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辛亥百年啟示錄（二之一）
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翻看葉曙明所著的《重返辛亥現場》一書，對這場革命又有一番新的體會。
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晚清政局是，清政府腐敗不堪，冥頑不靈，負隅頑抗，無可救藥，百日維新、戊戌之變後，變革之望已經徹底幻滅，革命已成了唯一的出路。套用一句香港部分左翼人士近年最喜歡用的口頭禪，那已經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最後決戰的關頭。
慈禧清政府冥頑不靈無可救藥？
但實情又是否如此呢﹖
其實很多史學家都曾經提過，在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間，清政府曾經大刀闊斧的推行過多種改革，而且不單是社會、經濟改革，更包括政治改革。書中 便提到，到了1904年，慈禧已經痛定思痛，對日本的君主立憲制表示肯定。「立憲」一詞，由6年前戊戌政變時的政治禁區，短短6年間，旋即在社會解禁、 「脫敏」，風行一時，儼然成了很多人對於國家前途的希望所在。
有趣的是，很多人以為，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應該對日本苦大仇深，但其實並不盡然。在1905年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不少人其實希望日本打贏，甚至自發組 織醫療隊為日本傷兵療傷，當日本真的戰勝後，人人欣喜若狂。讀者可能為此看得瞪眼，其實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這場仗不單是亞洲人打敗了歐洲人、黃種人 打敗了白種人，更重要的是，立憲國打敗了專制國，讓立憲的主張旋即在朝野間，更加火乘風勢。
分歧不在於立憲，而在於時間表
1905年7月，袁世凱、張之洞等重臣，聯合上書清廷，提議在12年後實行立憲，這是地方政府官員向中央正式提出「政改時間表」。而立憲之議，旋即遍於全 國。慈禧也明白，立憲是民心所向，於是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政改路線圖」，五人為載澤、戴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後來因為考察團出發之時， 遭激進分子以「人肉炸彈」刺殺，橫生枝節，後兩者最後換成尚其亨和李盛鐸。
作者紀述，當炸彈攻擊發生，慈禧聽到消息後，落淚說：「我要辦些事，又出此枝節。」而受傷的紹英則在病榻上表示：「如果以一己之死，換得立憲成功，則死而榮生，死又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從中可見，當時清政府中不乏對立憲真誠地抱有希望的人。
作者說，成王敗寇，後人把五大臣醜化成為幾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白癡，如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把他們出洋考察形容為一場鬧劇：「他們看電 影、聽歌劇、看勇士鬥牛、舞女大腿……憲法何從考察起呢？」但作者自己卻不同意，認為這有欠公允，反而說五大臣都是很有頭腦、對推動政改不遺餘力的人。
例如載澤把英國政治歸納為：「立法操之議會，行政責之大臣，憲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於上，以總核之。其興革諸政，大都由上下兩議院議妥，而後經樞密院呈於 君主簽押施行。故一事之興，必經眾人之討論，無慮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必由君主之決成，無慮事權之不一。」因此君主在英國，得以享受「優游之樂」。
戴鴻慈在考察英國議院後，亦認定了兩黨制的好處：「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摺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
在美國，他們看到議員為公事爭論不休，但走出了議院，大家依舊握手言歡，這種政治文明令他們讚歎不已：「然文明國人，恆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政改時間表」拖得太長累事
按書中所述，1906年夏天，載澤等人回京之後，寫了一份考察報告，建議以5年為期，完成立憲改革。但最後遭保守力量反對，又因改革具體內容而橫生枝節， 慈禧決心又不夠，結果於1907年年中，定下先由東三省做試點，全國在15年完成改革的「政改時間表」，讓曾經寄予厚望者大失所望，革命派更加振振有辭， 再加上1908年慈禧去世，讓清政府權力真空，局勢更加動盪，革命之火，更成燎原之勢。
