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沉船的時候

七一大遊行，數字又創新高。CNN，路透社，國際的電視台和報紙，紛紛以五十一萬遊行為新聞，聲稱香港人不滿中國封鎖香港的民主訴求。另外的「慶回歸」節 目，據說也有「五十萬」「愛國愛港」的巿民參與呢，還包括梁特在金紫荊廣場看到五星旗的拭眼淚鏡頭，西方媒體卻連一個字、一個鏡頭也沒有。

西方視 香港人不滿中國的反抗和民憤為主流，而不是「如果香港人口有六百五十萬，另外還有五百九十九萬沒有遊行的香港人不贊成公民提名」，這種論調，腦殘的中國人 會相信，外面的正常人當做笑話。國際傳媒也一字不提梁振英，強調是香港人與共產中國的對抗。中國對外花多少錢「大外宣」，除了讓花錢的人自己「落格」致富 而搞移民，看來沒有什麼作為。

因為今日香港，只有兩大類人：一種是在英國殖民地領導時期早有事業基礎、而且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及時靠攏中國而發跡或導致「上岸」的人。

另一種，是不幸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出生，父母是平民、今日二十來歲還要跟父母一起住的人。

如果香港在英治時期是一艘鐵達尼號，一九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船長發現了冰山，但那時船上的人不知道、或不在意，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冰山終於確認了，而在一九九七年終於撞上，那麼第一類人，坐頭二等艙，今天是上了救生船的人，而且在救生艇上還有白酒和魚子醬。

第二種，是擠在三等艙裏的人。船在沉，他們沒有救生艇，所以，他們在吶喊。

香港這個城巿，與鐵達尼號不同之處，是本來的船長，在發現冰山後，要「依法」調離輪船，而後來接手的船長，自己也是頭等艙客，不但不必擠救生艇，而且還有一架五星牌直昇機把他載走。

船在沉的時候，有救生艇的頭等客，在登艇之前，還不忘去三等艙劫掠跑不掉的乘客的行李和財物。三等客反抗時，頭等艙的乘客──此時已是變相的大盜了，與新的船長一起訓斥：這艘船要穩定，你們不可以搞事而大亂。

歷 史現實中的鐵達尼號，畢竟是英國的輪船，開往紐約，船長和頭等艙的乘客，有紳士精神。但香港這艘A貨山寨鐵達尼，開往中國的港口。船在沉，你看到自私的中 國頭二等客有得上救生艇，還不忘踐踏三等艙的人。

所謂中國人的命運，無論太平時代還是海難，比起其他，總是悲慘得多。

必要的沉默 — 香港書展2014年度作家董啟章感言

能夠在劉以鬯、西西、也斯和陳冠中四位文學界前輩之後成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於我是個極大的榮幸。不過，與過去四年相比，擔任二○一四年的年度作家，也許 是最不容易的一年。在盛夏書展的慶節性氣氛當中，這個城市同時在面對非常嚴峻的考驗。當然我們可以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談論寫作的挑戰和閱讀的樂 趣，或者以購物行為填補心靈的空虛。但是，據我的理解，年度作家除了是一個獎項，也同時是一份責任。年度作家的責任不但在於宣傳書展，更加在於讓更多人注 視文學，開始或者更深入地閱讀文學。我不用「宣傳」這個詞，因為文學是不能宣傳的，而能宣傳的就不是文學。年度作家必然以自身為例子，去示範文學寫作的某 些共通的特質和特異的可能性。在這些之外（或者之上），年度作家還必須展示，他是如何以他的寫作回應世界。

在最後這一點上，我雖然非常自覺，但也非常心虛。這半年來，我一直在為書展作準備，希望能好好把握這個直接面對公眾的時機。我努力整理自己的觀點，卻發現 自己的貧乏和不足。閱讀令我認清自己的渺小，思考令我陷入更大的猶豫。如今距離書展已近，既然無法在頃刻間獲得更大的進境，便唯有以有限的領悟，表達對文 學和對世界有限的看法，並期待各方大德不吝賜教。

文學產生於特定的時空，並以自己的方式對此時空回應。就算是不回應，也即是保持沉默，其實也是一種回應。自從本城的政制爭議白熱化，「沉默」一詞迅速貶 值，成為了絕對的負面詞。「沉默的大多數」首先被爭取、被呼籲，然後被譴責、被唾罵。在「沉默」的相反，是「發聲」，一個絕對的正面詞（它的變種是「出 聲」，但卻和「發聲」相抗）。在當前的情景下，不發聲成為了一種過錯，甚至是一種罪（所謂的「幫兇」）。不發聲的人需要被喚醒，否則便可能要交代（問誰未 發聲？）。「發聲」這個說法的字面意義是「發出聲音」，雖然含有「表達意見」的意思，但漸漸卻變成了單純的「展示立場」（歸邊）。「發聲」所強調的畢竟是 原始的「聲音」及其粗獷的「發出」（爆發）。簡單地說，發聲近似於「吼叫」，甚至是「怒吼」（義憤的同義詞）。那是非常有力的詞語，一下子就可以把奄奄一 息的「沉默」打沉。在全民發聲之下，沉默再不可能是一個選項。我不反對發聲，我現在做的就是一種發聲（寫文章）。但我必須承認，發聲於我是極困難的事情。 對一個以語言表述為專職的人來說，這聽來有點荒謬，但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才會敏感於語言已經墮入的困境吧。

