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嶽：當不說真話成為習慣

【明報專訊】最近一星期，我發覺香港最厲害的傳染病叫「不說真話」，迅速傳播，好人好姐一當上高官，立即染上，毫無免疫力。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這種混合了港英政府政務官line to take技術，和共產黨官員的套話的說話方法，特點第一是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問題，你問她三米她答你五米；特點第二是出發點是保護自己「你咬我唔入」，而 不是真正回應問題；特點第三是充滿了技術語言、空泛話語和唬人的名詞（例如「專業人士」），但其實缺乏具體內容；特點第四是由於很多話語都空泛和缺乏具體 內容，所以你很難說他們說的是大話（沒有內容的東西是沒有真假的）﹕於是他們可以繼續認為自己沒有講大話沒有誠信問題，繼續人肉錄音機的講下去。

我——不——相——信！！

你彷彿看見這些懷疑犯錯或甚至犯法的官員，在窮盡心力左閃右避保護自己之餘，心底裏在暗笑﹕「你吹我唔脹！你吹我唔脹！」這種話語技術愈是純熟的人，可能 愈在官場平步青雲。對的，「我吹你唔脹」，人民可能不能把沒有誠信的官員趕下台，不能把知法犯法的官員繩之於法，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種話語技術，雖然彷彿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鐵布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為官者沒有說真話。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一定不會給你事實的全部，一定不會誠懇的直接 答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盤算一套他們覺得最安全的辭令。為什麼梁振英及其班子這麼少朋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沒有說真話。不說真話的人是很難有朋友的，只 會有利益關係。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蘋果日報》引述黎智英評論梁振英的說法最傳神﹕「有種人便是這樣﹕他明明上街買麵包，他也會跟你說買豉油。」有些人的本能是不說真 話，因為可能他們長期活在一種可能被迫害的恐懼中，自我保護機制極強，覺得講真話是極不安全的。但這種辭令技術只是官僚自我保護的法寶，目的是令大家很難 證明他們犯錯，「篤佢唔死」，但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建立信任，民主理論便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是social trust。這種話語方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你們這群人的。

3月25日以來，梁振英班子一直在燃燒公眾的信任。像僭建風波，梁振英和高永文都左支右絀，講一大堆辭令什麼玻璃棚花棚葡萄架，有沒有找專業人士之類，都 是不重要的。現在不是要在法庭定你有沒有罪，很多小市民「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一眼就知道。」他們就知道你們不是在說真話。

沒人信的話為什麼要講？

林鄭月娥說﹕「中聯辦是出於關心香港……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好了，我知道你升了官你要搵食，但能不能不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智慧？在「西環治港」這個問 題上，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否定答案是這樣﹕「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因為發哥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那是西營盤和石塘嘴交界！」

做過幾年民主黨副主席的人當上局長後，突然說要多了解六四的事實。23年來大家還了解不夠？好了，這樣說，你是否贊成要求中央徹查六四真相？

教育局長說不應該迴避六四問題，但你問他應不應該平反他又不回答，又講什麼一生人喊過四次什麼的。這不就是迴避了？

警方說七一有55,000人從維園出發，高峰期有63,000人，因為很多人插隊所以走得很慢。原來8000人插隊就可以令幾萬人塞在維園幾小時？助理處 長說不同體積的胡椒噴霧是「同等武力」。不同口徑的手槍是不是「同等武力」？是同等武力為什麼要用這麼大支？貪重？準備噴很多？

多年來我常常疑惑﹕明知沒有人相信的大話，政府為什麼還要講？

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像屯門那種落區騷，明明是找了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鄉事的支持者出席的選舉造勢活動和執政聯盟內部諮詢，要包裝成民意過程，但一見到反對聲音便要大量警察保 護離場。這算是哪門子的聽民意？落區聽民意如果只聽支持者意見，只會得到錯誤的印象，誤導決策過程。明知沒人信為什麼要做？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捷克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曾這樣形容後極權的捷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 現在、偽造未來。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迫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來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政府官員活在一堆虛假的辭令建構出來的秩序當中。他們只能活在這個comfort zone當中，假裝一切都沒事，結果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蘋果日報記者高聲提問平反六四的問題，絕對是破壞「秩序」。他破壞了那個煞有介事、虛與委蛇、冠冕堂皇、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的「秩序」，令政府的代理非常不安，覺得要把記者帶走才能恢復他們的秩序。

這種說話方法繼續下去，我有理由相信香港真的會到「臨界點」，因為很多誠實正直的人會被這種說話方法逼到發瘋。

哈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living in truth，面對這個虛假辭令織成的秩序，人民更要真誠地生活，真誠地思考和說話，大聲地說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且要繼續說下去。

安裕：十五年

【明報專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攻陷南京，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徹底實現，前一年蘇聯欲把中國分作南北朝國共隔江而治的算盤無法打響，美國開始具體思 考與中共接觸，拋棄兵疲馬乏的國民政府。二野部隊打進南京佔領總統府，南征北戰的部隊對國民黨苦大仇深，甫進總統府就把地氈剪成一段段分給戰士。二野將領 劉伯承和鄧小平隨後續部隊來到總統府，進內便見滿目破地氈，鄧小平馬上把部隊指戰員叫來，用四川官話劈頭就罵「亂彈琴」，下令把總統府恢復原狀，部隊撤 出。

劉鄧俱是法國留學生，鄧小平對咖啡、牛角包和足球情有獨鍾是因為他在法蘭西的那些年，雖然在法國的日子鄧小平是搞政治多於其他，可是畢竟二十世紀初的法國 仍是歐洲中心，光生活在這裏就夠開闊眼界。「文化遺產」一詞幾十年前還未出現，但巴黎的恢弘肯定對這些由四川而法國的中國學生是文化衝擊。如何正確對待歷 史並保存歷史，這是需要學養的。

香港回歸十五年，得到什麼失了麼人人有一本帳。從形而上的層次而言，得到的是去殖、是華人當家作主。至於失去的是什麼，是酸甜苦辣的百味俱陳，午夜夢迴之 際怕的是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怕的是天天要你背誦中國好，怕的是失去清廉自持的社會風氣，怕的是大陸那套官場文化來到香港。從南京總統府的破地氈百轉千迴 到今天金紫荊，我們寧願拒絕相信這是事實的十五年，情願那是毫無意義的十五年，希望它是從未到來的十五年。

耶魯大學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他成書於一九九○年的《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指出，中國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there is no easy way to understand China），在這部英文版八百七十六頁、譯成中文分三冊的巨著，史景遷對現代中國的亟力追尋，埋頭浩瀚如海史料。根據他的研究，現代中國與華裔史家黃仁 宇在《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所說的極為接近。黃仁宇認為，中國與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國類似，都是一個在「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國家」 （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國家，具體表現在中國立國以來貧農及小自耕農的經濟立場為基礎，農村內部情勢複雜，不易爬梳，所以要有很多流血慘劇，才能達 到數字上的管理。黃仁宇由此走出蹊徑，從現代性（modernity）出發，以比較史學為工具，通過歐洲與中國的對照，研究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提 出必須把歷史推回三四百年前，才能看到中國缺失在於閉關自守，工業和商業發展遠遠落後歐洲，無法適應新世界。