清朝宣統三年，即1911年11月3日，公布了《憲法十九信條》，它由原本照抄日本憲法的《憲法大綱》，變成更多的參考英國憲法，前進了一大步。它從如何 保衛皇權，變成如何限制皇權，又擴大了議會和總理的權力，更明確指出皇權受法律約束，徹底揚棄「君權神授」、「朕即法律」的老調。
但問題是，當時辛亥革命已經爆發，為時已晚。正如作者所言，《十九信條》只能成了一生不逢時的棄嬰。
清政府立憲派革命黨之博弈
作者在全書總結時指出：「大變革實際上是三股力量之間的博弈：政府、立憲派與革命黨……在君主立憲這一點上，政府與立憲派並沒有多大的分歧，只是時間表上，立憲派求快，朝廷求穩。立憲派求快，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和革命黨賽跑，革命一旦爆發，天下大亂……」
書中提到，不少人認為晚清立憲的失敗，是因為朝廷拖延時間，錯失良機。例如，梁啟超曾慨嘆：《十九信條》來得太晚了，如果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那麼 結局將大不一樣。而另一名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的憲法學者陳茹玄也說：「《十九信條》深得英憲之精神，以代議機關為全國政治之中樞，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 期，獨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實行，清祚或因以不斬，未可知也。」
作者本身並不認為這是革命的唯一原因，他說：「在革命黨看來，問題的癥結不在於立不立憲，而是誰來立憲。漢人立憲可以，滿人立憲不行。章太炎早在1903 年就說，這個滿人政權『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換句話說，說穿了，就是推翻異族統治才是根本。
特區政改啟示錄
100年後的今天，香港的雙普選進程，也處於一個類似微妙的三角博弈當中，三方換成為北京、溫和的民主力量，以及激進的社會改革聲音。如同晚清時期一樣， 今天大家都認同政治變革在所難免，只是時間表上，溫和派求快，北京求穩，雖然去年雙方就政改破天荒達成協議，但之後卻陷入悶局。溫和派愈來愈憂心如焚，是 因為他們見到，社會的矛盾愈來愈尖銳，對官商勾結、地產霸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的怨氣滔天，改革再拖下去，只會讓不滿聲音再難按捺，終有一天「爆煲」， 到時不單止溫和派被針對和反噬（希望不似當年五大臣般被炸），更嚴重的是，社會更可能發生亂子，北京就會與當年的清政府一樣，悔之已晚。
當年還可以把問題歸咎於滿漢之別、民族主義把事情弄得複雜化，今天沒有這些障礙，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汲取教訓，還是一樣冥頑不靈，一朝出事，悔不當初，到時還可以怨誰呢？
如果當年慈禧依從立憲派之見，快一點完成政改，那麼清朝的國祚可能大大不同。反之今天的香港，我只能寄望，中央政府在決定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落實普選立法會，還是採取拖字訣、拖得幾年是幾年，那一念之間，記得辛亥百年的教訓。
（筆者按：有關5年還是15年立憲的問題，筆者也請教過一個歷史系的朋友，他簡單幫我查過《清史稿》的〈德宗（光緒）本紀〉，發現1906年五大臣回國， 慈禧同意推行立憲，但當中卻沒清楚說明要多少年。反而在《清史稿》〈選舉志〉中，卻提到是9年，見3248至3249頁。特此向讀者補充。但無論如何，這 也不影響我前面希望提出的結論。）
蔡子強：歷史不是忠奸分明的臉譜（辛亥百年啟示錄．二之二）
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晚清政局是，清政府腐敗不堪，冥頑不靈，負隅頑抗，無可救藥，百日維新、戊戌之變後，變革之望已經徹底幻滅，革命已成了唯一的出路。套用一句香港部分左翼人士近年最喜歡用的口頭禪，那已經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最後決戰的關頭。
慈禧清政府冥頑不靈無可救藥？
但實情又是否如此呢﹖
其實很多史學家都曾經提過，在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間，清政府曾經大刀闊斧的推行過多種改革，而且不單是社會、經濟改革，更包括政治改革。書中 便提到，到了1904年，慈禧已經痛定思痛，對日本的君主立憲制表示肯定。「立憲」一詞，由6年前戊戌政變時的政治禁區，短短6年間，旋即在社會解禁、 「脫敏」，風行一時，儼然成了很多人對於國家前途的希望所在。
