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PP決定輪迴

【壹週刊】希臘會不會逐出歐元區，成為世界大事。

德國向歐元區實施的緊縮政策，地中海民族如希臘、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平時陽光海灘、紅酒沙龍都受不了。「悠閒」本來是他們千年以來的文明行為藝術—— 法國人和意大利人是天生領了牌做懶人的。只是他們的懶惰在全球的民族之間，即使懶，也懶成了名牌，懶得有品味，最有型，也最有建設性，世上的民族是不平等 的——可惜一旦歐元成為詛咒，經濟破落，「文化」也就要靠邊站了。

希臘一旦退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命運也可想而知。但好好的歐洲幾處器官長了腫瘤，切割也不是，化療也不行，無端端推一副病軀，誰都知道是死路一條。

有點無辜的反而是英國。八十年代以來，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早已看出，貨幣大一統，不是人類的未來。戴夫人因為「反歐」坐成罪名，只是當時「親歐」是 一種流行症，就像流行用Prada和Chanel一樣。八十年代開始，英國的新生代崇拜歐洲，法國和意大利，一切都是好的。文化的傾慕，毫無理性地滲透進 經濟的判斷。戴卓爾夫人下了台，馬卓安親歐，幸好沒有廢除英鎊，懸岸勒馬，但由於離一場大火的災場太近，燒掉了頭髮和眉毛。

上星期，英國政府的一名經濟學家高德警告：一旦歐元崩潰，英國經濟可能「永遠無法復甦」。

這句話嚇人一跳的地方，是打破了經濟常理：衰退與復甦，像黑夜與白天，不是周期性的交替現象？世界上沒有只跌不升的股市，也沒有永遠漲價而不回落的房地產 市場。但英國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等同亡國，卻不是不可能，因為據高德說：「如果一國的經濟生產力的潛質受永久的打擊，國家增加稅收的能力，也永久癱瘓。對於 公共理財，自然也永久受損。」

這句話令人注意的是原文：If you have a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ve potential of the economy。根據高德的理論，香港經濟是永無出頭之日了。

因為香港社會的生產力，已經永久癱瘓。所謂Productive Potential，指的是理性的實業和感性的創意。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一直源源不缺。殖民地時代，香港的Productive Potential，是從上海搬來的紗廠、假髮、膠花。雖然紡織不是香港人的原創，膠花、玩具和電子收音機也只照西方設計發明依樣製造，但滿街的山寨廠， 加上大陸閉門階級鬥爭，無所事事，香港的PP一支獨秀。英國人佔領香港，從第一天開始，就把香港定位為出入口港。香港的生產潛力即以此一公式逐步培養。難 民湧進來，九死一生，香港像田橫五百士，四百萬人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生產力釋放出來，香港的經濟就健康了。

除了實業，那時香港人還有設計。沒有所謂大陸市場，香港功夫片遠征到波多黎各和南斯拉夫，洪金寶和袁和平應邀到美國發展，這不就是香港的 Productive Potential得以全面發功的例證？那時的香港，參與國際市場，有英國下議院的民主母體做靠山，無人可以隻手遮天，包括港督。那時香港人不必民主普 選，因為頭頂那片天不同，七、八十年代香港人的尊嚴和樂觀，就是如此形成的。

大陸改革開放，廉價勞工搶走了訂單，香港的柴灣、九龍灣工業大廈永久荒廢。既然工業大廈不可以重現山寨廠，照高德的說法，香港的經濟潛力就像失去魔術的《仙履奇緣》故事，午夜之後，永久蒸發，一去不復返了。

俯瞰今天的香港，要工業沒有工業，要電影無電影，有一點點設計，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打不出一席位。流行音樂一度有東南亞市場、大陸市場，那時的太 極、Beyond，甚或許冠傑的蓮花樂隊也全部失蹤。香港人的自我審查，導致創意蒸發。中國大陸卻視香港為「顛覆基地」，不斷排放低資質非技術的人口，加 重香港社會福利的包袱。一句話，歷史形勢改變，就像殞石擊中地球，生存了八千年的恐龍經歷一場變動，從此絕跡。香港的所謂世界奇蹟也一樣。