閉關自守 發展落後無法適應

黃仁宇完書時是一九八二年，當年中英尚未全面展開香港前途談判，但一國兩制已由北京拋出。黃仁宇雖是半途出家的史學家，仍能看出這一概念的虛妄——作為經 歷抗日戰爭的前國軍校級軍官、戰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雙重身分，黃仁宇既有歷史專業的比對爬梳基本功，也有中國人身分的個人歷史，他指 出，一國兩制在歷史上並非新事，荷蘭往昔初為聯邦時也是一國兩制。這種制度能夠成功落實，黃仁宇說，必須是「一國兩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將眼光放遠，在長久的 歷史中，找到合作的邏輯」。《萬曆十五年》殺青之日，距離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落實還早兩年；黃仁宇二○○○年初去世，看不到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迅速消亡。《萬曆十五年》對一國兩制的觀察並無重大紕漏；黃仁宇去世前三年，香港回歸，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年，香港仍可徜徉在自由的海洋裏。然而正 如史景遷說，中國在西方眼中是一個「難以明白的國家」；當香港一切順利時，中國的手就伸進來。這是出於對自己的無知，也是對歷史的無知，史景遷說，無知的 由來，「中國共產黨政府可以聲稱（claim）這是革命分子的勝利。然而，這也是主要官僚以更高的真理為名，從而釋析人民的期許」（in the name of a higher truth, to define people's aspirations），隱喻中共剽竊人民的期許以及官僚系統的巨大努力，據勝利果實為己有。

當香港一切順利 中國的手就伸進來

從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英開始試探雙方就香港前途的底線時，北京冒出一種論述，把香港的物質繁榮稱之為香港巿民的成果。這種論述無疑是事實，但不 是全部，英國人在一九六七年後的社會建設，包括房屋及教育，也是香港繁榮的要素。可是中共以民族主義大纛為經緯，迅速佔領道德高地，以民意牌與英方周旋。 今天所謂的「忽然愛國」一群，其實便是中共面對英國時施以的統一戰線。當時最傑出的統戰成就，便是把在港英年代做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了過來。安 子介先生不是「忽然愛國」，他以英文寫成的《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開漢字之謎），堪稱對促進中文在西方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但更大的在於心理上推動人心回歸，連港英年代的高等華人也一個接一個去北 京，五十年代以還的恐共病幾乎一夜之間消除殆盡。

統一戰線消滅恐共病

持平而論，中共八十年代確對香港採取極為寬鬆的政策，鄧小平發脾氣公開大罵黃華、耿飆「胡說八道」，絕不容許官員就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中共建政後三十年的 反覆起落，國力凋零，加上夠水平官員不多，大政基本就在幾個國家領導人手上。這些人有的如鄧小平出過國見過世面，也有土法煉鋼的沒有出國卻有水平的如趙紫 陽。今天看來，鄧趙雖然都不夠完美，但八十年代就放手讓香港自己搞，其廣闊胸襟及廣袤視野，絕不是今天小家子氣官員那樣。中共第一二代政治家有其特質，不 僅是浴血全國打出天下的氣概，更重要是絕不翹起尾巴做人的那種不知斤兩。

中共不信香港趨嚴重

香港這十五年變化不在香港巿民，而在於北京。中共一些人不信任香港，左傾路線嚴重，那種溢於言表的捋起衣袖準備親自下海大幹一場的「不信邪」最令人心驚肉 跳，當香港的GDP等於一個省的時候，這種不信邪的本質愈加濃烈。香港成為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實驗室，經濟增長壓倒了常識，成為恣意擠壓香港的精神武器。這 種左傾思潮在二○○八年金融海嘯美國隆然倒下後更是惡化，認真說，香港感到中共一再擠壓，不是由於GDP落於人後，而是兩地的基本價值沒有隨著經濟融合而 拉近，相反是愈拉愈開。

香港社會有一種庸俗的認知，覺得香港今天經濟落後大陸，於是心生不忿。這種是只是樹木不見樹林的瞎猜。香港人是見過世面的，我們的電視接收器和電腦互聯網 聯繫全世界而毋須跳牆越界。香港人一度是小家子的，我小時見過，那是七八十年代經濟暴起時的嘴臉，可是現在我們早已來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年代。這不是香 港崖岸自高，那是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當民智大門打開，從此再也關不上了。香港講的是公義，李旺陽身死的湖南邵陽有多少港人曾踏足此地？陳光誠 被困的山東臨沂，多少港人知道在哪？我祖籍山東，也沒有聽過這地方，勉強知道的是臨沂附近的孟良固曾在解放戰爭打過一場激戰，國軍將領張靈甫戰死。香港人 就是頭也不回上街為他們吶喊。

Years of No Significance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七百萬港人來說是具有意義的一天，之前半天，彭定康在滂沱大雨裏捧米字旗低頭一躬；凌晨時分，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踢著正步把特區區旗 送到會展會場的主台；清晨，全副武裝的解放軍一車車的經過石湖墟開進巿區。那是一個日子，連對中共批判最力的傳媒，頭版大標題是「香港信有明天」；我在美 國的老師寄來一封祝願信。歷歷在目，是因為我們相信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的「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趙紫陽的「你們怕什麼」，一窮二白時的中共是那樣的樸實 淳厚。這十五年沒有這些話聽了，連回歸初時的「香港好，中國好」都宛如空谷絕音。這十五年，於這一重意義來說，是Years of No Significance，比黃仁宇的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差多了。

許志永：因為有你們在（七一致香港市民的感謝信）

【明報專訊】燭光照亮維園的那個晚上，大陸很多公民和我一樣緊盯着電腦屏幕，看微博上轉瞬即逝的圖片，那搖曳的燭光，那聖潔的面龐，那浩瀚的人群，香港，中國人因你們而驕傲！

我很想加入紀念的人群，可是在大陸，這一天是禁忌，23年了，我們只能把記憶埋在心底。同樣是中國人，大陸和香港很不一樣，記得2007年4月第一次到香 港，看到高樓林立的街道邊有宗教組織的遊行隊伍，拐角處張貼着議員競選的海報，我想，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有不同的聲音，有自由的表達。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權貴們霸佔最盈利的壟斷行業，還要野蠻掠奪弱者的房屋和土地，他們高唱愛國主義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三千萬「結石寶寶」 得不到公正賠償而維權的父親卻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從不盈利的公益組織被以偷稅罪處罰，數百萬公益機構「非法」生存；一個盲人幫村民揭露計劃生育中的 罪惡而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七年，他最終逃出監獄一樣的家成為舉世矚目的傳奇……

這些本來和你們無關，可是1898年一紙條約成就了香港的自由繁榮也注定了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回歸15年了，總有一些勢力本能想把自由 的香港吞沒，他們有龐大的財力，很擅長做地下工作，還好有你們在，「二十三條」的幽靈沒有得逞。15年來，我們很欣慰看到香港和大陸走的愈來愈近，很多時 候，為民主和自由我們在並肩戰鬥。