有趣的是，很多人以為，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應該對日本苦大仇深，但其實並不盡然。在1905年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不少人其實希望日本打贏，甚至自發組 織醫療隊為日本傷兵療傷，當日本真的戰勝後，人人欣喜若狂。讀者可能為此看得瞪眼，其實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這場仗不單是亞洲人打敗了歐洲人、黃種人 打敗了白種人，更重要的是，立憲國打敗了專制國，讓立憲的主張旋即在朝野間，更加火乘風勢。
分歧不在於立憲，而在於時間表
1905年7月，袁世凱、張之洞等重臣，聯合上書清廷，提議在12年後實行立憲，這是地方政府官員向中央正式提出「政改時間表」。而立憲之議，旋即遍於全 國。慈禧也明白，立憲是民心所向，於是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下「政改路線圖」，五人為載澤、戴鴻慈、端方、徐世昌、紹英，後來因為考察團出發之時， 遭激進分子以「人肉炸彈」刺殺，橫生枝節，後兩者最後換成尚其亨和李盛鐸。
作者紀述，當炸彈攻擊發生，慈禧聽到消息後，落淚說：「我要辦些事，又出此枝節。」而受傷的紹英則在病榻上表示：「如果以一己之死，換得立憲成功，則死而榮生，死又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從中可見，當時清政府中不乏對立憲真誠地抱有希望的人。
作者說，成王敗寇，後人把五大臣醜化成為幾個只知道吃喝玩樂的白癡，如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把他們出洋考察形容為一場鬧劇：「他們看電 影、聽歌劇、看勇士鬥牛、舞女大腿……憲法何從考察起呢？」但作者自己卻不同意，認為這有欠公允，反而說五大臣都是很有頭腦、對推動政改不遺餘力的人。
例如載澤把英國政治歸納為：「立法操之議會，行政責之大臣，憲典掌之司法，君主裁成於上，以總核之。其興革諸政，大都由上下兩議院議妥，而後經樞密院呈於 君主簽押施行。故一事之興，必經眾人之討論，無慮耳目之不周，一事之行，必由君主之決成，無慮事權之不一。」因此君主在英國，得以享受「優游之樂」。
戴鴻慈在考察英國議院後，亦認定了兩黨制的好處：「議員分為政府黨與非政府黨兩派。政府黨與政府同意，非政府黨則每事指駁，務使摺中至當，而彼此不得爭執。誠所謂爭公理、不爭意氣者，亦法之可貴者也。」
在美國，他們看到議員為公事爭論不休，但走出了議院，大家依舊握手言歡，這種政治文明令他們讚歎不已：「然文明國人，恆以正事抗論，裂眥抵掌，相持未下，及議畢出門，則執手歡然，無纖芥之嫌。蓋由其於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政改時間表」拖得太長累事
按書中所述，1906年夏天，載澤等人回京之後，寫了一份考察報告，建議以5年為期，完成立憲改革。但最後遭保守力量反對，又因改革具體內容而橫生枝節， 慈禧決心又不夠，結果於1907年年中，定下先由東三省做試點，全國在15年完成改革的「政改時間表」，讓曾經寄予厚望者大失所望，革命派更加振振有辭， 再加上1908年慈禧去世，讓清政府權力真空，局勢更加動盪，革命之火，更成燎原之勢。
清朝宣統三年，即1911年11月3日，公布了《憲法十九信條》，它由原本照抄日本憲法的《憲法大綱》，變成更多的參考英國憲法，前進了一大步。它從如何 保衛皇權，變成如何限制皇權，又擴大了議會和總理的權力，更明確指出皇權受法律約束，徹底揚棄「君權神授」、「朕即法律」的老調。
但問題是，當時辛亥革命已經爆發，為時已晚。正如作者所言，《十九信條》只能成了一生不逢時的棄嬰。
清政府立憲派革命黨之博弈
作者在全書總結時指出：「大變革實際上是三股力量之間的博弈：政府、立憲派與革命黨……在君主立憲這一點上，政府與立憲派並沒有多大的分歧，只是時間表上，立憲派求快，朝廷求穩。立憲派求快，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和革命黨賽跑，革命一旦爆發，天下大亂……」
書中提到，不少人認為晚清立憲的失敗，是因為朝廷拖延時間，錯失良機。例如，梁啟超曾慨嘆：《十九信條》來得太晚了，如果能於一年數月前發布其一二，那麼 結局將大不一樣。而另一名曾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的憲法學者陳茹玄也說：「《十九信條》深得英憲之精神，以代議機關為全國政治之中樞，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 期，獨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實行，清祚或因以不斬，未可知也。」
作者本身並不認為這是革命的唯一原因，他說：「在革命黨看來，問題的癥結不在於立不立憲，而是誰來立憲。漢人立憲可以，滿人立憲不行。章太炎早在1903 年就說，這個滿人政權『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換句話說，說穿了，就是推翻異族統治才是根本。