好笑的是，中國大陸在幫助香港自殺，香港人一無所知，十五年來的特府也完全懵然。英國面對一片蒼然的歐元區，英國的經濟學家尚知道危機何在：國家的生產力 癱瘓了，即如恐龍滅種，經濟即永無復甦之日。這是最新而有力的經濟理論。不要以為復甦和衰退，像佛家的輪迴一樣，人死了永遠有得投胎。高德告訴你：沒有投 胎的，進了枉死城永受煎熬，東張西望，那怕在尋找一隻母豬的身軀，想脫離無間地獄？但不要說人和母豬，連隻老鼠也找不到。

英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燃眉之急還懂得一個「驚」字，可笑的是，香港特府的什麼班子，一點意識也沒有。新政府上場，只懂得「興建居屋」，多了一點廉價房子，就有了PP嗎？

高德認為，英國的經濟結構，受歐元區拖累，財相歐司本只一味加稅，就像在沙漠裡企圖開拓水源，找不到點滴的，一個生產潛力永久消失的國家，再加稅也沒有 用。零售、飲食、在街上推銷iPhone和售樓書，不是PP而是塘水滾塘魚，「過日辰」的自我荒廢。這種「就業職位」與經濟生產力毫無關係。香港hea足 了十五年，還要hea下去。

英國有此自知之明的警世之言，知衰知恥，反而有救。畢竟，除了勞斯萊斯引擎、英語、英超聯、Harry Porter，都是爛船可以全球出口的三五斤釘，而不止是牛津街和哈勞斯的大陸購物自由行。英國不必完全依賴遠東一個民族的口腹物質之慾以生存，但不幸香 港十五年來，連銹釘也沒幾根，昔日的實業，已被中國大陸悉數吸納，香港從前的創意，連下層的《老夫子》、《龍虎門》，俱已成為追憶，自由進一步收窄，溫水 煮蛙，經濟又如何有生天？

香港的特首再換走馬燈，也不可能投胎轉世，這不是悲觀，而是現實。

李怡：年輕人的奮起見證中國和香港

【蘋果日報】「沒錯，我們累了。但別忘記，當權者何嘗不累？正義，總是站在能堅持的一方。請看昂山、甘地，他們有誰是十年八載就能改變社會氣候呢？即使我 們改變不了國家，我們的下一代會繼續的。」這一段昨天在〈蘋論〉網頁的讀者留言，被昨晚維園的燭光見證了。為一個歷史事件每年數以十萬計人群集會悼念、提 出相同的訴求，持續23年，累不累呀？記憶中的這個事件不會模糊嗎？每年參加同樣的活動沒有彈性疲乏嗎？

當初積極參與這活動的人群，有的可能真是累了，有的更是離開人世，但這個每年的燭光集會不僅仍然進行，而且從2009年開始，人數更從十多年來的4、5萬 人，飆升到15萬人，達到甚至超過屠城的翌年──1990年。今年更超去年達到18萬人。這是香港人創造的一個人類活動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應該 可以入健力士大全了。甚麼原因？燭光集會上許多年輕的臉提供了答案。支聯會多年前提出「薪火相傳」的口號，但相傳不會有人數激增的「躍進」，越來越多年輕 人的參與，是因為他們從這幾年的許多事實看到，這個國家的掌權者是殺害年輕一代並摧毀中國未來的統治集團。

早幾天是中國兒童節，年輕作家韓寒在他的博客中，寫他近年看中國新聞的「一個最深的感受：這個國家最對不起的其實就是兒童。從計劃生育到三聚氰胺，從嫖宿 幼女到克拉瑪依，從食品安全到應試教育，從小悅悅到校車……無論城市，無論山區，這個號稱正在盛世的國家一直沒有能夠給予兒童足夠的庇護，就連出個天災， 最倒楣的也是在校舍裏念書的孩子。」為甚麼中國盡是有關傷害兒童的新聞？因為這是23年前發生的一場殺孩子的六四慘劇所延伸的惡果。孩子是人類的未來，青 年是國家的未來。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毛說的是事實，但他只是說得漂亮，實際上他最會利用年輕人去達到他的權力慾望。只 不過，中共過去不會否定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的，一個政權絕不可以自己毀掉自己的未來，直到89年的六四。

