，想必為幾千人的出席數字而額手稱慶。其實你們不懂，大部分的市民，只是以沉默來表達他們無助的憤慨。
現在，閣下與其再為一己的不幸而哽咽，倒不如為我們集體的無奈而流淚。啊！這個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怎麼不到二十年就墮落成這個樣子？我們當中大部 分人，都沒條件能像你那樣退休離港寓居，甚至升格為國家領導人；把你轟下台，在你餘下任期的署任特首，將是你一手提拔而民望比你更低好幾倍的林瑞麟；我們 也沒辦法以選票，懲罰那些到現在還包庇你的功能組別議員。香港人，我們怎麼就那麼悲哀？
最後，我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身份，點一首內地網路上流行的歌曲送給閣下──冷漠的《傷心城市》。歌詞曰：
「關於你們之間的故事 你總有牽強的解釋
我不再想聽你的毒誓 因為這已不是第一次
你把謊言精心的編織 我不想再被你傷一次
早已聽慣了你的爛調陳詞 現在回頭算不算太遲」
這首歌也太應景了：因為你們的冷漠──對公義的冷漠，對我們的冷漠，香港已淪為一個傷心的城市。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行政長官：
表面上，你們很安全。你們被門禁森嚴的大樓保護着，其實你們只是孤島上的囚徒。你還記得九七年特區剛成立時的政府總部嗎？那時四周還沒有鐵欄柵，市民還可 以自由的走到七樓的平民餐廳用餐。當然，按照閣下的邏輯，加強「安保」不是因為政府變得封閉了，而是因為市民變得野蠻了；就像那天你大言不慚地辯稱，不是 你做錯了，而是「時代轉變」了，「公眾期望跟着改變」了，「要求更高」了 。
眼淚沒法洗淨錯誤
你的眼淚也許觸動了人們的同情，但卻沒法洗淨你的錯誤；事實上，在你近兩千字的發言裏，找不到一個「錯」字，而這不恰恰就是閣下最大的錯誤？
你宣布放棄租住深圳的豪宅，這算是把事件還原，就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按照閣下的和稀泥邏輯，虧空公款的小職員把錢放回原處，是否就能避開法律的制裁？
你表示，為添了我們的憂慮、動搖了我們的信心而致歉，其實你真要道歉的，是閣下敗壞了公共服務的傳統，顛倒了是非邏輯的觀念。
記得十四年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在新機場開幕一事上，尚且出席了立法會按照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的委員會。你現在位置比你的老上司尤有過之，所涉及的是更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現在，立法會竟然否決了引用權力及特權法來查你，只是虛與委蛇地推給廉政公署。
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
任誰都知道，當今廉政專員昔日在政府還不過是你的「部下的部下」。你們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半年後以普通人看不懂的調查報告，像這幾天罩着維多利亞港的濃霧一樣，把真相蒙住。
閣下在立法會的盟友的投票，足見他們缺乏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就是要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的濫權。這，不正正反證了你們之間存在的攻守同盟？
還有閣下眾多很「普通」的富豪朋友，仍在顧左右而言他，苦心地轉移視線，甚至把公眾義正詞嚴的撻伐，污衊成文革式的批鬥。這，不正正就是你們之間利益輸送的佐證？
你們真是一群沒有打着政黨旗號，沒有政黨執政理念，卻十足具備結黨營私功能的「朋黨」。所謂的「黨而不群」，不就是你們？香港不就敗在你們手上？