記得2010年夏天我們代表「結石寶寶」到香港訴三鹿集團大股東，明知道幾乎沒有勝訴希望，但大陸已無路可走。後來彭劍律師說那天他沒想到那天會有那麼多 香港媒體在法庭外等待，本來有些失望的他感動不已。當年11月「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先生被判刑激起了香港市民的眾怒，你們致電電台表示憤慨，到中國駐港 機構示威抗議，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也致信大陸最高法院了解情况，強大的輿論聲勢迫使當局不得不很快釋放了趙連海。香港和自由世界緊密相連，同時又是中國的 一部分，當局能直接感受到壓力同時又不便把香港輿論歸於「國外敵對勢力」，為了維穩也為了面子，他們很在乎香港的民意。

中國自由之路依然漫長。我們在大陸發起新公民運動，不止是個案維權，更重要的以行動倡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倡導新公民團結起來共同推動社會 進步，最終實現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國、正義幸福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公義、愛」新民族精神。而這美好的理想隨時有可能被指控為顛覆政權罪。我們需要你們的關 注和支持，自由中國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感謝你們。因為有你們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香港作為自由的燈塔，數十萬大陸難民逃亡到這富庶的土地，直到1979年難民潮衝垮閉關鎖國的鐵幕改革開放帶來 新的希望。因為有你們在，每年6月4日維園的燭火堅守了23年，1989一個民族的傷痛從未被遺忘。因為有你們在，當我們遭遇打壓身陷囹圄，自由與公義的 吶喊傳遍文明世界撼動專制宮殿，我們得以重獲自由繼續前行。因為有你們在，每年七一走上街頭，捍衛自由，爭取民主，東方之珠才沒有沉沒。

今天，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感謝你們「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衛自由爭民主」的決心，感謝你們15年來對自由的堅守和對民主的追求。感謝你們，讓我們攜手同行，共建自由、公義、愛的中國。

安裕：真話

明報專訊】星期二下午的網絡世界變成一片歡樂海洋，周一嶽幾句簡短的電視答問，說李旺陽不似是自殺，這是一個專業醫療工作者理應平常不過的觀察總結，想不到成為網民認定周一嶽從鬼而人跨回奈何橋的證言。

讀了這些網絡留言，香港今天出了什麼事，說真話的人變了民族英雄，是因為太稀有抑或是我們實在是久旱逢甘露？扳着指頭數算，我們與真話久違了，李旺陽事件 至今，讓話語飛在空中倏忽變身的幾十個鐘頭的確很難令人忘記：梁振英十一次說「不會評論」李旺陽事件，范徐麗泰跑到樓梯避開記者提問；一個是競選時矢言無 懼無畏的候任特首，一個是整個香港僅有一人的全國人大常委，兩個都是唯一，卻是見大人則懼之的一句都不說。到了中通社新聞稿說湖南要刑事偵查李旺陽之死， 范太當天就有回應，梁先生當然也有，但我會猜，他也許有一丁點後悔——該不是把那十一次拒絕說得太死？

香港與真話如此天涯海角，難怪這個星期上演的政治荒誕劇讓人更發愁了。文化大革命後，巴金重新執筆一口氣寫了一百幾十篇文章，他沒有百轉千迴講那十年的傷 痕文學，他寫了一部書叫《真話集》。在這小集子裏有一篇〈思路〉是有這麼一段：「只要一息尚存，我還有感受，還有思考，還有是非觀念，就要講話，講真 話」。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金，巴金這個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個名字。巴金寫過《家》、《春》、《秋》等六部曲，但以文革後的《真話集》引起最大 震動，在謊話成為中國人民必需品的年代，他提出了異議。

周一嶽醫生那幾句話在周二午後成為香港良心的序言，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想必料不到有如此反響。當然，如果周醫生繼續當官做下去，他那天訪問會不會有這幾句 回應亦是疑問。不過，周醫生沒有留在新政府，他不必抱着政治委任官員的計算和考慮，自然而然吐露了這幾句話。我不認識周醫生，但那一刻他的確成為濁浪滔天 裏的一抹明亮。從六四二十三周年大遊行到今天快三個星期，香港巿民目光都放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事業，這是令人感動並傷感的十幾天。說感動，是香港巿民還能 抱守人類美好的良知本質，對於黑白對錯目光如炬；說傷感，是因為我們的感動還不足以感染居廟堂之高的官員。梁振英拒談六四，「沒有補充」以及「我不會評 論」足以成為年度詞語首兩名；羅范椒芬的「未定性論」則把六四推到另一個層次成為辯證法的討論，卻從而對主題一閃而過。

政治人物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

政治人物擁有無可比擬的巨大話語權，但卻切不可混淆事實顛倒是非。趙高過了二千二百年仍是千夫所指，不是因為李斯死後他獨攬大權，而是指鹿為馬的惡行。梁 啟超說，「其下則巧言令色，獻眉主人，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侘冑，明之劉瑾、魏忠賢，穿窬 斗筲，無足此數」，把秦檜和魏忠賢與趙高並列。由二千二百年前回到近代中國，趙高之流仍然不缺，五六十年代中共尚算務實之時，當時有一種做法，便是領導人 派出身邊工作人員到地方上考察，回來寫報告；今天一些人說的「內參」，多少源出於此。本來，既然中共在全國所有地方都有支部，要得到真實情况不是難事，然 而為何要派耳目下去，說穿了就是怕謊話遮蓋事實。即便如此，謊言俯拾即是，一九五八年，彭德懷在大躍進期間到湖南甘肅，看到的和地方報上來的全然不同。在 甘肅，省委對他說人均糧食一千五百斤，可他在蘭州近郊的一個公社，看到一家五口共穿一條褲子的殘酷事實。在家鄉湖南平江縣，他發現地委書記把一九五八年低 產量的紀錄說成一九五七年的，把一九五七年高產量說成為一九五八年的。彭德懷後來和毛澤東翻臉，便是由此而起，平江縣一個老紅軍塞給他一張紙，上面寫着幾 十個字，如今都是耳熟能詳的舊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樣過，請為人民鼓嚨呼」。

中國政治便是在說真話和撒謊之間來回游移。近者如八九年六四事件，一直有說北京巿長陳希同向鄧小平虛報軍情，導致鄧下令出兵。中者如「四人幫」向毛澤東弄 虛作假，但更大的謊言是由此而來的「毛主席英明，早知四人幫拉幫結派」，這些話前些年一度很流行。遠者如毛澤東的十年八載超英趕美論。這近中遠三事的核心 都是謊話作惡，卻沒有人願意出來把謊言戳穿。不敢說真話是中國文化裏的附王心態，弄虛作假是跨黨派的普遍性，識者也會中招，不識或半通不通者更是輸到焦頭 爛額。

弄虛作假識者也會中招

吃這記悶棍的是美國中國問題泰斗費正清。他在一九四八年成書的《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對中共奪得政權以及國民黨敗走大陸的闡釋，便是國民黨「貪污無能」。在這部幾乎一面倒向中共的《美國與中國》之後，費正清在一九八六年的 《偉大的中國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開始調整，出現了不一樣的見解，認為史學家對描述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所作所為時，使用了中國自由派和中共宣傳資料。書中認為，國民 黨是用兩條腿走路，可是走的是兩個相反的方向﹕一條走向現代化，另一條則走向反動方向，國民黨各項弊端，就因着這一交叉錯節部分，得以見諸部分獨立報章和 外國記者筆下。雖然極權主義在蔣介石統治下得到支持，但是他們沒有能夠統馭全中國，不像中共的極權主義在得到政權之後所能做的那樣。