對語言的忠誠或至少是尊重的大規模淪落，是我最近看到的慘况。語言被徹底地工具化，成為但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攻擊性武器。這樣的語言觀在政權的一方毫不稀 奇，分別只是露骨還是婉轉的程度差別而已。語言作為管治手段在本質上就帶有支配性，但把一切歸結為「語言偽術」似乎是過於簡化。應對權力語言的支配，我們 需要維護語言領域的開放性，而非用上同樣屬於「偽術」的旁門左道。令人擔心的是，在抗爭者的一方，語言的濫用也日漸成為常態。這不只出現於必須動用簡化和 鼓動性的口號式語言的抗爭當場。很多平素冷靜理性的學者和評論者也捲進激情當中，開始以與事實不符的語言吶喊。其中最被濫用的詞語是「暴力」。任何一方都 做出被評定為「暴力」的行為，並同時以「暴力」來指摘對方，諸如「肢體暴力」、「程序暴力」、「議會暴力」等等。結果就是不斷升級的「以暴易暴」。對方任 何約制或衝擊己方的強硬行為，皆被無差別地冠以「暴力」一詞。詞語的濫用令我們失去清晰而準確地判別事態的能力，令每一個具體事件的個別環節的獨特意義都 被模糊化，成為簡單的正邪對決。在這裏我沒有篇幅引述阿倫特對 violence、power、force、authority、strength 等用詞的仔細區分，但語言區別力的喪失所導致的判斷失效和對話中斷卻是明明可見的。語言和現實的比例失衡 (disproportion) ，發生在語言運用的不同層面。一、詞語濫用：例如與「暴力」一詞相關的「暴政」。我不是說特區政府行事並沒有專橫不公之過，也不是說不應對此施以批判，但 放諸歷史和世界的參照，何時用上「暴政」一詞並不是沒有客觀標準的；二、不倫不類的比喻：例如各種關於中港關係的「拍拖說」和「交友說」；三、誇張的類 比：例如有議員認為香港今天的情况和法國大革命前夕相似。

我當然不是說一切只不過是語言問題，只要大家學好語言用好語言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語言的濫用造成人們對現實認知的扭曲，以及對形勢的錯判。而扭曲和錯判 最終不會停留在語言運用失當的層面，而會反過來實質地影響各方勢力的互動，改變現實的發展路向，導致自身所欲避免的結果，也即是預言的自我應驗。當然，也 不能排除當中存在有意為之的成分，但這樣只會顯示出對語言加倍的不尊重。我們逐漸在毁滅「以理服人」的文明條件，退入「以力服人」的蠻荒世界。接續下來的 將會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而各方都要對這樣的發展負上責任。

在這樣的情况下，文學還可以扮演甚麼角色，是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文學評論家喬治．斯坦納 (George Steiner) 在《語言與沉默》中反覆揣摩「沉默」 (silence) 這個詞的多重意義，其中最顯淺（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層，是當人類社會面對道德考驗的時候（斯坦納的絕對準則是納粹大屠殺），個人或群體因冷漠或怯懦而保 持沉默。這正是我們的社會現在對沉默的理解。無論自身能否做到，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敢公然反對。問題發生在我們對「沉默」只作如此理解，而事實上沉默不止一 種。斯坦納所指的更廣義也更深遠的沉默，源於文學（藝術）對嚴苛的現實的反應。因為現實世界的非人化（從大屠殺到商品社會的異化和語言的濫用），人類被迫 接近那不可言說之物的邊界。文學表現形式在回應世界的過程中走到極限，作家除了讓沉默進入作品，也無法不在現實中選擇沉默──遁入瘋狂或停止寫作。斯坦納 引用維根斯坦的說話：「不能言說的東西，我們必須將之歸於沉默。」

斯坦納並沒有否定沉默，但也沒有讚揚沉默。他知道沉默的誘惑，但也知道沉默的不能迴避。他把光線（視覺）、音樂和沉默，視為和語言並列的四種表現形式。所 以，沉默並非冷漠或者怯懦，而是一種選擇。在沉默中，我們聽到另一種聲音。我們可以從小說和電影中找到沉默的例子。在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的《燃燒的綠 樹》中，被推舉為教主的阿吉大哥發現組織內出現積極籌備武裝鬥爭的派別，便立即宣布解散教團，放棄反核和反國家體制的集體行動，責令成員們回到各自的靈魂 修煉。失去教團支持的阿吉大哥，獨自一人迎向舊日黨派鬥爭的仇敵，活生生地被石頭砸死，但他的忠實伙伴和協作者阿佐，卻認為他實現了「為別人而死去」的表 現方式，決心以文字把他的言行記錄下來，作為未來的大行進的基礎。在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遺作《犧牲》裏，藝術評論家亞歷山大在核戰危機當前，向神提出把 自己海邊的房子連同所有家財付之一炬，從此封口不言，守沉默戒（vow of silence），以換取世界逃過劫難。亞歷山大被當作瘋子以救護車送走，因喉部手術而一直默不作聲的小兒子卻開口說話，並繼承父親的工作，為一棵枯萎的 禿樹灌溉。在兩個故事的尾聲，我們都見證到（聽到）巨大的沉默的降臨，但也被告之，另一種聲音的發出。在藝術的世界裏，不存在完全的沉默，但也不存在不以 沉默為基礎的發聲（如果我們加上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的例子，沉默的力量就超越藝術，進入宗教和哲學的範疇）。語言本身就是出於沉默，而又歸於沉默。任何一 部作品也包含其開始和結束的邊界。在此前和此後，都是沉默。這是個顯淺得沒有人留意到或者願意相信的道理。

大江健三郎的阿吉大哥、塔可夫斯基的亞歷山大，甚至是耶穌基督和蘇格拉底，也沒有進行世俗意義的抗爭，而是以終極的沉默（死亡或瘋狂）為表現形式，不但發 出吼叫式的強音，還促成了語言的重現、意義的再生。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抗爭本身。當改變的路徑被全面封閉，行動是必要的。排除行動的世界是一個死氣沉沉 的、沒有可能重新開始的世界。但與之相對的沉默，也不能在世上消除。這是在特定的語境底下的，必要的沉默。介於行動和沉默之間的文學，首先（在政治權利之 前）要抵抗的是語言疆域的消失，縱使這片疆域已經因為兩端力量的擠壓而塌縮為薄弱得幾乎看不見的一條細線。（當邊界等同疆域本身，疆域還存在嗎？）