你剛上台時自詡為政治家，你在議會內奢談孔子和亞理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果如是，現在便是閣下表現政治家勇氣和魄力的時候；不要再以小官吏的標準，推說沒有守則、沒有上司批核申請，因為這已不是守則不守則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梁錦松先生來自商界，他缺乏公職人員的政治敏感度，尚要為一部車子而鞠躬下台，而閣下歷仕官場四十五年，而猶言不懂？你們犯的錯誤，怎麼是一次甚於一次？如果對你們的錯誤再得過且過，是否代表你們可以一再測試我們的底線？可以無止境地濫用我們的寬容？
你在演說中要我們「千萬不要對香港制度失去信心」。其實我們的共同悲劇就是沒有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產生不了好的政治人才和政治監督，最終連固有的廉潔傳 統也腐蝕掉。因為你的親疏有別，在你心裏的天秤上，我們七百萬人的重量，還不如幾個「普通朋友」。難道閣下到今天還不明白嗎？
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
你們一味兒指責反對派和年輕人是反建制、反權威，其實最反權威的就是你們自己。因為你們自己破壞了人們對權威的尊重，才會令社會亂上加亂。你有看到在議會 示威區幫你擋駕的警察嗎？請不要以為那是對你個人行為的認同，他們只是忠於職守而已。如果閣下明天不是特首，會否仍享有他們的尊重？
這兩天閣下和眾幕僚也許忙於開會，為星期六的民陣遊行作事後評估。按照你們一貫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的習慣，想必為幾千人的出席數字而額手稱慶。其實你們不懂，大部分的市民，只是以沉默來表達他們無助的憤慨。
現在，閣下與其再為一己的不幸而哽咽，倒不如為我們集體的無奈而流淚。啊！這個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怎麼不到二十年就墮落成這個樣子？我們當中大部 分人，都沒條件能像你那樣退休離港寓居，甚至升格為國家領導人；把你轟下台，在你餘下任期的署任特首，將是你一手提拔而民望比你更低好幾倍的林瑞麟；我們 也沒辦法以選票，懲罰那些到現在還包庇你的功能組別議員。香港人，我們怎麼就那麼悲哀？
最後，我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身份，點一首內地網路上流行的歌曲送給閣下──冷漠的《傷心城市》。歌詞曰：
「關於你們之間的故事 你總有牽強的解釋
我不再想聽你的毒誓 因為這已不是第一次
你把謊言精心的編織 我不想再被你傷一次
早已聽慣了你的爛調陳詞 現在回頭算不算太遲」
這首歌也太應景了：因為你們的冷漠──對公義的冷漠，對我們的冷漠，香港已淪為一個傷心的城市。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打飛機與政治 - 打飛機英雄集的評論 (来自: 河豚毒)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070186/
話說1943年的一天，山東省棲霞縣一個小山村里的八路軍正準備吃午飯。就在這時，天空中飛來了4架日本飛機低空襲擾。 18歲的宋嶺春以三八步槍瞄準一名鬼子飛行員的頭部，一槍命中，這架日本飛機一頭摔到山坡上爆炸。膠東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為此接見了宋嶺春，當面稱讚“這個飛機打得好，從此打飛機陰雲而生了。
建國初期，經歷抗日和國共內戰之後，經濟崩潰，軍隊無力裝備重型武器，實力遠遠遜於西方，就算是個人裝備也很簡陋，所以解放軍希望以士兵技術補充裝備的不足。當時士兵文化水平不高，於是解放軍在《軍訓手冊》裡面附設圖解，簡略地教導士兵如何以步槍擊落飛機，使得士兵大概也可掌握個中竅門。
這種以輕武器擊落戰機的行為，通稱“打飛機”，在昔日解放軍中普遍提倡。毛澤東在1952年7月接見參加志願軍歸國代表團時，得悉黃海大隊空軍飛行員趙寶桐參與韓戰時曾擊落數架美國戰機時說出一句名言：“打飛機我不如趙寶桐”。
韓戰爆發，北京以志願軍名義參加戰事，1951年3月初一天清晨，志願軍士關崇貴成功以輕機槍射出14發子彈擊落一架美軍P-51螺旋槳戰鬥機。關崇貴這一次創舉，使他成為解放軍史上成功“打飛機”典型，被授予“一級戰鬥英雄”稱號，並記特等功。後人認為這件戰例疑點頗多，與當事人描述也大有出入，似乎政治宣傳成份居多，但不管真假，它確有助於激勵士氣，仿效者如云如海。自此“打飛機”這種集技巧與運氣的技術發揚光大，成為一種軍隊政治時髦。