特區政改啟示錄
100年後的今天，香港的雙普選進程，也處於一個類似微妙的三角博弈當中，三方換成為北京、溫和的民主力量，以及激進的社會改革聲音。如同晚清時期一樣， 今天大家都認同政治變革在所難免，只是時間表上，溫和派求快，北京求穩，雖然去年雙方就政改破天荒達成協議，但之後卻陷入悶局。溫和派愈來愈憂心如焚，是 因為他們見到，社會的矛盾愈來愈尖銳，對官商勾結、地產霸權、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的怨氣滔天，改革再拖下去，只會讓不滿聲音再難按捺，終有一天「爆煲」， 到時不單止溫和派被針對和反噬（希望不似當年五大臣般被炸），更嚴重的是，社會更可能發生亂子，北京就會與當年的清政府一樣，悔之已晚。
當年還可以把問題歸咎於滿漢之別、民族主義把事情弄得複雜化，今天沒有這些障礙，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汲取教訓，還是一樣冥頑不靈，一朝出事，悔不當初，到時還可以怨誰呢？
如果當年慈禧依從立憲派之見，快一點完成政改，那麼清朝的國祚可能大大不同。反之今天的香港，我只能寄望，中央政府在決定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落實普選立法會，還是採取拖字訣、拖得幾年是幾年，那一念之間，記得辛亥百年的教訓。
（筆者按：有關5年還是15年立憲的問題，筆者也請教過一個歷史系的朋友，他簡單幫我查過《清史稿》的〈德宗（光緒）本紀〉，發現1906年五大臣回國， 慈禧同意推行立憲，但當中卻沒清楚說明要多少年。反而在《清史稿》〈選舉志〉中，卻提到是9年，見3248至3249頁。特此向讀者補充。但無論如何，這 也不影響我前面希望提出的結論。）
蔡子強：歷史不是忠奸分明的臉譜（辛亥百年啟示錄．二之二）
蔡子強：歷史不是忠奸分明的臉譜（辛亥百年啟示錄．二之二）
●有人說，中國的史書上造了很多的「神」，也造了很多的「魔」，卻較少用「人」的角度去看待很多歷史人物。
●歷史本來就往往是以「成王敗寇」的手法來寫。在評價辛亥革命中的眾多當事人，無論是慈禧、袁世凱和孫中山等，我們是否也要記起這一點呢？
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看了葉曙明所著的《重返辛亥現場》一書，覺得可以向讀者推介。有關此書的讀後感，筆者前幾天在本欄寫過，有關晚清以立憲挽救危 局失敗那部分，並指出慈禧和清政府，當年不是如很多人想當然般冥頑不靈，無可救藥，今天想在這裏再寫寫，在這場博弈中的另一方，革命黨人的眾生相。
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晚清政局是清政府腐敗不堪，冥頑不靈，無可救藥，而相反，另一方卻正大光明，大義凜然，為公為民。套用一句近年流行的政治口號，那是一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但實情又是否如此呢﹖
孫中山的種種爭議
例如那位形象崇高，今天被歌頌成聖人一般的國父孫中山，政治上是否便是沒有爭議和瑕疵呢﹖
其實，近年史家已經對此提出頗多質疑，說得最多的自然是他與日本的關係。他為了要換得日本人出錢幫助革命黨，不惜答允新政府將確保日本在中國的利益。
例如他與日本在1915年2月簽訂《中日盟約》，比起袁世凱於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那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條》，甚至早了3個月，而且內容上亦不遑多讓，在軍事採購、政府人事任用、礦山鐵路治岸航路等課題上，向日本拱手讓上中國的自主權。
又例如，日本在《二十一條》中提出，要把當時操中國重工業命脈、佔清廷鋼鐵生產量九成、在亞洲亦是首屈一指的漢冶萍公司，改為日中合營，當時被中國人怒罵 這是要變相吞併中國鋼鐵業。但其實原來早於1912年2月2日，孫中山與左右手黃興，已與日本的森恪，即是那個著名着手分裂中國的日本極右政治人物，簽署 協議，同意日中合營。森恪向上司益田孝匯報此事的信件之中譯本，收錄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於1998出版、俞辛焞所著的《黃興在日活動秘錄》一書內。
分裂國家領土
至於《二十一條》中亦有提到的東北領土問題，亦有說法說孫中山亦曾經不止一次向日本人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可讓與滿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於 1990年出版的《孫中山集外集》一書中的第167頁，便有收錄他與森恪的對談紀錄，〈與森恪的談話〉（1912年2月3日），當中便有紀述他以下幾段 話：「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確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 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