對於當今語言的困境，斯坦納如此總結道：「正是語言，將人從決定論的符碼、從不可言說之物、從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來。如果沉默將再次蒞臨一個遭到毀滅的文明，它將是雙重意義的沉默──帶着聖言（the Word）的記憶的、大聲而絕望的沉默。」
懷着這樣的警惕之心，我提醒自己盡力維護言詞的記憶，守住那必要的沉默，並以文學予之表現。

深夜在水塘遇上屈原 - 半島裡外 inside and out / 藝文爛鬼樓

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在遇上他的那個深夜，他跟我說，在這座城市自殺，是一件很傻很傻的事。因為在這裡，殉道者不會得到任何憐憫，更別說是敬意。

那是高中畢業前某個炎熱的仲夏夜，我獨自在水塘旁邊的小徑跑步。那時候黑幫混戰的年代剛過去不久，水塘入夜後便人跡罕至。所以當我看見一個衣衫襤褸，披頭散髮的老男人，坐在昏黃的街燈下呆呆地看著水塘喝啤酒時，便覺得自己有責任走過去探個究竟。

「阿伯，仲咩咁夜仲一個人踎喺度，」我老實不客氣地推開他身旁的啤酒罐，一屁股坐了下去，「喺咪賭大咗冇錢搭船走呀？」

老男人轉過身來。他有一頭黏答答似乎很久沒洗過的亂髮，臉異常瘦削，眼窩凹陷，如野狗般瘋狂的眼神卻在漆黑中散發著怨毒的光茫，讓他看起來像個著魔的骷髏。

「Oh My God！你是⋯⋯」面對著這張不似人形的臉，我居然一下子認出了他是誰，「你是三閭大夫！」

我認出了他，是因為他是我的兒時偶像。想當年屈原可是灸手可熱的明日之星啊，《彭城日報》幾乎每日都有他的署名文章。楚地貧瘠，王公貴族太多不學無 術，經常在報紙上瘋言瘋語。然而在幾年前，楚人開採了和氏壁，從此飛黃騰達。各種各樣的教育改革、留學津貼隨之而來，而屈原，正是第一批回國的文化菁英之 一。他畢業後投身公務員行列，一路平步青雲，不到三十歲，就成了楚國開國以來最年輕的三閭大夫。

「你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我極端震驚，雖明知這樣問不禮貌，仍忍不住衝口而出。
「想不到現在還有人記得我，」滿佈紅絲的眼睛打量著我，底下是個已掉光了牙齒的淒苦笑容，「是呀，以前我的確很風光…」於是，屈原開始說起他的故事來。

時間一下子回到三年前。他英姿煥發，西裝畢挺，神彩飛揚地站在演講台上，大聲疾呼著社會這個要改，那個要變。鎂光燈在他面前閃個不停，台下那些得高望重的前輩們，對他報以微笑，像是在看著自己最鐘愛的孫子在長大一樣。

然而，這個國家縱然吹捧喜談原則、夢想的人、卻絕不喜歡那些真的把原則、夢想實現出來的人。屈原多次就朝廷的揮霍無道上書大王，結果逐漸被大王疏 遠，甚至連愛國報紙《彭城日報》都不再找他做訪問了。不久，有妃子因投訴大王體味太濃，結果被割掉了鼻子。這下屈原終於忍無可忍，他發表文章，指責大王貪 污瀆職，侵犯人權。文章一出，舉國譁然，批評如潮。然而這些批評針對的，並非大王的貪腐和獨裁，而是屈原受大王俸祿，卻竟然倒轉頭來批評大王，有虧職業操 守，「喺好唔道德嘅行為」。

「我原本仲以為挺身而出，班市民實撐我。殺咗一個我，仲有千千萬萬嘅我，點知…」屈原長嘆一聲，不勝唏噓，「實情喺我比人插爆咗。教授插我、記者插我、樓下看更插我，連阿媽都罵我，話我有負聖恩。」

「咁之後呢？」

「之後仲可以點，咪辭職囉。」

屈原辭職後，當上了時事評論人，靠寫文章和上烽煙節目過生活。在彭城當時事評論人有個原則，就是要以事論事，不能亂扣帽子。何謂以事論事？例如有妙 齡女子被猥瑣壯漢按在牆上，那怕對方已經寬衣解帶，只要性行為一日未有發生，妙齡女子就不該亂叫強姦，否則就屬於誹謗造謠，是販賣陰謀論的政客，該受社會 口誅筆伐。

屈原只好寫些不著邊際的東西，例如問問蒼天，大地到底從何而來？又或者講講歷史，好人為什麼都如此早死？可惜，正所謂「姣婆難守寡」，屈原最後還是 按捺不住。話說某日屈原從報章讀到，由於大王有意在楚地大興土木，興建豪華宮殿，因此決定把宗廟拆掉遷往秦國，「咁宗廟就可以有多啲空間發展喇，十年之 內，香火量會升一個double。」屈原終於忍無可忍，在烽煙節目上突然爆肚，指大王不應輕信秦國。結果呢？他再次受到千夫所指，「宗廟搬去秦國，是發展 所需。點解要將成件事政治化，點解要破壞社會和諧？問心一句，咁極端嘅思想，對經濟發展有幫助咩？」從此屈原聲名掃地，有如過街老鼠。烽煙節目當然不再找 他當嘉賓，連報紙都取消了他的專欄。

屈原失去了全部事業和名聲，偏偏又遇上了樓價狂升的時代。屈原交不起房租，很快就流落街頭。直到有一天，他在賭場門口碰見了當年被割掉鼻子的妃子， 對方現在鑲了一個鍍金的假鼻，神采飛揚，反過來安慰屈原，「有時做人，真喺唔好太悲觀，唔好怨呢樣怨嗰樣。好似我咁，冇咗個鼻之後，先知道原來殘疾津貼年 年加碼咁和味。」妃子提議屈原可以改行當漁夫，到水塘釣魚，這可是現在最潮的工作，「正所謂太公釣魚，願者上釣。這裡的魚，唔知點解特別易釣。隨便放個勾 落去，啲魚就會飛撲咁衝埋嚟。」

