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筆下的報仇代表有簫遠山，夏雪兒和林平之。同是滿門被害，立
圍繞着林平之有三個最大的問題。
林平之有愛過岳靈珊嗎？
林平之殺岳靈珊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林平之為什麼恨令狐冲？
林平之是有愛過岳靈珊的。那他為什麼自宮？又為什麼殺了妻子？自
倘若沒有勞德諾的出現，林平之應該不會殺岳靈珊。那時候林平之大
林平之又為什麼恨令狐冲？
主要是忌妒吧！這裡我嘗試用第一身去寫寫。
我林平之出生好，衣食無休，又英俊年少，你令狐冲一窮二白整日價
寫到這裡，我也快瘋了。
Friday, 3 October 2014
復仇的代表人物－林平之
林平之的性格非常鮮明，目標正確，從一而終。他的一生分為數個階
金庸筆下的報仇代表有簫遠山，夏雪兒和林平之。同是滿門被害，立
圍繞着林平之有三個最大的問題。
林平之有愛過岳靈珊嗎？
林平之殺岳靈珊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林平之為什麼恨令狐冲？
林平之是有愛過岳靈珊的。那他為什麼自宮？又為什麼殺了妻子？自
倘若沒有勞德諾的出現，林平之應該不會殺岳靈珊。那時候林平之大
林平之又為什麼恨令狐冲？
主要是忌妒吧！這裡我嘗試用第一身去寫寫。
我林平之出生好，衣食無休，又英俊年少，你令狐冲一窮二白整日價
寫到這裡，我也快瘋了。
金庸筆下的報仇代表有簫遠山，夏雪兒和林平之。同是滿門被害，立
圍繞着林平之有三個最大的問題。
林平之有愛過岳靈珊嗎？
林平之殺岳靈珊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
林平之為什麼恨令狐冲？
林平之是有愛過岳靈珊的。那他為什麼自宮？又為什麼殺了妻子？自
倘若沒有勞德諾的出現，林平之應該不會殺岳靈珊。那時候林平之大
林平之又為什麼恨令狐冲？
主要是忌妒吧！這裡我嘗試用第一身去寫寫。
我林平之出生好，衣食無休，又英俊年少，你令狐冲一窮二白整日價
寫到這裡，我也快瘋了。
Tuesday, 30 September 2014
在政府部門工作又服從上司命令的段天德，和在窮途沒路抓緊一個機會的吳之榮，為何都成了萬惡不赦的罪人呢？
段天德在臨安府做武官，當年正是社會動盪之時，打一份政府工，飲
吳之榮較之前者黑心，在你貪我貪的官塲是個失敗者，找緊一個發達
寫下這文章的同時，翻查無線電視節目，發現無獨有偶，飾演83射
吳之榮較之前者黑心，在你貪我貪的官塲是個失敗者，找緊一個發達
寫下這文章的同時，翻查無線電視節目，發現無獨有偶，飾演83射
金庸武俠小說內有許多的女角色，你喜歡誰呢？她的性格又可不可以在今時今日的社會生存呢？
趙
敏在愛情上是一個主動者。這位姑娘的背景很厲害，套入現代生活中她是一個富可敵國大財團的富二代，而且不是二世祖，反之她很有領導才能，把「公司」帶得很
好。愛上了敵對「公司」的CEO，甘願放棄一切，歸於平淡。現實生活中這類女子必定功於心計，對自己喜愛的人和事積極進取，是女強人本色。是否女神則見人
見智了。
我喜歡程靈素，溫柔體貼，外柔內剛，是無嗔大師的弟子，七心海棠的主人，精通醫毒之術。（換句話說，她是萬靈藥房的女老闆，又雙PHD醫科同化學，最難得又處處為男友着想，俾足面又陪佢週圍玩，男友Lum第條女又忍得，這樣的女人去邊度"允"?
我喜歡程靈素，溫柔體貼，外柔內剛，是無嗔大師的弟子，七心海棠的主人，精通醫毒之術。（換句話說，她是萬靈藥房的女老闆，又雙PHD醫科同化學，最難得又處處為男友着想，俾足面又陪佢週圍玩，男友Lum第條女又忍得，這樣的女人去邊度"允"?