在《重返辛亥現場》這本書中，一樣也有揭開這位「革命先行者」鮮為人知的一面。
他提到1905年7月30日，當孫中山在日本召開一次中國同盟會的籌備大會，慷慨激昂，誓言「驅除韃虜」，全場掌聲雷動時，忽然有人舉手發問：「他日革命 告成，先生其為帝王乎﹖抑為民主乎﹖請明以教我﹗」看似一個完全不難答的問題，但出乎意料，孫中山和黃興都沉默不語，要待同盟會章程起草人之一的程家檉出 言解圍。孫中山是否真的由始至終，大公無私，心無旁騖的想着民主呢﹖
至於分裂國家領土，也不只限一個東北。早於1900年，當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光緒倉皇西逃時，孫中山便曾試圖去函說服李鴻章，脫離朝廷獨立，在南京或漢口另立新都。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
革命有時就是蠱惑人心
其實這也罷了，很多革命黨人，遠有比這樣更過分的。例如清末革命書刊中風行海內外，流傳最廣，暢銷100餘萬冊，對散播革命思想有很大貢獻，鄒容所著的 《革命軍》一書，開宗明義便如此寫：「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 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鄒容提出以美國為榜樣的立國綱領，當中有19條，當中第2條是不許異種人沾染中國絲毫權利，第5條是驅逐住居中國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
正如作者葉曙明所說：「理想目標是美好的，但實現路徑卻很恐怖……靠趕盡殺絕另一個民族建立的政權，決不可能是自由、民主、共和的。」
但或許這對於當時不少的中國人來說，卻最有鼓動的作用，蔣介石不說，就連胡適這類知識分子，也曾為此書一度感動過。畢竟革命，又或者當要號召別人拋頭顱、灑熱血時，往往要把人們原本藏在心底裏，最猙獰的仇恨挖掘出來，蠱惑人心的招數，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或許，以平常人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亂世梟雄，本來就如緣木求魚，始終，當年是一個以生死相搏，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歷史舞台，也許只有那些摒棄尋常道德標準的人，才有更大的可能成功，又或者生存。
歷史不是非黑即白
近年，我頗為抗拒那些把「革命」等詞彙終日掛在嘴邊的人，那些人可以開口埋口奢言革命，是因為他們對歷史上的革命認識得太少，尤其是當中要付出的高昂、血的代價，對人性的極度扭曲，以及種種出賣和背叛。
所以，未到非必要的最後一刻，不要輕言革命。
近日，總被人問，辛亥革命為後世留下一些什麼的歷史教訓。大家心目中期待的答案，不外乎「民主終歸會戰勝專制獨裁」、「人民力量，浩浩蕩蕩，順之則生，逆 之則亡」，又或者「真理必勝、浩氣長存」之類政治正確的套話和陳腔濫調。但如果大家能夠超越那一種簡單臉譜化的邏輯，以及教科書裏那些簡單的結論，而能夠 以開闊的胸襟，多一點認識歷史，多一些反思的話，我相信，我們對世情，會多一點覺醒和警惕，尤其是在如今這個非黑即白、強要把每個人歸邊的香港社會。
●歷史本來就往往是以「成王敗寇」的手法來寫。在評價辛亥革命中的眾多當事人，無論是慈禧、袁世凱和孫中山等，我們是否也要記起這一點呢？
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最近看了葉曙明所著的《重返辛亥現場》一書，覺得可以向讀者推介。有關此書的讀後感，筆者前幾天在本欄寫過，有關晚清以立憲挽救危 局失敗那部分，並指出慈禧和清政府，當年不是如很多人想當然般冥頑不靈，無可救藥，今天想在這裏再寫寫，在這場博弈中的另一方，革命黨人的眾生相。
很多人都想當然的認為，晚清政局是清政府腐敗不堪，冥頑不靈，無可救藥，而相反，另一方卻正大光明，大義凜然，為公為民。套用一句近年流行的政治口號，那是一場「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但實情又是否如此呢﹖
孫中山的種種爭議
例如那位形象崇高，今天被歌頌成聖人一般的國父孫中山，政治上是否便是沒有爭議和瑕疵呢﹖
其實，近年史家已經對此提出頗多質疑，說得最多的自然是他與日本的關係。他為了要換得日本人出錢幫助革命黨，不惜答允新政府將確保日本在中國的利益。