讀這一段文章時，是一邊讀一邊心驚肉跳，費正清是哈佛學派的開山祖師，八十年代，他的博士生弟了超過一百人，大壽之日，來的人之中，其中一百多人基本都是 他的直接或間接門生。哈佛大學東亞系是研究中國的名門正派，就是中國少林寺那樣的天下武功出少林，可是費正清在三十八年間的兩部書卻讓人看出一九四八年的 判斷在一九八六年崩潰。中共對費正清的統戰可說是無微不至，一九四九年前的費正清是美國政府新聞處駐重慶工作人員，打交道對手包括國共兩方，中共與費正清 交往最多的是發言人龔澎，即喬冠華當時的妻子。應該說，當時國民黨的確百弊俱生，與中共的清廉自持不能相比，但問題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便不是一九四 九年前的費正清所以預測。

謊言或假話得以盛行，有其客觀大氣候。這一氣候的由來，往往是人的自我創造。中共吹牛皮在大躍進期間達到巔峰，吹的人都不相信了，但被迫繼續吹牛繼續相 信，便是因為身邊所有的人都在從事同一種行為，這種朋輩之間的互動壓力，使得令到撒謊「不那麼充滿罪惡」。文革時身死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歷史的說法是他死 於紅衛兵之下，背後是毛澤東的獨攬大權的陽謀。但大躍進時，卻是劉少奇第一個提出要搞個人崇拜，這種自掘墳墓式的做法，挖出一個萬人坑，讓全國人民都把自 己葬送其中。

引蛇出洞再沒有人敢說真話

毛澤東搞百家爭鳴變成引蛇出洞，把中國人民勤勞樸實的特質一鍋端，以後再沒有人敢說真話，講出來的下場是被打成右派，小則身敗名裂，重則身死當場。於是中 國變成「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裱貼式天下無事，內裏則是毛澤東林彪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虛假的同志關係底下是臭不可聞的政治劇鬥。這種只講一邊話 的風氣傳到香港也十幾年了，只是人人都習慣，就像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想不到周一嶽忽然說了幾句人話，就把皇帝的新衣捅破。

巴金文革之後的大徹大悟提倡真話，對這個三十年代已相當「前進」的知識分子來說，應屬痛定思痛的反省；香港巿民中毒未深，還未整個掉進謊話連篇或是囁嚅黏涎的大環境。周一嶽的短短幾句話，讓人從混亂不明的語文、拖拉扯皮的言句裏清醒過來，治病救人，果是醫生本色。

慕容雪村：在所謂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大紀元2012年06月26日訊】慕容雪村：前些天參加英國的海伊作家節，我做了一個主題演講，題目是《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因為時間關係，有些故事只講了梗概，還有一些則根 本沒提及，以下是講稿全文： 

 

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 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 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 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在中國廣為人知，都曾被媒體廣泛報導，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 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份。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了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 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著怎樣的生活。

（一）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 分，54歲的吳產娣擠上北京的14路公共汽車，準備去國務院法制辦遞交自己的上訪材料。用中國的說法，吳產娣不 是公民，而是訪民，像大多數訪民一樣，因為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他們只能求助於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不能給他們公平，他們就千里赴京告御狀。這樣的 故事在幾千年中一再上演，到了大國崛起時代也不例外。上訪者都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天下之大，總能找到說理的地方。當吳產娣和她的同鄉擠上那輛 巴士，她看到了滿面流汗的人們，聽到了嘈雜的車聲人聲，她心中有一個卑微的願望，希望自己得到公正的對待，但在那一刻，她並不知道這輛車將把她帶 至何方。

10分鐘後，司機崔林關上車門，打電話向北京市公安局報警，說自己的車上有許多上訪人員，希望派警察處理。我們不知道這位崔先生為 甚麼要這麼做， 或許是因為他負有特別使命，或許只是因為他的警惕性比較高。十幾分鐘後，先後來了兩批警察，第一批兩個，第二批三個，他們沒有向任何人問話，也沒 有查驗證件，只是禁止乘客下車。又過了大約半小時，十幾個身著便裝的人走進這輛大巴，照吳產娣推測，這十幾個人應該隸屬於常州市政府，他們職責之 一就是把常州市的訪民勸回家。但吳產娣和他的同鄉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他們擠下大巴，上了另一輛14路車，到國務院法制辦遞交了材料，然後回家等 候消息。她的家就在江蘇常州，中國最富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在回家的火車上，她會看到無數城市和鄉村，莊稼長勢良好，所有的煙囪都在冒煙，正如 我們事後所知道的，那一年中國的工業、農業都有強勁的增長。

372天之後，2010年7月7日，已經回家的吳產娣和她的丈夫外出散步，突然 被一群便衣警察圍住，瞬即被帶到派出所接受詢問，那是漫長的一天， 到了晚上，警察向吳產娣出示了一份文件，決定對她行政拘留9天。理由是：372天之前，她乘座14路公交車時沒有購票，導致那輛車停運一個多小 時。

14 路公交車票價一元。因為沒有視頻，也查不到交易記錄，除了司機崔林的證言，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吳產娣沒有買這一元錢的車票，但同樣，吳產娣 也無法證明自己買過票。在大國崛起時代，法律常常是這樣的：除了執法機關要證明你做過甚麼，你還需要證明自己沒做過甚麼，否則就可能被判有罪。

因 為這一元錢的錯誤，55歲的吳產娣被戴上手銬，送進了拘留所。也許警方覺得拘留還不足以懲罰這一元錢的罪惡，就在第二天，他們撤銷了這個決定， 改為勞動教養一年。如果只看字面意思，「勞動教養」就像是大學和療養院的合體，但事實上，它和坐牢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不需要審判——只要警察機 構認為有必要，就可以獨自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在中國，像吳產娣一樣的勞教人員有千千萬萬，卻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數字，這是大國崛起時代的重要機 密。

那 365天是吳產娣的噩夢，她失去了自由，和小偷、妓女、吸毒者、傳銷人員一起住在狹小擁擠的房間裡，每天都要背誦某些必須、某些禁止，常常被強 制做工，卻沒有一分錢的報酬。她所在的勞教所生產二極管，在這漫長的365天中，吳產娣已經記不清她做了多少個，但可以確定，這些二極管大多被裝 在了電器上，其中有一些正在播放著大國崛起的新聞。一年之後，吳產娣依然感覺到強烈的恐懼，時常夢到自己的勞教生涯，在這無法逃脫的夢中，她逃 避、掙扎，一次又一次向那些伸向她的手告饒：我買了車票了，請不要勞教我。
從勞教所釋放之後，吳產娣開始了另一段辛酸的旅程：她向法院起 訴，請求撤銷對她的勞教決定，並希望得到國家賠償。結果並不意外：敗訴。她上訴，再 次敗訴。從法院的判決中我們可以知道：對她的勞教合情合理，並無違法之處，所以沒人需要對此負責。現在吳產娣已經57歲，病痛纏身，時常感到沮喪 和絕望，她說自己是個「弱女子」，「年紀大了」，「一身是病」，「拼不起了」。關於未來，她有兩個計劃：第一，把身體養好；第二，身體養好之後繼 續上訪。