Friday, 22 August 2014
盧斯達：香港人就是路軌上的那條狗
好像是甘地講的，話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要看她對待動物的態度。唐狗闖入上水站路軌，不肯走，上水車站站長按剎車掣，牠的生命得以延長了幾分鐘。狗仍是不肯走，港鐵竟然重啟服務，最終一列大陸直通車將唐狗輾死。狗頭受到重創，一條頸變型，鮮血淺了一軌。
港 鐵有沒有盡力救牠？看來沒有。有人拍到有港鐵職員拿一張凳去逗牠。傻的嗎？叫隻狗坐陣先，唔使急？既然列車已經暫停了，為何無人落軌將狗抱上來？你做過， 不行，我會理解；不做，是出於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態，不過是條狗，反正是一個阻礙港鐵做生意的「異物」。五毛又要來辯，這種事情，「外國也有」。有人翻查新 聞，五月十一號，紐約地鐵因為兩隻貓仔闖入路軌，紐約市地鐵停駛了兩個鐘，是兩個鐘；不要說西人，台灣也發生這種事，是慢駛，沒有輾死牠，狗也自己走開 了，救了牠自己。
港鐵是一間官商交纏、霸權式的吸血鬼公司﹐對人也尚且不好，對動物就更加可想而知。一隻狗，是個「異物」；列車延誤，要罰 款，有人會罵，要公關處理，總之就是開支，就要使錢。於是任由大陸車輾死牠。這是不是故意謀殺動物？港鐵不是時常賣那些煽情廣告，說自己的團隊有多專業 嗎？拿一張凳去幹甚麼？這就是Team-work？
港鐵解釋，前言不對後語，是因為甚麼？港鐵顧著加價、搞地產、搞廣告、搞生意，肥得漏 油，本業哪裡去了？車時常壞，不壞才是新聞；一隻狗，就看見港鐵的應變能力有多好。連救一隻狗的能力也沒有，是表現與利潤不對稱；如果是沒有意願去救一隻 狗，那就是仆街、謀殺。狗是想上來的，但是月台上沒人幫牠。香港人在做甚麼？在做看客，麻木的看客，甚麼也不做，全部都是幫兇。
最 極致的管理，就是「去人性化」的處理。一隻狗是「異物」，是一個列車延誤的罰款開支。一隻狗是如此，一班乘客也是如此；乘客也不過是數字，利潤報表的一個 數字。怪不得平時乘客也不過是一班撚樣，用來給股東壓搾的。但港鐵當你是撚樣臭四，你還是要繼續搭它，幫襯它，忍受它。因為鐵路網壟斷了城市的運輸能力， 四通八達，你到哪裡都要搭它，你不搭，很多地方都去不到。就算你不搭，港鐵也會活得好好的，繼續賺取暴利，因為做一個鐵路沿線的樓盤，搞地產，才是港鐵的 業務。
平時看那些大陸火車經過香港，總是很吵耳，整個月台都震動，風急雷馳的。為了GDP，為了發展，不會停的。輾死狗好，輾死人好，不停 就是不停。不知車是否夠快，旦願狗死的時候沒有痛苦，無聲無色，穿過漫山遍野，離苦得樂，去到沒有港鐵沒有大陸沒有人類的美好世界。至少現在牠已經走了， 香港人仍然在路軌上，做看客，等運到。大陸直通車隨時會急馳而來，同樣冷酷無情，不會為香港人停一秒鐘。
港 鐵有沒有盡力救牠？看來沒有。有人拍到有港鐵職員拿一張凳去逗牠。傻的嗎？叫隻狗坐陣先，唔使急？既然列車已經暫停了，為何無人落軌將狗抱上來？你做過， 不行，我會理解；不做，是出於一種可有可無的心態，不過是條狗，反正是一個阻礙港鐵做生意的「異物」。五毛又要來辯，這種事情，「外國也有」。有人翻查新 聞，五月十一號，紐約地鐵因為兩隻貓仔闖入路軌，紐約市地鐵停駛了兩個鐘，是兩個鐘；不要說西人，台灣也發生這種事，是慢駛，沒有輾死牠，狗也自己走開 了，救了牠自己。
港鐵是一間官商交纏、霸權式的吸血鬼公司﹐對人也尚且不好，對動物就更加可想而知。一隻狗，是個「異物」；列車延誤，要罰 款，有人會罵，要公關處理，總之就是開支，就要使錢。於是任由大陸車輾死牠。這是不是故意謀殺動物？港鐵不是時常賣那些煽情廣告，說自己的團隊有多專業 嗎？拿一張凳去幹甚麼？這就是Team-work？
港鐵解釋，前言不對後語，是因為甚麼？港鐵顧著加價、搞地產、搞廣告、搞生意，肥得漏 油，本業哪裡去了？車時常壞，不壞才是新聞；一隻狗，就看見港鐵的應變能力有多好。連救一隻狗的能力也沒有，是表現與利潤不對稱；如果是沒有意願去救一隻 狗，那就是仆街、謀殺。狗是想上來的，但是月台上沒人幫牠。香港人在做甚麼？在做看客，麻木的看客，甚麼也不做，全部都是幫兇。
最 極致的管理，就是「去人性化」的處理。一隻狗是「異物」，是一個列車延誤的罰款開支。一隻狗是如此，一班乘客也是如此；乘客也不過是數字，利潤報表的一個 數字。怪不得平時乘客也不過是一班撚樣，用來給股東壓搾的。但港鐵當你是撚樣臭四，你還是要繼續搭它，幫襯它，忍受它。因為鐵路網壟斷了城市的運輸能力， 四通八達，你到哪裡都要搭它，你不搭，很多地方都去不到。就算你不搭，港鐵也會活得好好的，繼續賺取暴利，因為做一個鐵路沿線的樓盤，搞地產，才是港鐵的 業務。
平時看那些大陸火車經過香港，總是很吵耳，整個月台都震動，風急雷馳的。為了GDP，為了發展，不會停的。輾死狗好，輾死人好，不停 就是不停。不知車是否夠快，旦願狗死的時候沒有痛苦，無聲無色，穿過漫山遍野，離苦得樂，去到沒有港鐵沒有大陸沒有人類的美好世界。至少現在牠已經走了， 香港人仍然在路軌上，做看客，等運到。大陸直通車隨時會急馳而來，同樣冷酷無情，不會為香港人停一秒鐘。
村上春樹：我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 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 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