這下屈原被徹底打敗了，他真的轉行去當漁夫，還申請了本土文化產業基金的資助，生活算是無憂。「可是我每天都活得好苦呀，」屈原大叫道，突然雙眼通紅，淚珠順著瘦削蒼白的臉龐滑了下來，「我經常在想，到底是社會背叛了我，還是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
「都過咗去咁耐啦，你都無謂咁難過啦。」我心中實在不忍，好言相勸道。

「我原本都以為喺，不過…」屈原長嘆一聲，從口袋裡掏出了一張小剪報給我，上面寫著：

人資短缺礙漁業發展
專家籲輸入秦國專才

「咁又點？你怕失業?」

「失業有咩好怕？失咗業我即刻去申請社屋。我怕嘅喺生靈塗炭!池塘就喺得咁大，秦國漁夫嚟到，點可能唔同我地嘅漁夫起爭執？池裡嘅魚，亦勢必會被大家爭先恐後捉過清光。國攻打國，民攻打民，池魚都被殃及，我地滅亡嘅日子，尚會遠麼？」說著說著，屈原竟然哭了起來。



那個晚上，我陪著屈原，兩人一起坐到天明。可是我沒有哭，因為他所描繪的如世界末日般的景象，對我而言太遙不可及。那天以後，我總是有意無意地避開 那條水塘小徑，直到一個月後，我到外地留學為止。一直到前年，我在國外看到facebook上的新聞訊息，指警察在水塘岸邊發現了屈原已被魚吃掉了一半的 屍體。後來我聽說，屈原最後一次出現在水塘邊時，他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乾淨，容光煥發，看起來和他多年前登在《彭城日報》上的大頭照幾乎完全一樣。我不禁納 悶起來，不知屈先生最終做出如此抉擇，是因為沒有想通，還是因為終於想通了？

從外地學成歸來後，我重遊故地，想到水塘憑弔詩人的亡靈。水塘旁既沒有楚國漁夫，也沒有秦國漁夫，事實上我聽說水塘早就沒有魚了。我靠近水塘一看，水塘的水很淺，卻混濁得看不見池底。我低頭凝視著水面上的倒影，不禁納悶起來，這些年來，這一潭池水到底已埋葬了多少個屈原？

千人发毡 暖得心寒(组图)

87岁Olga Horak精神饱满，经常到各地演讲，不让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被遗忘。

【看中国2014年02月24日讯】历史不是一场梦，人是真实的。“我住在悉尼，你居于香港，我们这次有缘相见，一生可能只有一次机会，对你如是，对我如是。我们一群幸存者年纪老迈，正在一个一个慢慢离世，或者，也有些根本不能再说话了。”波兰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幸存者Olga Horak对记者说。

现时定居澳洲的87岁老太太， 上月尾应香港犹太大屠杀及宽容中心邀请来港，首次向超过2,000名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学生演说，见证1944年至1945年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苦难岁 月。二战中，约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她在喇沙书院演说后，一位喜爱读历史的初中男生，特别走到Olga面前，问她大战时候的经历怎样影响她对世界的看 法。

“世界大战死了很多人，我感觉这位集中营生还者很特别，可能不会再有人讲得到这些真实经历，所以我就来听一下。”喇沙男生对记者说。喇沙书院校长贺敬（Steve Hogan）认为Horak老太太来自远方的历史故事，将可以令学生更懂得体谅他人，心存怜悯。

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和平世代的人接受更多教育，却不一定认识战争真相。犹太少女安妮（Anne Frank）用日记敍述二战时躲避纳粹德军的生活，近日日本有人到多间图书馆恶意撕毁一本一本的《安妮日记》。难怪老太太早就提醒，“还有很多人想否定历 史真相，故意挑衅。这种人，在波兰有，在英国有，有一位公开否认历史而闻名的，几度入狱。在德国，既不容许否定战争罪行，也有很多证据让人不能否认”。

Olga从德国Bergen-Belsen集中营带出来的人发毡。

二战集中营里，无数犹太人失去自由、尊严及生命。

死亡工厂　一家破碎从此永诀
历史陈旧，书里、网上记录纷陈，但活人的见证，永远打动人心。Olga Horak比同样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犹太作家Elie Wiesel还要大两岁。她亲自写下集中营前后的经历，2000年出版《Auschwitz to Australia》。Olga老太太最近在香港演说期间，抽空于中环一间小酒店接受本报访问。书里的人，历史里的人，又似摆在眼前。

Olga（前右）战前与母亲Piroska Rosenberger及姊姊Judith过着优游日子。

Olga的犹太家族早在十四世纪开始在捷克生根。美丽的多瑙河，流经她的故乡Bratislava（现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父亲是配饲牛只 出口的农牧专家，她自小受很好的教育，除了本土语言，也能说英语。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捷克在希特勒纳粹法例下，每天日落前，犹太人必须回到家里。后 来，纳粹魔掌伸展至每一个家庭，Olga的姐姐Judith被带走，从此，再没有见过她。

父亲决定执拾细软逃亡到匈牙利暂避。战争时候，大难当前，有些人铁石心肠，不肯帮忙；也有些好人，愿意让你栖身暂避。可是，危难中，身边的好人，往 往又会把你出卖。最终，1944年Olga17岁的时候，一家如其他犹太人一样，在货运火车里，如堆压的货物，被运到奥斯威辛集中营。
抵达集中营男女分隔以后，所有人都得脱去衣服，让德军审视体格，决定分流到哪里。就连腋毛、耻毛及头发都被剃清光，然后除蝨消毒。Olga看到妈妈漂亮丰盈的黑发被剃掉，像变了个滑稽的悲剧主角，她笑了出来，心痛得进入不正常状态。而她的爸爸，进营以后，也再没有见过他。