例如他與日本在1915年2月簽訂《中日盟約》，比起袁世凱於同年5月與日本簽訂那臭名昭彰的《二十一條》，甚至早了3個月，而且內容上亦不遑多讓，在軍事採購、政府人事任用、礦山鐵路治岸航路等課題上，向日本拱手讓上中國的自主權。
又例如，日本在《二十一條》中提出，要把當時操中國重工業命脈、佔清廷鋼鐵生產量九成、在亞洲亦是首屈一指的漢冶萍公司，改為日中合營，當時被中國人怒罵 這是要變相吞併中國鋼鐵業。但其實原來早於1912年2月2日，孫中山與左右手黃興，已與日本的森恪，即是那個著名着手分裂中國的日本極右政治人物，簽署 協議，同意日中合營。森恪向上司益田孝匯報此事的信件之中譯本，收錄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於1998出版、俞辛焞所著的《黃興在日活動秘錄》一書內。
分裂國家領土
至於《二十一條》中亦有提到的東北領土問題，亦有說法說孫中山亦曾經不止一次向日本人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可讓與滿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於 1990年出版的《孫中山集外集》一書中的第167頁，便有收錄他與森恪的對談紀錄，〈與森恪的談話〉（1912年2月3日），當中便有紀述他以下幾段 話：「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確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 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
在《重返辛亥現場》這本書中，一樣也有揭開這位「革命先行者」鮮為人知的一面。
他提到1905年7月30日，當孫中山在日本召開一次中國同盟會的籌備大會，慷慨激昂，誓言「驅除韃虜」，全場掌聲雷動時，忽然有人舉手發問：「他日革命 告成，先生其為帝王乎﹖抑為民主乎﹖請明以教我﹗」看似一個完全不難答的問題，但出乎意料，孫中山和黃興都沉默不語，要待同盟會章程起草人之一的程家檉出 言解圍。孫中山是否真的由始至終，大公無私，心無旁騖的想着民主呢﹖
至於分裂國家領土，也不只限一個東北。早於1900年，當八國聯軍入京，慈禧、光緒倉皇西逃時，孫中山便曾試圖去函說服李鴻章，脫離朝廷獨立，在南京或漢口另立新都。他明確指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
革命有時就是蠱惑人心
其實這也罷了，很多革命黨人，遠有比這樣更過分的。例如清末革命書刊中風行海內外，流傳最廣，暢銷100餘萬冊，對散播革命思想有很大貢獻，鄒容所著的 《革命軍》一書，開宗明義便如此寫：「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 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鄒容提出以美國為榜樣的立國綱領，當中有19條，當中第2條是不許異種人沾染中國絲毫權利，第5條是驅逐住居中國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
正如作者葉曙明所說：「理想目標是美好的，但實現路徑卻很恐怖……靠趕盡殺絕另一個民族建立的政權，決不可能是自由、民主、共和的。」
但或許這對於當時不少的中國人來說，卻最有鼓動的作用，蔣介石不說，就連胡適這類知識分子，也曾為此書一度感動過。畢竟革命，又或者當要號召別人拋頭顱、灑熱血時，往往要把人們原本藏在心底裏，最猙獰的仇恨挖掘出來，蠱惑人心的招數，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或許，以平常人的道德標準來要求亂世梟雄，本來就如緣木求魚，始終，當年是一個以生死相搏，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歷史舞台，也許只有那些摒棄尋常道德標準的人，才有更大的可能成功，又或者生存。
歷史不是非黑即白
近年，我頗為抗拒那些把「革命」等詞彙終日掛在嘴邊的人，那些人可以開口埋口奢言革命，是因為他們對歷史上的革命認識得太少，尤其是當中要付出的高昂、血的代價，對人性的極度扭曲，以及種種出賣和背叛。
所以，未到非必要的最後一刻，不要輕言革命。
近日，總被人問，辛亥革命為後世留下一些什麼的歷史教訓。大家心目中期待的答案，不外乎「民主終歸會戰勝專制獨裁」、「人民力量，浩浩蕩蕩，順之則生，逆 之則亡」，又或者「真理必勝、浩氣長存」之類政治正確的套話和陳腔濫調。但如果大家能夠超越那一種簡單臉譜化的邏輯，以及教科書裏那些簡單的結論，而能夠 以開闊的胸襟，多一點認識歷史，多一些反思的話，我相信，我們對世情，會多一點覺醒和警惕，尤其是在如今這個非黑即白、強要把每個人歸邊的香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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