傳說朝鮮小學課本里現在還有一篇課文，講金日成用步槍打下轟炸機的故事，我認為很可能是受了當時這種政治時髦的影響，既然中國同志能打，俺們朝鮮同志就也能打嘛。 1961年越戰爆發。 1965年戰爭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北京出於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關係，決定軍援北越，提供大量武器，利用地面的高射砲對付美國戰機的空襲。儘管如此，來自北京的武器依然趕不上美軍飛機的先進。越共面對美國戰機特別是直升機戰法的襲擊威脅，學習解放軍，以運用“打飛機”技術還擊，還打出了一個新的世界記錄：一人一次乾了四架！是不是政治炒作不得而知，但本人在故紙堆裡確實找到了這一事件的宣傳海報：
七十年代，中蘇矛盾深化，當時國際上流傳著一股政治謠言，說蘇軍會從新疆、內蒙、黑龍江邊界向我發動大兵團突襲，輔以敵後師級機降傘降。 1974年又出版的步槍打飛機教程（畫冊），推廣給廣大民兵，中南海的擔憂可見一斑。
《步槍打飛機教程》前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都是“唯武器論”者，迷信所謂“空中優勢”。因此，與敵人飛機和空降兵作鬥爭，，是對付敵人突然襲擊，進行反侵略戰爭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關於“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教導，充分做好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徹底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務殲入侵之敵”。這個畫頁介紹用民兵常用的輕武器－－步槍、衝鋒槍對空射擊的方法。
“射擊水平飛行的敵機時，應根據飛機的大小和距離的遠近，提前一定機身倍數。計算提前倍數的方法是：飛機速度乘子彈到達飛機的時間，除以機身長度。所得到的數字，就是再瞄準時應當考慮的提前量。” 最後解放軍提出三打三防:即打飛機、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學、防細菌，應對未來現代化戰爭。
隨著科技進步，飛機速度遠比以前快得多、機體裝甲防護不斷強化。而步槍、機槍則朝向小口徑輕量化發展，其彈頭動能相應減少。此消彼長下，令輕武器對空中目標射擊的作用也變得意義不大，擊中飛機的機會近乎零，“打飛機”亦變成空談。但美伊戰爭中，伊拉克南部農民曾於2003年3月24日以老式衝鋒槍擊落美國AH-64“阿帕奇”直升機，並俘虜兩名美軍，令全世界嘖嘖稱奇，可以成為打飛機之歷史絕唱。
Source: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392603/
蔡子強：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正在上映的電影《選戰風雲》，片中有如此一幕，由佐治古尼（George Clooney）飾演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莫理斯（Mike
Morris），在選舉論壇被質問，反對死刑的他，如果被殺的是他的太太，看法還會否一樣？
熟悉美國政治史的朋友都知道，這是1988年總統大選，挑戰老布殊的麻省州長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電視辯論中讓他一敗塗地的一條題目。當時主持Bernard Shaw問他﹕「州長，如果Kitty Dukakis（杜的妻子）被姦殺，你會否覺得兇手應該被判死刑呢？」結果杜卡基斯木無表情的給了以下一個答案﹕「我不會，我想你知道我畢生都反對死 刑。」事後，很多觀眾都感到杜卡基斯的答案，流於麻木不仁，似乎對寢邊至愛的生死，無動於中，印象大打折扣。這晚之後，杜氏的民意支持度由原本的49%， 急跌至42%，大勢頓去。