集中营历史里，人称死亡天使的Dr. Josef Mengele是医生，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负责筛选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并用犹太人进行残酷不人道医学实验。Olga记忆中，Dr. Josef Mengele有一对擦得特别光亮的靴子，一对皮手套。红粉绯绯的英俊脸孔，偏偏是个无情的虐待狂。
Olga亲历死亡天使的真实言行，只有表亲Ruth的受辱片段。Dr. Josef Mengele如看猪只一样的上下打量妇女的身体后，指示她们往两条路走。左边是通往毒气室死路，右边是暂时生存劳役与折磨。被操控的人，根本不知道左与 右的分别。当Ruth被编到右边，母亲却因为做过子宫手术，肚上留下疤痕，被指示行到左边。女儿随即转头走到Dr. Josef Mengele面前说：“可以让母亲跟我一起吗？”Mengele站起来一手把少女揪近，一手给她一记大巴掌，然后指示她母亲往右边去。勇敢的少女，最终 救了母亲，两人在集中营解放后仍幸运生存。

内疚活着　母亲解放之日去世
父母永远都把儿女生命放在首位。Olga母亲有时会把仅有的一小片面包多分一点给女儿，口里说自己不饿，事实，母女两人都感染斑疹伤寒及其他病，身 体虚弱得很。最令人难过的情节是，母女两人挨过奥斯威辛集中营，挨过死亡之行，从奥斯威辛到德雷斯顿，从德雷斯顿到伯根贝尔森（Bergen- Belsen）集中营，还有四个月在污水粪坑里工作，就在集中营被盟军英军解放当天，她妈妈刚登记为幸存者之后，拿不稳那张证件，就倒下死去了。当时当 刻，每一分钟都有人倒下，谁都相信自己会在下一刻就要死去了，Olga也被折磨得只剩约29公斤重。

“你看着母亲死去？”记者问起最痛之处。
“我当时站在她身旁，看着她倒下。”
“你当时怎样了？”
“Devastated（悲痛欲绝）！”快70年了，优雅的Olga此刻还是从心里抽泣起来，两眼盈泪，不能说话。按她在《Auschwitz to Australia》写，当刻她把手放在母亲短茸茸的黑发上，轻声耳语，哀求她一声两声反应，但母亲灰白如土，没有回答。
“妈妈，请不要在这刻离开我，我们自由了。我们回家了。请不要留下我一个”。护士把母亲抬走，不准她跟随。最终，母亲像其他屠杀受害者一样，遗体埋 在洒了石灰的沙丘下，无名无姓，与千千万万扭曲腐朽尸骨同埋荒凉深渊。Olga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认为当时不应让护士把母亲尸首带走。她内疚自己活 着，母亲却在地狱洞下茫茫无知之处。

她对记者说，约七年前跟随BBC重访奥斯威辛都没有在人前哭过，“我是个不轻易感情外露的人，不会在摄制队面前哭”。在那里，找不到孤坟细诉，偌大 的集中营遗址，她不需要像摄制队一样要人引领。在没有栏栅的纪念地方，人踏着被屠杀死去的人骨灰烬，令她感觉恐怖。不论哪个年代到访奥斯威辛的人，走在营 里面，都会变得沉郁。多年以前，记者见过有少女访客，蹲下就哭得像不能再站起来似的。每一个人在营里面，都不想说话。

局外人总希望悲剧受害者忘记与原谅。对Olga来说，她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更不能原谅Dr. Josef Mengele。“我不喜欢他也不爱他，一个令你失去家人亲友、夺去最美好年岁的人，我的童年、我的青春岁月、我的少年时期、我的成长岁月，要忘记，不容 易啊！我来这里（香港），就是为了要记着”。

1949年，Olga与丈夫John前往澳洲在展开新生活，其后生下两女儿。

懂得裁缝的Olga，与丈夫经营女装制衣厂。

忘记过去　是对受害人的侮辱
“记着的意义在哪里呢？你想表达爱还是仇恨？”
“我们当然应该互爱而不是互相仇恨，要学习和平相处。很多人叫我忘记过去，为未来而活。我可以为未来而活，我不活在过去，但过去活在我里面啊，这是最大的分别。不能忘记，为何要忘记？若我忘记所有事情，这将是对所有受害者的侮辱。”

每一次战争，都是人性的一面大镜子。战后她曾回家，物异人非，曾经拥有银行的祖父母的旧屋，窗子门子家具都被抢掠了。父母留交贵族朋友保管的珍贵陶 瓷、银器及皮草大衣，明明放在眼前，女主人竟然眼睁睁说已经被俄国人拿走了。“贵重陶瓷人物摆设我是不需要了，但最少可以给回我一件大衣，我当时什么也没 有，人可以是这么贪婪”。贵气却又随和的老太太，身上衣裙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人在大时代是被动的，但人最终有权选择自己的路。Olga现在与悉尼或是欧洲一些捷克外交官关系密切，但她直言对捷克已经没有爱国情怀。

当年因为不想回到共产专政的捷克，她选择跟随丈夫到澳洲过新生活。当时候，美国和加拿大批准犹太移民并不特别宽松，而澳洲在战争时期孤立久了，正待 发展，她有一位亲友居于墨尔本，为她找到担保人，于是她与丈夫在瑞士等候移民期间，买了一部小型电动胜家衣车，学习做衣服。抵达澳洲两星期，丈夫决定和她 一起开办女装衫制衣厂。一向有穿衣品味的Olga，充当设计师。