2009年6月29日下午兩點40分，吳產娣登上北京14路公共汽車，她並沒意識到，這將是世界上最昂貴的公交路線。在這條路上， 她將看到中南海 的圍牆、天安門廣場的一角，以及許多名勝古蹟和摩天大樓，還將看到巍峨壯觀的國家大劇院，幾小時之後，那裏會有一台盛大的晚會，票價從180元到 580元不等，上演的曲目有《為社會主義大廈多添一塊磚》、《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留給後世的故事》，屆時會有大人物到場，人們將群起歡呼。

關於這一切，吳產娣一無所知。她坐在平穩的車上，行駛在平坦的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顛簸曲折的人生。在中文中，她的名字聽著就像「無產地」，但現 在我們知道，她產於大國崛起時代的中國。

（二）
2011 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裡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 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四早晨，大多數店舖已經開門營業，辦公室裡的人們剛剛開始一天的工作。在那個瞬間，沒人注意這個貌不 出奇的52歲男人，即使他已經做了那麼多明顯的暗示。

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裡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 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五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 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 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甚麼可 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按 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 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 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 濟有著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采，那時錢明奇正在去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堅定變成了一 個堅定的訪民，但在心中，他依然抱有希望，還沒有打算去死。

在一開始，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嚐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序，為此他還專 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復議，失敗；起 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這事的結果你 已經知道了：又一次失敗。在近十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 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沒人記得錢明奇曾有過甚麼樣的遭遇，他有可能被強制遣送，也有可能黯然而歸，但我們知道， 錢明奇和他的朋友們已經成了大國崛起時代的獨特風景，他們是大國崛起的最重要的負產品。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 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賬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信 息，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 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 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申，有冤不申了。 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 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毀政府 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佈信息，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 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他的號碼還可以打通，接線人是他的兒子，他不太願意談論父親的事。錢明奇的另一個兒子要健談一些， 他說自己想寫一本關於訪民的書，人物原型就是他的父親。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三輛廉價汽車， 然後按下啟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 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走在錢明 奇曾經走過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 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著不起眼的工作，拿著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 這樣的人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三）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床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 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

這 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欞，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 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在此後近四年的時間中，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著難以下嚥的食 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他曾長期被單獨囚禁，有兩年多沒見過真正的陽光，幾乎見不到家人朋友。但在正式文件中， 他並非罪犯，而是一位病人。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 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 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導，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在中文中， 這個詞也有執拗、倔強的意思，有時也指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 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 工資。開始還不算太壞，經法院調解，武鋼答應給徐武經濟援助， 但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甚麼，而是因為他們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徐武不肯接受這樣的調解，他說，他固然需要錢，但更需要一個說法，一個有明確輸贏的 結果。

徐 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五百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 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管員。需要一提的 是，它還是全國文明單位、全國企業文化建設優秀單位——它的文化是「以人為本，誠信為先」。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文明單位」可以讓一些人 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自從拒絕了武鋼的人道主義援助，他開始品嚐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那一部份，他開始遭受傷害，多 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 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2006 年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入夜之後，中央電視台將播放一台歡慶的晚會，慶祝這個輝 煌的時代，讚美仁慈的政策和政府的恩情。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那時他的家人都不 在場，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床上，就像一隻被火車碾過的盛世斑馬。

五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 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後的故事。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料瓶 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節日，天安門廣場正處於嚴謹有秩序的歡慶之中，來自中國各 地的遊客懷著自豪而敬畏的心情走進這個廣場。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這舉動自有其傳統，早在47年前，四川 人何明淵就做過同樣的事，後來他被投進監牢。徐武的待遇好一些，他被投進了一座像是監牢的醫院。

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 中。

從 某個意義上說，徐武是幸運的。他的病友要交錢才能治療，他不需要，他享受的是免費醫療。也許是醫院認為他的病情過於嚴重，所以他們拒絕讓徐武接 受探視。他年邁的父母一次次來到這堅固的堡壘前，又一次次失望而歸，從2007年到2011年，他們一共被拒絕了86次。他們向法院起訴，法院不 肯受理。他們找醫學專家來鑑定徐武的精神狀況，醫院堅決拒絕。他們和自己的兒子相距只有幾公里，卻如同遠隔陰陽兩界。

2011年4月19日 凌晨兩點，徐武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 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著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 的院內被七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六人身份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真份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 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鑒 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性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自己的兒子接回了家。在這 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導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 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 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 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關於未來，他有兩個計劃：第一是「忍耐」、「等待命運」；第二個計劃與法律有關， 他已經是法定的精神病人，沒有一家法院肯受理他的訴訟，但他依然對法律滿懷信心。要「學習法律、研究法律、宣傳法律、普及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 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徐武44歲，還沒有結婚，他希望能夠早日找到自己的愛情。早在2006年，他曾經遇見過一個喜歡的女人，不過遠遠談不上愛情，「只是聊過幾次天而 已」。在漫長的精神病院生涯之後，他已經和那個女人失去了聯繫，徐武說：她肯定已經結婚生孩子了。

（四）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兩個多小時以後，醫生從他的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水中有許多黑色的顆粒和 棉絮狀的物質，共計約8000毫升。但這並非全部，因為這次手術只清洗了他的左肺。

鍾 光偉生於1973年，只讀過五年書，然後就輟學回家，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在貧瘠的田地中刨土尋食。他有3個孩子，這肯定違反了中國的計劃生 育政策，根據這政策，超生的孩子要繳納罰款才能取得合法的戶籍，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不堪承受的負擔。在中國近60多年的歷史中，最勤勞、最辛苦、最 貧窮的就是鍾光偉這樣的農民，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公民，沒有工資、沒有退休金，年復一年地耕作，換來的也只是勉強的生存。在大國崛起時代，中國 政府免除了延續幾千年的租稅，這讓一些農民過上了稍為輕鬆的生活，但對鍾光偉這樣的赤貧者來說，情況並沒有太多好轉。

2006年11月，鍾 光偉告別妻子和孩子，在山西大同的一家煤礦找了一份打岩石風鑽的工作。山西省是中國的產煤大省，幾十年來，從這裡輸出的煤炭 達數百億噸，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能源基礎，許多人因此發了大財，山西省也因此成為中國污染最嚴重、勞動事故最多的省份。大量礦工在極為危險和骯髒 的井下採掘，他們大多沒有勞動保險，也沒有安全保障，許多人死於不見天日的地底。他們的死亡是大國崛起的一部份。
鍾光偉工作的地方曾是中國 的佛教聖地，離著名的雲崗石窟只有4公里。但在大國崛起時代，這裡的人大多都不再崇拜釋迦牟尼，他們更崇拜煤。為了多賺 錢，鍾光偉每天都要在巨大的噪音和遮天蔽日的粉塵中工作十幾個小時。四個月之後，他開始感到肺部疼痛，經常咳嗽，但他沒有停止工作，在疼得難以忍 受之時他會請醫生給他輸液，然後第二天照常開動風鑽，任粉塵飄在他的臉上，飄進他的肺裡。

2007年春天，鍾光偉的健康已被摧毀，他的體重銳減，咳得越來越厲害，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到大同市衛生檢驗檢測中心要求體檢，但被醫生拒 絕，理由是：塵肺是職業病，他們需要先確定鍾光偉「有職業」才能給他檢查。