面對這個兩難問題，今次莫理斯又如何回答呢？
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理性
莫理斯說，他個人會想把這個殺人犯置諸死地，甚至不惜為此鋃鐺入獄，但在政策討論層面，他卻不會如此倡導一個公共政策的立場，因為﹕
「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優秀）。
上個星期在本欄寫了一篇〈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呼籲大家不要以「蝗蟲」這類侮辱性字眼來形容祖國同胞，讓兩地傷口進一步撕裂。那篇文章引起好些迴響，有讀者回應，說我是「針唔 拮到肉唔知痛」、「唔係孕婦，唔明白孕婦搵唔到醫院牀位生仔幾慘」、「學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唔到小市民生活有幾窘迫，前線員工有幾大壓力」……
對於這些批評，說我沒有切膚之痛，容我謙卑的受下。但我只是想帶出一點，在討論公共政策時，市民的遭遇和困難，固然應常在我心，但卻也應該超越情緒的層 面，把之昇華，抽離和冷靜的去思考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更加理性、考慮問題更加周詳。
同情，就等於要不分青紅皂白？
例如，前一段時間，當內地遊客來港「掃貨」，「掃貴」奶粉，甚至讓市面缺貨時，有網民便一哄而起，提出要徵收「奶粉離境稅」，甚至連電視新聞也來湊熱鬧，煞有介事的炒作了一番，儼然成了解決問題的一大良策，不支持者便是不知民間疾苦。
父母親為孩子張羅奶粉而四出奔波，那一份焦慮和壓力，當然應該體諒，但社會整體卻不能陷入同樣情緒化當中，應該想出更周詳、妥當的解決方法（例如敦促政府 檢視奶粉供應），而非單純為了同情，便附和一些太過民粹、草率的建議，連可行性也未想清楚，便急不及待表態附和，以示自已「撐」這些可憐父母。如今相隔一 段時間，大家冷靜下來，平復下來，對於當日鬧得熱烘烘的「奶粉離境稅」建議，相信只會報以一笑。
再舉醫院產科牀位緊絀和雙非嬰問題為例，在連日傳媒的報道和渲染下，問題被描繪成像是因為大量雙非孕婦「衝關」，於是兵臨城下，危城告急。因此，找不到醫院牀位的本地孕婦，在心力交瘁、求助無門下，便轉而控訴「蝗禍」。
我再次重申，我同情本地孕婦的遭遇，亦同意要設法解決，但卻同時想指出一點，不錯，2010年的雙非嬰兒有3.2萬多名，佔全港出生嬰兒總數近三成七，問 題看似十分嚴重，亦驟眼看似是攤薄本地醫療資源的罪魁禍首。但大家卻有否想過，這其實是政府近年口口聲聲說要「發展醫療產業」，但卻規劃失誤下出現的惡 果。就是為了要賺內地同胞錢，所以要歡迎他們來港產子。以2012年為例，政府把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額定為3.5萬名，當中在私立醫院的是3.1萬 名。比較起來，2011年頭11個月，公立醫院非符合資格人士經由急症室入院分娩的人數，為1453。這些資料不是什麼秘密，在食物及衛生局去年12月 1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我的一名學生，中大政政系畢業現在負笈海外留學的Edwin，最近便在facebook詳列數據剖析有關問題，我 希望《明報》的讀者有機會一看。
不用祭起「蝗蟲論」，也可把問題說清楚
所以要解決問題，不用祭起「蝗蟲論」這面大旗，只要把矛頭指向政府，要其為過去所謂「發展醫療產業」的規劃失誤負責，把政策重新修訂，削減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這都可以通過理性的政策討論，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想出解決方法，而不用訴諸仇恨和歧視的語言。
我贊成一處地方的公共服務應該讓本地人優先享用。周二，公民黨的代表要求衛生署停止向雙非孕婦發出預約產前檢查，或分娩證明書，預留牀位給本地孕婦及港人 內地配偶孕婦使用。同時，又促請政府聯同內地相關部門全力打擊中介公司及其活動，並嚴懲闖關者。我相信，這些都是對症下藥的良策。過程中，公民黨沒有祭起 什麼「蝗蟲論」，已經把訴求說得很清楚。