1992年她女儿Susie带丈夫回捷克寻找故居。那个曾经是古代女皇受封的漂亮城镇，变成一个冰冷工业城巿。她找不到妈妈居住的地方、街道，更不 用说以前的屋子了，“一条公路如利剑穿破古老城巿的心脏，那刻我知道，爸爸妈妈都不用再回来了，这里不是他们以前的家乡”。听得妈妈太多历史故事，女儿提 议Olga把经历写下来。在大学教授鼓励下，她用笔把经历写下来，“不要告诉人家我没有电脑啊！”说话甚有条理及说服力的Olga，看得出有一种古老传统 的家教。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你猜我写书错了多少字？”一个，就是apartment，她像个天真书院女生笑着说写多了一个字母“p”。

多年在犹太博物馆任职义务讲解员，这位幸存者老太太也是博物馆委员，最近获澳洲政府颁发奖项。博物馆里，有一张用人的头发造成的毡。千人结发，一张 用集中营犹太人黑色及白色头发编成的毡，曾经给垂死边缘的Olga温暖。在盟军解放德国Bergen-Belsen集中营时候，主管营房的一对夫妇，把人 发毡扔掉，以免被认出身份。

“当时我半死的睡在地上，把毡拿来用，一直保留至我被遣送回家。”Olga说。

Olga到香港喇沙书院为学生作二战历史见证。

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闸上写着德文Arbeit macht Frei（劳动带来自由）。

亡灵犹在　洗头水清洗历史账
“盖着人发造的毡是怎样的？”
“温暖。其实，管它是什么，那时候，就是有一张纸，都会拾来盖着自己”。没有内衣裤，没有头发，一点保暖能力都没有。当她决定往澳洲开创新生活，把 毡留给一位曾帮助她的女士。直至20多年前她开始在澳洲公开见证，她想起这一张毡。原来那位女士一直把毡放在床垫下，用鸡皮纸包裹寄来澳洲，Olga打开 集中营旧物时，一阵异味，“它臭得我不想碰。但当时没有博物馆，我得把它放在家里”。于是，她自作主张，用baby shampoo去清洗一笔历史账。幸好颜色没有改变，后来经悉尼大学实验室验证，证实毡是用人头发造成。Olga说，一位从波兰克拉科夫（奥斯威辛集中营 所属地）的教授来澳洲看过，他从来没见过相同黑白颜色的人发毡，相信这是世界独一的，集中营亡灵如在。

“经历这么多，你怎样看待生命？”Olga有资格总结。

“生命很美丽，当你年老之时，仍然有健康，有爱你的家人、朋友、舒适的环境，你就要好好珍惜”。她现在每天打理家里花园。
著名美国作者、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Elie Wiesel，当年被送去集中营时只有约14岁。后来他写了著名关于集中营经历三部曲：《Night》、《Dawn》、《Day》。作品里有一句对话，“请相信我，黑夜是有一张脸的”。

黑夜里都有一张脸，令人不能忘记。

记者见过的战争受害人，包括海南慰安妇、丈夫及儿子被屠杀的波斯尼亚母亲及幸存的父亲，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过去放下。每次听到经历相类情节，就知道人犯着相同错误，不管年月。
“当你看到战争再发生、现在敍利亚战事，你感觉怎样？”记者问Olga。
“可怖，我当然难过。”
“我们都不能控制、阻止？”
“战争经常存在，这是个大问题，没有人能告诉你为什么它发生。人不肯学习历史，因为人的无知，战争就发生，做神所不容许的事。若果再有什么类似世界大战发生，我希望，我不会再身处其中。”

Elie Wiesel在《Night》里写：“Never shall I forget that night, the first night in camp, which has turned my life into one long night, seven times cursed and seven times sealed.（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在集中营里的第一夜，它将我的生命变成漫漫长夜，经历七遍诅咒及七次被烙下印记。）”
战争、苦难会过去，一切都会变成轻烟，若果没有爱，人什么都不是，只像无力的灰烬。

林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蘋果日報截圖

余曰：「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學一複，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

顏元（註1）．《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由李慧玲被封咪，到驅蝗事件，到藍絲帶表態，再到反滅聲遊行，香港終於在酣睡迎來了新的黎明：掀開被鋪看見血淋淋的馬頭已給割下放在被裡。恐嚇、威迫等事件，在社會上往往看似無跡可尋，沒有血手印一樣的斑斑血跡證據確鑿，但染出來的恐怖氣氛卻是實實在在盤桓在各人頭上的。
李 慧玲被封咪，有些人就要求李慧玲像法庭一樣拿出「實際證據」，然後卻用憶測去反指事件只屬個人糾紛，硬說與言論自由無尤。臨近商台續牌之日，陳志雲掛虛銜 的不尋常調動，還有倉卒粗暴的解僱安排，有可能洩漏記者線報來源的「代你執拾」方式等等，早已指明事件背後必有政治黑手，然而那些人卻搖頭晃腦要求「證 據」、「理性」、「邏輯」。

驅蝗事件不能說是很高明的策略，但無疑是一種明確而強硬的表態。很多人又會很理性地跳出來說這樣只會落人把柄， 別人不高尚，自己做了這等事也只會一樣不高尚。問題是現在不論是壞旅客抑或故意放手不管的人就是無賴行事，就是利用你的「潔白」借用你的「理性」去走罅。 劉進圖當初自己出面為調動總編《明報》事件降溫吧，夠聽話了吧，夠理性了吧，夠溫和了吧，夠和平了吧，還不是被人斬？你以為你夠溫和夠潔白夠理性夠非暴 力，就沒有把柄了嗎？那只是予人機會將「把柄」的標準重新定在你以為夠「溫和理性非暴力」的新位置而已！大前天黃毓民那種叫激，所以被襲，前天鄭經瀚那種 叫激，所以被斬，昨天李慧玲那種叫激，所以被撤，今天劉進圖這種也叫激了，所以被斬！這種自以為愛與和平的「忍讓」、「堅守」，不過是使強權有機會重新定 義何謂「過激」的一道盾牌而已。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