六四的槍聲伴隨掌權者的叫囂：不惜再殺20萬，換來20年穩定。接下來的新聞除了韓寒所提到的之外，還有血汗工廠的童工，山西的黑窯童奴，劣質奶粉造成的 大頭娃娃，地震中豆腐渣校園學童，還有接連不斷的校園屠殺到延綿不絕地打工青年們的跳樓自殺……這一切，都是六四殺害年輕人的結果和延續。因為當掌權者不 再珍惜年輕人的生命，以屠殺孩子換來自己權力的「穩定」，那麼政權和社會也就不會保護孩子。六四無疑是毀滅中國年輕人的標記。

統治集團的掌權者只顧自己的權力，這23年他們以斂財和把財產、家人轉移國外為職志。他們又不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把權力魔掌伸向香港。中國的年輕人敢怒而不敢言。香港的年輕人奮起了，這是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原因。

中國的政治現實難令人樂觀，香港的政治也漸被中共的專權政治蠶食了。老一輩的民主大佬李柱銘退下後，接棒的中生代不成氣候，支持民主的市民無所適從。昨日 有留言說：「含淚到維園的人，祇有雙重含淚。」但年輕人永遠是我們的希望，他們愛真理、擁正義，不怕苛政猛於虎。見證中國和香港未來的，不是如狼似虎的政 權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是昨夜那感動全世界的燭光。

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明報專訊】 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 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 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 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 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 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着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着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 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 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 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着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 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着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 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 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 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 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 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 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 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 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 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 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 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着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况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 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 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 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 「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 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 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 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 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 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 着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 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迹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 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 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練乙錚：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信報】匈牙利作家阿瑟．柯斯特勒（A. Koestle）在他那本以三十年代斯太林大清黨作背景的鉅著《正午無光》（Darkness At Noon）裏，寫主角茹巴碩夫在行刑之前和隔壁囚友的對話，發人深省。「如果讓你從頭開始，你會選擇什麼？」對話不是用聲音進行的；囚犯們只能在連接各室 的水管上敲擊密碼傳遞訊息。茹巴碩夫這位老布爾什維克默然良久，然後用他那副夾鼻眼鏡輕敲水管回答：「鑽研天文。」過了冥河，再喝前面那忘川之水，不再回 頭。

文革結束後，中共決定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但因政治體制不配套，激增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在封建意識和一黨專政的權力腐蝕作用下，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貪 污、官倒的汪洋大海。黨政機構因為集中了體制中的絶大部分權力，自然成為人民不滿的焦點。這種憤懣之情，因為沒有有效的宣洩渠道和正常的表達機制，終於轉 化為八九年的民眾運動，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的黨政心臟地帶－爆發。中共領導層當中，有的為了穩住局面，有的為了避免自己的貪污醜行曝光，聯手決定鎮 壓。軍方的坦克實彈清場後，在天安門周遭進行野蠻屠殺，死亡人數至今無法準確估算。之後八年裏，中國領導人不僅自己對如此重大事件隻字不提，還要求人民噤 聲，違者或是繫獄，或是流放；國內外成千上萬熱血青年，淪為「與西方國家一鼻孔出氣的反華分子」。影響所及，香港政治一分為二，兩岸關係疏遠，一國兩制受 衝擊、質疑，中英爭拗嚴重化，中美關係惡化．．．．．．代價極大，對政府對人民來說，都是沉重之極的包袱。