這 意味著他要先拿出一份勞動合同，這對鍾光偉來說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他只是一位農民工，「農民工」是典型的中國特色詞語，說明他同時具有兩 種身份：農民和工人，農民是他不可改變的階級屬性，工人是他實際做著的工作。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的人超過一億兩千萬，路是他們修的，樓是他們蓋 的，一切繁重的、危險的體力工作都是他們做的，但同時他們也是這個國家最被輕視的一群，常常被當成不安定因素和嫌疑人員，他們有流不完的汗、使不 盡的力氣，卻很少有法律意識，大多數都不知道用勞動合同來保護自己。當權利受到侵害，他們只能默默忍受，因為他們拿不出一份勞動合同，而你知道， 中國是個講法律的國家。

鍾光偉回到工作的煤礦，希望礦上能夠給他開個證明，但被拒絕了。在他們眼中，鍾光偉已經成了一個明顯的負擔，他們實 在沒理由自尋煩惱。無奈之下， 鍾光偉向大同市南郊區勞動局請求裁定，這是異常艱難的旅程，需要賠無數笑臉，說無數懇求的話，他劇烈地咳嗽著，在這城市的馬路上徒勞無功地蹣跚往 返。三個月之後，勞動局的裁定出來了，他們不承認鍾光偉和煤礦的勞動關係，理由是大國崛起時代的典型理由：鍾光偉不認識煤礦主，所以他不曾在煤礦 工作。

現在他只能向法院起訴，還是同樣的旅程：賠笑臉、說好話、蹣跚往返，一次又一次。一審之後還有二審，一切再來一次。最後鍾光偉終於拿到了那份判 決，法院認定他和煤礦存在事實勞動關係。於是，在長達一年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之後，鍾光偉終於贏得了檢查身體的權利。

體 檢結果表明，鍾光偉患有二期矽肺，肺功能嚴重受損。他拿著這份體檢報告向政府申請工傷鑑定，這是另一段艱難旅程：賠笑臉、說好話，在希望和絕望 之間無休止地往返。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而他賺到的那點可憐的錢幾乎耗盡，只能吃最廉價的止痛片來緩解疼痛，開始是一顆一顆地吃，後來是一把一把 地吃。在7個月的艱難周折之後，他被鑑定為傷殘三級，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然後他開始申請工傷賠償，他填了表格，複印了證件，辦齊了全部申請的文 件，大聲咳嗽著來到南郊區勞動局，與以往的繁瑣拖沓不同，這一次，勞動局的表現異常簡潔，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不予受理。因為他工作的那家煤礦 已經在幾個月之前關閉了。

然後是再一次起訴，一切艱難再次上演，幾個月後，法院判他勝訴，應獲賠償49萬餘元。他又等了四個月，沒有得到一 分錢，於是只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 行。在鍾光偉的故事中，我已經說過多次「艱難旅程」，但請相信，這一次比以往所有的都要艱難。在大國崛起時代，執行是無比艱難的事，即使是最有經 驗的律師也會因為聽見這兩個字而昏死過去，更何況是身份卑微、衣著寒酸、奄奄一息的鍾光偉。他和妻子一次次往返於住處和法院之間，一次又一次地絕 望。他們跪在地上，流淚懇求，然而你們知道，法院都是講法律的，所以法官會向他提出許多合法的要求：要求他把煤礦主帶至法院，要求他提供可以存放 大型礦山設備的倉庫……他們一定明白，這些要求對鍾光偉而言簡直就是易如反掌。
此時鐘光偉已經身無分文，還欠了一身的債，他生活在煤海之 中，卻買不起一塊取暖的煤，在中國北方零下二十度的寒夜裡，他們一家五口縮在一條薄薄的 毯子下，其中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鍾光偉徹夜咳嗽，有時還會暈厥。他和妻子都想過自殺，他12歲的女兒準備去賣血，在最艱難的時刻，善良誠樸的鍾 光偉甚至想炸毀這個苦難煎熬的世界。
事情在幾個月後有了轉機，一些善良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媒體也開始廣泛報導鍾光偉的遭遇，然後，2010 年10月28日，法院召集鍾光偉和他的債務 人，開始了一次艱苦的談判。大國崛起時代的法律有軟硬兩種版本，對吳產娣、錢明奇和徐武來說，法律是硬的、不可商量的，但對鍾光偉來說，法律就是 軟的、可以討價還價的。煤礦主不肯支付全額賠償，法官從中調解，鍾光偉就只能一次次降價，從49萬到48萬，到47萬，到35萬，最終27萬成 交。法律是鍾光偉最後的信仰，但最後，法律給他打了個五五折。

2010年11月29日上午8點，鍾光偉被推進南京胸科醫院的手術室。醫生從他的左肺中洗出了15瓶渾水，右肺更多，21瓶。醫生說，這只能減緩 他的病情，卻不可能根治。

在大國崛起時代，像鍾光偉這樣的塵肺農民工有千千萬萬，他們絕大多數都不像鍾光偉這麼幸運，沒有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他們幾乎無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他們默默地工作，在病痛中默默地掙扎，然後默默地死去。

鍾 光偉還活著，他身高173公分，體重52公斤。他洗了肺，還了債，買了一所舊房子，用健康換來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他的病不可能治癒，也沒人會給 他報銷醫療費，因為他是個農民工。對他來說，「未來」是個奢侈的詞，他沒有太多計劃，只想養些豬、養些羊，讓家人吃飽穿暖，自己儘可能地活下去。 他現在學會了使用網絡，兩年中，他在網上發佈了超過4000條信息，全是在關心那些不幸的人，他說：我自己也曾遭遇不幸，知道痛苦是甚麼滋味，我 沒有能力給他們太多幫助，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感覺一點溫暖。

（五）
我要講的故事還有很多，如果時間足夠，我還會給你講葉海燕的 故事。葉生於1975年，是一位堅定的女性權益維護者。她關心愛滋病人，多次幫助他們 維權，因此歷經挫折。她長期致力於維護性工作者的權利，為了瞭解她們的處境，她曾深入「十元一次」的廉價妓院。她的壓力來自於兩方面：官方的和民 間的，我們的政府不喜歡她，我們那些滿懷道德感的同胞也不怎麼喜歡她。就在10天之前，幾個不名身份的人闖進了她的工作室，他們砸毀了許多傢俱， 卻並沒有讓葉海燕屈服。在未來的日子裡，她將繼續關心女性權益：那些吸毒品的婦女、那些在身處監牢的婦女，那些被侮辱、被侵害、在種種暴力下痛苦 悲傷的婦女……她活得並不容易，卻有著遠大的理想，她想做中國第一任民選的婦聯主席，如果有可能，她還想做中國的第一任女總統。
我還想講梁 樹新的故事。梁是一名36歲的企業白領，共產黨員。他受激於錢明奇之死，報名參選他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他通過了一道又一道繁瑣的程 序，填寫了一張又一張麻煩的表格，他印製了競選海報，滿懷熱情地對選民們講自己的目標和方向。按照中國法律，這不僅是合法的、可以做的事情，而且 是應該做的事情，但他還是遇到了重重的障礙，有人電話阻止，有人當面勸說，還有人在暗中收集他的資料，遠赴他的家鄉做各種調查。