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以下是村上春樹演講辭全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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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 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 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 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 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 English --------------------------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 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 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
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以下是村上春樹演講辭全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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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
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
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
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
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
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
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
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
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
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我 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 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
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 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 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 English --------------------------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military men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them.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lful lies - 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 - 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location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 lies within u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battle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Gaza City,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 -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This is an impression, of course, that I would not wish to give. I do not approve of any war, and I do not support any nation.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I am here to deliver a political message.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right and wrong is one of the novelist's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course.
It is left to each writer, however, to decide upon the form in which he or she will convey those judgments to others. I myself prefer to transform them into stories - stories that tend toward the surreal. Which is why I do not intend to stand before you today delivering a direct political message.
Please do, however, allow me to deliver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ecide.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solid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This is not all, though.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 - 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ful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 - 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die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0.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war.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 - 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陶傑：新聞霸權
左翼知識份子喜歡指罵「美國新聞霸權」，不滿CNN、美聯社、紐約時報，「壟斷新聞觀點」。二十年前，香港一名新進愛國富豪，曾心有不忿，聲稱要有「中國人的視角」，要打造「中國CNN」。
但 是你看：在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屠刀下，雖然被迫下跪，但腰板挺直，昂然受死的這個美國記者霍利（James Foley）──華文傳媒，譯為「福利」，稱「美國記者福利」。在美國當記者，有什麼福利？是不是去到阿富汗採訪，如果不幸患感冒，可以送進喀布爾的養和 醫院VIP治療，不用付款，由美國政府埋單？
從二○○二年的華爾街日報記者珀爾，十多年來，到今日環球郵報的霍利，在第三世界的劊子手面前，毫無懼色。新聞霸業，是要用鮮血凝固成磚石而建成的。
在中東殉職的記者，不是美國人，就是西方國家的攝影師。你說「美國新聞霸權」壟斷了全球，不代表真相？很好，幸勿空談，幾時輪到華文記者，敢在炮火紛飛的煉獄，出生入死，也給割下幾個頭來之後，你幾時就有了平等的「話語權」了。
美 國記者，在世界最艱險的前線出生入死，為你提供實況，拍下影像，發回「美國新聞霸權」在紐約的電視台新聞通訊社總部。只要付點年費，中國、台灣、香港、星 馬的華文報紙和電視台的編輯，就可以在冷氣開放的辦公室，捧着一杯星巴克咖啡，將「美國新聞霸權」遞交給你的第一手資料產品，翻譯成二手簡體中文或印成普 通話，一邊商討今晚去哪裏消夜，完全坐享其成，全球華人市場，就知道世界局勢了。
人家付出熱血和生命，很安全地，你付版權費，以及報社冷氣辦公室一點點的電費，就可以用「以下是本台記者黃小華報道」僭加上去，讓在山村裏的農民或屋邨裏的大嬸師奶觀眾以為，你的「記者」也在現場。我覺得，美國新聞霸權，悲壯而偉大，嘴巴裏反美國霸權的人，很猥瑣。
在藍天和沙漠之間，霍利的白人面孔，就是美國霸權的容顏。在恐怖份子的黑面罩之外，他的五官光明磊落，他下跪了，但其實永遠屹立。
咒 罵「美國新聞霸權」的其他冒牌「新聞工作者」，許多在城市的冷氣間裏，在美聯社的傳訊機和CNN的螢幕前站着，但其實一生都在下跪，與其咒罵人家的新聞霸 權，不如向自家的主子，乞求多一些新聞自由吧。
但 是你看：在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屠刀下，雖然被迫下跪，但腰板挺直，昂然受死的這個美國記者霍利（James Foley）──華文傳媒，譯為「福利」，稱「美國記者福利」。在美國當記者，有什麼福利？是不是去到阿富汗採訪，如果不幸患感冒，可以送進喀布爾的養和 醫院VIP治療，不用付款，由美國政府埋單？
從二○○二年的華爾街日報記者珀爾，十多年來，到今日環球郵報的霍利，在第三世界的劊子手面前，毫無懼色。新聞霸業，是要用鮮血凝固成磚石而建成的。
在中東殉職的記者，不是美國人，就是西方國家的攝影師。你說「美國新聞霸權」壟斷了全球，不代表真相？很好，幸勿空談，幾時輪到華文記者，敢在炮火紛飛的煉獄，出生入死，也給割下幾個頭來之後，你幾時就有了平等的「話語權」了。
美 國記者，在世界最艱險的前線出生入死，為你提供實況，拍下影像，發回「美國新聞霸權」在紐約的電視台新聞通訊社總部。只要付點年費，中國、台灣、香港、星 馬的華文報紙和電視台的編輯，就可以在冷氣開放的辦公室，捧着一杯星巴克咖啡，將「美國新聞霸權」遞交給你的第一手資料產品，翻譯成二手簡體中文或印成普 通話，一邊商討今晚去哪裏消夜，完全坐享其成，全球華人市場，就知道世界局勢了。
人家付出熱血和生命，很安全地，你付版權費，以及報社冷氣辦公室一點點的電費，就可以用「以下是本台記者黃小華報道」僭加上去，讓在山村裏的農民或屋邨裏的大嬸師奶觀眾以為，你的「記者」也在現場。我覺得，美國新聞霸權，悲壯而偉大，嘴巴裏反美國霸權的人，很猥瑣。
在藍天和沙漠之間，霍利的白人面孔，就是美國霸權的容顏。在恐怖份子的黑面罩之外，他的五官光明磊落，他下跪了，但其實永遠屹立。