中國人民、絶大多數中共黨員，包括眾多曾經痛心疾首、後來在內部紀律壓力和外國人刁難之下被迫改變立場指鹿為馬為中共辯護的，只要還有一點良心，心底裏都 知都八九民運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中國這個歷史大國裡的領導人，以往常要人民憶苦思甜往後看，如今卻要人民向前看向錢看，喝孟婆茶，忘記一切，怎麼可以 呢？現今中國，一講經濟，一就想起錢，二就想起官；錢和官加在一起就想起貪污、官倒、八九、六四。經濟到底是這個世界裏頭的東西，不同天文，如何是好？

我們絕對不應過分歌頌民眾運動。運動或有可歌可泣處，卻不應令我們忘記它只是反映社會的病態。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權運動反映種族歧視；七十年代的香港反貪污 運動反映當時殖民政府腐朽。重要的是政府能夠從運動中解讀正確訊息，對症下藥。美國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投票權利法》，香港通過了《防止賄賂條例》、 成立了廉政公署，都顯示這些政府從民眾運動中學到了東西，知所改正，不再胡來。其次，政府要懂得在事後把運動的地位升格，將之納入正史，成為建制的一部分 而歌頌之。美國和香港政府都是那麼做了。我們的中國政府又如何？八年來，輿論監督削弱了。「嚴打」聲音大，貪污官倒的技術卻日新月異。買幾輛水炮車，一些 橡皮子彈，以便日後鎮壓同類民眾運動時少死一些人，算是吸收經驗教訓了吧？殺死信差，信亦不看﹗過去的八年，在政治上端的是愚不可及。

我們呼籲北京黨政領導平反八九民運，實現民族和解。平反的各種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當時主張鎮壓最力的陳希同已經作為全國最大貪污犯抓起來了，拍板鎮壓的鄧 小平死了，在台前主其事的李鵬快退休了。經濟方面，八年來發展可算順利，市場秩序穩定，深化改革的政策有社會支持，故平反所可能引起的震盪，中國黨政領導 層完全承受得起。況且中國人民忠厚寬大，從來不要求報復；反右、文革那麼多寃案，一旦平反，大家還不是一笑泯恩仇？

我們不知多麼希望摔掉六四包袱，也不知多麼希望中國領導人也摔掉六四包袱。中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容此事情拖沓下去了。第一步應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對話。 不少民運分子承認當年的對抗過久過激；中國領導人也應對當時的鎮壓行動作出深切反省，承認錯誤。只有在對話的基礎上才可進一步發展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穩定的 政治體制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沒有人可以忘記；也不應忘記。鑽研天文、向前看、向錢看都可以，但中國人有良知，行屍走肉，總不會當太久的。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梁文道：其實不明白

【蘋果日報】拉布的最後一晚，立法會門外有兩批目標截然不同的群眾，一批支持拉布，另一批反對拉布，雙方各自喊叫，偶而互相叫陣。見慣這種場面的記者很懂 得在這裏頭找故事，於是就有一個鏡頭對準了其中一名反對拉布的中年漢。記者問他：「你覺得拉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這漢子倒也老實，儍儍笑道：「其實我們 都不是很明白」。

每回建制派發動人海戰術，我們總是能遇見這些形像，神情迷茫言語不清的老人家，人云亦云但又不知其所以然的師奶麻甩佬。由於對手不乏年輕人，很容易形成新 老對抗的世代之爭的印象，所以這回他們也找來一群或者染着金髮或者目光不善的小伙子，可惜還是被人發現，這些少年一樣「不是很明白」。因此每一趟建制派的 群眾動員都得遭人訕笑，要不是罵他們利用無知老弱，就是說他們「群埋爛仔」。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招來這些群眾的人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他們不曉得其中埋藏弱點，早成媒體遊戲的慣性獵物？難道他們不曉得只要有幾個這樣的例子，建制 派和「反智」、「無知」、「利益交換」這些字眼的關係便更形鞏固？我尤其不能明白的是，這些老人小孩何其無辜，你怎能忍心推他們出台任人嘲辱？金毛不一定 是飛仔，老弱也未必無知，只不過他們恰好不知道這個行動的底蘊，於是在鏡頭下便被固定成可笑的對象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多年前的七一，為了騷擾遊行，建制派租下維園球場搞聯歡派對。那天台上一群中年女性正在扇舞，動作純熟，看得出是久練有功，而她們滿臉歡 悅，應該是高興苦勞終有展露人前的機會了。忽然遊行隊伍之中有人按捺不住，朝着舞台高聲喝罵。我看見一位女子僵住了笑容舞步，非常愕然；我今天只是來跳舞 的，為什麼罵我？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明白。