蘇洵．《六國論》


之 前《明報》撤總編事件，已有很多人說《明報》員工早該罷工，早該更強硬，更明確表明拒絕。網上這種批評的聲音不絕，另一方面不少《明報》的員工就覺得滿腸 鬱結，認為市民大眾不夠支持，又對誤解了《明報》人，以為《明報》人不夠強硬感到極為委屈。當中不少人睜圓了眼睛，焦躁不安地指其他人不了解《明報》，詆 譭了無數默默耕耘的前線好員工，那些批評的人通通只作壁上觀卻連行動也沒有。民情是要引導和聚集的，連《明報》自己也無法造出聲勢，旁邊的人縱使關心，又 怎置喙加入？及後加上李慧玲事件，記協等才組織了藍絲帶行動，才急急忙忙舉辦了遊行。

絲帶綁了，又怎樣？遊行了，又怎樣？第二天，你連頭條也不是！







很 多人擔心驅蝗行動是「野蠻」、「不理性」，擔心政治黑手摻入就會挑動這股野蠻和不理性的情緒，造成社會的混亂。這是真確無誤的。然而堅守溫吞的「理性」、 「文明」，但又欠缺毅力，欠缺組織，卻是同樣，甚至反過來有助政治黑手擴張版圖，讓參加者滿足「一日抗爭」的虛榮心，以「做了好事」去填補責任的空虛感， 最後安於現狀，讓新的「現狀」定義生活。驅蝗的策略並不高明，但確實折射了普羅大眾的不耐和焦躁，連知識份子也不去理解和同情這道民情，不出一策去以更高 明的方法去表達同樣的訴求，汲汲於自我滿足的虛假理性，樂於在不見輿薪的情況下繼續自欺欺人，這道自以為是的「理性之網」就空洞得讓政治黑手予取予攜。下 筆萬言，胸無一策，只懂得批評普羅大眾的直觀反應。這就像一個人被動物襲擊，起而自衞，旁邊一個腐儒忙不迭跳出來說你殺死動物實在太殘忍太暴力，你為何不 跟他念經傳教說道理說服牠呢？

請去洗個冷水面，清醒一下。一個負責任的公權力，一個文明的社會，確實應該用談判，用透明的程序，用貼服的倫 理去處理社會上大大小小的問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現在的社會，很明顯已經不是你出來遊遊行，發發聲，寫寫文章，就能帶動改變，就能推動改變的。公權之 崩壞，就是刻意的不作為，刻意的似是而非，要求合理的推測提出證明才調查（如特權法，如警察要求報案人提供證據才查案），普羅大眾的反應變得焦躁，縱是負 面情緒，卻是可以理解的，應該集合引領，而非幫助堵塞減壓。說驅蝗不文明，請拿出更堅定的行動去與大眾站在一線，而非站到另一邊去指責人有情緒是不理性就 算數。同樣地，今天劉進圖被斬，已不是甚麼商討日，甚麼愛與和平的空言大話能夠制止惡化的情況了，坐言起行，行動一定要升級，才能堅守陣地。不論是罷工， 抑或長時間的佔領行動，已是迫在眉睫，商討下去，解放軍碼頭建好，鎮暴可期。而腐儒屆時還會說你們不夠理性。


於是當張秀賢說星期日明報受整頓，《明報》便不惜加上附註即時指張秀賢「無中生有」，《明報》旗下的《評台》繼續刊登屈穎妍指林慧思不用上班有錢收是「筍工」 的荒謬之論，這便是明報自以為知識份子的「理性」、「持平」之害。時移世易，這些漏洞即使微小，卻已瞥見背後政治打壓黑手的強大，感到窒息的氣氛。仍然在 搖頭晃腦說理性，說邏輯，說證據，無異於盤膝清談的腐儒。「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腐儒害人，為害之烈，大抵如此。


今天《明報》劉進圖被斬，明天被斬的，可能是你，你，還有你。

庫斯克：他們斬的不只是劉進圖，而是所有香港人

李慧玲事件之後，我寫過一篇《教父告訴香港人的事》，當時我說：

Godfather有一幕經典，係個製片人同教父嘅代表傾唔掂數之後，第二日佢隻愛駒無啦啦俾人割咗個頭放響佢張床度。
其實我地冇證冇據，點可以一口咬定係黑手黨恐嚇個製片？
大佬呀，叫得做恐嚇，就梗係冇證據俾你捉到，但係人都知道係你落order先叫恐嚇啦。

這不是恐嚇，這叫謀殺
我 在文章的列舉了大量針對傳媒的「個別事件」，提醒大家恐嚇的意思就是沒有證據，但全世界都知是恐嚇。寫的時候已經預計會變高登用語講的「月經文」（即是每 個月都會重複）。想不到，這次連一個月都沒有便再發生針對傳媒的事件，而且這次不是恐嚇，而是斬人。如果之前的事件是放血馬頭恐嚇，劉進圖被斬就等於黑手 黨當街直接殺人了。
劉進圖在上班途中被刀手連斬三刀，就算是最天真的人也知道這不是「個別事件」。劉進圖被斬，比起之前每一宗打人、網絡攻擊、刑毀、恐嚇、炒人、換人、抽廣告嚴重百倍，須知道斬人是會死人或殘廢的。為什麼是劉進圖而不是其他人？
這很難不令人聯想到近日劉進圖身處政治、新聞自由颱風風眼之中，所知道一定比一般人多，有人要他「收聲」一點也不奇怪，但恐怖的是要用到斬人這一著，這是不是代表有人認為他必須百分百確定他會收口？抑或其實斬他是要殺一警百，提醒全港傳媒收口？
如果大家忘記了香港傳媒及出版界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我不厭其煩再列一次，那些不太明顯的已經省略。