至於自由行和自駕遊，我認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討論。究竟香港的基建、配套等容量，能否容下如此數目龐大的遊客？沈旭暉所提的巴哈馬經驗，對香港有否參 考價值？這些都是可以通過政策語言去討論的。我也不想見到在繁忙地區如旺角、銅鑼灣等，書店、本土特色店等被連鎖電器舖、名牌店、化妝品店、藥房等 crowd out，弄至無處容身，讓香港日漸喪失本土特色，但這是一個旅遊業的規劃問題，自由行是否應該放緩？自駕遊是否應該叫停？這都是政策選項，毋須以「蝗蟲 論」來看待問題。
不是不要同情，而是應該超越
讓我再重申，我們不需要用「蝗蟲論」這類充滿歧視和侮辱性的語言，已經可以把政府政策上的失誤及思慮不周，說得清清楚楚。矛頭應該指向特區政府，而不是讓一整個族群的人，為少數人所犯的劣行，當上出氣袋，背上十字架。
我們當然應該懷着同情和仁愛之心，去看待市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折騰，也應該對自身的幸運，多懷感恩，但這卻並不表示我們需要透過滿口憤慨、衝動的說話來證明自己。如果我們真的想為問題尋求出路、解決方法，就應該多從政策的語言，而非仇恨的語言，來切入問題，討論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慾之輩，人心肉做，當遇上困厄、利益受損的一刻，也難免會怒火攻心，我自己也不例外，但當整個社會去面對有關問題時， 就不能這樣，就應該超越，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熟悉美國政治史的朋友都知道，這是1988年總統大選，挑戰老布殊的麻省州長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在電視辯論中讓他一敗塗地的一條題目。當時主持Bernard Shaw問他﹕「州長，如果Kitty Dukakis（杜的妻子）被姦殺，你會否覺得兇手應該被判死刑呢？」結果杜卡基斯木無表情的給了以下一個答案﹕「我不會，我想你知道我畢生都反對死 刑。」事後，很多觀眾都感到杜卡基斯的答案，流於麻木不仁，似乎對寢邊至愛的生死，無動於中，印象大打折扣。這晚之後，杜氏的民意支持度由原本的49%， 急跌至42%，大勢頓去。
面對這個兩難問題，今次莫理斯又如何回答呢？
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理性
莫理斯說，他個人會想把這個殺人犯置諸死地，甚至不惜為此鋃鐺入獄，但在政策討論層面，他卻不會如此倡導一個公共政策的立場，因為﹕
「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優秀）。
上個星期在本欄寫了一篇〈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呼籲大家不要以「蝗蟲」這類侮辱性字眼來形容祖國同胞，讓兩地傷口進一步撕裂。那篇文章引起好些迴響，有讀者回應，說我是「針唔 拮到肉唔知痛」、「唔係孕婦，唔明白孕婦搵唔到醫院牀位生仔幾慘」、「學者生活在象牙塔，感受唔到小市民生活有幾窘迫，前線員工有幾大壓力」……
對於這些批評，說我沒有切膚之痛，容我謙卑的受下。但我只是想帶出一點，在討論公共政策時，市民的遭遇和困難，固然應常在我心，但卻也應該超越情緒的層 面，把之昇華，抽離和冷靜的去思考問題，想出解決方法，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社會應該比個人更加冷靜、更加理性、考慮問題更加周詳。
同情，就等於要不分青紅皂白？
例如，前一段時間，當內地遊客來港「掃貨」，「掃貴」奶粉，甚至讓市面缺貨時，有網民便一哄而起，提出要徵收「奶粉離境稅」，甚至連電視新聞也來湊熱鬧，煞有介事的炒作了一番，儼然成了解決問題的一大良策，不支持者便是不知民間疾苦。
父母親為孩子張羅奶粉而四出奔波，那一份焦慮和壓力，當然應該體諒，但社會整體卻不能陷入同樣情緒化當中，應該想出更周詳、妥當的解決方法（例如敦促政府 檢視奶粉供應），而非單純為了同情，便附和一些太過民粹、草率的建議，連可行性也未想清楚，便急不及待表態附和，以示自已「撐」這些可憐父母。如今相隔一 段時間，大家冷靜下來，平復下來，對於當日鬧得熱烘烘的「奶粉離境稅」建議，相信只會報以一笑。