咒 罵「美國新聞霸權」的其他冒牌「新聞工作者」，許多在城市的冷氣間裏，在美聯社的傳訊機和CNN的螢幕前站着，但其實一生都在下跪，與其咒罵人家的新聞霸 權，不如向自家的主子，乞求多一些新聞自由吧。
Wednesday, 20 August 2014
沈旭暉：查拉比：伊拉克亂局始作俑者？
伊拉克亂局發展至今，不少人居然懷念侯賽因時代，卻沒多少人追究提供「侯賽因有大殺傷武器」這情報的騙徒查拉比（Ahmed
Chalabi）。此人倒是傳奇人物，他藉着對美國人心態的了解，憑巧言令色就改變了伊拉克命運，有興趣「學習」的讀者，可查閱其傳記《把美國推向戰爭的
人》。但即使沒興趣學他，也須對這類人物有所警惕。
查拉比出身伊拉克望族，十二歲舉家移民，長期在英美名校讀書，本科在麻省理工讀密碼 學，最後在芝加哥大學獲數學博士學位。他言談舉止極富魅力，彷彿永遠在微笑，其早期志向是從商致富，於是在約旦以家族人脈創立銀行，卻爆出造假賬、侵吞公 款等醜聞，導致銀行倒閉。他被缺席審訊並判入獄二十二年，自此成為中東知名騙徒。
諳美國政界潛規則
此路不通，查拉比轉為 從政，但他在伊拉克沒任何影響力，「離地」程度驚人，惟有透過走上層路線圓夢。他知道美國上層社會偏好自家名校的精英，故認為他本人能獲信任，說服華府推 翻侯賽因，然後便可成為伊拉克新領袖。海灣戰爭後，他創立「伊拉克國民大會」，吹噓是所有伊拉克反對派的代表，然後拿取美國政府和軍方巨額援助。這些資料 都被公開，他直認不諱。
查拉比與新保守主義者關係尤佳，常提供和侯賽因相關的「情報」，華府就是以此說服公眾和國際社會出兵伊拉克。當然，現在證實這些都是子虛烏有。查拉比事後稱，反正目標已達，侯賽因已被推翻，一切很好，有否大殺傷武器就不重要了。
查 拉比最成功之處，在於對美國政治潛規則的充分掌握。他請專業公關公司為其打造形象，接受應付媒體的訓練，和評論員、國會議員結盟，提供關於伊拉克的「一站 式」服務。他知道說服美方出兵需要公義的包裝，故不斷宣傳侯賽因的暴政，以及可廣傳的證據，所以他不斷製造「中間人」供應「情報」，令鷹派能振振有詞出席 聽證會。若他在美國從政，前途無可限量。
但查拉比的離地泡沫，在美國進入伊拉克後就立刻爆破。他本來被華府朋友稱為「伊拉克華盛頓」，自 以為眾望所歸，怎料「新伊拉克」各派系對他都不買賬，人民更視他為叛徒。美國曾把他委任進過渡政府，他卻成為民調中唯一不被信任的官員。後來他參選，那被 吹噓為代表全伊拉克的「伊拉克國民大會」全軍覆沒，得票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自此華府不再支持他，他卻靈活轉投什葉派陣營，甚至有說和伊朗 有特殊聯繫。不久，前總理賈法里（Ibrahim al-Jaafari）委任他為石油部長兼任副總理，剛下台的總理馬利基也給予他不同公職。這些職務有兩個特色，就是可接觸伊拉克資源及處理遜尼派的仇 家。今天遜尼派集體反撲，查拉比的煽動角色功不可沒。
單看以上故事，大家難免產生大量疑問。查拉比的美國友人，真的全都被騙還是在利用他？過程中的利益交換，有多少不為人知？查拉比的發迹史，正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國潛規則教科書，但政治偏偏就是這種人才能玩得得心應手，奈何！
查拉比出身伊拉克望族，十二歲舉家移民，長期在英美名校讀書，本科在麻省理工讀密碼 學，最後在芝加哥大學獲數學博士學位。他言談舉止極富魅力，彷彿永遠在微笑，其早期志向是從商致富，於是在約旦以家族人脈創立銀行，卻爆出造假賬、侵吞公 款等醜聞，導致銀行倒閉。他被缺席審訊並判入獄二十二年，自此成為中東知名騙徒。
諳美國政界潛規則
此路不通，查拉比轉為 從政，但他在伊拉克沒任何影響力，「離地」程度驚人，惟有透過走上層路線圓夢。他知道美國上層社會偏好自家名校的精英，故認為他本人能獲信任，說服華府推 翻侯賽因，然後便可成為伊拉克新領袖。海灣戰爭後，他創立「伊拉克國民大會」，吹噓是所有伊拉克反對派的代表，然後拿取美國政府和軍方巨額援助。這些資料 都被公開，他直認不諱。
查拉比與新保守主義者關係尤佳，常提供和侯賽因相關的「情報」，華府就是以此說服公眾和國際社會出兵伊拉克。當然，現在證實這些都是子虛烏有。查拉比事後稱，反正目標已達，侯賽因已被推翻，一切很好，有否大殺傷武器就不重要了。
查 拉比最成功之處，在於對美國政治潛規則的充分掌握。他請專業公關公司為其打造形象，接受應付媒體的訓練，和評論員、國會議員結盟，提供關於伊拉克的「一站 式」服務。他知道說服美方出兵需要公義的包裝，故不斷宣傳侯賽因的暴政，以及可廣傳的證據，所以他不斷製造「中間人」供應「情報」，令鷹派能振振有詞出席 聽證會。若他在美國從政，前途無可限量。
但查拉比的離地泡沫，在美國進入伊拉克後就立刻爆破。他本來被華府朋友稱為「伊拉克華盛頓」，自 以為眾望所歸，怎料「新伊拉克」各派系對他都不買賬，人民更視他為叛徒。美國曾把他委任進過渡政府，他卻成為民調中唯一不被信任的官員。後來他參選，那被 吹噓為代表全伊拉克的「伊拉克國民大會」全軍覆沒，得票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自此華府不再支持他，他卻靈活轉投什葉派陣營，甚至有說和伊朗 有特殊聯繫。不久，前總理賈法里（Ibrahim al-Jaafari）委任他為石油部長兼任副總理，剛下台的總理馬利基也給予他不同公職。這些職務有兩個特色，就是可接觸伊拉克資源及處理遜尼派的仇 家。今天遜尼派集體反撲，查拉比的煽動角色功不可沒。
單看以上故事，大家難免產生大量疑問。查拉比的美國友人，真的全都被騙還是在利用他？過程中的利益交換，有多少不為人知？查拉比的發迹史，正是一部活生生的美國潛規則教科書，但政治偏偏就是這種人才能玩得得心應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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