2004年，商台兩個最受歡迎的主持鄭經翰黃毓民被封咪
2011年11月，香港電台踢走吳志森
2012年3月，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上直指梁振英曾在行會建議以發牌整治商台
2012年3月，梁振英上台
2012年11月，鄭經翰「被商業糾紛」被迫離開DBC，股東黃楚標說西環不喜歡李慧玲的錄音公開
2013年3月，中共中央廳頒發9號文件，指「仇華西方勢力及國內異見份子，仍不斷在滲透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以敏感議題製造混亂，挑起對黨及政府的不滿情緒。」
2013年6月，陽光時務老闆陳平下班時被毒打
2013年6月，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家門被刑毀和放斧頭恐嚇
2013年6-7月，蘋果日報被縱火
2013年7月，AM730老闆施永清被黑漢截停座駕用鐵鎚敲破車窗
2013年9月，主場新聞被網絡攻擊 2013年10月，出版社老闆姚文田，在出版余杰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前被誘騙到深圳被捕
2014年1月，施永清指AM730被抽廣告
2014年1月，明報總編輯換人，換成作風保守的馬來西亞傳媒人
2014年2月，商台李慧玲突然被炒，她指有梁振英身邊人提醒她要「小心份工」
2014年2月，剛「被升職」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

以 上多宗「個別事件」，如果說全部都互不相干，相信連三歲小孩也不會信。一直以來，這些事件都被輿論打手和建制傳媒包裝成個別事件、私人恩怨、商業決定、別 有內情，又或者以「沒有切實證據」來作詭辯。其實，如我在前文所講，恐嚇就是你們找不到證據，但全世界都知道是恐嚇。那些恐嚇要找證據，難過登天，就算是 有三萬人手的香港警察，上述所有刑事案件都抓不到(或不抓到)兇手，試問普通市民怎可能找到證據？
香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呢？
事 情就是這樣，香港一步一步變成了像俄羅斯和中國一樣的新聞白色恐怖社會，傳媒工作者被收編、被恐嚇、被襲擊、被劫殺、被失蹤。今天劉進圖被斬，明天難保不 會有傳媒人像揭發地溝油的中國記者李翔一樣被刺十多刀「劫殺」。我又在捕風捉影？我想今天之前應該沒有人會想到劉進圖會被連斬三刀吧。
各位香港人，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自由問題了，這是一場政治惡勢力與文明社會之間的戰爭。如果這樣也無動於衷，難道要等有一天你的家人、朋友出事才醒覺？
李慧玲被炒，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不是上街的理由，但劉進圖被斬，絕對是我們威脅到全港每一個人的言論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一次我們不可能再忍。
這次不是什麼喪鐘敲響，而是直接把刀架在我們頸邊。醒覺吧，香港人。

玫瑰之牆：They can’t kill us all 是鴉片

劉進圖被斬，facebook上好多人將cover picture 改做They can’t kill us all. ，學界團體也展示了They can’t kill us all 橫額。是表示悲憤？是表示對新聞自由的堅持？是表示任人殺戮不退一步？

對 方根本不需要將人殺光，他們造成恐怖就足夠了。怕死怕受傷害是人之常情，對方殺雞儆猴，人人自危，社會就日趨自律。然後，不斷找出頭鳥，施壓施襲；長此以 往，社會的自律標準一步一步的提高，新聞自由以及對新聞自由的期望一級一級的降低。直至有一天，跟中國大陸持平，也就完成中港融合了。

一直以來，他們都在這樣做。毓民封咪、大班封咪、頭條新聞整頓，不聽話的傳媒抽廣告，以至於連李慧玲這種人都不能容忍。情況發展，一直是清楚的，只是很多人都願做駝鳥，不想承認。

到了劉進圖被斬這一步，才突然驚覺問題有多嚴重？現在知道，總好過仍然做駝鳥。問題是，知道了承認了情勢不妙之後，怎樣回應。而回應竟然是They can’t kill us all！
They can’t kill us all悲憤洗版，頗有萬眾一心的氣慨，好團結。然而悲憤幾日之後，回頭想想他們的目是甚麼？他們要做甚麼？他們是不是瘋子？他們是不是納粹？他們是為錢？ 為了意識形態還是為了啖氣？想一想這些問題，就會體認到：第一，他們的確殺不光我們；第二，他們也不需要殺光我們。

這樣一來，大家就可以回到新的comfort zone，甚至自我安慰以為「成功爭取」不會被殺：只要對方未做到納粹式種族清洗或盧旺達式大屠殺，就達成了They can’t kill us all這個「願望」。

這 個「願望」不難達成，而且看來對方其實也是頗願意玉成的，那麽，大家就可以省事省力不需要有行動甚至連心態也不需要調整了？大家依然可以在病情不斷加重的 情況下感覺活著；活著，多好。They can’t kill us all根本是終極的精神鴉片。這種鴉片將會使我們社會的一切底線拖低到「只要活著」這個最低生存水平。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發表了一篇聲明，引述劉進圖的教導：「正因新聞界如此，你們才更要學習法律、學習保護自己。」對不起，很明顯劉進圖是想錯了，也教錯了學生。他以不幸的身教，告訴學生，學習法律保護不了自己；學習法律也有很大可能，討回不了公道。
情 勢也是很明確的。我們講基本法，他們也講基本法，最終就算人大將普選解釋為中國國家主席一人一票就叫做普選，也可以；只要我們承認在基本法「框架」之下討 論，我們不能說他們不合法。有時，他們不講法律了，轉講政治；特首條件不知何時多了一個愛國愛港，這一條，還有很多人不敢或者不願反對。

我 們講普世價值，和平？理性？非暴力？好吧，他們就說，佔中會暴動而暴動就要面對鎮壓，文攻武嚇。更有甚者，法律、政治、普世價值都講不通的暗事臭事，他們 就通過暴力來解決了。而我們，竟然還要一面啃They can’t kill us all這種精神鴉片一面一廂情願地跟他們講法律？


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爭。球證旁證足總足協都是他們的人，他們還覺得不滿足，他們還帶了把牛肉刀上球場。而在球場上的大部份香港人，還在幻想根據國際賽例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