迴響：
無待堂：梁文道，你不明白甚麼？
Kursk: 其實不難明白
魚之樂：欲加之罪

梁文道對批評的回應：
（思潮作動）
「坦白講，我的政治立場這麼多年來沒有變過。最近支聯會在深水埗開六四紀念館，我有去揭幕，還呼籲大陸遊客去香港的話，一定要去六四紀念館看看。我其實從 來沒變，我只是覺得我不再需要去寫那些大是大非、很簡單的事情，例如民建聯這群人，找人去扮成群眾，去反拉布，這到底對不對？這當然不對！這還用說的嗎？ 好了，現在是這件事大家都覺得不對，只是我們做文字工作的人該怎樣去回應呢？我是不是應該再講第一百零一次，講他真是『衰格』、講他真的不對？我覺得不 是，我覺得要討論的問題是︰『那些人是甚麼人？』我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我之後會再寫。我那篇文章（《其實不明白》）的重點是︰為甚麼民建聯你可以經常這 樣做呢？你們又蠢又無恥，蠢的意思是你們每一次都讓人家拆穿，以前的蛇、齋、餅，每一次都給人『踢爆』對不對？我覺得你無恥的地方是，為甚麼你要利用這些 人呢？因為我認識好多新界婦女會甚麼的人，對她們來說，那是她日日耍太極、玩劍、舞扇、去玩的地方，然後有日你忽然去跟他們說︰『喂，七一那天，不如我們 去維園去跳舞啦！』她們真的不知道在發生甚麼事的，然後她們走出來，就給我們罵，我覺得她們也很可憐，真正有問題的不是這班人，而是她們背後（的人），為 甚麼要這樣做？為甚麼要指示他們？」

（主持揣測有人會覺得他只評香港，不評中共、或與中共相關的事）

「我們要了解整個建制派如何動員群眾，組織如何去組織，我們要研究它。我以為自己寫得很清楚，坦白講，我當然反對她（陳冉）入特首辦，但理由不是因為她做 過共青團，而是因為她不是一個在香港有身份證、有居留權的人，為甚麼要開特例任用她？於是令整件事很可疑。但坦白講，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對凡是共青團的人， 就反對他進政府工作，因為在香港，我猜有九成九的內地留學生，都是共青團，然後他們會住下去，久而久之成為香港居民。我們想像一下，如果陳冉住夠了七年， 那怎麼樣呢？怎樣去處理她呢？還在坦白，在大陸，我認識的共青團員包括甚麼人呢？大家知不知劉曉波也是共青團員，陳光誠也是共青團員，你想用『共青團』去 說明甚麼呢？我不是共青團無害，共青團當然可以很有問題，但那些問題是埋伏起來的，要你很仔細去分析的。」

「不過，如果大家不喜歡我現在寫的東西，我會想︰『是不是我跟不上這個時代呢？』我寫文章寫二十多年了，從來不覺得自己文筆好，只因為我小時候喜歡讀胡適 的關係，我要求自己講道理要清晰。但現在我經常被人誤會，可見是我行文不夠清晰，或者這年時代對行文清晰的標準變了。我的行文模式，在大陸、在台灣、在星 馬、或者幾年前在香港，大家都會看得明白，或者覺得清晰，但現在人們覺得不夠清晰了，這表示香港對於文字的要求、閱讀方法有一些變化，我不是太跟得上，可 能需要更清晰表達立場。」