再舉醫院產科牀位緊絀和雙非嬰問題為例，在連日傳媒的報道和渲染下，問題被描繪成像是因為大量雙非孕婦「衝關」，於是兵臨城下，危城告急。因此，找不到醫院牀位的本地孕婦，在心力交瘁、求助無門下，便轉而控訴「蝗禍」。
我再次重申，我同情本地孕婦的遭遇，亦同意要設法解決，但卻同時想指出一點，不錯，2010年的雙非嬰兒有3.2萬多名，佔全港出生嬰兒總數近三成七，問 題看似十分嚴重，亦驟眼看似是攤薄本地醫療資源的罪魁禍首。但大家卻有否想過，這其實是政府近年口口聲聲說要「發展醫療產業」，但卻規劃失誤下出現的惡 果。就是為了要賺內地同胞錢，所以要歡迎他們來港產子。以2012年為例，政府把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數額定為3.5萬名，當中在私立醫院的是3.1萬 名。比較起來，2011年頭11個月，公立醫院非符合資格人士經由急症室入院分娩的人數，為1453。這些資料不是什麼秘密，在食物及衛生局去年12月 13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都可以找到。我的一名學生，中大政政系畢業現在負笈海外留學的Edwin，最近便在facebook詳列數據剖析有關問題，我 希望《明報》的讀者有機會一看。
不用祭起「蝗蟲論」，也可把問題說清楚
所以要解決問題，不用祭起「蝗蟲論」這面大旗，只要把矛頭指向政府，要其為過去所謂「發展醫療產業」的規劃失誤負責，把政策重新修訂，削減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這都可以通過理性的政策討論，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想出解決方法，而不用訴諸仇恨和歧視的語言。
我贊成一處地方的公共服務應該讓本地人優先享用。周二，公民黨的代表要求衛生署停止向雙非孕婦發出預約產前檢查，或分娩證明書，預留牀位給本地孕婦及港人 內地配偶孕婦使用。同時，又促請政府聯同內地相關部門全力打擊中介公司及其活動，並嚴懲闖關者。我相信，這些都是對症下藥的良策。過程中，公民黨沒有祭起 什麼「蝗蟲論」，已經把訴求說得很清楚。
至於自由行和自駕遊，我認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討論。究竟香港的基建、配套等容量，能否容下如此數目龐大的遊客？沈旭暉所提的巴哈馬經驗，對香港有否參 考價值？這些都是可以通過政策語言去討論的。我也不想見到在繁忙地區如旺角、銅鑼灣等，書店、本土特色店等被連鎖電器舖、名牌店、化妝品店、藥房等 crowd out，弄至無處容身，讓香港日漸喪失本土特色，但這是一個旅遊業的規劃問題，自由行是否應該放緩？自駕遊是否應該叫停？這都是政策選項，毋須以「蝗蟲 論」來看待問題。
不是不要同情，而是應該超越
讓我再重申，我們不需要用「蝗蟲論」這類充滿歧視和侮辱性的語言，已經可以把政府政策上的失誤及思慮不周，說得清清楚楚。矛頭應該指向特區政府，而不是讓一整個族群的人，為少數人所犯的劣行，當上出氣袋，背上十字架。
我們當然應該懷着同情和仁愛之心，去看待市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和折騰，也應該對自身的幸運，多懷感恩，但這卻並不表示我們需要透過滿口憤慨、衝動的說話來證明自己。如果我們真的想為問題尋求出路、解決方法，就應該多從政策的語言，而非仇恨的語言，來切入問題，討論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慾之輩，人心肉做，當遇上困厄、利益受損的一刻，也難免會怒火攻心，我自己也不例外，但當整個社會去面對有關問題時， 就不能這樣，就應該超越，因為，「The society must be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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