2011年9月8 日，在廣州麗江花園的人大代表選舉現場，他把兩位候選人的名字劃掉，在選票的空白處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投進票箱。他獲得了許多選民的支持，但最 後還給敗給了那些陰險的設計和可恥的伎倆。下一次選舉將在2016年，梁樹新說，如果那時可以正常地參選，他願意再次為中國的民主進程貢獻力量。

還 有蕭瀚的故事。到2012年5月29日，蕭瀚這個名字已經被註銷過131次。蕭是一位43歲的學者，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他長期關注時事，時常 發表評論。在大國崛起時代，時評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讚美政府，一種批評政府，蕭瀚的文章中，有相當一部份都屬於後者。這些文章給他帶來了許多麻 煩，他曾因「不明原因」被學校停課，也曾短暫地失去自由，被不明身份的人綁架了8個小時。2009年11月，蕭瀚註冊開通了他的第一個微博賬號， 談論法律、時事和言論自由，很快這個賬號被註銷，然後他註冊了「蕭瀚微博二世」，二世被註銷之後，他註冊了三世，三世又被註銷，他就註冊四世…… 在我離開中國的那一天，他的賬號是「蕭瀚微博132世」。事實上，在中國的互聯網中，轉世者決非蕭瀚一人，而是成千上萬，他們被稱為「轉世黨」， 其中有一位黨員已經轉世359次。

在大約30個月的時間裏，蕭瀚共計發佈了超過百萬字的言論，其中有一些廣為人知，比如「惡猜公權、善待私 權」。在某個意義上，他已經死過131 次，但依然不會放棄死亡。這是鐵牆與頭顱的戰爭，雖然取勝無望，但他依然堅持著一次次把頭顱撞向鐵鑄的高牆。蕭瀚說：在沒有自由的時候，自由就是 一切。

還 有劉德山和方洪的故事。劉德山是一位從業40年的法官，同時還是一位法院院長。2010年5月4日，有人電話通知他去一個渡假山莊，他冒雨前 往，從此失去了自由。他先是被監視居住，然後被投進看守所，在此期間他備受折磨，受過各種各樣的酷刑。他本是小有權勢的人物，卻依然無法對抗無辜 加之的傷害。在酷刑的間歇，辦案人員也會表現出一些善意，他們會推心置腑地勸告劉德山要「調整心態」，因為辦案的方針不是無罪推定，而是有罪推定 ——除非你能證明自己無罪，否則就是有罪。還有人會勸他明辨形勢，「既然你都進來了，總得說點甚麼，給我們個台階下吧？」19個月之後，法院判他 無罪，然而失去的已經失去，應得的依然未得。此刻，他正準備提起國家賠償訴訟，不過他自己也清楚，這將是一條無比艱難的道路。

方洪是一位 44歲的公務員，2011年4月21日，方洪在互聯網上發佈了一則諷刺薄熙來和王立軍的笑話，共計58個字。因為這58個字，方洪成為全世界稿酬最高的作 家，他被勞教了一年，平均每個字值6.3天的自由。在薄熙來出事後，我們當然可以把這一切都推給薄，但這並不能說明方洪何以至 此。一個崛起的大國為甚麼會害怕一個笑話？甚麼樣的制度才會把一個僅僅是講了幾句笑話的人投進監牢？為甚麼公民的權利可以被如此輕易地剝奪？卻又 如此難以維護？方洪說，集中營的日子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接下來，他將不遺餘力地對抗這邪惡的勞教制度。

以及更多的人。那些在山野間揮汗如雨的人，那些在礦坑中疲憊掙扎的人，那些卑微的、沉默的、走在艱難道路上的人。幾十年來，正是他們鋪平了道路， 蓋起了高樓，是他們扛起了每年8%的增幅，創造了中國的奇蹟，也正是他們，一直建設著、揹負著、也忍受著這大國崛起的時代。

當 人們歡呼大國的崛起，也應該看到大國的危機。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可觀的成就，確實讓許多人擺脫了貧困。而與此同時，人權狀況卻並沒 有太多改善，司法依然不獨立，新聞依然不自由，言論依然被管控、被壓制，大量的人依然生活在苦難之中，這些都已成為大國崛起時代難以承受之重。事 實上，這並非大國的第一次崛起，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知道，幾乎每一個王朝都有過繁榮時期，但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這繁榮將很難維持，隨之而來 的就是蕭條、饑荒、戰亂，直至最後的覆亡。沒有太多證據顯示現行制度比歷代王朝政治更加優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依然是難以擺脫的宿命。當物 價飛漲、貪腐橫行、貧富差距日異嚴重、民間的抗議運動如風起雲湧，而維穩已經成為重中之重的第一事業，我們必須知道，這就是末日徵兆，幾千年間， 這樣的事曾一再上演，如果不去改變，接下來就將是千萬人的苦難。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 更意味著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 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應該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應該得到救 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應該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共同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 真正的勞動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而不是讓吳產娣、錢明奇、徐武、鍾光偉以及更多的人身陷苦 難。

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卻不能接受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李怡: 絲絲世語：比登天還難的事

神九登天，新浪微博發起「給神九寫封信」，結果許多網民痛陳大陸要解決現實中許多事情「比登天還難」，這些事情包括房價和物價飛漲、大學生就業困難、貧困兒童失學，全民醫保養老無福利保障，食品安全如同兒戲、黨政官員貪污腐敗、城管鬧事街頭、貧富差距嚴重……。
有網民說，神九上天光油錢就燒掉三十多億元，能分一點給邊窮地區的孩子解決教育問題嗎？
一 女網民在信中說，可以把一個女航天員送上天，也可以強行墮掉一個村婦七月大的胎兒。三十三歲的劉洋和二十二歲的馮建梅，兩個女人命運的對比是這個國家撕裂 現狀最好寫照：「光榮與夢想映照着恥辱與絕望，最尖端的科技伴隨着對人最無恥的踐踏，飛船上天而道德探底，大國崛起而萬民下跪，最好的時代就這樣遇上最壞 的時代。」

李怡

崔勁草：沉默的受難者

【陽光時務】「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判刑）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台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

以上數十字，是由旅居西班牙的中國異見人士黃河清編錄的「六四底層列傳」名單，有關「六四鐵漢」李旺陽的簡介。其實，要不是李旺陽生前（5月22日）接受 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以百病纒身、嚴重傷殘之軀，在鏡頭前擲地有聲地說無悔參與八九民運，「就是砍頭我也不回頭」，並在受訪短短兩周後（6月6日）在下 榻的醫院離奇身亡，相信海內外知道「李旺陽」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李旺陽「被自殺」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震怒，民情的凶湧迫使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承諾去信中央政府要求徹查李的真正死因。可是，一眾知名度比李旺陽更低的「六四」沉默受難者，多年來又得到海內外的多少關注？

「暴徒」的下場

根據黃河清的「六四底層列傳」（收錄於蔡淑芳所著的《廣場活碑》），「六四」後全國15個省巿，共有逾1,700人遭抓捕和判刑，當中北京巿便佔了1,209人。全國共有26人被判處死刑，當中只有一人上訴後改判無期徒刑，其餘當年全被槍斃。

而由張良所編著的《中國六四真相》，列出全國因為牽涉民運而被捕（包括向當局自首）者，截至1989年6月底更多達5,104人。官方資料方面，北京巿委 辦公廳在1989年8月所編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提到，北京巿在「六四」後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亂」的疑犯。