陶傑：燭夜

【蘋果日報】燭光之夜又來臨了，這一年，請自由行的中國同胞繞過廣東道，到維多利亞公園來，與香港人在一起。
這一年，你的來臨，比以往許多年更重要，因為連中國總理也看到了，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政局倒退，走進了一條狹窄的死巷。

三月的成都，五月的陳光誠，連手上有槍的人，也要跑進美國領事館去逃避恐懼；連雙目失明的人，也要一步一血印掙扎摸索光明。這個時候，你還好意思到廣東道的 LV買手袋？

人是有點良知底線的吧？二十三年了，香港有許多人選擇了失憶、冷漠，或者背叛，但更多的香港人還是堅持了清醒，捍衞着尊嚴。

尤其在黎明到來之前，最黑暗而令人惶惑的時刻。燭光滙聚成金黃的海洋，燭光不是子彈，但我們堅信良心可以抵禦獸性。

燭光不一定能把這個國家帶出死胡同，但燭光再一次照亮了周遭的牆壁和絕境。這一夜，連仰望星空的那個孤獨的領袖，在他唏噓的淚影裏，最需要南國蒼海之間的一片淚燭，給他一點暖意和力量。

不是要求「平反」什麼，而是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拒絕遺忘。不但沒有遺忘那一夜長安街上的血跡，也沒有遺忘更早時「文革」迫害的兩千萬亡魂，也沒有遺忘四千萬餓死的饑鬼，也沒有遺忘「反右」的迫害，以及更早時「鎮壓」掉的七百萬生靈。

更沒有遺忘那具今日仍尊崇在水晶棺裏的一具死而未全僵的罪魁。一點燭光，即是向罪孽的反抗，對墮落的救贖，雖然很微弱，但卻很強大。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請你過來，坐在一起，顯示片刻良知的暖意與人性的光輝。香港這個城市已經沒剩下多少可以向世界自傲，向人類交卷，告訴子孫：在一個荒謬錯亂的時世，尚有我們默默的做一個人，在太陽昇起之前，用燭光迎接黎明，請一起來，這一夜，有你也有我。

梁文道：不自由的滋味

蘋果日報】新聞審查這種東西的可怕在於就算你知道它確實存在，也不一定真能感覺得到，久而久之，你甚至會忘記了它，幾乎以為它不是真的。

回想十多年前的大陸，碰到每一個朋友說起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都忍不住要搖頭嘆氣。的確，天底下那有這種新聞，播放消息的順序全看領導人排名；儘管三號 人物訪問華盛頓比較有新聞價值，但不巧這天一號大哥親切接見了陝北民謠歌手，所以還是得把一號大哥和鄉間歌者握手寒暄的片段排在頭條。

這種新聞當然是政治擺佈的結果，它一定排除了大量重要但是敏感的消息，也一定有選擇地扭曲了某些事實的真相和全貌。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常識；然而，你只能 知道自己看見的是被過濾了的新聞，卻不能具體瞭解它究竟過濾了什麼。如此這般天天看下來，你腦中的常識就變成一個存而不覺的知識了；就好比我們大家都明白 地球自轉的原理，但具體感到的卻是日出日落；於是便習以為常而且不自覺地接受了一個被審查被扭曲的世界。

那個年代，只有幹媒體的人才能親身體會審查的威力，他們很清楚什麼消息被抹除，什麼話題被禁止。這些人天天站在審查機制的第一線上，有口難言。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大陸新聞業者多半會傾向自由派的原因了，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新聞自由的可貴。

然後我們到了微博的年代，一個人人都在當記者，人人都在做媒體的時代。奇怪，為什麼我昨晚才發了一通義憤難抑的批評，今天上午就全都不見了？為什麼前一小 時大家還在瘋狂轉發的可恨視頻，現在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忽然，每一個網民都能明白十年前只有少數人才能感受到的壓抑了。審查不再是一個理智層面的常識，它 就在你我身邊。如今四億中國網民都成了媒體，也都成了新聞審查的對象；同時，他們還都第一次親身領會了失去言論自由的痛苦與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