在八九民運時擔任「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絡部部長的北京異見人士李海，在九十年代初期曾進行有關「六四」後被當局判刑和迫害者的調查。他接受《陽光時 務》訪問時稱，當年北京巿政府管轄的五個監獄或監禁處所，合共有500到600人，因為牽涉八九民運而遭判刑囚禁。其中104名判刑十年以上至死緩不等的 重犯，全被關在位於北京巿朝陽區南豆各莊鄉的北京巿第二監獄，至今還有小部分人仍然在囚。

「他們當中以普通巿民、工人居多，也有一些京郊農民，被判監禁的學生人數不是很多。因為曾參與民運的學生，相對普通巿民都較有組織，有訊息渠道，因此政府對他們往往都有點網開一面。」

「他們不少人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也有很多人被控以蹤火、搶劫、參與暴亂等罪名。很多被捕者其實都沒有與戒嚴部隊正面（暴力）衝突，例如有巿民因為僅僅在街上拿走士兵遺下的軍用包，或是檢起子彈頭，就被控以搶劫罪名，判處七年、十年的監禁。」

現年58歲的李海，因為在九十年代長期從事追蹤「六四沉默受害者」情況的調查和統計工作，1995年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當年，公安把他的調查資料全數充公搜走，因此他目前也只能憑記憶講述當年報告的內容。當中不少史料，難免因此散佚。

李海稱，根據他當年的統計，北京當年共有八人因為被指縱火焚燒軍車被判死刑，當中只有環衛工人王連禧，最後因為經醫學鑒定為智障人士而沒被處死。他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2007年出獄。王出獄時僅靠每月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過活，生活非常艱難。

「政府對這類人的打擊都很重。他們當中很多沒有什麼政治目的，只是同情學生，就因此被指是『暴徒』，關押了很多年。他們出獄後，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很難 找到較好的工作，也很少拿到政府的低保，終生沒有配偶。」在八十年代曾在北京中醫學院任教的李海稱，他在2004年獲釋以來，也從未得到過政府的低保，一 直以來只能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維持生活，還要長年受到當局的重點監控。

「自出獄以來，警察對我的騷擾都非常厲害，不少時間我都被軟禁在家。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當局對我的打壓更變本加厲，有幾次我被政府人員綁上雙 眼帶走，關在招待所地下室或者是賓館，一關短的就是一個星期，長的就是四十多天。這樣我的生活就很難正常，工作也很難搞。」

不為人知的迫害

同樣曾經參與八九民運的江蘇異見人士江棋生，在三年前的「六四」20周年前夕，曾整理發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他接受《陽光時務》訪問時說： 「當年大部分省份，都有一些積極參與民運的人。四川、湖南、山東等，有些人判得很重，死緩、無期徒刑、十五年（監禁）以上的都有。當然根據我瞭解的情況， 到今年六四23周年了，除了北京還有幾個人還關在監獄裏之外，其餘各地的都放出來了。」

為了撰寫這篇報告，江棋生在2009年上半年聯絡了全國各地關注「六四」受害者的人，向他提供了一些比較完整的名單，並參考了「天安門母親」組織以及一些 海外中國人權組織的資料。「拿到倒是還算順利，但是過程中也被當局嚴密地監控，後來（政府人員）就到我家裏來抄了兩次，把電腦、把材料全部抄走了。」

「北京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群，判刑判得最重，就是『六四』屠殺那一天，起來反抗屠殺的工人和市民。這群被當局稱為『六四暴徒』的群體，得到境外有關機構的關 注很少。他們關進去的時候都二十來歲，有的關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三年。例如今年的李玉君，出來就是關了二十三年，四十多歲也沒有成家，也沒有謀 生的本事，也沒有知名度，家庭往往也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說話。所以他們的處境應該是比較差的。」1989年時年僅22歲的小販李玉君，當年因為點燃了一輛普 通民用運送油料的「解放牌」油罐車，阻止解放軍入城，結果被當局以縱火罪判囚23年。

對於李旺陽的「被自殺」事件，江棋生表示真相仍然有待尋找。他雖然從未與李旺陽有過交往聯繫，但認為李當年積極投身八九民運，出獄後仍然繼續為民主奮鬥， 因此又換了第二次監禁，形容「在中國願意為民主獻出自己絕大部分東西的人，為數已不多」。他慨嘆說：「還有好多知名度不高的這些人，當年他們的鬥爭，後來 所遭受的迫害，他們這些基本情況都還沒有披露給世界，世人所瞭解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孤立待援

在內地，官方傳媒至今對李旺陽之死三緘其口，即使在微博、討論區等網上平台，網民討論李旺陽事件的氣氛也並不熱烈。一名在上海某電視台供職的媒體人說： 「相比於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當年學運領袖，李旺陽的名氣不大。此外，邵陽巿位處偏遠，歷年來外界關注都不多。即使他的死在香港激發了萬人遊行，我身邊 朋友知道他的人也不多。」他對這次事件在香港引起強烈反應，感到有點不解：「坦白說，內地『非正常死亡』事件實在太多了，為什麼去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薛 錦波之死，又沒有像這次引來這麼大的反應呢？」

這名經常「翻牆」瀏覽海外敏感資訊的媒體人形容，李旺陽事件目前僅在內地公共知識分子等「小圈子」群體獲得關注。「李旺陽所做的事情，可能跟民眾最直接的 利益離得太遠。與上次烏坎事件的薛錦波之死比較，徵地、拆遷這類的事情經常發生，很多民眾利益都受到侵害，所以因此發生的『非正常死亡』就比較受人關注， 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是下一個。但是李旺陽所做的，比如平反『六四』、爭取民主等，就不是大家眼下最關心的。」但他補充，一些人還會默默關注李旺陽事件，但 就不願意公開談論，更遑論以實際行動聲援了。

在海外有較高知名度，曾經因為組建中國民主黨而被判囚12年的湖北異見人士秦永敏，去年5月曾在網上公開呼籲海內外各界有心人慷慨解囊，向當時剛剛出獄的 李旺陽捐款，以解決他生計問題的燃眉之急。可惜，當時只在美國之音等少數長期密切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海外媒體，以較大篇幅報道這個呼籲。至於香港主流傳 媒，直到李旺陽不幸離奇去世前，對他卻甚少關注。《陽光時務》記者近日曾多番聯繫秦永敏，但電話一直未能接通。

「普通人如果真要幫忙的話，那還是很容易的。即便他們知名度低，但是真正要瞭解到他們的基本情況，應該並不難。可惜的是，真正著手去幫的人比較少。」江棋 生慨嘆，境外傳媒以至有關團體，以往一直很少關注「李旺陽們」這類知名度較低的長年受迫害異見人士，他們長年因此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想對他們來說， 經濟上最好希望能夠雪中送炭吧。他們中間不少人都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也很不穩定，也不享有基本的醫療保險。其次，在政治上，即便他們名氣不大，也應該 如實地肯定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功績。」

身兼職工會聯盟秘書長的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李旺陽生前曾積極投入工人運動，其家人長年也生活結据。為了援助李旺陽的家屬，職工盟已為李家設立捐款 專戶，目標是為他們籌集50萬港元，以應付李旺陽的後事和家屬日後生活所需，超出之數則將會撥作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